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抗戰文學中的愛國主義精神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可以說，這是中華民族悠久的古訓，也是中華民族愛國精神的最精粹的概括。深刻的愛國精神，不僅僅是熱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而且有著祖國利益至上的莊嚴責任感：為了祖國可以犧牲個人的一切，乃至寶貴的生命。抗戰剛爆發，流亡日本達１０年之久的我國著名作家郭沫若便立即返回祖國參加抗戰。他曾說：「我們要犧牲一己自由求民族之自由，犧牲一己生命求民族之生命，不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還要鞠躬盡瘁至死不已！」老舍以《國家至上》來命名他與宋之的合作的多幕話劇，用意就在於召喚我國各族人民捨棄一切前嫌，攜手團結，共同抗日。在本世紀我國的抗日戰爭中，這種愛國精神得到極其突出也極其輝煌的表現，理所當然，它也必然要在我國反映抗戰題材的文學作品中得到同樣突出和輝煌的藝術描繪。從大量這樣的文學作品中，人們不僅可以強烈地感受到這種愛國精神的耀目光輝，而且可以通過作家所描繪的大量愛國英雄的藝術形象，深深地受到這種精神的熏陶和感染，從而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這樣的精神確實是中華民族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思想瑰寶，也是中華民族得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並且永不衰敗的最強大的保證。　　正是國家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最能激發人們的愛國精神。　　發生於本世紀３０年代的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我國人民抵禦外國侵略，苦難最深重，耗時最長久，動員也最廣泛的一場戰爭。如果從「九·一八」事變算起，便歷時１５年；如果從盧溝橋事變算起，也歷時８年，在這場戰爭中為了抗日救亡，反抗日本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侵略，我國軍民死傷達３５００萬人之多。這在中國和世界的戰爭歷史上都屬慘重空前，足見其悲壯與激烈。　　追溯起來，我國抗戰文學並非始於盧溝橋事變之後。遠在上世紀末，台灣被日本佔領，當地便出現了反佔領的文學，特別是「五四」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更給台灣文學界以強大的影響。曾被譽為台灣的「魯迅」的著名作家賴和，不但「不忍衣冠淪異族」，一生堅持穿本民族的服裝，而且致力於傳播本民族的文化，即使兩次被關進監獄，也不與侵略者妥協。他以自己的一系列作品，如小說《一桿「稱仔」》、《蛇先生》；詩歌《流離曲》、《南國哀歌》等，尖銳揭露和鞭撻殖民統治者的暴政，為人民的英勇抗爭唱出由衷的頌歌。「九·一八」事變後，被日本佔領的東三省地區的抗日文學也迅速崛起。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蕭紅的《生死場》就是當時東北抗日作家最有影響的代表性作品。而後日本侵略者又蠶食華北，國難日重，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高呼：「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這悲壯的歌聲，無異於中華民族發自心底的最深切的愛國主義的召喚！當時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運動，便志在普遍喚醒全國人民的愛國主義覺悟，而「盧溝橋事變」的發生，不但激發了我國的全民抗戰，而且使我國文學也更高地揚起愛國主義的戰旗。　　我國文學界愛國主義精神的高揚，最先表現為全國各民族各黨派文藝工作者在抗日愛國的基礎上實現大團結。３０年代初，由於國民黨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國共內戰在繼續。這一切都必然影響到文壇的團結。後來，中國共產黨力主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張學良將軍為促進抗日，在西安對蔣介石發動兵諫，而盧溝橋事變又擊碎了某些人士和國民黨多數派對日本的幻想，這就使民族團結和國共合作，一致對外，有了迅速實現的可能。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７日在漢口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５００多各民族各黨派的作家出席成立大會，周恩來在大會上的講話中說：「今天到會場後的最大的感動，是看見了全國的文藝作家們，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團結起來。