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維民：伊斯蘭教與土耳其社會

摘 要：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國建立以後，在凱末爾主義的指引下，很快地在組織和制度層面解決了土耳其的世俗化問題，被人們譽為中東地區世俗化、現代化的一個樣板。但是近年來，土耳其的現代化嚴重受阻，被無數的社會問題所困擾，尤其是國內伊斯蘭運動的持續高潮，使土耳其已經實行了73年之久的世俗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因此，分析與探討土耳其伊斯蘭宗教復興的原因，以及伊斯蘭教對土耳其現代化進程的影響，對中東地區其他伊斯蘭國家的現代化事業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關鍵詞：伊斯蘭教 復興 現代化 影響

　　一

　　土耳其是一個伊斯蘭國家。據官方統計，在土耳其大約4600萬的人口中，有99%的人信奉伊斯蘭教〔1〕。在過去長達八個多世紀里， 伊斯蘭教已在土耳其的國民心理和傳統中深深地紮下了根。 土耳其人於1517年征服了當時阿拉伯的哈里發末代王朝統治著的埃及之後，奧斯曼帝國皇帝便在自己的封號上加上了哈里發這個全世界穆斯林最高首領的尊號，把世俗化政權和宗教教權都集中到了自己的手中。從此，奧斯曼帝國由奠定直到滅亡，成為了一個始終致力於促進和保衛伊斯蘭教權力與信仰的國家。對於奧斯曼土耳其人來說，他們的帝國，包括所有早期伊斯蘭的各個心臟地帶在內，便是伊斯蘭本身。因此，按照奧斯曼編年史的說法，帝國的領土便是「伊斯蘭的領土」，帝國的君主便是「伊斯蘭的國王」，帝國的軍隊便是「伊斯蘭的士兵」，帝國的宗教首領便是「伊斯蘭的教長」，帝國的人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們自己是穆斯林。土耳其人與伊斯蘭教之間的這種等同關係，不可能不影響到土耳其社會與制度的全部結構。這也就是在奧斯曼帝國時期，為什麼伊斯蘭教及其僧侶們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為什麼法律的制定、訴訟程序、稅收制度、軍隊、學校等等，這一切都必須根據伊斯蘭教準則行事的根本原因。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後，凱末爾總統為了進一步剷除奧斯曼帝國封建君主制度復辟的可能性，以鞏固和完善資產階級共和國，「迅速開展了一系列以廢除哈里發神權制度，實行政教分離為宗旨的世俗化改革」〔2〕。從此，世俗化成為了土耳其社會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些世俗化的改革措施，為土耳其共和國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是土耳其建國的基本原則之一。

　　凱末爾的世俗改革，在宗教問題上主要表現為政教分離，而不是非宗教論。其目的不是消滅伊斯蘭教，而是要使它同政權相分離，停止宗教及其闡釋人在政治、社會及文化事業中所具有的權力，使他們的權力僅以有關信仰及禮拜方面的事物為限。從而把伊斯蘭教降低到宗教在一個現代化民族國家中所具有的那種作用，以便使伊斯蘭教具有一種更加現代化和更加民族化的形式。但是，不讓伊斯蘭教的僧侶們參與一個現代化民族國家的政治活動是一回事，而要求伊斯蘭教這個得到廣大群眾支持，具有牢固的傳統和共濟會式的組織進行現代化和民族化，卻還需要做許許多多的工作。凱末爾政府對國家管理宗教，讓伊斯蘭教自身進行現代化和民族化的嘗試，是以1924年頒布的法律為開始的。根據這一法律，政府對伊斯蘭教的統治體系進行了徹底的改組，撤銷了伊斯蘭教官職的設置，撤銷了宗教事務部以及自凱末爾政府成立以來便把原屬於教長的多數職權交由它們接管的教產基金管理總局。土耳其的宗教事務委員會隸屬國務院，委員長由國務總理委派。該會的職權包括：有關清真寺的管理工作，以及清真寺其它工作人員的任免和對於伊斯蘭教法典說明官實行的一般監督。教產基金管理總局不直接隸屬任何中央部門，它主要負責管理已由國家接管的宗教財產以及對宗教設施的維修。凱末爾的世俗化改革措施，使伊斯蘭教變成了國家的一個行政部門，烏里瑪也都變成了國家的低級公務人員。

