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儒學-孔子與早期儒家經典的關係

　　孔子到了晚年知道之不行，遂潛心於授徒和整理古代文獻。關於前者，相傳他弟子三千，可謂規模宏大；關於後者，相傳儒家經典差不多都經過他的整理：「筆則筆，削則削"，不僅使孔子贏得了極高的名聲，而且確實有助於中國古典文獻的保存和流傳。既為後世儒家提供了豐富的智慧資源，也為文明中華的文化發展與繁榮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同時，正是由於這些傳世的儒家經典曾經過孔子的整理與詮釋，於是這些經典在後世中國便具有至尊的地位，於是有人認為：「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道"。孔子便成了聖人，儒家經典便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最高法典，儒士便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別稱和追求目標。學人以名列儒林為榮，著述以敷贊聖旨為貴，派別繁雜，訓解浩翰。

　　 既然孔子的學術旨趣是「述而不作」，即對古典文獻只是整理而不是創作，那麼，在我們研究孔子與儒家經典之間的關係之前，便有必要對這些經典的主要來源作一簡要的概述。

　　 我們知道，儒家經典之所以稱為「經"，那是孔子之後的事。但「經"字並不後出，至遲在周代銅器銘文中已經出現。《說文解字》說：「經，織從絲也。從系。」這應該是經的原初本意，引申發揮便有「經維"、「經營"等意思。《釋名》說：「經，徑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這便是後來引申發揮出來的意思，顯然也與儒經的地位早已提升有關。

　　 至於書籍稱經的起源，本有多種說法。章太炎在《國故論衡·文學總論》中認為：「書籍得名，實憑傅竹木而起"，如浮屠書以貝葉成書，以線連貫，故謂「經者，編絲綴屬之稱。」劉師培《經學教科書》第二課基於《說文》的解釋，以為古人見經多文言，於是"假治絲之義而錫以六經之名。即群書之文言者，亦稱之為經，以與鄙詞示異。」而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則認為，六藝之所以稱之經，全因經孔子刪定：「其微言大義實可為萬世之準則。」但章學誠在《文史通義·經解上》則強調，所謂經：「實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矣。」顯而易見，這些解釋或囿於《說文》本意，或陷入後世儒家的偏見，並無助於說明「經」之來源。 事實上，以"經"作為儒家經典的稱謂；至少在戰國末年就已出現，且並不僅僅限於儒家典籍，如《墨經》。而將儒家經典稱之為經，始見於《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也？」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今子之所言，猶跡也。夫跡，履之所出，而跡豈履哉!"如果孔子與老子的這段對話可信的話，那麼所謂儒家六經，就是先王之陳跡，是先王嘉言懿行之檔案記錄，故而這些記錄使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換言之，所謂經，並不出之於一人之手，孔子所治之六經，實際上都是先王們形成的檔案文件。同時，由於這些文件無法道明所以然，於是又有後出的「釋文"或「釋義"，以便解釋這些文件之所以然，這種解釋之文即稱為「傳"。故傳與經是相對而成立，此中情形蓋與前引章學誠的說法相似。

　　 這些先王文獻被稱為經，本來並沒有什麼神秘的意味。然而後世儒者出於派別鬥爭的特殊需要，卻把這原本正常的稱謂愈解釋愈糊塗，愈解釋愈神秘。具有東漢政治法典意義的《白虎通義》釋經為常，即「常道"，認為因儒家經典蘊涵有永恆而不可變的真理。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也猜測，或當孔子刪定六經之時，以其道可常行，正名為經。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也說，織之從絲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後有緯，是故三綱五常六藝謂之天地之常經。孔廣森《戴氏遺書序》更說：「北方戎馬，不能屏視月之儒；南國浮屠，不能改經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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