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學》七十年

發布時間： 2008-12-29 07:26　光明日報一九四三年，他代表一些人上書，督促蔣介石，開放政權，實行立憲。這是困擾馮先生一生的問題，實際上如果不這麼解決，永遠也就解決不了。如果把馮先生擺在二十世紀的哲學家裡來看，在這點上是沒有人能超過的。馮先生講「舊邦新命」，「新命」你得有基礎，你沒有祖宗，哪裡來的什麼「新命」啊？當　年 宗　璞1938年春,父親攜帶在衡山撰成初稿的《新理學》,經過長途跋涉,在蒙自作最後修訂。六月,母親帶領我們四姊弟,與朱自清、周作仁幾位先生的家眷同行,自北平來滇,和父親團聚。蒙自的民居多有院落,木格窗可以撐起。窗下的白木案上擺著《新理學》書稿。父親常坐在案旁,伏案工作。我們按照在清華乙所的習慣,不踏進書房禁地。這裡當然沒有書房,房間的一角,擺著白木書桌和一架書,書架由煤油箱搭成,也自然成了禁地。我們在房間另一半,無論怎樣嬉笑,父親總是充耳不聞。他自有他的哲學世界。一天,胞兄鍾遼得到一個光榮任務,為父親抄稿子。《新理學》序中雲:「到蒙自後,又加寫鬼神一章,第四章、第七章亦大修改。」鍾遼抄的便是這一部分,他很高興,甚至有些得意。因為我和弟弟鍾越仍不得走進禁區。當時,蒙自有電燈,但電力不足,燈光很暗,鎢絲只能呈紅色。晚上工作常點煤油燈。記得父親講過「老婆點燈」的故事,說老婆點燈為省油,一次只放一點,豈知這樣揮發得快,更費油。後來,父親分析日軍在侵華戰場上兵力的投入,也曾用老婆點燈的比喻。書稿終於修訂完畢。蒙自有一家石印作坊,父親決定,先印出石印本。送稿子那天,我和哥哥隨去。石印作坊很小,地勢低洼。店主看著我們說,馮院長好一雙兒女。那年我十歲,哥哥十四歲。雲南人說話一般都很文氣,不知怎麼,許多雲南人都這樣稱呼父親。父親只顧交待印書,那是他心血的結晶,也是他的兒女。石印本印出了,取回了,它的紙張很壞,黃而脆。可是到底成書了。可惜我家無存。聽說,人民大學石峻教授保存了一本。他過世後,便也找不到了。但它的模樣始終在我心中。《新理學》序中雲:「懷昔賢之高風,對當世之巨變,心中感發,不能自已。」他希望自己的著作「對於當前之大時代,即有涓埃之貢獻。」我很崇敬父親那一代學人。他們在無比艱難的情況下工作,不僅是物質上的匱乏,在精神上、工作上也要承受各種壓力,應付多方面勢力的干擾。他們終於能夠使西南聯大「內具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自由堡壘之稱號」,至今為人們所稱道。而且他們大都有領先於本學科的著作。據記載,父親工作繁忙,除授課外,一天要開不止一個會。就是這樣,抗戰八年,他寫出了《貞元六書》,差不多一兩年就是一本,形成了完整的新理學體系。《新理學》是《貞元六書》的第一本,也是新理學體系的哲學基礎。《新理學》於1939年5月,在長沙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1941年至1946年,教育部曾舉辦六次全國學術著作評獎。1941年舉行首次評獎,《新理學》獲文科一等獎。理科方面獲獎的是華羅庚的《堆壘數素論》。兩人獲獎後,華先生曾來家中看望,不巧父親不在家,不然一定會有一番有趣的談話。人民文學出版社故社長韋君宜在《敬悼馮友蘭先生》一文中說,「在延安,有一次老同學蔣南翔向我介紹馮友蘭先生新著的書《新世論》。他說,『這書寫得實在好,他自己不標榜唯物主義,但是這實在是唯物主義的,你看看那一章《談兒女》,我們這些人寫不出來。』我把這本書看了,完全同意老蔣的看法。」(《馮友蘭先生紀念文集》4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他們沒有政治偏見,能夠看出書的真實價值。父親的書獲得稱讚和推許,也受到批評和非難。父親從不以為意,他在批評與讚譽中前進。正如他在接受哥倫比亞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的儀式上答詞中所說,「右翼人士讚揚我保持舊邦同一性和個性的努力,而譴責我促進實現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欣賞我促進實現新命的努力,而譴責我保持舊邦同一性和個性的努力。