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洪波：無論早晚，正義必須到來

　　美國參議院全票通過法案，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排華法案等歧視華人法律表達歉意，這被視為遲到的公正。

　　「遲到的正義不是正義」，據說是流行於英國司法界的格言，現在也深為國人所熟知，被人反覆引用。每當我們面對顯然的非正義不能及時改正，這個格言就會響起。然而，如果遲到的正義不是正義，那些為歷史不公正而做出的努力，豈非失去了恢復正義的意義？

　　「遲到的正義不是正義」，畢竟是一句格言，一個形容格式的話語而已，而非一個法理學的結論，一個可被證明的邏輯論題。它可以提醒人們恢復正義不可拖延，但不等於拖延既已發生，那麼正義就不可再得，從而改變也失去了意義。

　　在正義不可拖延的意義上，「遲到的正義不是正義」，因為那是知其為非而無所努力；在改變不公正的意義上，正義與非正義有明確的界限，遲來的正義仍然是正義。

　　在美國參議院通過道歉法案後，推動眾議院通過道歉法案，推動白宮就歷史上的排華行為作出表示，將依次展開。就歷史的錯誤進行道歉，這在很多國家都已發生。這些道歉，有些是針對特定的族裔，有些是針對外國人民，有些是針對本國民眾。無論受害者群體在哪裡，只要國家或政府的行為帶來群體性的傷害，道歉就是一種應有的態度。

　　道歉不是追究罪行，而是良心上的表示。罪行的追究是有時效的，而且也需要明確的主體，經常是具體的人。歷史上所發生的錯誤實際上難以補償，罪行也往往無從追究，而作為道德體現的正義恢復、良心醒悟沒有時限，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一個民族如果曾經犯下罪錯，那麼償還道德與良心上的債務，永遠是需要的。

　　二戰後德國向猶太人和以色列反覆表示道歉，請求「寬恕德國人的所作所為」，被視為歷史反省的典範。而日本對二戰期間行為的有限道歉以及不時反覆，則使東亞民情陷入反覆糾結之中。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慰安婦問題，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示日本軍隊不對強迫婦女成為慰安婦負責，不僅激起亞洲相關國家憤怒，而且美國國會也作出回應，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認其軍隊奴役慰安婦，並正式道歉。

　　在美國，1988年里根總統向二戰中被監禁的美國籍日本人正式致歉，1993年國會為一個世紀前推翻夏威夷王國道歉，2007年多個州為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奴隸制道歉，2008年國會眾議院為奴隸制以及延伸至20世紀中期的種族隔離道歉。在澳大利亞，2008年陸克文總理對歷史上發生在原住民身上的殘忍事件道歉。這些遠不是國家道歉的全部。

　　每一次國家和政府道歉後面，都有著公民活動的鋪墊，都有著社會認識的進步，都使人看到文明在國家政治層面的繁育。對於政府來說，為眼前的某件具體的事情表示歉意，相比為某個歷史罪錯道歉，要容易得多。這不僅是因為「過去的就讓它過去，不必揭開歷史的傷疤」，而且可能是認為「責任有分期」，現在的人不必為歷史負責。

　　我們應當為前輩所犯的罪錯負責嗎？回答是有爭議的。「我從來沒有擁有過奴隸」，「殺害猶太人時這個世界還沒有我」，「人不能為沒有參與其間的行為負責」。這裡面有一套嚴密的邏輯，戰後出生的德國人、日本人，以及拒絕為歷史不公正行為道歉的任何人，都可以引之為據。而按照現在一種通行的道德主張，人僅能承擔其自我選擇的行為所產生的後果，人作為道德主體獨立而且自由。而另一方面，政府被賦予中立無偏地治理社會的意義，而非考慮社會的良善。從而，美德不具有共同標準而成為個人選擇上的偏好，「集體責任」、「歷史責任」以及「道德政治」等更加不必存在。

　　無論作為道德主體還是法律主體，「個體獨立而自由」無疑具有巨大的解放意義，並且成為近代以來定義人這個概念的第一義項。然而，人又生活在社會中，生活在歷史中。所有人都會同意子女對父母存在責任，而父母並非子女所選擇；所有人也會同意國家關照國內公民比國際援助有更大的義務。

　　歷史罪錯在很多國家都曾經發生，也許每個國家都有其「歷史遺留問題」。這些問題，有時是顯而易見的，有時是隨著歷史認知和文明觀念的演進而被發現，因此，是否道歉不僅考驗相應國家和政府的道德勇氣，也標誌其文明水平。

　　美國參議院就歷史上的排華法案作出道歉，不必視為國家道歉的典範，但也不能因其「遲來」而認為沒有意義。也許，我們會看到更多的國家道歉行為，人類的文明程度、人類政治的道德尺度，已發展到能夠展開國家、政府和民族自我反省的水平。面對眾所周知的歷史錯誤，採取迴避乃至否認的態度，將越來越顯得冥頑不靈。(作者系長江日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