　　此外，根據1924年的法律，作為舊式的神學院也都一律停辦。但凱末爾政府確實也曾經為進一步培養宗教人員想過一些辦法。例如在較低的一級，國家教育部曾經設立過一些培養低級僧侶的訓練學校。在較高的一級，過去的著名神學院經過改組而成為伊斯坦布爾大學下面的一個學院。這所新的神學院，完全被置於國家的管轄之下，其目的是要為世俗的共和國提供一個更加適合需要的現代化、科學化的新型宗教教學中心。1928年，該學院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專門負責研究關於就伊斯蘭進行改革和實行現代化的問題，並提出了許多建議，以便由伊斯坦布爾大學轉呈國家教育部。這個委員會包括心理學教授、邏輯學教授以及若干位伊斯蘭教神學家。該委員會於1928年6月發表了一個報告， 並一開始便清楚地說明宗教是一種社會制度。像其它的社會制度一樣，它必須迎合社會生活的需要，跟上時代的變化和發展，像道德生活和經濟生活一樣，按照科學的路線進行改革，使其同其他各項社會制度保持和諧，使伊斯蘭教在土耳其的現代化發展中，顯示出它所具有的那種活力和進步性〔3〕。為了達到這些目的，該委員會提出了許多建議， 大致可以分別歸於四個不同的項目之下。第一，關於禮拜的形式，報告說需要保持清真寺內的清潔和整齊，增設座位及存衣室，一定要讓人們穿著乾淨的鞋子進入清真寺。第二，關於禮拜時所用的語言，報告堅持必須用土耳其語。第三，關於禮拜的特點，報告認為應該設法使禮拜優美，動人而又具有精神力量。為此，清真寺需要有受過訓練的音樂人員，還需要有樂器、尤其需要的是現代形式的宗教樂器。第四，也就是最主要的一項，就是禮拜中有關思想方面的問題。報告認為必須以真正的宗教指導來代替事先印就的現成講道詞，尤其是擔任這種指導的人員只能是受過必要哲學訓練的講道者。

　　在20世紀20—30年代，土耳其國內要求實現世俗化改革的壓力，確實是非常強大的。儘管凱末爾政府從來都沒有公然採取一項反對伊斯蘭教的政策，然而卻希望能夠把有組織的伊斯蘭這股力量給除掉，不使它控制土耳其人民的意志和心靈，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儘管禁止宗教教育，把清真寺改為其它用途，這些都給凱末爾政府推行法律改革和社會改革增添了力量，然而又從很多方面都可以證明，凱末爾的世俗化改革，從來就不是象有時被人們所認為的那樣徹底。首先，在當時有許多跡象表明，以崇拜託缽僧作為表現形式的民間宗教，仍然暗地裡牢固地存在著，特別是在安納托利亞的廣大農村。在土耳其，伊斯蘭教的活動，向來都是表現在兩個層面：屬於國家、學校和教權政治的那種正式的、合法的、教條式的宗教，與屬於人民大眾而又主要通過托缽僧各大宗派得到表現的通俗的、神秘的、直覺的信仰。雖然從1924年土耳其開始的偉大世俗化改革，是針對烏里瑪的，而不是針對托缽僧來進行的，然而不久就可以使人們看清，推行政教分離主義的最危險的阻力不是來自烏里瑪，而是來自托缽僧。土耳其的烏里瑪由於久已習慣了掌握國家大權，因此他們變的不善於反對國家政權。而托缽僧一向是自由和對立習慣了的，他們在廣大普通人民中間仍然享有對他們的信任和忠誠。特別是在1930年土耳其的伊茲密爾地區，發生了一件驚人的事情。一位名叫庫比拉伊的凱末爾主義者軍官，聽到當地一個托缽僧首領在向群眾講話並攻擊凱末爾政權，他便出來表示抗議，於是被群眾捉住，按倒在地，慢慢地割下了腦袋，而那位托缽僧首領及其支持者卻在一邊喝采。罪犯當然受到了懲罰，國家也為庫比拉伊樹立了一個紀念碑，但從中也可以看出，土耳其政府干涉宗教的行為所引起的公憤，超過了任何其它世俗主義的改革措施。凱末爾逝世後，土耳其曾經有過種種關於宗教復興的謠傳，然而除了1940年5月9日只在軍隊中恢復了隨軍教士外，很少看到有其它的變化。

