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金錢：資助學子是「獲利最多的一種投資」

胡適一生基本上都處在社會上層，算是富貴之人。早年暴得大名，收人頗豐。晚年經濟拮据，但也遠非「繩床瓦灶，舉家食粥」。他一生清廉大度，樂善好施，特別對教育事業更是一往情深，慷慨「撒金」。

一生的經濟概況

胡適五歲喪父，母親作為後母主持一家四代二十多口人的家庭。胡適回憶道：「家中財政本不寬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經營調度。」「先母於日用出入，雖一塊豆腐之細，皆令適登記，侯諸兄歸令檢閱之。」可見胡適幼年生活是清苦的。

胡適於1910年7月由別人資助盤纏，到北京投考庚款留學，同年赴美。那時庚款留學生除學雜費不用自己操心外，每月還發生活費八十美元，相當於兩百銀元。那是一筆不小的數字，張恨水那時在蕪湖做編輯月薪才六銀元，還要養家糊口。胡適開始學農，一年半後改學哲學，按規定須補繳學農期間的學費，從生活費中分期扣除。他當時還寄錢補貼寡母，可見，胡適在美留學期間的生活是不會清苦的。

1917年胡適回國在北大任教授，第一個月二百六十銀元，第二個月加至二百八十銀元，為教授最高待遇。那時一銀元約合今人民幣四十元。二十七歲的胡適剛踏上社會參加工作，就拿到約合今一萬人民幣的薪水，可謂是春風得意。胡適除了薪水，還有版稅和稿酬。

1931年胡適從上海回北大，任文學院院長，月薪六百銀元。此時他著述更多，版稅、稿酬更加豐厚。據估算每月收人一千五百銀元（三十年代一銀元約合今人民幣三十至三十五元），相當於今人民幣四萬五千元，年收人達五十餘萬元。抗戰爆發以後，胡適的經濟生活結束了輝煌，走向拮据，直至去世。

胡適任國民政府駐美大使，月薪是五百四十美元，這在消費水平較高的美國不能算高收入。他剛到美國大病了一場，花費了將近四千美元，幾乎全部靠借債。這給他的經濟帶來很大的衝擊，不得不從各方面節省開支，連給妻子買東西，也盡量託人捎帶，以節約郵資。

抗戰勝利後他任北大校長。1947年10月21日在考試院的一次演講中說：「我有三十二張博士文憑（有一張是自己用功得來，另外三十一張是名譽博士），又當了大學校長，但是我所拿的薪津，和一個銀行練習生差不多。」一次請前來拜訪的學生吃便飯，「圓桌上一小砂鍋湯菜，一小碗白飯，二個饅頭」而已。1958年在台灣任「中研院」院長，底薪台幣八百元，統一薪七百元，加上各種津貼，每月收人兩千多一點，合五十多美元。他想替夫人在台北市租一所小房子，連押金都付不起。進入暮年，每次生病住院，甚至醫藥費也告急，總是堅持提前出院。晚年他多次告誡身邊的工作人員：「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這句話的背後，包含著多麼深切悲涼的內容啊！

資助學子，「獲利最多的一種投資」

傳播人類的精神財富，促進教育的發展，為國家培養有用之才，這是胡適一生的最高律令，是永遠能使他激情澎湃的熱火。

1920年，林語堂獲得官費到美國哈佛大學留學，答應胡適學成回國後，到北大任教。不料到了美國後官費沒有按時匯去，林語堂陷入困境，打電報至國內告急。不久收到兩千美元匯款，使其順利完成了學業。回北京後，林語堂向北大校長蔣夢麟面謝匯款之事，不料蔣竟莫名其妙。原來匯錢去的不是別人，而是胡適。這筆錢少算也合今人民幣十六萬，如此巨款不留姓名地救人於困，試問當時中國有幾人能如此慷慨呢！

上世紀五十年代，胡適經濟已相當拮据，但資助學子，資助教育，仍一往情深，樂此不疲。1952年回台灣講學，他將父親著作的稿酬又加上二千二百元捐作台東籍大專學生的獎學金。學者何炳棣想用華僑的捐款購置胡適家藏的原本《清實錄》。他回憶說：由於早知道他老人家經濟狀況並不寬裕，從我的立場總以相當超過當時市價買進為快。不料胡先生卻極堅定地說他已決定把它贈送給普林斯頓大學的遠東圖書館了。這套書共一千二百二十卷，分裝一百二十盒，是偽滿政府所印，價值應當不菲。

在台灣任「中研院」院長期間，胡適與一位熱心學習的小販成為朋友，當得知他可能患鼻癌時，便寫信給台大醫院院長說：「這是我的好朋友，一切治療費由我負擔。」胡適還專門備有一筆款子，貸給赴美留學生作為保證金，使許多學子圓了留學夢。

潔身自好，謗亦隨之

胡適在經濟富裕的年代，生活並不奢華。飲食是徽州鄉土化的，每日三餐，不吃零食，不常吃水果，但吸煙很講究；衣著比較簡單，在國內不穿西裝，平時穿的是長衫。他的夫人江冬秀也沒有什麼珍貴的衣物。他的住所很闊氣。北京鐘鼓寺十四號，共十七間房間。以後搬至米糧庫四號，是座大洋樓，有庭院、花圃、廣場、土丘，家中僱傭六人。這是他作為文化名人的派頭，也是工作社交的需要。但胡適一生廉潔奉公，潔身自好。

在美國任大使期間，他風塵僕僕，到處奔走，據自己統計，作了四百次講演。他為了替國家節約外匯，不帶隨員，一切親勞。為了節省小費，叫計程車都跑到使館前大道的拐彎處。大使有一筆特支費是不需要報銷的，胡適沒有動過一分，全部上繳國庫。他說：「旅行演講有出差交通費可以領，站著講話不需要錢，特支何為？」

胡適風雲際會，名滿天下，樹大招風，誤會、攻擊也就在所難免了。1929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在杭州開會，胡適因故辭去董事的職務。會議結束後，有人給他寄來一本雜誌，內有《胡適掃興而回》的署名文章。文章說：胡適「收回庚款運動頗為賣力，故得歷任委員，其公費聞每月有千金之巨」。最近胡適因為落選，「如青（晴）天霹歷（靂），懊喪異常……在杭盤桓一夕，即掃興而歸。今後胡生活上恐將大受影響矣」。胡適看了哈哈大笑，隨即給雜誌主編寫了一封信，說明基金會「不支俸給，也不支公費，只有到會時可支旅費」等等。（據《書屋》陳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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