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民國文壇著名女作家
蒙昧一旦受啟，情感的洪流必定如閘門大開滾滾而下，這就有了廬隱、馮沅君的創作。廬隱的小說以情感宣洩打動眾多讀者，一時與冰心齊名，雖然有失節制，流於濫情。馮沅君作品不多，但它們那股勇猛反抗封建禮教的情感烈焰，很是鼓舞了正在爭取婚戀自由自主的男女青年，《隔絕》和《旅行》傳誦一時。這類作家和她們的作品，在讀者中情感的強烈共鳴正是其魅力所在。
三十年代文壇，
女性創作分化
然而宣洩或吶喊終究難以持久，何況又逢五四運動的落潮，女性作家作品中的激越情感也隨之漸漸平伏，代之而起的是她們作品的沉思。備受魯迅讚譽的凌叔華名篇《綉枕》，即以溫婉的嘲諷，描述了舊式小姐，不能取積極姿態力爭婚姻幸福，竟寄望於精巧的女紅，在酷暑天大汗淋漓、一針一線刺繡一對靠枕，以期男方青睞。這位小姐落伍於時代，仍然因循父母之命的老路，見出凌叔華對她的同情和批評。另一女作家袁昌英，創作的劇本《孔雀東南飛》，一反常理，把代表封建勢力的焦仲卿母親，寫成同樣令人同情的女性，她逼走兒媳，心理機制緣自兩個女人對一個男性的爭奪。作為寡居的孀婦，兒子成了她唯一依戀，失去愛子的恐懼，致使她借用傳統禮教的武器自衛，作者的人性關懷反映了老套故事裡新精神的觀照。
之後的三十年代文壇，女性創作分化，呈現了多姿多態的風采。一群作家沐浴「五四」餘暉，或繼續在婚戀矛盾中纏綿低回如沉櫻，或迴避矛盾畫餅充饑如蘇雪林，丁玲則塑造了莎菲女士形象，表達五四精神的最後一聲吶喊。羅淑、蕭紅的創作視線由女性自身的哀怨轉向了她人的苦難現實，前者的《生人妻》，後者的《手》，均反響強烈。左翼作家們比注目現實苦難尤進一步，欲借文學改變現實，加入普羅文學行列。草明小說反映粵地絲廠女工的非人生活，葛琴的特色在蘇南窯場窯工的艱辛。還有關露的詩，楊剛的散文。抗戰時期，
淪陷區文學不無價值
抗戰爆發，原先不同創作意識不同風貌的各類作家同仇敵愾，紛紛將彩筆變作鋒利的刀槍刺准日寇。新秀趙清閣由小說改為創作戲劇，《春風桃李》是她的劇本成名作。連溫文爾雅的凌叔華也奉獻了抗戰小說《中國兒女》，小主人公逃出淪陷的北平參加了西郊遊擊隊。可惜讀者不大知道她有過這麼重要的作品，再說，她寫慣了高門巨族，描摹抗日風雲不大得心應手，但是那種民族立場、積極態度，頗具普遍性。這期間的女性創作，無疑有力推動了抗日運動，無奈種種因素，藝術上乘的佳作寥寥。與此形成對照是淪陷區的另類創作，首先不得不說到張愛玲。《金鎖記》儘管無助挽救國土淪喪，可是它的文學意義足夠文學史留名。淪陷區創作不無價值的，還有南方的蘇青，她的散文較之《結婚十年》更有個性更具特色。同在上海的楊絳，出人意料地連續編寫了喜劇《稱心如意》《弄真成假》《遊戲人間》，在劇壇綻放出一束奇葩。北方有梅娘、雷妍。梅娘近年來已經為讀者熟悉，雷姸至今尚未進入學界視野。她委實是不輸梅娘的優秀作家，她的中篇小說《良田》是那時不可多得的力作。
民國文壇，
女性創作是獨特的風景