　　在土耳其第一次出現帶有宗教性質的公開反對國家世俗主義政策的跡象，是在1940年。1937年，土耳其教育部曾經決定出版一套土耳其文版的《伊斯蘭大百科全書》，這是由歐洲各東方學家組成的一個國際工作組合力完成的一部偉大集體創作。土耳其文的版本，不僅僅是一部翻譯作品，許多已經過時條目，都由土耳其的學者們作了修改或予以重寫，並且還增添了許多新條目。不過總的精神，正如出版社說明的那樣，是要使其具有科學上的學術價值。然而，一夥具有深厚宗教意識感的土耳其人，在曾於土耳其青年黨時代擔任穆斯林刊物編輯埃迪布的帶領下，對於這項計劃表示了強烈的抗議。他們說，這部所謂的《伊斯蘭大百科全書》，實際上不是伊斯蘭的百科全書，而是一部反對伊斯蘭的百科全書，是一部基督教傳教士的作品，其目的，一是為了幫助他們進行工作，二是為了對穆斯林信仰的基礎進行破壞。他們批評國家教育部不應該負責主辦這樣一項反對伊斯蘭的計劃。最初，他們只是在報紙上發表通訊的文章，後來他們又藉助自己辦的一個刊物連續地發表這類意見。到了1941年，他們開始出版他們自己的叫做《土耳其文伊斯蘭大百科全書》的這樣一部唱對台戲的著作，這部百科全書也採取了像官方百科全書一樣的編排形式，而其中所有的條目都是按照他們認為的穆斯林觀點撰寫的。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如何早日實現自己國家的現代化，推動民族經濟蓬勃向前發展，這是擺在土耳其面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作為中東地區的一個具有伊斯蘭傳統的國家，土耳其把建立以多黨製為核心的西方式政治體制模式作為突破口，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土耳其歷史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徵。這種從一黨制政體向多黨制政體的演變，不僅對土耳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對土耳其戰後伊斯蘭宗教的復興與發展，也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在戰后土耳其民主機制的動作下，國家對於表達各種意見都給予了更多的自由，其中自然也包括宗教界領袖們的意見。他們這些人這時越來越公開地表示對世俗主義的敵視，越來越公開地提出了復興伊斯蘭的要求。在土耳其，伊斯蘭宗教勢力勇敢地向世俗主義挑戰，公開站出來進行辯論的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宗教教育問題。最初，辯論是由個人在報刊上發表文章進行探討，隨後在1946年12月24日的那天，土耳其國民議會在首都安卡拉舉行了這一問題的正式辯論。在辯論中，有幾位執政黨的議員也在發言中表現贊成恢復宗教教育，儘管國務總理表示堅決的反對。不過，從畢竟還是舉行了這場辯論這一事實來看，許多人都認為，能夠在當時世俗主義的原則仍舊是相當強大的土耳其發生這樣的事情，也就是預示著國家的宗教政策即將有所改變。隨後，在土耳其全國的報刊上，在國家的各級議會裡，以及在人們居住的任何地方，便展開了一場長期的爭論。這就是國家是否允許宗教教育的存在?宗教教育在學校應該作為必修課還是作為選修課?宗教教育應該由教育部負責管理，還是應該由多年來一直默默無聞而如今又突然轉趨活躍的宗教事務委員會來負責管理?這些問題終於經過折衷而得到了解決。1949年初，土耳其學校又重新恢復了宗教教育，把它作為每星期六下午兩個小時的選修課。課本是由教育部和宗教事務委員會兩方面的代表們共同組成的一個聯合委員會負責編寫的，課本的主要內容， 是一種現代化說法的伊斯蘭〔5〕也就是說，許多關於伊斯蘭教的觀點，要讓麥加甚至是大馬士革的穆斯林認同起來，他們大概都就感到非常困難。1950年10月，國家教育部門又決定把宗教教育列為必修課，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只有當學生的家長主張要時才得選修〔6〕。由於以上的那些變化， 以及連同人們對於宗教事物興趣的不斷增長和公共禮拜人數的不斷增加，因而在土耳其國內又引起了關於高等宗教教育的問題。由於高等宗教教育已經停辦多年了，因此當宗教再度興起的時候，能夠在學校中擔任講授宗教課程的人和能夠勝任清真寺內各種宗教職務的人都顯得異常的缺乏。特別是由於缺乏受過嚴格宗教教育的人們，這樣就使得那些狂勢分子和沒有文化的人們得以在宗教復興中藉機大肆活動，從而給國家和社會帶來不幸的後果。正是由於以上的這些原因，土耳其政府於是決定重新恢復神學院，並從1949年10月起開始招收學生。新成立的土耳其神學院有幾個特點是格外引起外界人們注意的。首先它和過去老的神學院不同，它不是設置在大清真寺、圖書館和各種傳統事物的老宗教中心伊斯坦布爾，而是設置在作為土耳其共和國的心臟和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首都安卡拉。此外，和過去老的神學院不同，它屬於現代大學的一部分，因此最終還是隸屬教育部。神學院授課的主要內容為宗教史和伊斯蘭藝術。[page]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土耳其出現的不少關於宗教活動不斷增加的跡象中，而最為顯著的跡象之一便是宗教人員公開反對世俗主義的主張與活動。長期以來，在凱末爾世俗主義原則強大的壓力下，宗教人員對土耳其的一系列世俗化改革一直都保持著沉默，不敢提出反對意見。這種情況不僅在城市裡如此，甚至就是在農村情況也差不多。而此時，他們卻開始表現得較以前大為引人注目了起來。雖然在清真寺以外的地方穿著宗教袍服仍然遭到法令的禁止，然而在清真寺內做起禮拜來穿戴著的宗教袍服，卻已經變成為了相當於過去宗教特權階層戴的纏頭那樣一種的社會標誌了。此外，烏里瑪中的遺老們更是野心勃勃，他們有些人甚至公開要求應該由他們來負責宗教教育，同時還開始試探性地企圖插足於政治。1950年初，他們帶頭提出將神學院和宗教基金歸還給宗教事務委員會的要求，從而增加他們的權力和影響。

