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在評估人才時，我們是否也關注其「醫德」？

近日，江蘇省將「醫德」納入衛生系列高級職稱評審資格條件，並且實行一票否決，引發社會熱議。如果說「醫德普遍滑坡」，必定會引起業內極大的反感；如果說「人們對社會道德的標準發生極大變化」，一定會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在討論「拒談醫德」之前，我們還是先重新認識「醫德」。每一種職業都有職業道德，並具有不同的特點，而「醫德」可能是人們討論眾「德」中最多的一個。「謀財害命」、「勒索錢財」固然是醫德中最嚴重的問題，而在患者面前吸煙，同樣也是職業道德中的一個方面。

什麼是醫德？

依我對「醫德」的直觀認識，無非就是醫療服務中，醫務人員與病人、醫務人員之間以及醫務人員與社會之間關係的共同價值標準，但不是一方要求另一方的奢談或要求。也就是說，醫德是職業道德和社會道德在醫療衛生領域中價值觀的特殊表現。不同醫生對不同的病人或同一個病人有不同的認知，從而採用不同的治療方法，用不同的職業（醫學或知識）溝通方法，當然就產生不同的結果。尤其在信息傳播速度迅猛和醫學技術發達的今天，人人都是「麥克風」，每一個人對一項服務的態度、對一項技術的使用觀點都有自己的「價值觀」，誰也說不清楚醫德與他們之間的判斷標準了。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在舊政下，15% 的藥品加成是一種政策性「補償」，雖然腫瘤靶向治療的藥物很貴，但沒有納入報銷目錄，醫生根據病情選擇使用。現在藥品零加成了，藥品成了醫院的成本中心，在支付總額不變的情況下，醫院用藥越多、越貴，就越虧本，而這種靶向治療的藥物已納入醫保目錄，即使價格從 2 萬多降價到 7000 多，但依然佔了醫保有限份額的一大部分。新政之下，醫生如何決策？不可否認，醫生的行為一定被兩種不同的政策所影響，而患者對醫生的行為也產生不同的判斷。

如何平衡政策因素帶來的「醫德」問題？

如何平衡這種政策因素所帶來的「醫德」問題呢？《大趨勢》作者約翰·奈斯比特寫到：「健康是每個人都應享有的最基本和平等的權利，人人都可以根據健康的原則，對相關的生存環境、生活措施及社會服務提出合理的要求。我們聽任自己成為無所作為的旁觀者，不僅把醫療機構所勝任的責任——治療創傷和嚴重疾病的責任——交給了它，而且把事實上只屬於我們自己的責任——照顧自己的健康和安適的責任——也交給它。我們把醫生尊為我們社會的高級神父，卻抹煞了我們的直覺。反過來，醫療機構則力求去滿足我們那些本不該要求的期望。」他把當今新技術的應用、醫患都共有的對醫學過度信賴所帶來的結果描述得淋漓盡致。

我常說「視生命為所有」，這是我對醫生、就醫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要求。古代醫聖孫思邈認為「人命至重，有貴千金」，這是他對每一位醫生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作為醫生的一種自律。而現代「醫德最重要的是解決問題，而不是服務態度」則又是一種醫德觀，雖然弱化了服務的重要性，但表達了很強的社會現狀。

國外也講「醫德」，醫學生入學第一天，醫學院就組織學習字數並不多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更多的是「職業化教育」（Professionalism），和醫學倫理的教育。但是，人們卻不總是拿醫德去衡量或強加在一個醫生頭上或一項醫療活動中。

拒談醫德並非不具備醫德

拒談醫德，也許是人性的基本態度。但是，拒談醫德並非不具備醫德；醫德常掛嘴邊，並不一定最具有醫德。也許，只有把對醫生的寄託更多地放在信任上而不是道德約束上，患者利益才能最大化。

以上僅僅是淺談醫德，宏觀不是，微觀也不是，就是淺淺地談一下。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廖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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