回眺民國文壇女性作家，她們的女性意識可能不如今日女作家的強烈，除少數作家有所流露，僅流露而已，大多數羞談女權主義。冰心發表作品署名不願添「女士」二字；丁玲嚴詞拒絕專向女作家的約稿，申言只賣文稿不賣女字。至於作品的文字水準，整體上不及今日才女的靈動、精緻、富於張力。然而，民國女作家身處亂世，「位卑未敢忘憂國」，總想於社會有所補益。她們懷抱信仰，執著人生，注重情操。冰心由「五四」震上文壇；葛琴投身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和並肩的兩位女戰友，人稱火線「三劍客」；蘇雪林傾盡囊中積蓄，捐獻五十兩黃金為國家購買抗日戰機；施濟美支持未婚夫逃出淪陷區，聞未婚夫殉難噩耗，仿未婚夫筆跡，長期冒寫家書安慰他不知情的雙親。如此等等，令今日某些才女們汗顏。這般情懷當然影響到她們創作，她們大體奉行「文以載道」的準則，希冀文學改善社會，陶冶人性，促使國家強大、美好起來。誠然，江山代有人才，大可各領風騷，今天的文學不必非載道不為。可是身邊慾海橫流、道德滑坡，文壇弊端百出，作家醜態屢屢，此刻想起民國女性創作種種，禁不住嚮往那段曾經的文壇風景。（陳學勇）
芳心悠悠凌叔華
埋首書卷，曾幾度夢回民國，最惹人迷戀處，莫過於那一群女子。她們生如夏花，淡雅婉麗，卻比煙花寂寞；她們溫潤如玉，愛恨傾城，卻難免幽閨自憐。她們風華絕代，芳心悠悠，卻一路顛沛流離……凌叔華就是這樣的女子。
燕倩是凌叔華的小說《花之寺》中的女子，她扮作丈夫的情人和丈夫約會，調皮地向丈夫發問：「……我就不明白你們男人的思想，為什麼同外面的女子講戀愛，就覺得有意思，對自己的夫人講，便沒意思了？……」這樣的發問讓男人無地自容。燕倩為追求愛情主動出擊，展示了女人不再是男人的附庸，體現了「五四」以來現代女性追求人格獨立的強烈願望和自覺行為。燕倩開始拒絕接受男性社會對女性的傳統定義，並對男性特權質疑和顛覆，她的女性意識開始萌動和覺醒。
《春天》中的霄音在凄惻的音樂中忐忑不安，「……唉，不曉得怎回事，這樣天色，使得你在屋裡不是，出去又不是，渾身不對勁兒。」「她不滿意這支曲子，她恨那個作譜的人。」「她的心空得難過。」因為這勾起了她不願想起的往事。她流著眼淚讀著遠方男人的來信。那個男人已病入膏肓，將不久於人世，他曾經深深地迷戀著她。她決定坐下來回信，可是剛寫了一行，丈夫回來了。此時，她抓起信紙揉成糰子，用來擦拭桌上的水。顯然，她對遠方男人的感情讓位於妻子角色。雖然霄音沒能完成回信，但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她內心的掙扎，聽到閨中少婦女性意識壓抑的嗚咽。她對愛情有著美好的憧憬，婚姻卻剝奪了她享受被愛的權利，心靈仍然束縛在封建的舊道德中。凌叔華以幽默機智的筆觸，描繪出了遊盪於新舊道德之間的知識女性的尷尬。
誠如魯迅所言：「……她恰和馮沅君的大膽、敢言不同，大抵是很謹慎的，適可而止地描寫了舊家庭中的婉順女性。即使間或有出軌之作，那是為偶受文酒只風的吹拂，終於也回復了她的故道了。這是好的，使我們看到和馮沅君、黎錦明、川島、汪靜之所描寫的決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態的一角，高門巨族的精魂。」凌叔華在「五四」時期走出閨門，開始以嶄新的眼光審視周遭世界。她與生活優裕、高揚「愛的哲學」的冰心，以及沉迷自我、以「恨的哲學」著稱的廬隱截然不同。她以細膩別緻的筆觸，深入中國女性的內心深處，寫出了那些獨特女子的心潮起伏。在這一點上，凌叔華站在愛情之外來講愛情無疑比單純的愛恨情仇更具藝術高度。 遺落的才女雷妍民國才女群星璀璨。但，在這璀璨的星群中，我們是否忽略了一顆明亮的星？
雷妍（１９１０－１９５２），本名劉植蓮，筆名劉詠蓮、劉植蘭、芳田、端木直、田田、田虹等。１９３５年畢業於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英國文學系，１９３７年從湖南回北平娘家生孩子時，適逢「七七事變」而不能南返。生活的重壓反而促使她拿起筆在虛構的世界中釋放著她的才華。作品的發表與出版使她迅速躥紅，成為當時備受歡迎的作家。
