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二十餘年 俄語文學為何再度成為讀者們的寵兒？

蘇聯作家維·阿斯塔菲耶夫《魚王》中文版的新書沙龍現場坐滿了年輕人。 「這本書絕版好多年了，但是豆瓣上想讀的人非常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理想國的編輯雷韻介紹說，新版《魚王》今年問世後，豆瓣上「想讀」的人數已經突破了一萬。

除了阿斯塔菲耶夫，近年來，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等俄語作家也被中國媒體一再提及，就連巴別爾、哈爾姆斯、什克洛夫斯基等中國讀者不甚熟悉的名字，也不斷得到青睞。雖然與上世紀80年代全民爭相閱讀時的情形相差甚遠，但這些俄語作家和作品受到的重視程度卻是十幾年前的人們無法想像的。在90年代，年輕人並不像十年前的中國讀者那樣青睞俄語文學，俄語文學書籍的發行量也低得可憐，「那時，每個出版社都不願意出俄文的作品，只願意出英文的。」 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會長劉文飛回憶道。

一提到「俄文的作品」，中國讀者腦海中或許浮現出的是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這些名字，他們是俄羅斯古典文學「黃金時代」的代表人物；而較晚得到譯介的阿赫瑪托娃、馬雅可夫斯基、高爾基等作家則屬於「白銀時代」，他們活躍於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在「白銀時代」之後，蘇聯文學或許更為國人熟悉，其中，《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等作品影響了不止一代中國人。

可是，這些曾經擁有眾多中國讀者的名家巨作為何竟一度無人問津？而為什麼近年來人們又開始關注俄語文學？如果我們回首俄語文學在中國百餘年的歷程，或許可以發現，在社會動蕩和文學荒蕪的時代，中國讀者對俄語文學如饑似渴，不僅把它當作文學，更當作改良社會、啟蒙民眾的藥方。而在近年來的回暖當中，出版社和讀者從一種熱情走向了另一種熱情，俄語文學雖然沒有重現當年動輒幾十萬冊的銷售盛況，卻似乎迎來了個性化、審美化的接受。

五四前後的知識分子中，最早注意到俄語文學的是魯迅兄弟。1906年，由於在課間放映的幻燈片上目睹了神情麻木地看殺頭的中國人而憂憤不已，魯迅從仙台醫專退學到東京，抱著以提倡文藝運動來改變精神的信念，開始大量搜讀外國文學作品，「特別是被壓迫民族文學和有民主革命思想的俄羅斯文學」。

每月初各種雜誌出版，魯迅和周作人就忙著尋找，如果有俄羅斯文學的介紹和翻譯，就要把雜誌買來，把文章拆出保存。1907年，魯迅寫下《摩羅詩力說》，熱情地把普希金、萊蒙托夫和果戈里等介紹到中國。後來他作了這樣的概括：「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裡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辛酸、的掙扎……從文學裡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從現在看來，這是誰都明白、不足道的，但是那時，卻是一個大發現，正不亞於古人發見了火可以照暗夜，煮東西。」

十月革命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對俄羅斯文化和蘇維埃文化的熱情更加被激發出來。左翼文藝工作者把介紹俄羅斯古典文學和蘇聯文學當作莊嚴的革命任務。中共早期的革命家瞿秋白、李大釗、蔣光慈等都積極出版蘇俄著作, 以期從中尋找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理論的源泉。魯迅則把譯介俄語文學比作「給起義的奴隸偷運軍火」和「普羅米修斯取天火給人類」。

解放以前，俄語文學在中國雖然流傳很廣，但因為種種原因依然受到限制。1949年以後，情況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在建國後的中蘇蜜月期中，中國對俄蘇文學幾乎是全方位接受。《中國新聞出版報》的作者朱俠寫道：當時，中國稱蘇聯為「老大哥」，全國許多城市都有蘇聯援建項目，並建起了中蘇友好大廈。意識形態的認同加上權力「助推」，在中國形成了蘇聯文學熱現象。從1949年至1957年，《普希金文集》再版了十幾次，平均每年一次以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1952年一次就印了50萬冊，保爾成為不少青年的偶像；《鐵流》《毀滅》《青年近衛軍》則鼓勵著中國志願軍奔赴朝鮮戰場。陳丹青曾說：「當時，如果沒有看過《安娜·卡列尼娜》是丟人的，就像今天的年輕人沒有看過韓寒或村上春樹。」在中蘇開始交惡的1958年，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蘇聯文學研究組組長葉水夫寫道：「可以毫不誇大地說，在新中國，具有閱讀能力的青少年，沒有一個不曾看過一兩本以上的蘇聯文學作品。」

