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與蕭乾本為文學至交 後在「文革」中交惡

左起：蕭乾、曹禺、沈從文、靳以（攝於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作者彥火，又名艾火，原名潘耀明。香港知名作家，編輯家，出版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988年春，《人民日報》記者李輝告訴我，沈老師同意見我。由於李輝要出差，我們商定，他一回來就陪我去崇文門沈老師的寓所拜訪他。沒想到，五月間沈從文老師這顆文壇巨星，突然隕落，就失去了機會。」 ——蕭乾1、以「鄉下人」為文學啟蒙老師蕭乾是名記者、名編輯，也是小說家和翻譯家，這已經是人們公認的了。蕭乾的文學道路，第一位恩師是沈從文。1931年蕭乾在北京輔仁大學與安瀾合編《中國簡報》，經國文課教師楊振聲介紹，去採訪沈從文。沈從文十分欣賞這位勤奮、進取的文學晚輩，從此成為文學至交。這期間，沈從文經常給蕭乾寫信，討論文學問題，大都用「乾弟」這個親昵的稱謂。蕭乾年少時已立志當作家，以此作為人生目標，所以他經常騎自行車去向沈從文求教。一向以「鄉下人」自稱的沈從文，也希望蕭乾保持「鄉下人」腳踏實地的精神，「不要相信天才，狂妄造作，急於自見。應當養成擔負失敗的忍耐，在忍耐中產生他更完全的作品。」沈從文還把自己對寫作的嚴謹態度和對文字運用的技巧和心得，傳授給蕭乾，並告誡他：「文字同顏料一樣，本身是死的，會用它就會活。作畫需要顏色且需要會調弄顏色。一個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有好思想也表達不出這種好思想。」蕭乾對此有深刻的認同和體會，他曾說過：「字不是個死板的東西。在字典里，它們都僵卧著。只要成群地走了出來，它們就活躍了。活躍的字，正如活躍的人，在價值上便有了懸殊的差異。」他還服膺沈從文的寫作動機：「因為我活到這世界裡有所愛。美麗，清潔，智慧，以及對全人類幸福的幻影，皆永遠覺得是一種德性，也因此永遠使我對它崇拜和傾心。這點情緒同宗教情緒完全一樣。這點情緒促我來寫作，不斷的寫作，沒有厭倦。只因為我將在各個作品各種形式里，表現我對於這個道德的努力。」2、經恩師發表成名作並成為職業記者沈從文對蕭乾厚愛有加，曾主動提出來，要求蕭乾提交短篇小說給他過目。蕭乾在這番鼓勵下，認真寫了一篇叫《蠶》的短篇小說，寄給沈從文。三個月後，這篇小說在當時赫赫有名的《大公報》副刊刊登了。蕭乾發現，刊出的這篇文章曾經沈從文細心修改過，他把別字謄正了，把虛字去掉，這對蕭乾是一個激勵，也是鞭策。蕭乾後來寫道：「……但從那以後，我把別字看成鼻尖上的疤，對贅字養成難忍的反感。學著他那簡練的榜樣，我少用『虛』字，少說無力的廢話。自然我還不行，我仍得努力下去的。」後來一代才女林徽音讀了這篇小說後，還通過沈從文約見了蕭乾。可見《蠶》是蕭乾的成名作。1935年7月，蕭乾剛大學畢業，也是由楊振聲和沈從文聯合推薦蕭乾進入《大公報》編文藝副刊的，其後兼任旅行記者。沈從文還為蕭乾的短篇小說集《籬下集》親自寫了《題記》，其中有熱情洋溢的話：「他(蕭乾)的每篇文章，第一個讀者幾乎全是我。他的文章我除了覺得很好，說不出別的意見。」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沈從文與蕭乾聯名出版了文藝書信集《廢郵存底》，無形中也提升了蕭乾的文學地位。後來，蕭乾因「八一三」《大公報》縮版遭遣散，往後生活費也是楊振聲和沈從文給予補助的。凡此種種，都可說明沈從文對蕭乾的恩重如山及無微不至的關懷，已超出一般師徒關係。這種親密的關係一直維持到「文革」後期。可是，我在蕭乾早年贈送給我的作品，包括蕭乾與夫人文潔若寫的相關蕭乾傳略，對沈從文這段恩情卻隻字未提，令人百思不得其解。3、「文革」中在政治上劃清界限蕭乾與沈從文之間的糾葛，外人諱莫如深，直到2001年12月蕭乾發表了那一篇題為《我與沈老關係的澄清──吾師沈從文》的文章，讀者才恍然大悟。此文寫於1999年，蕭乾當時已纏綿病榻，並叮囑其妻文潔若待他身後才發表。