我理解他們的道理,既接受讚揚,也接受譴責。讚揚和譴責可以彼此抵消。我按照自己的判斷繼續前進。這就是我已經做的事和我希望我將來要做的事。」新理學體系是中國哲學向現代轉型的一個路碑。它記載了中國哲學的努力和發展。現在《貞元六書》和作者的三種哲學史一樣,不斷有各種版本。人們現在讀,將來也還會讀。 二○○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西南聯大學生、中科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　潘際鑾:面對當前學術界存在的急功近利等不良傾向,要大力提倡扎紮實實搞科研,默默無聞做學問。在這方面西南聯大是一個榜樣,雖然條件艱苦,但大師們潛心治學。費孝通在昆明郊外寫下《祿田農莊》等重要著作;吳大猷在昆明永豐寺裝成了一套大型色譜儀,完成了專著《多原子分子的結構及其光譜》;潘光旦在昆明郊區村舍里寫出《優生原理》等重要著作。馮友蘭在這一時期,完成了他的哲學體系,寫出了《貞元六書》,是現代哲學史上的一件大事。西南聯大學生、人民日報高級編輯、希臘哲學史專家　汪子嵩：馮先生是用西方的方法建立自己哲學的第一人。他創立的「新理學」體系，把中西哲學給融合起來了。到現在為止，在中國現代哲學家中間，我想不出還有哪一位能吸收西方哲學家的思想來建構自己的哲學體系的。《貞元六書》中有一本《新世訓》，講的是做人的道理，當時我們這些進步學生一般不喜歡。現在我的看法完全改變了。馮先生確實有哲人的睿智和遠見。西南聯大學生、北京大學教授、翻譯家　許淵沖：「新理學」體系的核心是境界說。馮先生主張提升人生境界，其中的重要環節就是從功利境界到道德境界的跨越。我認為，這是我們現在很需要的。中國的傳統教育是重視禮樂教育，西方是重視體育和音樂教育。在禮樂的教育之下，培養出來的人可能不是強者，但他總是仁人、好人。馮先生認為中國文化的好處，是培養出來好人。時間：2008年12月9日地點：北京大學燕南園57號「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訪談嘉賓：李真(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余敦康(中國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員)牟鍾鑒(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教授)陳戰國(北京市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胡軍(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主持人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李中華)主持人:今天由哲學系和馮學研究會共同舉辦一個小型的座談會,紀念馮先生的《新理學》發表七十周年。馮先生自己講過,「貞元六書」其實是一本書,是以《新理學》為主的一個完整體系。七十年來,《新理學》以及它所代表的馮學經歷了中國的風風雨雨。這期間,對《新理學》的評價也有很多。今天除了到會的,還有幾位西南聯大的前輩,因為年紀都比較大,就以書面發言的形式參與進來。下面就請大家發表高見。 一牟鍾鑒:《新理學》是馮先生在西南聯大時寫的。當時大家在政治上稱西南聯大為「民主堡壘」。那在學術上怎麼稱呼呢?我提出一個「學術殿堂」,看看可不可以這樣說。西南聯大也是一個學術中心,培養了那麼多的人才,所以大家提起西南聯大,就感覺非常自豪。其中的辦學經驗,我們應該很好總結。