這一時期，國內譯介俄語文學有一個顯著的特徵。「蘇聯人說好的，我們也說好，蘇聯人定性為毒草的，我們也視作禁區。也就是說，我們在學習的時候，把他們的毛病和缺陷也一起照搬了過來。這就造成了缺乏辨別力地引進了不少三四流作品的尷尬狀況。」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汪劍釗這樣評價。他認為這些文學水準不高的作品倒了讀者的胃口，和上世紀90年代以後俄語文學一度無人問津有一定的關係。

從中蘇決裂到「文革」之前，俄語文學被作為批判對象，以黃皮書的形式內部發行。到了「文革」 時期，絕大多數俄語文學作品被列為 「禁書」，讀者私下傳閱，形成了一批規模不大的「地下讀者」。由於這十年里文學幾近荒蕪，到了八十年代，文學的復興必須利用已有的基礎：中國俄語人才濟濟，很多編輯都是學俄語出身的；很多書也曾以「黃皮書」的形式印行，出版也快。而對於當時的讀者來說，由於兩國歷史進程相似，他們對當代蘇聯作家也有親近感。在這種背景之下，俄語文學著作的譯介如火山噴發一樣大量在中國大地傳播開來，又重現了「全民爭讀」的盛況。在十餘年間，全國近百家出版社先後出版的俄語文學作品多達近萬種。

「我們這一代中國作家中的許多人，特別是我自己，從不諱言蘇聯文學的影響。」王蒙在《蘇聯文學的光明夢》中寫道，「在張潔、蔣子龍、李國文、從維熙、茹志鵑、張賢亮、杜鵬程、王紋石直到鐵凝和張承志的作品中，都不難看到蘇聯文學的影響……整個蘇聯文學的思路與情調、氛圍的強大影響力在我們的身上屢屢開花結果。」甚至，張賢亮的《肖爾布拉克》、張承志的《黑駿馬》以及蔣子龍的某些小說都曾經被人具體地指認出蘇聯的某部對應的文學作品。

80年代，王蒙等一批被解放出來的作家，因蘇聯文學的滋養，開始了文學生涯的「第二個春天」。由於中國作家能夠體悟到蘇聯「解凍文學」里包含的各種情感，創作出了與之類似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以及「改革文學」，得到國內讀者的熱烈反響。

可是，這樣的盛況卻沒有能夠延續到90年代。中國讀者對俄語文學漸漸失去了興趣。

上世紀80年代，市場上賣得最好的是國內外文學名著和現代經典文學作品，以及（80年代中後期開始湧入市場的）武俠、言情等港台娛樂消遣類圖書。當時，西方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文學被一股腦地介紹到國內，魔幻現實主義、存在主義、結構主義等思潮令人目不暇接。經歷了多年閉關鎖國之後，西方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文學能夠帶給讀者更多不同的閱讀體驗，而由於對強調寫實和注重社會批判的俄語文學太熟悉了，讀者已經開始產生喜新厭舊的心理。

到了90年代，中國俄語文學界掀起了譯介「白銀時代」作品的小高潮。白銀時代在蘇聯解體前被看作是「頹廢文學泛濫的時代」，一些評論人士因為那個時代一些文學家及其作品有唯心主義、非理性主義或宗教神秘主義的傾向而否定該時代的全部文學成就。但到了90年代，白銀時代文學成為了關注的焦點。中國陸續組織翻譯了諸多白銀時代文學叢書，向讀者推薦了包括勃洛克、別雷、梅列日科夫斯基、列米佐夫等在內的大批文學名家，豐富了人們對19-20世紀俄蘇文學的認識。進入21世紀，人民文學出版社創辦了「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評選，幾乎每年都有俄羅斯作家作品入選。但無論是新作的引進，還是業內的好評，都未能阻擋俄語文學吸引力的下降和銷量的急劇減少。

「白銀時代的文學作品如果不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而是在80年代被引進，影響也許會更大一些。」上海外國語大學俄語系教授鄭體武這樣認為。他的看法是，俄語文學無人問津與90年代文學本身跌入低谷有關。