這種偉大的團結，不僅僅是在最近，即在中國歷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團結，也是少有的！」雖然，中國作家中，後來也出現了像周作人那樣的漢奸投敵分子，那畢竟是極少數。這種全國各民族各黨派文藝工作者的愛國大團結，就使得我國文學高揚愛國主義精神，動員大家紛紛投入抗日救亡的文學活動有了可能。　　愛國主義精神的高揚極大地提高了我國文學的戰鬥性，正如「文協」的《發起旨趣》所號召：「團結起來，像前線戰士用他們的槍一樣，用我們的筆，來發動群眾，捍衛祖國，粉碎敵寇，爭取勝利。」當時在文協的領導下，提出了「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還創辦《抗戰文藝》等許多刊物，更多組織作家戰地服務團和演出隊，發展朗誦詩、活報劇和報告文學，不但愛國主義的歌曲像《義勇軍進行曲》、《松花江上》、《黃河大合唱》與活報劇《放下你的鞭子》等起了極大的精神動員的作用，像話劇《八百壯士》、《台兒庄》以及宋之的、丘東平、碧野、范長江、陳荒煤、沙汀、丁玲、黃鋼、劉白羽等許多作家的報告文學作品，也無不起著激勵抗戰的作用。無論在東北、華北淪陷區還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上海「孤島」與香港，抑或是桂林、重慶、昆明等大後方還是陝北、晉冀魯豫和膠東、蘇北等抗日民主根據地，乃至海外的華僑界，都有大批中國作家把主要筆墨投向抗戰文學，使得抗戰文學幾乎成為當時中國最激動人心最為作家和讀者所關注的最重要的文學。在整個抗日戰爭過程中，充滿愛國精神的抗戰文學，的確成為團結人民，戰勝敵人的有力的精神武器。　　任何國家都有自己文明的歷史，也都有自己世代子孫安身立命的不可動搖的生存疆界，因而熱愛祖國的錦繡山河和傳統文化，就是維護民族文化的特色，捍衛民族繁衍的家園，維繫民族生存的權利。這歷來是愛國精神表現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國抗戰文學作品正是普遍表現了對中華民族古老文明和生存家園的摯愛。《松花江上》便首先歌唱作為民族家園的肥沃的土地，富饒的森林和礦藏，以及大豆、高粱等豐富的物產，深切表現了對家園的眷戀和失去家園的悲傷。《黃河頌》寫道：「哦！黃河！你是中華民族的搖籃，五千年的古國文化，從你這裡發源……」這種基於對祖先土地和民族文化傳統的熱愛，由於我國文明悠久，地大物博，更能燃起高度的民族自豪感，使得我國抗戰文學中的愛國主義具有一種深厚的歷史內涵，一種崇高而博大的凝聚力，不甘於民族文化與國土的淪亡，疾呼守土有責，成為當時抗戰文學最普遍的主題。　　我國抗戰文學的愛國精神還深刻表現了當時我國人民的樂觀主義。儘管抗日戰爭是我們歷史上傷亡和損失都最為慘重的一場戰爭，其悲壯和慘烈令人驚心動魄，無論是敵人在南京製造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還是他們在抗日民主根據地實行的殘酷橫暴的「三光」政策，都沒有能夠摧毀我國人民的樂觀精神。人民的樂觀主義就是對民族群體力量的強大自信，就是對於貌似強大的敵人的高度蔑視。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的發表，更極大地鼓舞了我國人民的愛國樂觀精神。在我國的抗戰文學作品中，儘管不乏對敵人的種種令人髮指的罪行的控訴和揭露，但大多數作品都充滿一種昂揚的樂觀主義，一種既悲壯又明朗的色彩，而少有悲觀絕望的情調。廣大作家都深信中華民族決不會滅亡，決不會屈服，一定會迎來最後的勝利！正像著名詩人田間充滿豪雄之氣的《給戰鬥者》所歌唱：「人民哦／站在盧溝橋／迎著狂風／吹起衝鋒號／人民哦／在遼闊的大地之上／巨人似的／雄偉地站起！」他斷言：「我們要活著———在中國／我們要活著／———永遠不朽！」他以巨大的信心宣稱：「我們復仇的槍／不能扭斷／因為我們知道／這古老的民族／不能／屈辱地活著／也不能／屈辱地死去／我們一定要／高舉雙手／迎接———自由！」在眾多小說、戲劇創作中，這種樂觀精神同樣充滿作品的字裡行間。在人民抗日根據地的文學創作中尤其突出。寫過《荷花澱》、《蘆花盪》、《風雲初記》等許多小說反映冀中人民抗戰的孫犁，就說到他描寫許多女性的作品所以充滿樂觀精神是因為他曾親眼看到「她們在抗日戰爭年代，所表現的識大體、樂觀主義以及獻身精神」。　　抗戰文學更高揚我國人民愛國的英雄主義。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凡是民族面臨侵略的危亡之際，也往往都是愛國英雄主義最為昂揚的時代。無論前方將士還是後方的百姓，抗日救亡，振臂而起，義無反顧地灑血疆場，乃至英勇犧牲。抗日戰爭中這樣的英雄更何止千萬。他們的英雄氣概和事迹，不能不極大地鼓舞全國人民去英勇戰鬥；更鼓舞我國作家去加以描寫和表現。