在很短的才女生涯中，雷妍出版了《良田》、《白馬的騎者》、《奔流》、《少女湖》、《鹿鳴》和《鳳凰》等六本小說；還有一些未編入集的散文詩歌作品。
中篇小說《良田》是雷妍重要的作品。曾有人說，《良田》可與另一位「女星」賽珍珠的《大地》媲美；如果不以性別類分而以地域劃分的話，又有人提出：（湖）南有《邊城》，（河）北有《良田》。
《良田》以林家和何家兩個家族為軸心，在天災人禍的背景下，或鋪陳、或穿插、或暗示，自然、縝密地演繹著生存、情愛和生老病死的人間滄桑。林二奶奶的老實羸弱，林二爺的無賴好色，何大的正直多情，小鳳的機敏天真，鄉妓小紅鞋的逢場作戲，女兒一枝花的率性求真等等，都被作者準確簡練地勾勒得栩栩如生。而眾多人物中，作者極具功力地描寫出林大奶奶獨特的性格屬性。她為人賢淑敦厚，對何大心存好感卻並不表露；品性剛強而處事幹練，屢屢用智慧化解了多次危難。林大奶奶，是現代文學史上少見的負載中庸倫理的典災、求雨等場面均有細密逼真的描寫的人物。此外，作者將廣袤天穹和大地竟如此與賴以生存的「人」渾然貼切在一起。「我們發現，雷妍的筆名有如此多的「田」、如此多的「植物」，是否與作者生命深處對大自然近乎於偏執的愛戀相關？
有理由以為：《良田》是現代文學中具有教科書意義的中篇小說。連同她其他文學作品取得的成就，雷妍本不應該既在當今讀者中湮沒無聞，也在學人中長期得不到公正的地位。為什麼呢？
窮其原因，雷妍的作品多發表於北平淪陷後那種特殊時期；相對於淪陷前文藝的繁華和喧鬧，國難當頭，「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成為主流。而解放後的雷研，恰逢此時盛年早逝。
「新中國」至今沒有再版過雷妍的作品。倒是雷妍的後人，自費出版了《雷妍小說散文集》。由師長介紹，我有幸閱讀。閱讀時的感覺，就好像雷妍在詩歌《冷露當酒》中所描繪的那樣：
——冷露當酒，玫瑰作杯，且飲一次清涼的沉醉。（張昆）
素心人蘇雪林
文學創作自是作家本分。蘇雪林除卻文學，因了政見不同，有悖於眾，獨角戲從大陸唱到台灣。幸好，讀者不會因言廢文，大師已遠去，也無機會因人廢言。讀者只有撥開歷史睫毛，撥雲見日，才有機會獲得高明的文學鑒賞力，高則高瞻遠矚，明則世事洞明。胡適說，凡論一人總有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這對蘇雪林和胡適文壇罵戰之間也是最好的評判。
作為讀者，了解作家的作品就足夠。大師文章中說無論戀愛和精神，都應該有一種貞操，而精神貞操之重要，要在肉體之上。這既是大師的人格寫照，也是她基本的寫作立場，如同柏楊晚年的絕筆詞，只為蒼生說人話，不為君主唱讚歌。蘇雪林活了１０３歲，５３部著作，約２０００萬字，讀書寫字，力求獨立，不標榜時政，也不故作清高，做到讀書人的本分，就足以慰情。金岳霖說儒是入世，道是出世，釋是修世，而蘇雪林是素心遠世。所謂素心，思想純凈，心素如簡，真名士自風流。所謂遠世，與世界保持距離，但也不是完全的死寂，必要時拿出警世的勇氣來，又從不與世俗有太多糾葛。
民國時期，不談政治的作家還真不多，蘇雪林卻是力不談政治的，或以為政治的事情有專門的人來談，作家只能在故紙堆或人世間來討生活。她文集《棘心》取自《詩經》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她在自序中提到我以我的血淚，刻骨的疚心，永久的哀慕，寫成這本書，紀念我最親愛的母親。她的素心剖白，既相信科學也皈依宗教，接受愛情也遵從父母之命，其小說清澈耿介，一如其人，是人生的一個水中倒影。我感覺，蘇雪林最出色的文論是《林琴南先生》。