　　由於土耳其政府對於伊斯蘭教的復興表示出來越來越多的寬容，這也就很自然地鼓舞了伊斯蘭教神職人員企圖東山再起的決心。這一時期到清真寺做禮拜的人數不斷的增加。許多清真寺如今都已安裝了擴音器，手寫的阿拉伯語經文出現在了咖啡店和商店的牆壁上面，以及出租汽車的車篷上和各大商場里，並且在大街小巷公開的出售。尤其是宗教書籍及小冊子的寫作和出版不斷大量地增加。除了大量通俗的宗教性小冊子以外，它們都是一些關於伊斯蘭的書籍、先知以及其他人物的傳記、有關伊斯蘭教的歷史、神學和神秘主義的著作、古蘭經的譯本和注釋等。而這一時期創辦得相當多的宗教性刊物，專門或主要報道宗教事物和宣揚宗教意識，它們以手工業者和農民為主要讀者對象，文字上力求上口可讀，給予讀者一種很能反映對方心意的簡單形式的信仰〔7〕。 然而，在對待所討論的問題上，大多都採取相當粗糙而強暴的政治性態度，借西方盛行的一種概念來對伊斯蘭教的真正價值進行司空見慣的歪曲。例如用歷史浪漫主義來體現最近或較早期的伊斯蘭教的歷史。又如由於一種自卑感，一些有學識的穆斯林神職人員竟抓住這個或那個西方人偶而對於伊斯蘭表示的讚揚，而把它誇大到了毫無道理的重要程度，力圖按照西方的說法來為自己的文明進行辯解。尤其是他們做了這樣一種同時並舉的嘗試，即一方面設法表明奧斯曼帝國時期的烏里瑪是真正的凱末爾主義者，另一方面又設法表明凱末爾本人也是一位好的、忠誠的穆斯林。此外，這一時期宗教復興的另一表現為，已經開始有相當多的土耳其人到麥加去朝聖。據有關資料統計，僅1950年就有將近9 千人前往麥加，雖然土耳其政府並不為他們提供作為這一用途的外匯。由於報刊大多對宗教事務越來越注意，所以有三家著名的伊斯坦布爾報紙都派有記者專程隨同報道了朝聖麥加的情況〔8〕。

