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實而有光輝的探索——讀陳廣宏《中國文學史之成立》

充實而有光輝的探索

——讀陳廣宏《中國文學史之成立》

《中國文學史之成立》

一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文學史」書寫活動逐漸興起，一百多年來在文學教育、文學研究以及整理文化遺產、鑄造民族國家的過程中，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學界對此已有反思，即為「文學史學」的展開——可粗略地分為「文學史理論」及「文學史學史」兩個方面的研究。20世紀八九十年代，學界展開「重寫文學史」大討論，人們才比較深入地思考文學史書寫活動的本質和意義，進入「文學史理論」的探索。相對而言，「文學史學史」的研究起步更晚，直至21世紀才有直接以此為題的專著出版，如任天石《中國現代文學史學發展史》、董乃斌《中國文學史學史》等。不過，因為其研究對象即各類中國文學史著數量雖巨，但佳作寥寥，反倒給「文學史學史」的梳理帶來便利。有識之士早已作了豐富的論述，除上列二書外，如戴燕《文學史的權力》、陳國球《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等重要專著，或著眼於權力，或偏重形態，或回歸現場，詳加考論重要的文學史家及文學史著，各自從不同視角精彩地勾勒了中國百年文學史書寫的起承轉合。可以說，儘管這一領域似乎仍有很大的學術空白可供填采，但如果僅僅只是拾遺補缺，勢必難以獨樹一幟，必須擴大視域才能有所創穫。復旦大學陳廣宏教授的新著《中國文學史之成立》，即堪稱該領域扛鼎之作。

通讀該著，首要感受即中國文學史書寫考察的地理尺度大幅延展。中國文學史之由來，一是有中西文化交流，二是有西學東漸過程中的日本中介，故欲深入研究，當同時考察近代西方和明治日本。這雖是老生常談，但此前卻無深入、全面的專著，陳著將這一領域推向新的高度，實在可喜。在這樣的視野下，書中提出不少新穎的觀點，彌合不少矛盾的現象。同時，該著考察文學史的成立，不只著眼於體例、結構、書法、史觀等敘事層面的問題，還擴大學術方法的視野，使全書帶有概念史研究的色彩，指出「文學史」是一種知識體系，是西方文化近代轉型的產物，是近現代西方思維框架的組成部分，是「文學」民族化和審美化的結合。陳著內感應著「文學」這一概念的歷史演變，外綰結著現代學術制度的空間傳播，呈現出極為宏大的格局和整然彰著的架構。應該提醒讀者的是，作者曾參與編寫章培恆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新著》，身經其役，對文學史理論別有會心，可詳參其另一部著作《文學史的文化敘事》。

二

不少著作出於邏輯需要，或為了觀照體系的完整性，往往會犧牲某些局部的原創性；反過來，另一些著作卻是散錢失串，缺少整體架構，讀來令人目迷五色，不知其指歸。陳著則同時兼顧了「大判斷」和「小結裹」。正文三編九章，或考掘相對稀見之史料，如據新發現的齋藤木文學史講義立論，據「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相關文件勾連日本學者狩野直喜在上海與歐洲漢學界的聯繫；或考論如赤門文士、太田善男等學人，他們或許算不上學術史上的明星，卻無疑是中國文學史學史中的重要人物；或考釋曾毅編著文學史這一被人遺忘的學術公案。可以說，每一篇都不是點到即止的泛泛之論，讀來令人耳目一新。

在每章的專題之外，作者以長達65頁的序章和共計18頁的三篇概說，將散錢歸索，形成一整飭的架構。至於中國文學史成立過程的翔實信息，則由書後所附《中國文學史著作編年簡表（1854——1949）》呈現，簡表與正文之間，猶如太史公《史記》創立十表與紀傳互見，保證了史實的完整性，又進一步支撐了唯陳言之務去的原創性，令全書有峻潔之美。

跟隨陳著的架構，中國文學史之成立過程彰然可見。第一階段是文學史書寫從近代西方到明治日本的傳播，可謂是中國文學史的「史前史」，即第一編《明治日本：新舊漢學之間》的主要內容。以大學分科為標誌的現代學術制度之建立、以赤門文士為代表的泰納文學史觀的引入、以狩野直喜為代表的中國小說戲曲史研究的發端，正是明治日本學者中國文學史書寫活動的三個標誌性事件。陳著藉助日本學者中國文學史著由粗轉精的顯性表現，挖掘出日本漢學由古向今轉型的隱性因素，展示了實證主義思想與社會學研究方法在中國文學史書寫中的普及和狩野直喜完成新漢學向現代學科轉型的過程。可以說，沒有這個「史前史」，就無法精準把握清末民初的中國文學史書寫。

