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縱橫談
西方的「文化」一詞，來源於拉丁文Cultura，它的意思是耕種、居住、練習、注意等等。法文的Culture也是栽培、種植之意，但又引申為對人的性情的陶冶和品德的培養。這裡的意思就包含了從人的物質生產到精神生產兩個領域。1871年，英國的愛德華·泰勒在《原始文化》一書中給「文化」下了這樣一個定義，說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複雜整體。」這一定義一直沿用至今。
根據泰勒的觀點，中國傳統文化是個巨大的複合體，包含了中國不同時期的不同民族、不同流派的文化要素。雖然其主體結構是受儒家思想制約的，但其在形式上和內容上又不斷的吸收和融合了其他要素，以適應各時代的需要。它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影響深遠，在世界文明史上一直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所以作為目前正處于思想割裂期的我們來說，有必要對它做更深入地了解，比如它的特點以及它與其它文化的區別等等，有義務作一些概念性的總結，以期能起到拋磚引玉和繼前啟後的作用。
首先是其具有的悠遠性和獨創性。中國文化在歷史發展中沒有中斷過，它是一環扣一環的連續發展的唯一的獨立文明。它不象埃及文化曾因入侵者的變化一度希臘化，後羅馬化，再又伊斯蘭化；也不象希臘、羅馬文化因日耳曼人的入侵而中斷；更不同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中國文化在發展中從未產生過斷檔和空白，發生過間隔或跳躍。僅以文學而言，從詩經、楚辭、先秦散文、漢魏詩賦到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一直發展下來。更別說中國獨創的方塊字（從甲骨文演進為大篆、小篆、隸書、楷書及行書、草書），這一世界上產生既早、從未中斷，至今惟一僅存且仍被廣泛使用的表意文字影響了多少周邊國家的發展，帶去了中華文明。至今韓國、日本和越南還有一定數量的漢字在使用。
其次是穩定性和統一性。中國文化在其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逐漸形成了一個以華夏文化為中心，同時彙集了國內各民族文化的統一體。這個統一體發揮了強有力的同化作用，在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刻都未曾分裂和瓦解過。即使在內憂外患的危急存亡關頭，在政治紛亂、國家分裂的情況下，它仍能保持完整和統一，延續至今而能基本保持原貌。這一特徵是在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中都難於找到的。
再次是兼容性和再生性。中國文化能夠兼收並蓄，這不但指諸子百家在爭鳴中能夠取長補短，相互融匯，也指漢民族文化能夠長期吸收周邊少數民族的文化，更指對外來文化也能敞開它博大的胸懷，有揚有棄的吸收、整合。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毅然學習外夷，變風易俗。至戰國末年，「胡服」已成為中國服裝的一部分，騎射也被中原各國普遍採用。西漢張騫通西域不僅帶去了絲綢、鐵器等中原文化，也使葡萄、琉璃製品等西域文化傳入。唐時國力強盛，華夷文化大交融變得更為普遍和自然。而佛教的中國化更體現了中國文化有容乃大的本色。雖然這種兼容性和再生性在明末清初時有所減弱，但這並不影響中國文化總體上以寬闊的胸襟接納異族文化的特點。只要對自己有益，就樂意移植、引進、吸收和整合。
其四是保守性。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歷代統治者沿襲以德制天下的儒教傳統。因此，任何外來宗教對儒家思想是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佛教初入，中國僧人翻譯佛經時就故意將佛經中違背忠孝思想的內容剔除，其後，佛教的許多派別甚至將儒家忠孝思想納入其中。儘管如此，儒、道與佛之間也有鬥爭，甚至有個別皇帝還曾下令滅佛，如所謂「三武法難」即是如此。更別提與中國儒家等級制相背的基督教的平等思想尤被歷代所排斥。
最後即為多樣性。中國文化雖然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但因中國地域廣大，民族眾多，所以內部的區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又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差異，比如歷史上形成的楚文化、晉文化、秦文化、燕趙文化、齊魯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等以及蒙文化、苗文化、藏文化和一部分地區的伊斯蘭文化等，都異彩紛呈，各有特色。