當時,馮友蘭先生是西南聯大的文學院院長,中堅人物。「中堅人物」這樣一個定位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在政治上,我評價他為「堅定的愛國者」。有這麼幾條材料足以證明。一個是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很感人。在那麼艱苦的條件下,沒有一種很強烈的愛國熱情,是寫不出來的。我自己讀碑文,總覺得熱血澎湃。裡面講到「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獲民主堡壘之稱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氣勢磅礴。1948年馮先生從國外回來,那時候什麼狀態？很多人往外跑啊。但是馮先生堅定地要回來。他引王粲的《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胡復可以久留」,這就足以說明他是一個堅定的偉大的愛國者。其二,在人格上,「剛健中正」,這就是馮先生。1942年6月份,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想要以他自己的教材為主,把幾個大學教材都規範化。馮先生就聯合了一批教員說,我們西南聯大有自己的傳統,不能一個模式,所以不能改變。1943年,他代表一些人上書,督促蔣介石,開放政權,實行立憲。儒家有一個精神——「事君以道,不能則止」,在君以上,還有一個道。你(君)符合這個道,我可以和你合作,你不符合這個道的,不能則止,我不合作。其三，在學術上,我覺得,他是融合中西,貫通古今,開一代學術新局面。抗戰八年,西南聯大是他做學問最活躍的時期。在這以前,有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在這以後,有新的《哲學簡史》,還有《哲學史新編》。在這期間,是「貞元六書」,一年寫一本,很快,這六本書就出來了。「新理學」我覺得應該是當代中國的哲學家的探索,把中國古典的哲學和西方古典的哲學相結合的一個很有水平的成果。他是把一種理性主義哲學給發展了,而且建立了一套體系,把新實在論和宋明理學結合起來了。 二主持人:牟先生談得很好,有理有據,很有啟發,請大家繼續談。李真:我來說兩句。馮先生終身學術活動圍繞的一個主軸,就是中西方文化的衝突。如何理解和解決這個衝突,如何在這個衝突當中自保,或者得到發展？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馮先生的「新理學」「貞元六書」,可以看作是他對這個問題經過長期思考的一個回答。那最後是怎麼解決的呢?就是我們中國的學術、文化包括哲學要現代化。所以我很同意剛才牟鍾鑒說的,他是融合了中西文化,吸取了東西文化的精神。新實在論給了馮先生影響,但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受到了西方柏拉圖的理念的影響,從柏拉圖的「理」世界、「真際」世界,相似地表達出一個「理念」世界。馮先生有「理」,還有「氣」,馮先生的「氣」是什麼呢?大家注意了沒有,馮先生給了我們一個跡象,讓我們去追溯,就是兩個中國字叫「麥特」,「麥特」就是「matter」,就是物質的「質」。「matter」是什麼東西呢?就是亞里斯多德所講的「質料」。他(馮友蘭)論述這個「質料」是沒有任何規定性的,這和亞里斯多德如出一轍,這也是吸取了亞里斯多德的觀點。可是還有一點很少有人看出來,馮先生還吸收了黑格爾的思想。馮先生不僅用到了黑格爾的正反合的模式分析問題,還提到了一個黑格爾的「理念」論與「新理學」的一個巨大的矛盾,就是共相和一般如何聯繫起來,虛無縹緲的「真際」怎麼影響到實在世界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他說到了「具體的共相」一說,這樣就把個體和一般溝通了,把具體和抽象溝通了。這就是「理在事中」。這就把「理念」論之於「新理學」的基本矛盾給解決了。這是困擾馮先生一生的問題,實際上如果不這麼解決,永遠也就解決不了。這在柏拉圖那兒解決不了,在任何客觀唯心主義那裡也解決不了。馮先生是一個真誠的哲學家。什麼是真誠的哲學家?他一生追求哲學真理,至死不渝,屢經挫折,絕不中斷。我這裡提出兩個例子。一個是他提出「抽象的繼承法」。什麼是「抽象的繼承法」？馮先生認為過去的文化當中有值得吸取的東西,不應該一概否定。從今天來看,就是我們要以批判地繼承我們文化的一個正確的態度,來和文化虛無主義對立。而文化虛無主義大行其道的後果就是「文化大革命」。當時,在一片文化虛無主義,一片打倒舊文化的吶喊聲中,有誰敢提出這個論點？是馮先生。第二是所謂「教育革命」。「教育革命」時,提出一個革命的豪言壯語叫「放下書本,拿起鋤頭」。