「（1989年以後）文學失去了社會轟動效應，而進入一種平靜而寂寞的發展時期。當時發生的令人心寒的事實是讀者減少、刊物滯銷、評論冷淡，大眾似乎以一種極為冷漠而挑剔的眼光看待文學，他們即使掏錢買一份文學刊物，也只是看其是否能滿足自己的消遣性、娛樂性需要，而不再關心其中的深度。」蘇州大學教授朱棟霖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教案中這樣寫道。90年代，市場上最受追捧的是青春文學、勵志類圖書、大眾健康和大眾理財類以及《哈佛女孩劉亦婷》這樣的素質教育類圖書。文學逃逸社會話語中心，商業主義大潮突起，人們「在沒有先富起來時，關心的是如何發財；已富起來時，關心的是如何享樂」。非但俄語文學不再獲得讀者青睞，嚴肅文學本身就受到了市場的嚴峻考驗。四川大學教授劉亞寧就曾聲稱，當代俄語文學在全球青少年讀者中吸引力不夠大，是因為沒有丹·布朗、J.K·羅琳這樣的通俗文學作家。

而另一方面，由於俄羅斯國力的衰退，俄語文學不僅在中國，在世界的影響力也在下降。劉文飛告訴記者：「雖然小國弱國也可能出現文學大家，但是一個國家國力強大一定有助於它的文學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響。比如中國國力提高，中國文學的世界影響也在擴大。雖然不一定中國當代的作家比之前時代的好，但因為全世界人都關注中國，文學也受到了關注。」

二十一世紀初的一段時間幾乎是俄語文學在中國最艱難的時期，那時，很少有出版社願意冒險出版俄文作品。不過時至今日，這樣的低迷已經成為了過去。不少人發覺，俄語文學在中國迎來了一次「回暖」。

上海譯文出版社的編輯楊銘宇認為，回暖是從布羅茨基的《小於一》開始的。2014年，《小於一》橫掃國內所有年度好書榜單，隨後的兩年里，《悲傷與理智》《水印》中文版相繼面世，都得到了市場較好的反饋。

而201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白俄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也喚起了人們對俄語文學的熱情。2016年的上海書展上，她帶著新書《二手時間》參加文學對談和現場簽售，活動場場爆滿。簽售當日，隊伍圍繞展場中央大廳排了好幾圈。

在布羅茨基和阿列克謝耶維奇這兩位諾獎作家的作品以外，2015年，被中國讀者遺忘的《生活與命運》出版；2016年，長期為國人誤解的俄羅斯猶太裔作家巴別爾中文版全集問世；同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金色俄羅斯」叢書，主打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俄羅斯文學作品；2017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理想國則推出了阿斯塔菲耶夫作品《魚王》和《樹號》；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雙頭鷹經典」，重點介紹白銀時代的小說……

「我們出版的都是現在市面上難以見到，但在二十世紀世界文學史上有其地位的文學作品。」浙江文藝上海分社的編輯吳劍文介紹，「雙頭鷹經典」出版的目的是把優秀的作品呈現給讀者，賣得挺不錯：4月份推出，目前已經二印。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編輯張春曉說，「金色俄羅斯」系列的出版也抱有類似初衷：「中國圖書市場上很久沒有這樣的經典文叢，所以就做了。也許不是熱賣的書，但值得傳播。」記者進一步了解到，不少出版單位都把俄語文學定位為「長銷書」而非「暢銷書」。

「如果從賺錢的角度，出版社當然還是願意選擇英美文學作品，出版《哈利·波特》這樣的暢銷書。」劉文飛說，不過，一些出版社由於慢慢富裕起來了，對外國文學種類平衡有要求，再加上情懷使然，近年來引進了不少優秀的俄語文學作品。

俄語文學在國內也得到了官方的積極推廣。2013年，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俄羅斯簽署備忘錄，啟動「中俄經典及新當代文學互譯出版項目」，六年內雙方相互翻譯並出版對方國家不少於50種經典作品，或雙方共出版不少於100種圖書。後來書目增加到兩百種。俄羅斯的中譯作品裡，當代作品約佔80%。「國際政治會推動文化的傳播，而國家在政策與資金上的支持，也會鼓勵出版社將眼光放得更遠，甚至擺脫商業利潤對自己的束縛，為文化事業做出貢獻。」汪劍釗這樣解讀國家政策對俄語文學譯介的作用。

除了被首次翻譯的作品，受到讀者喜愛的還有像《魚王》《生活與命運》這樣出過中文譯本但沒有引起重視的作品，在這股「回暖」中，它們的價值得到了新的認可，汪劍釗說這與人們的審美趣味日益提高有關。劉文飛也發覺讀者的趣味發生了改變：「前年給上海譯文翻譯了布羅茨基的《悲傷與理智》，當時我和出版社都沒有想過這本書會賣幾萬冊。」再往前，2011年，他譯的帕斯捷爾納克、茨維塔耶娃與里爾克著《抒情詩的呼吸》也出乎意料地大受歡迎，並且在詩歌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