　　三

　　在戰後，土耳其國內伊斯蘭教對世俗主義仍不斷所取得的勝利，不僅表現為許多世俗化的法律都被重新審定或廢除;伊斯蘭教的課程在中小學已成為必修課;國家在預算中專門撥出不少款來出版宗教方面的書籍和小冊子，以及伊斯蘭教神學院和烏里瑪數目的增加，更主要的表現是在土耳其的政治生活中還發生了一些與世俗化根本不相容的事件，這就是創立了兩個公開宣稱以伊斯蘭教為政治思想綱領的政黨，民族行動黨和民族秩序黨〔9〕。

　　民族行動黨的領袖土爾克什是一個退役的上校，早在1944年他就因宣傳泛突厥主義而受到了法庭的審訊。此後，他不僅宣揚泛突厥主義，而且還利用泛伊斯蘭主義的思想，主張全面恢復伊斯蘭教在土耳其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不顧歷史事實，一再斷言「伊斯蘭教並不是土耳其民族落後的原因」，他公開反對凱末爾的世俗化原則，主張要以「土耳其穆斯林的精神價值」來鼓舞教育青年，為「把技術專科學院和自然科學家的實驗室與各個神學院的走廊連接起來」而鬥爭〔10〕。民族秩序黨則極力鼓吹要恢復伊斯蘭教為國教，以及哈里發制和伊斯蘭教法典。換言之，就是在意識形態方面向凱末爾主義者所創立的世俗共和國基礎宣戰。由於民族秩序黨猛烈地抨擊資本主義殘酷剝削穆斯林兄弟，譴責給予外國異教徒的資本與土耳其資本以等同的權利，以及向廣大人民群眾許諾，要通過復興伊斯蘭教的道德與德行，從而為他們提供普遍的幸福和安寧，所以民放秩序黨得到了許多農民、僧侶們以及受到大商人排擠的中小資產階級的擁護。

　　1971年3月12日， 土耳其的一批將軍們為了維護凱末爾世俗主義的原則，推翻了由正義黨領導的無能對付日益嚴重的經濟困難和已經尖銳化政治危機的政府。1971年5月21日， 土耳其憲法法庭宣判民族秩序黨的政治綱領與載入憲法的世俗化國家的原則相抵觸，取締了這個具有伊斯蘭教性質的政黨。並且同時還取締了與民族行動黨有密切聯繫的泛伊斯蘭主義協會，查封了一大批具有伊斯蘭教傾向的報刊。然而，在整個70年代里，土耳其的許多政黨在政治鬥爭中仍然繼續利用伊斯蘭教。在大國民議會和地方政權機構的選舉中，這些政黨的頭目們不斷參觀拜訪清真寺，在談話中也盡量多次地提到真主，在報刊中公開攻擊土耳其共和國的世俗化性質，並且刊登自己在祈禱和做禮拜的一幅幅照片。所有這一切的行為都是為了博得伊斯蘭教徒們的歡心，爭取他們的選票。面對這一局勢，土耳其的軍人們又一次干預了土耳其的政治生活。他們1980年9月12日廢除了右翼政黨組成的聯合政府， 把國家的一切權力轉歸由陸軍總參謀長凱南·埃夫倫為首的五位將軍組成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並且公開聲明忠於凱末爾主義，譴責「反動的和其它極端的意識形態的理論」，也斥責在國家政治鬥爭中利用宗教的矛盾〔11〕。強調「世俗主義共和國、人權、宗教信仰自由是民主和土耳其的原則，但宗教不要參與政治，如果把宗教作為政治工具，將追究其罪行」〔12〕。

　　儘管土耳其的憲法第24條明文規定，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利用或濫用宗教，或宗教感情，或宗教認為神聖的事物，達到產生個人或政治影響的目的。刑事法典第163條甚至規定， 組織與管理以宗教為基礎的政黨，可以判處15年徒刑。並且軍人們以捍衛世俗化原則為借口多次干涉國家政治，但是，從戰后土耳其實行多黨制以來，與凱末爾主義者堅持的世俗化趨向相背離，要求恢復伊斯蘭教傳統的趨向，像波浪似地不斷向前發展，已至到了90年代達到了新的高峰。