馮先生這個時候寫了一篇文章叫《樹立一個對立面》,提出:我們哲學系的學生,還是要以學習馬列主義經典為主,學習哲學文獻,掌握這些文獻,為將來的工作打下基礎。牟鍾鑒:就是要培養哲學理論工作者,不是一個普通勞動者。李真:對,這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波瀾。陳伯達在全校大會上點名批判馮先生,在《紅旗》雜誌上發表文章批判馮先生。馮先生明知道他這個文章提出來要受批判的,所以他的文章就叫《樹立一個對立面》,這是何等巨大的勇氣！關於新實在論我再做補充。新實在論的論點,馮先生很多是不同意的。新實在論把哲學和科學混為一談,認為都是應該用實證的方法來解決的。馮先生不贊同。所以籠統地說馮先生是結合了新實在論和宋明理學是不夠準確的。主持人:這個觀點是馮先生自己說過的。李真:這是馮先生作檢討的時候說的。胡軍:但他講的方法是一樣的。李真:方法當然是一樣的。余敦康:這兒我來接著說。我覺得,現在紀念馮先生《新理學》發表七十周年,實際上「新理學」這個體系，不要從哲學上去說。給我的感覺,李真說的不是,胡軍說得也不是。 (眾人笑)胡軍:我還沒有說呢。(眾人笑)余敦康:不要從哲學角度來說,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純哲學的問題。牟鍾鑒:你這是「樹立一個對立面」。(眾人笑) 三餘敦康:我們要從一個更高的層面上把馮先生在整個20世紀哲學史上做一個合理的定位。只在哲學上爭來爭去,那只是學者之間的窩裡斗。窩裡鬥鬥了這麼多年,馮先生遭到好多誤解啊。就把我們馮先生的真正地位矮化了。現在說我的,好不好?我們得把時間推前,看看抗日戰爭到現在七十年來,我們中國到底走了什麼路。馮先生那時候,是「貞元之際」啊,「貞下起元」啊,中國人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中國是不是要滅亡了,中國能不能復興,這是個大問題。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時候,出了幾件很重要的事情。1934年,陳序經寫了《中國文化的出路》,明確地提出「全盤西化」。過了一年之後,王新命、薩孟武、陶希聖、何炳松等「十教授」提出「中國文化本位」,反對西化。正在這個時候,蔣介石搞一個「新生活運動」,號召尊孔讀經。也是這個時候,馮先生從北平跑到後方,在那個內憂外患的情況下思考,這就是「新理學」產生的背景。你說走哪條路?全盤西化?中國本位?新生活運動?馮先生提出他的看法——「中國到自由之路」,這個看法就是「新理學」,「新理學」回答的是這個問題。哪是柏拉圖啊,新實在論啊。「新理學」是一個體系,關鍵是提出一個中國到自由之路,中國怎樣從傳統走向現代化。既不能走全盤西化的路,也不能走中國本位的路。馮先生說得很清楚,他的新實在論也好,「新理學」也好,總而言之,單定一個主題,就是一般和特殊,殊相和共相,就是「別共殊」,中國必須現代化。牟鍾鑒:這是共相。余敦康:馮先生是在考慮中國應該走什麼樣的路,提出「中國到自由之路」。我們中國人必須走哪條路呢?沿著我們自己的那條路走下去呢,就是我們的民族本位,這是走不通的。必須學習西方,學習西方不是學習西方所有的,而是學習西方現代化的共相。如果把馮先生擺在20世紀的哲學家裡來看,在這點上是沒有人能超過的。牟鍾鑒:走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余敦康:對!牟鍾鑒:就是殊相和共相的真實問題。 四主持人:我覺得也不能完全排斥「新實在論」、「柏拉圖主義」等的討論,因為從馮先生的治學上來看,馮先生的「新理學」的確吸收了西方哲學的精華。余敦康:這是不錯的。主持人:新理學是個新的創造,就是馮先生講的,「接著講」,不是「照著講」,「接著講」就是創造性。馮先生的「新理學」之所以能夠立足,併產生重大影響,其原因之一,它是真正的中西的結合,古今的結合,跳出了我們原來傳統的框框。我覺得,馮先生對中國傳統哲學近代化、現代化,對中國哲學轉型作了一個全新的詮釋。馮先生為什麼做「貞元六書」啊?陳岱孫先生曾經問過馮先生這個問題,馮先生對他說了一段話。