「所以，要說到回暖，或許要看清楚，是俄語文學在回暖還是文學閱讀在回暖。如果是後者的話，俄語文學不過是搭了個順風車而已。」 劉文飛這樣說。他看到，近年來不僅俄語文學，詩歌的閱讀也有回暖的氣象，而其他語種文學的市場接受度「也都還不錯」。據此，他總結道：「我有一個猜想，中國文學讀者最浮躁的時代或許已經過去了。」

在出版社和專家為近來俄語文學閱讀的新氣象感到喜悅的同時，也有觀察人士指出，雖然俄語文學又「熱」起來了，佔據讀者注意力中心的似乎依然是俄羅斯古典文學和蘇聯文學作品，當代俄語文學受到的關注則要少一些。

劉文飛部分認同這個觀察，「因為19世紀的俄羅斯古典文學和白銀時代的文學實在是太輝煌了，任何俄語文學讀者的首選當然是它們。而當代作家與其相比，文學創作的實力相對沒有那麼高。」

但另一方面，當代俄羅斯文學在中國也得到了較為全面的譯介。無論是當代文學的老作家，還是文壇新人，甚至「處女作獎」的獲得者，無論是傳統的現實主義作品還是新潮的後現代文學，無論是「國家獎」「布克獎」「大書獎」等俄羅斯當今重要文學獎項的作品還是散見於俄羅斯各文學雜誌或文學合集中的「小眾」作品，都得到了與中國讀者見面、交流和對話的機會。劉文飛說，雖然和形成話語壟斷的英美文學有很大的距離，但當代俄語文學作品的譯介和當代法國文學、德國文學、韓國文學、日本文學等比較，其實是差不多的。

由於其他語種的當代作品接受情況與俄語文學大體相同，汪劍釗認為讀者對當代俄語作品關注度較少與俄語文學是否沒落並無關係：「人們對於接受新事物態度更保守。這其實跟交朋友一樣，在一個社交圈裡，人與人最初對談、交流的往往是自己從前熟識的朋友，而結交新朋友則需要契機和時間，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對方是否投合自己的趣味、價值觀，等等。」

不可否認的是，當代俄語文學在蘇聯解體之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並曾經一度低迷。俄羅斯作家鮑里斯·阿庫寧就曾指出，蘇聯解體後，俄語文學不再思考與其緊密相連的領域——哲學、宗教、經濟（這是19世紀和20世紀俄羅斯文學的特性），而是變得更加輕鬆了。與此同時，俄語文學喪失了它90%的社會影響力和政治影響力。

「蘇聯解體以後，大家都有一種惘然若失的感覺，文學的轉型非常明顯。以前地下的半地下的現代派、後現代派，在蘇聯解體以後全部浮到表面。很多作家找不到路數，不知道該怎麼寫了。」劉文飛說，不過，在蘇聯解體近30年的今天，俄羅斯一部分學者認為，俄語文學正在向傳統的現實主義文學回歸。

作為俄語文學中現實主義傳統的繼承者，阿列克謝耶維奇在獲得諾獎前，四本書的中文版印量最多的一本是印了1.3萬冊，諾獎公布後，之前的庫存很快被搶光，每本的加印量超過了15萬冊。中信出版集團編輯陸絲告訴記者，目前，《二手時間》的總銷量已經接近20萬冊。在阿列克謝耶維奇獲獎後，有媒體評論說，經過幾十年的沉澱，俄語文學已經走出了最低迷的時期。

最近，劉文飛為俄羅斯當代文學的譯介做了兩件事：與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合作，編了一套俄羅斯當代長篇小說叢書，即將出版。還促成了俄羅斯《十月》雜誌和中國《十月》雜誌合作，在今年十月份分別刊發彼此國家的當代作品。他認為，這樣的合作漸漸多起來，有利於兩國文學的交往。

劉文飛從80年代初開始從事俄語文學翻譯，對比如今讀者對俄語文學的喜愛與五四前後到80年代之間的幾段譯介高潮，他說：「永遠不會有那個（全民爭讀的）時代了，但我倒不覺得那樣的時代一定好。過去我們一直把俄語文學當成非文學的對象在接受，而現在我們進入一個文學的接受時代，有什麼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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