　　1983年7月19日土耳其繁榮黨宣告成立。繁榮黨的前身是1980年9月12日軍人干政中被取締的救國黨，而救國黨的前身是於1971年5月21 日被憲法法院宣布為違反憲法世俗化原則而被取締的民族秩序黨。繁榮黨從成立日起，就以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和迥然有別於其他黨派的政治主張在土耳其政壇上獨樹一幟。該黨以伊斯蘭為旗號，突出宗教和民族意識，反對現實政教分離的世俗制度，主張嚴格按照伊斯蘭的教義治國，建立伊斯蘭式的公正秩序。經濟上反對實行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認為依靠本國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發展生產才是土耳其繁榮發展的唯一途徑，要求建立公正的生產和分配體制，取消銀行利息，建立伊斯蘭統一市場和貨幣。在對外政策上，主張實行以維護民族獨立和民族利益為主旨的外交政策，反對土耳其保持北約成員國地位，不贊成土耳其加入歐洲關稅同盟和參與歐洲一體化進程。主張伊斯蘭國家聯合起來抗衡美國和西方，使得土耳其在伊斯蘭世界發揮主導作用。繁榮黨在成立之初，實力並不強大，但發展迅猛。該黨在1987年11月29日的土耳其第18次大選中，雖然僅獲得7.5%的選票，沒有能夠按照土耳其選舉法， 「參加競選的政黨要求獲得10%以上選票，才有資格進入議會」的規定，取得土耳其國民議會中的席位〔13〕，但在1991年10月20日土耳其的第19次大選中，獲得了約13%的選票，取得了巨大成功。尤其是繁榮黨在1994年3月舉行的全國地方選舉中，一鳴驚人，獲得了19.01%的選票，並贏得首都安卡拉和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等重要都市的市長位置，引起了輿論的強烈反響。在1995年12月24日舉行的土耳其第20次大選中，該黨再創佳績，以21.38%的得票率奪魁，贏得550個議會席位中的158個， 一下躍居為土耳其的第一大政黨〔14〕。這不僅震動了土耳其政壇，在中東地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也引起了整個國際輿論的普遍關注。土耳其是中東地區最早實行世俗化改革的國家，它一向被西方國家認為是中東伊斯蘭國家海洋中一個非宗教的指路明燈。因此，具有伊斯蘭性質，得到廣大穆斯林支持的繁榮黨，在土耳其的政治舞台上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對西方世界的衝擊，對伊斯蘭教世界的鼓舞，都是可想而知的。[page]

　　1996年1月9日，土耳其總統德米雷爾依照慣例，首先授命第一大政黨繁榮黨主席埃爾巴坎組閣，正式揭開了由繁榮黨組閣的帷幕。但由於繁榮黨的政治主張難為其他各政黨接納，因而各政黨領導人紛紛表示不願意與其為伍。繁榮黨終因找不到合作夥伴，難圓執政之夢，不得不交回組閣權。1996年3月6日，由土耳其第二大政黨祖國黨與正確道路黨組建的第53屆政府成立〔15〕。雖然土耳其總統和軍方出於抑制伊斯蘭宗教勢力的擴張和穩定政局的需要，公開支援兩黨的聯合執政，但好景不長，由於執政兩黨之間的明爭暗鬥，導致了聯合政府的垮台，從而為繁榮黨再次面臨組閣帶來了一個良好的契機。為了維護來之不易的執政大局，繁榮黨吸取了上次組閣失敗的教訓，審時度勢，對其政策作出了必要的調整。首先注重挑選黨內溫和派人士入閣，減少了強硬色彩，並明確承諾將堅持世俗制度和民主，遵循凱末爾主義的原則，同時還通過一些軍人出身的議員向軍界首腦疏通。在經濟方面，同意實行市場經濟機制，繼續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加快私有化進程，並允諾加快與歐洲關稅同盟統一的步伐，履行對其承擔的義務。更重要的是，同意將財政部之外的其他重要經濟職能部門的領導權交給執政夥伴正確道路黨。在對外政策方面，繁榮黨明顯降低了反西方的調子，表示在增進同伊斯蘭國家關係的同時，將保持土耳其同西方的密切關係，並遵守土耳其承擔的國際義務，繼續謀求加入歐盟，同時讓正確道路黨主席，前總理奇萊爾兼任外交部長。繁榮黨的舉措，對改善其形象產生了積極的作用。當主要繁榮黨成員參加的新政府組成和施政綱領公布以後，土耳其的傳媒輿論總體上反應平和，以捍衛凱末爾世俗主義原則而著稱的軍方對繁榮黨的態度也趨向緩合，一些著名的經濟界人士也表示審慎的歡迎。特別是新政府成立的當天，伊斯坦布爾股市的綜合指數即上揚了3.33%，顯示了一個好的兆頭〔16〕。但另一方面，鑒於繁榮黨一貫堅持反西方與反世俗化的伊斯蘭強硬立場和主張，加之組成本屆聯會政府的兩大黨派政策大相徑庭，人們對新政府的疑慮尚未冰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憂心忡忡。因此，如何進一步改善形象，爭以社會更廣泛的支持，為順利施政創造必要的條件，仍然是繁榮黨和由它領導的聯合政府所面臨的急迫課題。1997年6月18日，在執政不到一年的時間，繁榮黨主席、 土耳其總理埃爾巴坎向土耳其總統提出辭呈，總統德未雷爾接受了他的辭呈，並於6月30 日批准了由土耳其祖國黨以及民主左派黨和民主土耳其黨組成的新內閣。自1997年初以來，土耳其軍方不斷地向埃爾巴坎政府施加壓力，以防止其領導的繁榮黨推行政教合一的政策。與繁榮黨組成聯合政府的正確道路黨內部也對繁榮黨的反世俗主義勢力表示不滿，並且威脅要退出聯合政府。在這種形勢下，埃爾巴坎總理不得不提出辭呈〔17〕。具有伊斯蘭宗教色彩的繁榮黨成為主要執政黨，在土耳其共和國歷史上尚屬首次，這一方面將使土耳其已經實行70多年之久的世俗社會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但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在土耳其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意識形態中，仍然是凱末爾主義，伊斯蘭的社會趨向只能是有限度地發展。根據土耳其的第20次大選結果情況來看，參加競選的政黨獲得10%以上選票而進入議會的五大政黨中，除繁榮黨外，其餘具有世俗性質的祖國黨、正確道路黨、共和人民黨和民主左翼黨共獲得選票74.18%。 這說明凱末爾的世俗主義原則在土耳其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伊斯蘭宗教要想完全取代凱末爾主義還是有較大的困難。