像在前線浴血戰鬥，英勇殉國的楊靖宇、吉鴻昌、張自忠等愛國將領，像趙一曼那樣的巾幗英雄，像馬本齋那樣的回族豪俊，像《八女投江》中的八位女英烈，像《狼牙山五壯士》中彈盡援絕而集體投崖的五壯士，他們那「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氣和壯烈不屈的光輝形象，都為我國抗戰文學作品所一再表現和歌頌，迄今已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像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孔厥、袁靜的《新兒女英雄傳》、劉流的《烈火金鋼》、劉知俠的《鐵道游擊隊》、馮德英的《苦菜花》等描寫人民抗日英雄抗擊敵寇、忠心愛國的作品難以計數，正是這種英雄主義煥發的耀目光彩，使得抗戰文學中的許多作品成為光耀千秋的向子孫後代進行愛國的英雄主義教育的最好教材。　　抗戰文學的愛國精神還燃燒著一種凜然正氣和對於一切民族敵人的仇恨。它不獨表現為對日本侵略者的同仇敵愾，而且表現為對於賣國通敵的民族敗類的痛恨和鄙視。我國抗日戰爭是反侵略的正義戰爭，由於對維護國家獨立和爭取民族解放的正義感，在我國抗戰文學作品中，對於侵略者和一切為虎作倀的民族敗類，無不痛加鞭撻和揭露，他們的罪惡嘴臉和罪惡行為，化為藝術形象，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受到後世的唾罵。老舍的長篇名作《四世同堂》，寫的雖然是被日本侵略者佔領的北京小衚衕里平民百姓的生活境遇，也正是站在愛國的立場，愛憎十分鮮明。不獨抗戰期間的文學作品這樣描寫，即使到９０年代出版的反映抗戰題材的新作，像《新戰爭與和平》、《萬里長城圖》、《戰爭與人》等多卷本長篇巨著，作家筆下雖然力圖再現歷史的真實，但對於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以及汪精衛等漢奸賣國分子的批判鋒芒和道義譴責，也不僅閃射民族的凜然正氣，而且力透紙背。　　人們不難看到，我國抗戰文學中的這種愛國精神正是繼承了中華民族傳統的愛國主義，但是，由於我國抗日戰爭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一次反侵略戰爭，我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及其文學表現就不能不有新的時代內涵：第一，我國抗戰中的愛國主義是與無產階級領導下的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反殖民主義的世界潮流聯繫在一起的。因而抗日救亡與支持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與解放的鬥爭完全一致。我國的抗戰文學不僅廣泛反映我國軍民動員起來進行殊死戰鬥的歷史畫卷，而且堅決支持和聲援包括朝鮮、越南和東南亞各國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以及被德意法西斯蹂躪的各國人民的鬥爭；第二，我國抗戰中的愛國主義還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世界反法西斯主義的正義事業聯繫在一起。因而，它遠非傳統的狹隘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而是充滿國際主義精神的愛國主義。我們的抗戰文學不僅歌頌中國軍民的抗日鬥爭，而且歌頌世界各國包括前蘇聯和英美等國的反法西斯鬥爭，還包括歌頌日本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第三，我國抗戰中的愛國主義又是以中國共產黨所主張的抗日民族民主統一戰線為基礎的。因而，它不僅體現全國各族人民的抗日大團結，而且體現人民民主的歷史進步要求，這種新的愛國主義精神在大後方的進步文學界和國外的華僑社區文學界，尤其在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文學作品中，都得到十分強烈的表現。眾所周知，抗戰期間我國不獨有茅盾、夏衍、胡風、蕭紅等大批作家到香港開拓抗戰文學的陣地，而且還有胡愈之、郁達夫、秦牧等許多作家去往東南亞從事支援當地人民的抗日創作活動，郁達夫最後被日寇所殘酷殺害。２０世紀中國最有成就的詩人艾青更在《歐羅巴》、《哀巴黎》、《三國公約》、《敬禮》、《賭博》、《希特勒》、《悼詞》、《土倫的反抗》、《中國人民的歌》、《祝賀十月》、《悼羅曼·羅蘭》、《索亞》等詩中廣泛而突出地表達了抗戰期間中國作家對於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仇恨，對於朝鮮、法國、蘇聯和英、美等國人民反對侵略的深摯同情和聲援以及團結戰鬥的意願。　　正由於我國抗日戰爭中的愛國主義具有新的時代內涵，它不獨賦予人民的樂觀主義和英雄主義以新的思想背景，而且由此也把我國人民傳統愛國主義精神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放射出前所未有的格外燦爛的光輝！　　《人民日報》〔１９９５０７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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