而任何民族文化的產生和發展，都離不開它所依託的自然環境。不同地域的自然環境往往孕育出不同的文化類型。中國內陸遼闊，空間巨大，為民族的生存、發展與創造，提供了迴旋和施展的舞台。《禹貢》云：「東漸于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這是造成中國文化亘古獨立、長生不滅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文化帶有封閉保守特點的環境因素。而它的地形複雜，氣候多樣，為中國文化的豐富內涵和多元特點提供了有利的發展條件。這些複雜地貌和不同氣候給人們的衣、食、住、行以巨大影響，人們不能不依據這些條件決定自身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因而也形成了它不同於歐洲文化、日本文化、印度文化、美洲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許多品格。
中國傳統文化以人倫關係為基本，講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賢臣忠等等，追求群體互助，同西方世界的「個人本位」和「自我中心」很不相同。中國文化突出人本主義精神，它不象西方文化那樣依附於神學獨斷。中國雖然也有宗教，但它並沒有滲透到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相反，在中國人的生活里，宗法道德觀念才是維繫整個社會的根本紐帶。長期以來，中國人的行為準則並不是遵循某個神的意志，而是要合乎儒家所提倡的道德規範。在中國人的觀念里有所謂「天」的概念，歷代帝王也有祭天的儀式，但就其實質來看，這裡的「天」不過是自然而已。人們通常所說的「天道」，實際上也指的是人類社會的道德秩序。
中國文化同時注重和諧與中庸，它不象西方文化那樣講求分別與對抗，而是主張「天下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提倡在主導思想的規範下，不同派別、不同類型、不同民族之間思想文化的交互滲透，兼容並包，多樣統一」。中國哲學所說的「和而不同」，就是講各種不同質的事物和諧的融合在一起，才能產生出新的事物。中國古代的「中庸之道」，被認為是「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如果宇宙萬物和人類社會不偏不倚，各安其位，就能夠達到「和」的最佳狀態，也就是人生和社會的最佳境界。中國文化還富於安土樂天的情趣，它不象西方文化那樣追求冒險與刺激。中國古代一直是一個農業自然經濟的社會，人們愛土、敬土、安土，把土地當作自己的生命與依靠，因此，人們起居有定，耕作有時，總是祈求天下太平，豐衣足食，在戰亂的時候便夢想有一個「桃花源」。由安土樂天的心理而產生了一種濃厚的鄉土情誼，凡是那些離鄉背井的人，一個個都要思鄉，懷舊，尋根，問祖，這同西方文化確實大不相同。
而相對於日本的島國文化來說，中國傳統文化這一大陸文化更具有嚴整性和有序性。日本文化從本質上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外延。中國傳統文化從思想方法、行為方式、價值判斷、心理素質等諸方面，全面影響、熏陶著日本民族的國民性。這種以倫理為核心、富有人文精神的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尊卑有別的等級觀念，謙恭禮讓的處世態度，重義輕利的價值判斷，求同的思維方式與知足的文化心理，使日本歷史「蛙跳式」的直接從原始氏族社會進入封建社會，成為19世紀中葉以前日本文化的中心內容和日本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維繫因素，熏陶哺育著日本國民。
但是，作為原發性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體部分——儒家思想，是奠基於農業宗法社會之上的，是為上層建築服務的。這種文化結構阻礙著資本主義因素的發育和成長，阻礙著近代化的產生。戰後日本以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方式，吸收、演繹、融合歐美文化的精華與中國儒家文化的精粹，形成了一種多元性的、混雜性的日本精神，它多受歐美文化的影響，具有征服欲。春秋、戰國時儒士所講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中的「射」「御」在唐時已經湮滅，中國儒生已成為「手無縛雞之力」「手不能提，肩不能擔」的白面書生，而日本卻把中國儒學加以改造，使之與日本神道相結合，繼承了中國儒士這一尚武精神，亦成為日本武士道的根基。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日本對「恥辱」的敏感與重視，它調節著日本社會的平衡與和諧，而「禮」的文化則對維持中國社會長期穩定起著重要作用。
孔子提倡禮治，要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各級統治者都要各安己分，恪守禮制。「禮」本身明確的表達出封建禮制的詳細內容，它包括「君臣父子」等社會各種等級與社會角色所應該具有的行為準則，意味著不可逾越的經濟與政治上的等級制度。「禮」明白無誤的向社會中的人宣布應遵從什麼，應迴避什麼，禮表達的是實實在在的行為準則、國家律令、宗法族規。而日本的「恥」並不明確包括封建等級制度的具體內容。