　　四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產生和發展都不是偶然的，總有一種社會要求為其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土耳其國內的伊斯蘭宗教迅速復興崛起，其發展勢頭之快令人刮目，成為土耳其社會首屈一指的政治力量。戰后土耳其國內伊斯蘭宗教勢力的復興崛起並非偶然，它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和現實原因，是土耳其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社會矛盾不斷發展的某些客觀必然性的一種反映，此外，也有一定的國際與地區形勢變化的背景。

　　首先，土耳其是一個具有數百年伊斯蘭歷史的國家，在99%信奉伊斯蘭教的人口中，思想、生活方式和文化藝術全部都深而又深地滲透著古老的伊斯蘭傳統，儘管這些傳統已經轉變成為一些顯然和過去有所不同的新東西，但從根本上來說，它們依然毫不動搖地保持著伊斯蘭特色。雖然從奧斯曼帝國的社會改革開始到凱末爾的世俗化改革，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西化運動之後，土耳其的社會有了極大的變化，其程度也是任何外界觀察家所想像不到的。但是其宗教觀念和傳統根深蒂固，特別是土耳其生活和文化的最深遠的伊斯蘭的老根仍然活著，作為在土耳其穆斯林的這項標記，仍然是不可動搖的。這種歷史文化的積澱，為戰后土耳其國內伊斯蘭宗教再度復興並得到弘揚，提供了合適的土壤和深厚的社會基礎。

　　其次，戰後隨著土耳其從一黨制向多黨制政體的演變，宗教復興在土耳其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是不容易估計的，伊斯蘭教必然地又變成為了一項社會政治爭端的工具。土耳其歷屆政府由於維護執政的需要，不斷放寬對宗教的限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於宗教發展的政策與法規，從而為伊斯蘭教的復興，擴大其影響大開方便之門。此外，土耳其的一些主要黨派由於害怕讓對方得到宗教的支持之利，特別是出於競選的需要，也極力地迎合社會上的宗教情緒，把賭注押在選民的宗教感情上。與此同時，伊斯蘭宗教勢力也通過各種方式和途徑，擴大宗教組織、加大宣傳力度，培養宗教骨幹和中堅力量，同世俗主義爭奪陣地，以致土耳其的各個黨派，誰也不敢對它加以忽視，更不要說去表示反對。