就是《新原人》自序裡面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民族國家,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太平,為我億兆安心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非曰能之,願學焉。此《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及此書所由作也。」所以,馮先生寫《新理學》是帶著一個使命感的。剛才余先生說得很好,它既有民族性,又有時代性。如果只抓民族性,看不到時代性,那就是本位文化。如果只抓時代性,而看不到民族性,那就成為文化的虛無主義,民族性和文化性都是不能丟的。余敦康:如果丟了,那就叫數典忘祖。主持人:馮先生這個問題處理得非常好,既不忘記祖宗,又不忘記要發揚光大祖宗。馮先生講「舊邦新命」,「新命」你得有基礎,你沒有祖宗,哪裡來的什麼「新命」啊?余敦康:對,那是最主要的。主持人:我們今天紀念馮先生,就要學習馮先生在《新事論》里所說的「真正的中國人,過去建立了一個偉大中國,將來還要建設一個新中國」。這就是馮先生的使命感。我記得,張岱年先生在馮友蘭墓碑落成儀式上曾有一個精彩的演說。其中談到:「貞元六書」的哲學體系,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學術思想或中國哲學史上的一次重大轉變,為我們留下了一份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我們將沿著馮先生走過的道路,繼續走下去。余敦康:馮先生提到,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這是張載說的,《太和篇》,和諧,這是往聖的絕學。這個「往聖絕學」有什麼用呢?為萬世開太平。把中國的和諧思想推廣到全世界,這是中國最高的智慧啊。牟鍾鑒:馮先生對這個世界最後的遺囑,就是這個世界不能「仇必仇到底」,一定要「仇必和而解」。中國哲學和西哲都要為世界未來走這條路做貢獻。余敦康:這是繼絕學繼來的嘛。主持人:這個說得非常對,但我們已把它丟得太久了。牟鍾鑒:我們丟了,我們丟了多少年,又撿回來,馬上就顯示出它的生命力。(陳戰國推門進來)余敦康:現在我從廣的、大的方面,來給馮先生在現代中國百年來的歷史上作一個定位。不是從純哲學上看,哲學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不同於全盤西化派,也不同於中國文化本位派,而是走更適合於中國特色的那一派。有「中國特色」是馮先生「舊邦新命」里一個最核心的思想。馮先生很直接地指出了這一點。 五主持人:陳戰國,該你說了。陳戰國:我來晚了,也沒有聽見各位的高論,我自己隨便說一點。馮先生,對中國哲學貢獻非常大,他的書誰都看得懂。現在大家都說儒家,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什麼?老是講「心性」,從王陽明到現在的牟宗三,好像儒家就是「心性之學」。現在國內有些中青年學者認為它講得好,因為它哲學味兒濃,它和西方現代哲學,像存在主義、現象學比較靠近,所以很喜歡這些東西。但儒家的真精神,還是馮先生說的。馮先生認為,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有一個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被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籠罩著。中國的精神是有這麼一個大的精神籠罩著,他是天地萬物一體之仁,怎麼體現呢?你不關心人民,不關心百姓,不為萬世開太平,不為生民立命,那還叫什麼「儒家」?馮先生在哲學上我覺得最大的貢獻有幾點。第一點,就是《新理學》,《新理學》最大的貢獻是它的方法論。就是,從西方學了一些手指。蔡元培先生到美國和他們講,你們來美國,不是學這個,學那個,是要學那點石成金的手指頭,要把那手指頭帶回去,不是說帶些金子回去。馮先生理解,這個點石成金的金手指,就是理性分析,即西方的理性主義的理性分析。什麼新實在論啊?不過新實在論在這方面用的比較充分,所以馮先生就用這個東西。實際上,他是接受了實用主義理性分析這樣一種方法來「點」中國哲學。