第二階段是晚清中國對明治日本中國文學史書寫的移植，即第二編《清末民初：新知的移植與調適》的主要內容。本編三章分別將林傳甲置於「明治日本學者的文典及修辭學——西方古典語文學」的脈絡中，將黃人置於「日本明治二十年以來的文學論——英國19世紀文學觀轉型」的脈絡中，將曾毅置於「新漢學者的文學史模式——法國泰納的文學史模式」的脈絡中，都是學界未曾展開的，較為系統地展示了早期中國文學史著的影響源：從外在學科構架到核心觀念，從具體的觀念、理論再到相對完整的文學史體系。

第三階段是民國時期文學史體系的本土化實踐，即第三編《胡適之後：文學史建構的多維拓進》的主要內容。「五四」以來，在胡適的影響下，中國文學史的建構進入新的階段。「純文學史」和「俗文學史」的興起，皆彰顯了中國文學史書寫的新動向，作者特別指出這兩種文學史書寫的背後，仍有日本學者的影響。全書最後一章，專論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認為至此中國文學史體系完成本土化。

三

上面抽取中國文學史成立的框架，不免掩蓋了作者精彩的思辨，尤其是細節的考證，可以說上述整個大框架皆建立在大量外語與中文文獻融匯及嚴謹的考證之上。比如我曾認為末松謙澄《支那古文學略史》（1882）是明治新學科體制的產物，因為末松氏另有《希臘古代理學一斑》，而「文學」、「理學」正是明治新學制中的兩大學科，故題中「文學」也是現代意義上的概念，而非「『古文』學」。而陳著特意指出末松氏《支那古文學略史》實是其在英國的演講，所著乃學習歐洲歷史編纂法的產物（P70）。正是「英國」這個關鍵信息，將末松此著放回歐洲的學術場域來理解，避免不必要的聯想。這樣的例子很多，粗看起來無關宏旨，實則考據精細而能見其大。而有些啟人深思的段落，幾乎能引出一篇專題論文，甚至作為碩博士論文的題目。

如書中考察「文學」概念的形成，這個概念與中國傳統的文章、文辭及文學等概念有交叉有分別，極易引起混淆，一不注意就會循環論證。有人認為孔門四科的「文學」，宋人注作「文章博學」，故已包含了literature之義；也有人認為至遲在《世說新語》的「文學」中即有此含義。至於晚明以來傳教士的譯詞，或用「文學」對譯rhetoric，高一志用來對譯philosophy，林樂知用來對譯education，高丕第則用來指「語言文字之學」，在具體語境中並不易判斷是否literature的譯義。陳著對此有大量的辨析考據，認為「國別文學概念的出現，是現代意義的文學、文學史觀念得以確立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那麼，作為跨語際的轉換，像東京大學那種國別文學學術體制的形成，正可看作是新概念在制度上的臨界」（P39）。這個判斷為「文學」概念史的研究制定了一個標準，可以防止拚命拉長中國「文學」（literature）概念史的衝動，為文學史、學術史、概念史的研究都提供了一個參考和界限。

再如，書中指出古文運動以來，「文章」一詞發生了重大變化，如錢基博《文心雕龍校讀記》亦已指出：「周濂溪稱文以載道，所以顯文章之大用。而彥和則論文原於道，所以探製作之本原。」陳著並進而追問其背後思維結構的演變，認為自《周易》以來，「文」是自然之道這種「神理」的呈現，基於對此宇宙之自然構成法則的認識，注重語言文字形文、聲文等組織構造，是中世文學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而古文運動以來，「道」已轉為倫理學意義上的社會倫常秩序，因而文學觀的重心，由關注文學如何表現的形構論，向文學表現什麼的價值論的範式轉換。故最終將文道關係作了明確的劃分，很好地闡釋了中古與唐宋文學演變問題，也闡釋了「文章」與「文學」（literature）的區別。

此外，如引用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辭彙》中譯本時，隨手指出文中兩個外文書名的疏漏及其通行中譯書名（P5）等細節，更在在顯示作者的嚴謹與功力，彷彿散落四方的珍珠，每每令人於不經意處收穫驚喜。

總括而言，陳著以45萬字之篇幅，揭示出「文學史」這一近現代西方知識體系的來龍去脈、基本結構、價值基質，集中探究這一知識體系向東亞傳播的歷史脈絡和空間途徑，展示其中過濾、改造、解構、重塑等種種經驗，架構儼然而陳言務去，考證精細而能見其大，洵為充實而有光輝的探索。

「充實而有光輝」之語原出《孟子》，清人章學誠曾移用作學術著作的標準，近人嚴耕望在其《史學三書》中也提出以此為史學論著的標準。充實，就是要材料豐富、論斷平允、踏踏實實、不發空論；光輝，是比較高的境界，一要有見解有識力，二要工作規模恢宏、組織嚴密，且有創穫。這兩個詞其實是楊聯陞稱譽嚴耕望本人的評語，只不過嚴氏在書中隱去不說而已。我覺得這句話也不妨移來評價陳廣宏教授的《中國文學史之成立》。

（本文由中華讀書報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