　　另外，戰後近幾十年來，由於社會的轉型，導致土耳其的政局多變，社會動蕩，加上經濟又不景氣，物價高昂，失業增加，腐敗蔓延，貧富分化，社會矛盾特別突出，而歷屆政府又治國乏術，建樹不大，導致人民的失望情緒和離心傾向與日俱增。土耳其的伊斯蘭宗教勢力抓住群眾對現實的不滿和求變心理，大力宣傳其有關真主面前人人平等和社會公正的說教，在社會中下層群眾中引起共鳴，促成了他們宗教意識的增長，加大了伊斯蘭宗教的社會吸引力。

　　最後，國際和地區形勢的變化，也為土耳其伊斯蘭宗教的復興與發展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外部環境。在戰後冷戰政治格局中，土耳其落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中。資產階級統治集團為了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壓制社會進步勢力，在政治宣傳中開始利用伊斯蘭教的思想，藉助宗教勢力進行鬥爭。特別是冷戰結束後中東地區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抬頭，推動和影響了伊斯蘭宗教思潮在土耳其的加速發展。土耳其同中東地區的一些伊斯蘭國家和組織往來頻繁，關係密切，甚至做出了許多有悖於土耳其世俗主義原則的事情。這一非法的客觀效果，是有利於土耳其伊斯蘭宗教趨向的發展與加強。反過來，它的崛起也呼應了中東地區伊斯蘭教勢力的膨脹勢頭。

　　人類社會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化工業社會的轉變，必須伴隨著宗教的解放，即宗教組織同政權力量的逐步脫離，以及宗教意識形態和教條禮儀對人們思想和行為禁錮的日趨松馳。因此，凡是有過宗教傳統和嚴酷宗教壓迫的社會，如果沒有這種解放，那麼以科學技術和生產力蓬勃發展以及一定限度的政治民主為特徵的現代工業社會的建成就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就是為什麼凱末爾要在土耳其堅持世俗化改革原則的根本原因。然而，伊斯蘭世界則因近代時期陷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使宗教問題呈現更為複雜多樣的面貌。宗教鬥爭離不開各國的歷史傳統和社會經濟條件，後者決定著宗教鬥爭的性質、內容、方式和階段性。這也就是戰后土耳其伊斯蘭宗教為什麼復興的根本原因。

　　目前，諸如土耳其應當怎樣實現現代化，尤其是在這一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伊斯蘭宗教是一種積極的社會政治因素，還是一種消極因素，是會推動土耳其社會現代化的發展，還是會嚴重阻礙現代化的發展，是與凱末爾世俗主義的原則勢不兩立，還是在土耳其現代化進程中獲得新的社會政治內容，去進一步完善與補充凱末爾世俗主義的原則，是土耳其整個社會普遍關注和反思，並且急需要予以回答的現實問題。土耳其的社會畢竟已經有了70多年世俗主義居主導地位的歷史，尤其是經歷過相當時期西方類型式的民主制發展之後，再回到過去政教合一的舊體制，是完全不大可能的。但是，按照現代思想和生活水平推行的一種真正的宗教復興，還是可以在伊斯蘭教與現代化之間，在尋求發展與傳統之間，在新現實與舊信仰之間，找到了一個可行的折衷辦法與平衡點來的，從而使土耳其整個社會能夠在避免衝突的情況下，一方面沿著他們父輩指出的通向自由與進步的道路，同時也沿著他們祖輩指出的通向真主的道路前進。

　　注釋：

　　〔1〕〔9〕〔10〕〔11〕德·耶列梅也夫：《伊斯蘭教與土耳其的政治鬥爭》，《今日亞非》1981年第10期。

　　〔2〕彭樹智：《現代民族主義運動史》，西北大學出版社， 1989年版，第95頁。

　　〔3〕〔4〕〔5〕〔6〕〔7〕〔8〕伯納德·劉易斯：《現代土耳其的興起》，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436、440、441、442、444、443頁。

　　〔12〕李國福：《土耳其總統蘇萊曼·德米雷爾》，《現代國際關係》，1995年第5期。

　　〔13〕〔14〕陳德成：《土耳其繁榮黨的伊斯蘭民族主義初探》，《西亞非洲》，1996年第4期。

　　〔15〕鄺生炎：《土耳其組閣柳暗花明》，《世界知識》，1996年2期。

　　〔16〕鄺生炎：《衝擊世俗制度》，《世界知識》，1996年第15期。

　　〔17〕新華社，安卡拉1997年6月30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