在中國，「仁」被認定為凌駕一切之上的德，而在日本，「仁」被徹底的排斥於日本人的倫理體系之外；同樣是在中國，「孝」是五倫之首，「忠」是有條件的，而在日本，「忠」為五倫之首，對主君的「忠」是無條件的，在近代日本又努力使「忠」無條件的歸屬於天皇一人。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主張君臣關係應以道義為基礎，認為臣下一味順從是「妾婦之道」，提倡「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封神演義》中也有「父不慈，子不孝；君不仁，臣投外國」的言語。這些主張雖未否定君主專制制度，但為君主權力設置了道德的制約圈，也給民眾提供了一種反抗精神。中國在吸收外來文化方面也與日本殊途異道，呈一種軸心式的運動，並以「吞噬方式」來吸取營養，豐富自身。日本民族由於島國生存環境的局限，對外來文化的吸收採取的是以實際主義和現實功利主義作標準，既有吸收性又有排斥性來進行選擇的。
印度是一王邦，它和中國所使用的文字不同、種族不同，它擁有自己的文字——梵文，又自稱為雅利安人的後代，因此也就形成了與中國所不同的文化形式。儒家文化的宗旨和基本功能，是為了求得穩定和諧，求得「大一統」的協調。它不象印度文化那樣注重人與神的關係，而是注重人與人的關係，調節人與人的現實關係。而印度文化又是一種姓制度形成的文化，等級制度更強於中國，外來排斥性較少，不強調暴力，而中國則是由宗法血緣關係形成的一大家長制的政治政體，以維持理想的綱常關係和以維護傳統社會秩序為終極目的的貴族化的政治觀。
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一種原發性的文化體系，能夠流傳至今從未中斷過，產生過斷檔和空白，甚至在外族入侵時仍能保持自己的原貌，反而還給周邊族群以深刻的影響，不僅在於它具有自己獨特的魅力，具有自己特殊主義的政治觀和社會觀，還在於它存在一種超越國界、超越種族、超越意識形態，以體現人類追求富足和人道為終極目標的普世主義價值。
從古到今，任何國家的人民無不夢想建立一個沒有貧窮、沒有墮落、沒有暴虐、沒有殺戮、沒有戰爭的理想社會，為此還描繪了一幅幅社會和人生的理想藍圖。這種天下太平、社會穩定的理想蘊含了人類憧憬、嚮往與追求和平、安定、富足、有序、和諧、盡善盡美的幸福生活的情感。這種烏托邦的精神在中國同樣有所體現。《禮記·禮運》中即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皆有所養。」的有關「大同社會」的描述。
在那裡，人人都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人人都能互助互愛，是一個秩序井然、人人為公的太平盛世。這與古希臘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所描繪的頗有相似之處，是泛道德主義的理想政治模式。道家也設想了「小國寡民」的「自然世界」；而在春秋戰國時與儒家齊名的墨家也提出了「兼相愛，交相利」的治國之道。這些都是古代先哲們面對災難深重的社會現實，懷抱濟世救民的憂患意識而提出的變革社會、變革現實的美好設想和方案。而在此基礎上所提倡的大同、仁愛、忠恕、中和則同基督教文明所夢想的一個包括人身解放、社會公正、平等博愛、寬宥和平的世界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在古代中國，人們將仁愛作為人性價值的根本，是凌駕一切之上的德，它包括了對內的克己和對外的愛人，反映了一種互敬互愛互助的美好願望。仁義作為道德人性的外在實踐和內在要求，期望「泛愛眾」，人人和平相處，慈悲為懷，體現了人類追求幸福、安寧與和諧的普世主義精神。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忠恕之道來源於仁義精神，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就反映了人類寬以待人、相互諒解、相互忍讓、相互敬重、相互期許的仁愛精神和自立意識，這與基督教中的寬容精神是相近的。
而「忍」也成為日本武士所恪守的基本道德素養。中國文化還講求中和，即是「中庸之道」與「和為貴」思想的結合，它要求人們做任何事都要講究尺度，要不偏不倚，既不太過，又無不及，要適可而止、以和為貴，從而創造出一種使人與人、人與物相互統一的和諧氣氛。淳樸人性是天下之大本，和諧原則是天下之達道，離開中和之道，便會人性澆漓，天下大亂。只有使人的行為符合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做到互愛互信，互尊互諒，人得其所，事得其宜，則天下太平，表達了一種社會統一，群體和諧的共同願望。
以上對於中國傳統文化說了很多，但對於龐大的中國文化體系來說仍然只是冰山之一隅。然而作為處在社會轉型期的我們來說，如何正確的認識傳統文化，如何將中國傳統文化中優秀的成果運用到當今社會的建設當中，實是當時之要務。而如何知己知彼，了解和吸收別國優秀文化為本國服務，也確是任重而道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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