第二點就是馮先生在《新原人》中建立的境界論。中國哲學,不管儒家、佛家、道家,都講境界,講人生哲學,不講境界,那不叫人生哲學。但是之前他們一是不明確,二是不系統,到馮先生這兒,系統了。系統地把境界論建立起來了。這就是一個很大的貢獻。第三點,就是《新事論》。我們這個民族怎麼走？走現代化。馮先生有一句話,當然是講文學的,但是我覺得普遍地適用,「現代化可,西化不可」,我對這話印象非常深。馮先生時時關切著中華民族的命運,時時關切著中國文化的命運。後來馮先生寫七卷本(《新編》),我始終把它當成是《新事論》的後論來讀。它講了哲學的歷史,同時它還是一個歷史的哲學,它是用哲學去講歷史,尤其是近代和現代部分,充分體現了《新事論》中的一些思想。比方說第七冊里的「仇必和而解」。你把江山打下來,這就是到了底了,完了該「和」了,不能再「斗」了。再「斗」就把自己「斗」亂了,一個國家是這樣,整個世界也是這樣。還有一點,要「舉一事而求理」,不能「設一理而限事」,這也是張載的話。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不能「設一理而限事」,說我們馬克思主義怎樣怎樣,教條主義也好,你把它叫成左派也好,它總是覺得你這也不對,那也不對。原因就在於它那先設了一個理。這個理,還是個主觀的理,它限定了你去做事。所以有人問我,你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我說,我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重大問題,哪個解決得好,哪個就是馬克思主義。牟鍾鑒:這是實事求是。陳戰國:所以,馮先生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我們說看一個人,主要要看他的思想。孔子生前做過什麼事,我們都不知道,傳下來的是他的論語,是他的思想,滋養了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至於他生前喜歡吃什麼,喝過什麼,那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主持人:胡軍,你來說。胡軍:聽了老前輩的發言……余敦康:這裡不止一個老前輩,都是老前輩。(眾人笑)胡軍:今年是西南聯大成立七十周年,馮先生《新理學》發表七十周年。我在昆明參加第八屆馮學研究會,參觀西南聯大遺址,對我很有震動。開幕式上,我說我參觀西南聯大有兩種激情支配我。第一種就是愛國主義。我看了西南聯大的碑文,其中有一個寫了「詩人的天賦是愛,愛自己人民,愛自己祖國」。當時的西南聯大,不管是教授、老師還是學生,都是這樣。第二點就是學術研究至上。西南聯大如果沒有學術,那就一點意義都沒有。當時梅貽琦有句話,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什麼是大師?學問好,學問大,這樣的人,西南聯大確實有好多。就是這麼兩點。那麼這兩點之間有什麼聯繫?這兩點密切相關,西南聯大中國最好,好在什麼地方呢?抗戰期間,很多人上戰場拿起槍打日本鬼子。而馮先生,在西南聯大,拿起筆,為中國文化未來的發展作研究,這是一種很長遠的眼光。打完日本鬼子,中國怎麼建設?大學必須講求學術自由。要讓像馮先生這樣優秀的教授,獨立思考,系統思考。我們中國未來的發展,經濟建設是一方面,文化建設同樣重要。文化建設的核心,就是學術。馮先生關注的東西,現在都成為我們學術界熱點討論的話題。什麼「照著講」、「接著講」,比如說「抽象繼承法」。馮先生很強調問題意識,他知道當前的社會,人們的關係是怎麼樣的,接著以很簡捷的形式表達出來。這一點我本人做不到,沒有馮先生這個眼光。另外就是他系統地思考。「貞元六書」每本書都二十多萬字，很有系統性。牟鍾鑒：我覺得今天的討論很有深度。非常有深度。主持人：謝謝大家。 （錄音整理：羅容海）

2008第37期總第101期責任編輯：梁樞 柳霞（010）67078963liangshu196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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