到了蕭乾逝世後兩年，文潔若女士才把文章託人捎給我，囑發表，遂由《明報月刊》於2001年12月號登載。蕭乾在文章中記述了沈先生與他深厚的師生情。蕭乾自稱是沈先生帶他進入文藝界的。文章開首便寫道：「人家都說汪曾祺是沈從文的大弟子，其實我在文學道路上得到沈從文的指引提攜，比汪曾祺要早。他是我的恩師之一，1930年把我引上文藝道路，我最初的幾篇習作上，都有他修改過的筆跡。」同一篇文章里，還特別提到蕭乾在「文革」末期，曾為自己及沈先生的住房問題向有關當局作過呼籲，沈先生卻不領情。蕭乾寫道，在一次兩人相遇時，沈先生「聲色俱厲地對我說：『我住房的問題，用不著你張羅。你知道嗎，我還要申請入黨呢！』說罷，掉頭而去。」據蕭乾事後分析：「沈從文對我說『我還要申請入黨呢』，我認為他的用意無非是奉勸我這個『摘帽右派』少管他的事。我不相信他真的想申請，只不過是用此話來表明，他沒有像我那樣淪為次等公民，在政治上占我的上風。」4、與丁玲的關係或為交惡關鍵蕭乾在上述的文章總結出他與沈從文的交惡，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其一是蕭乾在沈從文與丁玲鬧翻後，丁玲在多個公開場合，毫不留情地抨擊恩師沈從文，但蕭乾仍然與丁玲保持密切來往，沒有劃清界限。對此，蕭乾的解釋是，他與丁玲有密切的工作關係：「1983年6月，丁玲大姐被任命為全國政協文化組組長，我是副組長。我們經常在一起開會，談工作，相處融洽。」其二的原因較為曲折和複雜──1957年，毛澤東提出「百家爭鳴」，蕭乾認為文藝界將迎來開放的春天，發表了題為《放心·容忍·人事工作》的文章。文章援引西方的名句為例：「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願犧牲我的性命，來維護你說出這個看法的權利。希望共產黨人事部門對知識分子放下心來，健康地開展『鳴』和『放』的工作。所謂『民主精神』，應該包括能容忍你不喜歡的人，容忍你不喜歡的話。」蕭乾無疑成為被引出洞的「傻蛇」，很快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蕭乾在發表文章同時，還曾鼓動沈從文「鳴放」，所幸沈從文沒有為其所動。如果他像蕭乾天真地寫文章，最終肯定也會被打成「右派」。沈從文一生對政治都是十分淡泊的，他於1949年便主動要求進故宮博物館當一名講解員，專心研究古代服飾，可見他大隱隱於市的心態。然而，在中國那段政治禁忌如影隨形的日子裡，沈從文為了自保，難免也被迫說出違心的話、做出違心的事。據蕭乾透露，沈從文1957年在文聯大樓曾公開批判蕭乾，他「竟把我（蕭乾）協助美國青年威廉·阿蘭編了八期的《中國簡報》（這原是一份樸質地對外宣傳中國新文學的英文刊物），聳人聽聞地說成是蕭乾『早在三十年代初就與美帝國主義進行勾結』」。5、晚年欲和解孰料緣慳一面還可提供兩個旁證：由沈從文的女助手王亞蓉女士撰的《從文口述──晚年的沈從文》一書中，對沈蕭的關係也略有涉及，提到沈從文對蕭乾與丁玲的來往也頗有詬病。沈先生的另一位得力助手、考古專家王予予在接受訪問中也提到，沈先生對蕭乾有意見，一說到蕭乾就生氣。沈先生還對家人說，在百年之後，不讓蕭乾參加他的身後事，「不准他沾邊兒」，還寫了長信「責罵」蕭乾。王予予看過這封信，認為其「措詞之嚴厲是不可想像的」。那是人性扭曲的年代，也許就沈從文而言，心中明白，蕭乾與政治扣得很緊，註定倒霉。一場「反右」運動，已把知識分子整得死去活來，所以他不願與蕭乾走得太近，是可以理解的。由於政治的原因，也使沈蕭這段可歌可泣的師生關係受到了嚴重污染。但據蕭乾在同一篇文章透露，他與沈從文在晚年已達致和解。蕭乾寫道：「1988年春，《人民日報》記者李輝告訴我，沈老師同意見我。由於李輝要出差，我們商定，他一回來就陪我去崇文門沈老師的寓所去拜訪他。沒想到，五月間沈從文老師這顆文壇巨星，突然隕落，就失去了機會。」我們倒希望這兩位中國文壇巨匠，在沒有政治陰影的天堂，能夠冰釋前嫌，重敘師徒之情，握手言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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