學界進入西方民主理論反思期

　　近年來，中國學界開始反思西方民主理論，尤其是自由民主理論中一些被意識形態化了的基本議題，包括民主的主體、形式，民主化引致的國家與社會危機，民主與其他政治選項之間的次序排列等，並試圖在中國經驗的基礎上重構民主理論。

　　政治精英在民主中的地位再思考

　　從字面意義上來說，民主的本意就是「人民的統治」、「人民的權力」或「人民當家作主」。在具體時空的政治中，「人民」是誰或誰是「人民」，有著極大的不同。如果從歷時角度把目光深入民主之「民」變遷的漫長歷史隧道，我們就會發現，民主化在某種程度上是把少數人特權變成多數人普遍權利的過程，也就是人民範圍不斷擴大的過程。英美等國家的權利擴展大致都經過了三個階段，即18世紀的市民權利、19世紀的政治權利和20世紀的社會權利。但是，如果從現實切面上觀察，在任何國家的國內政治動作中，「人民」並不是一個具有統一利益、組織與觀念的行動主體，相反，它內部存在眾多分野，最常用的分野就是大眾/平民與精英。有學者指出，最理想的政治狀態是精英與平民間達至一種平衡，「民主最健康的時代是下層平民得到基本的政治權利，受到基本的尊重，能夠參與公共事務，同時政治精英又能夠主導國家政治生活，也能夠對平民形成引導和制約的時代」。對於後發國家的民主進程來講，政治精英於國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民主化至少應該是精英清醒認識到逐步還權於民的必要性，提供製度保護憲法規定的權利，而平民和平理性參與政治過程的雙向過程。

　　在具體時空中比較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

　　民主的基本形式有直接民主和間接(代議)民主，二者各有適用範圍和條件。基於多種現實因素，代議制是大型民主國家採取的主要形式。近年，王紹光等對近乎民主政治「鐵律」的代議制民主提出了挑戰，認為它使參與意義上的民主變成「選主」，完全轉換了民主的實質，使人民政治參與變成一種間歇性的行為，真正享有決策權的是代表而不是人民本身。但是，提出問題並不等於解決問題。王紹光提出的用抽籤來產生領導或進行決策的辦法也顯得過於「烏托邦」。平心而論，間接民主和直接民主各有優勢與不足，我們不能拿直接民主的優勢觀察間接民主的劣勢，反之亦然。民主理論家羅伯特·達爾早就指出，有時候小的(直接民主)就是美的，有時候大的(間接民主)要更好。那麼更為重要的是發揮各自的優點，避免各自的弱點，這依賴一定的時空條件，而且受到其他諸多變數及其不同組合的影響。通常的情況是這些變數及其組合，而不是民主本身決定了民主的實踐形式與優劣及其程度，如沒有有效的約束，間接與直接民主都可能被利益集團控制。

　　反思發展中國家民主失序

　　對經歷了20世紀第三波民主化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民主並沒有給它們帶來經濟發展、社會公正，反而是民主失效，或發生逆轉，使政府權威與基本公共能力下降，甚至導致國家解體。近幾年，這一幕又在第四波民主化國家中慘烈上演。對此，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反思民主、民主化與國家/政府的關係。大多數學者傾向於認為，在現代社會要平穩有序達成有效的民主，民主進程必須在一個基本穩定的制度框架中進行，而不能脫離國家權力。國家權力不但表現為能夠維持秩序，更表現為政府能夠有效完成如下基本公共職能：確定民主制度運行的政治社區，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建立並維持一個基於準則的政體，激活市民社會，滿足人民的基本需要。這一以國家基本制度能力與有效性為前提的觀點，是對強調最小國家、輕視或掩蔽國家權力對社會權利的保護作用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的重大突破，對後發民主化國家來說更具有重要理論意義。不過，學者們對國家能力與有效性的多向度性與價值指向性，僅僅是點到為止。沒有進一步說明，在民主進程中如何保證國家有強大的提供公共服務、實現公平正義的能力，同時限制權力濫用。對於發展中國家民主化所引發的國家與社會的雙重崩潰與失序，有學者認為是民主本身的無效性所致。但是，應該注意到，導致這些國家失序的原因是複雜的，並不單純由民主造成。畢竟，民主本身不可能承擔解決所有問題的重任，至於社會公正、經濟發展、社會秩序等等，需要建構其他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共同解決。

　　總之，近年來學者們開始反思西方民主理論本身的缺陷並試圖重建民主理論。當然，這些努力才剛剛起步，不同理論路徑的學者，特別是處於民主理論爭議兩端的學者基本上還處於爭論不休的狀態，對民主的諸多議題沒有達成基本共識。因此，接下來需要釐清的是民主理論討論前提，即民主既非萬能，也非完全無用，既不能把發展中國家民主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全部歸因於民主本身，進而否定民主的基本價值，又要從實現經驗出發，審慎地設計與探索一種符合國情的民主機制。否則，在沒有基本共識的情況下，作出民主是個好東西或壞東西的判斷，都只是一種終極的價值判斷，這樣的判斷無論是對理論研究的精進，還是對實際民主的推進，都不會有多大助力。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編譯局世界發展戰略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