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是被驅逐的猶太人......

在整個人類歷史的長河中，若論哪個民族的命運最為坎坷以及最具悲劇色彩，那麼猶太人恐怕首當其衝。猶太民族自公元70年被羅馬人驅趕出巴勒斯坦地區後至1948年以色列建國，經歷了長達兩千多年的群體流亡生活。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散落世界各地，寄人籬下，努力為了生計奔波。他們中的有些人也曾依靠自己的經商天賦富甲一方，也曾一腳踏入上流社會的門檻；也有一部分厭倦了顛沛流離的猶太人，在找到一片落腳之地後「反認他鄉作故鄉」。然而作為一個有著自己獨特文化傳統的群體，他們從未真正融入過周邊的社會環境，他們也從未真正地被全然接納過。他們是最經常被看作「什麼人口」而受到驅逐的民族。

在漫長的反猶主義歷史進程中，猶太人最頻繁遭受的迫害手段便是驅逐。非猶太社會的統治者使用強制驅逐或流放的手段，將猶太人趕出原居住地。早在亞述和巴比倫時代猶太人就慘遭驅逐，而後同樣地悲劇便不曾中斷。翻開西方世界的歷史，驅逐猶太人的現象是如此的普遍，以至於罄竹難書。很難再找到一個民族像猶太人一樣長期受到世界性的排斥。直至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前的兩千多年歷史中，猶太人一直是一個喪失主權的民族。無論他們在歐洲或世界上其它地區生活了多少代人，都只被看成是「永恆的外邦人」。哪怕在一些地區猶太人才是真正的開拓者，他們已經在此生活了幾代人才有其它民族遷入。比如波蘭的許多村莊都是猶太人首先建立，而後才有波蘭人到這些村莊落戶定居。就算如此，猶太人也總是被當作「外來戶」。

猶太人是一個信仰上帝的民族，無論是基督教（廣義上的，包括天主教、東正教、新教）還是伊斯蘭教，其根源都可追溯到猶太教。在《聖經》中猶太人所遭受的壓迫和磨難，都被解讀為上帝的懲罰。這是基於猶太人的贖罪意識，但命運的不公有時也會喚起他們內心的疑問。

在《聖經》文本中就曾多次記載猶太先祖對上帝訴苦：「我們的心沒有退後 我們的腳也沒有偏離你的路......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 主啊！求你睡醒，為何盡睡呢？」

雖然這終究只是神學信仰上的探究，但猶太人在西方世界遭受的排擠與敵視，也確實隱藏著深刻的宗教文化層面的因素。

在早期反猶歷史中，宗教信仰上的差異就是主要的涵蓋因素之一。猶太教作為一神教文化的母體，自認為是「上帝的選民」，很難主動融入被他們視為「異端」的群體，同時這也是他們保持民族獨特性的重要途徑。

基督教興起後因為神學理念上難以調和的衝突，猶太人遭受的宗教迫害更為激烈。尤其是在中世紀的歐洲，剝奪猶太人宗教信仰的權利或強迫猶太人改變信仰的運動屢見不鮮。許多猶太人因不願受洗而被殺害，而即使被迫違心屈服也還是有可能被視為異端分子而被活活燒死。

雖然基督教與猶太教有著很深的神學層面的淵源，但這並不足以平復基督徒的反猶主義情緒。意識形態上即使再微小的差異也足以互相敵視，哪怕基督教內部的不同宗派也會因為對《聖經》的不同解讀而彼此攻伐。雖然基督教脫胎自猶太教，但基督教在發展過程中逐漸擯棄了猶太教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而演化為一種普世性的宗教。何況基督徒認為是猶太人自己親手將上帝之子耶穌釘上十字架的，而猶太人並不承認耶穌就是他們苦苦等待的「彌賽亞」。

二戰時期被驅逐的猶太人

在尖銳的宗教對立下，十二、十三世紀的歐洲基督教社會，一些以陰謀論為基調的反猶主義謠言開始滋生並廣泛傳播。比如1321年前後在歐洲普遍流傳的說法，認為猶太人收買或教唆麻風病人將病毒投入水井，致使麻風病在歐洲蔓延。在黑死病肆虐歐洲的年代，猶太人也曾被指責為是罪魁禍首。

1492年，西班牙的斐迪南國王為了建立一個「真正的天主教國家」，決定清除西班牙境內的異教徒，據歷史學家估計約有20 一 40 萬猶太人被驅逐。

有時候驅逐猶太人也可能是出於政治原因，例如一些君主或貴族出於討好教會的目的，以換取宗教勢力的支持。

生活在中世紀歐洲的猶太人通常要比基督徒交納更高的稅，甚至在一些歐洲統治者眼中驅逐猶太人變成了無本萬利的「生意」，他們將猶太人趕走後又允許他們有條件地返回，而所謂條件就是要求猶太人繳納一筆「居住權購置費」。

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彷彿為西方世界打開了一道天窗，然而陽光並不散到猶太人身上。宗教改革運動的標杆性人物馬丁.路德本人就是一個旗幟鮮明的反猶主義者。他在在回答「我們基督徒應該如何對待這些被拒絕和被譴責的猶太人？」這個問題時，提出了七條建議：

「首先，要燒掉他們的猶太會堂或學校……這樣做是為了尊重我們的主和基督教，這樣上帝能看到我們是真正的基督徒……」

「第二，我建議夷平和摧毀他們的房子。」

「第三，我建議奪走他們所有的禱告書和塔木德著作，這些作品教導的是偶像崇拜、謊言、詛咒和褻瀆神靈。」

「第四，我建議他們的拉比從今以後禁止教學，違者則處死或被懲罰……」

「第五，我建議猶太人禁止在馬路上通行……」

「第六，我建議禁止讓他們放高利貸，這樣所有現金以及銀子、金子等財富都要從他們那裡拿走……」

「第七，我建議給年輕、強壯的猶太人一個枷，一把斧子，一把鋤頭，一把鐵鍬，一根繩子或一根紡錘，讓他們汗流浹背地謀生……但是，如果我們擔心他們可能傷害我們或我們的妻子，孩子，僕人，牛等……那麼，讓我們效仿其他國家，如法國，西班牙，波希米亞等，將他們永遠趕出國土……」

流散千年，客居他鄉造成了猶太人在政治權利上的真空狀態，因此不管他們在經濟領域創造了多少財富，都無法為他們帶來真正的安全感。正如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所說的：「剝削和壓迫都不是他們引起怨恨的主要原因 ;而沒有可見的政治作用卻擁有財富才是最不可容忍的 , 因為誰也不理解無功為何受祿 。 當猶太人同樣喪失了他們在公共事物中的作用和影響 , 除了財富之外一無所有時 , 反猶主義就達到了 頂峰。」

1941年的利沃夫,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在街頭肆意侮辱猶太人

正如有學者總結的那樣：「反猶主義 , 一言以蔽之 , 是一種肇端於宗教觀差異 , 隨後被一系列經濟 、文化 、社會因素觸發的 『原型 』的偏見性仇恨 , 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一 種非正常的集體 『潛意識 』 , 其持續長度和發生烈度是一般的歷史理論無法說明的 , 因此極具神秘和詭異,甚至不可理喻」。

而我們看到的納粹針對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則是上述這一切因素的歷史沉澱結合「種族主義」的一次集中爆發。在希特勒理想世界的構想中，猶太人被認為是毒瘤。納粹的宣傳語對此毫不掩飾，「我們確信，只有這些病菌被清除，民族復興才能實現」。而那段歷史離我們並不遙遠，在那之後也不止一次地發生過類似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