言及林紓（琴南）這箇舊式文人，蘇雪林和彼時的觀點並不雷同。的確，林紓在「五四」運動時期做了不少堂吉訶德的事情，因而失去了年輕人的信仰。他多才多藝，文字以外書畫也很著名。林紓是１９１７年後新文化運動一直批評的對象，諷刺他腐朽復古。林紓也的確在１９１９年２月１４日上海的《申報》上發文說白話文不嚴肅，頗有遺老之嫌。其實，林紓早年絕不獨抱傳統，他早年經朋友之口翻譯小仲馬《茶花女遺事》，翻譯著作上百部，連魯迅也愛不釋手，更重要的是他也曾經出版了一部白話文詩集。文化中庸則平，但是若門派林立，還可以劃分一二三等，則難免有歷史成見，林紓「五四」以後一直作為反面教材，蘇雪林卻認為，林紓是典型的中國讀書人，有品有性。大師無疑是有悲天憫人情懷的，無論是任何時代，趨勢容易，難得的是人人口誅筆伐之際，保留冷眼旁觀或發出異響的態度。
蘇雪林說得理性而準確，中國文化之高，固不能稱為世界第一，經歷了四五千年的時間，也自有它的精深宏大、陳博絕麗之處。所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德教條，所謂先王聖人的微言大義，所謂諸子百家思想的精髓，所謂典章文物的燦備，所謂文學藝術的典麗高華。無論如何是不能抹殺的。
在思想最激蕩的時代，她留過洋，也飽嘗新思想的浸潤，嘗試踐行白話文小說，斑斑皆在，最難能可貴的是特立獨行，敢作敢為，視角敏銳，骨子裡不服輸令人刮目相看。不為別人的不屑或欣賞而曲抑改變。除了創作和文論上的素心，蘇雪林為人也是一片坦誠。譬如國難當頭，舉家捐黃金５０兩，支持抗戰，還和人道主義作家豐子愷一樣身心以赴，抗議日本帝國主義，撰寫了《樂山慘炸身歷記》、《敵軍暴行的故事》。還有她在吳稚暉帶領留學生的開往法國的輪船上，幫助因涉足歡場被其他留學生嘲笑的著名女畫家潘玉良，那時候的潘玉良還是無名小卒。
歸總觀之，蘇雪林的靈魂甚於才情，人性甚於藝術，最重要的是作家素心的人格魅力超越了時空。一顆赤子之心隨萬物律動，可觸可感。只有和真善美擁抱的人才不飾不憚，心赤愈白，生涯充滿高度修鍊後的充實與美感，這才是文心、素心、平常心。 此梅不作去年花我最早認識石評梅，是在樓肇明主編的《世界散文詩寶典》中讀到她的《墓畔哀歌》，當時正深受西方現代派影響的我，不禁為她灼熱卻又苦冷的文風所吸引，從此記住了這個想像中應是如黛玉扮演者陳曉旭般柔情而脆弱的女子。
作為「民國四大才女」之一的石評梅，詩、書、樂皆通，尤以詩歌見長，但這位才女至今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卻是她與革命家高君宇凄美動人的愛情故事，以及這個愛情故事中兩位主角的英年早逝。高君宇「五四」運動時是北京大學的學生骨幹，在李大釗指導下，曾與鄧中夏等人秘密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後來擔任過孫中山的秘書，於１９２５年病逝，年僅２９歲。石評梅更為短暫的一生，與高君宇密不可分，她的革命思想曾深受高君宇的影響，她的人生軌道也因高君宇而改變。
北京的陶然亭記錄了兩人從相識、相知到相戀的浪漫過程，也見證了兩人相愛卻不能共宿的悲劇結局。高君宇深受家庭包辦婚姻之困，所以當他向石評梅表白的時候，是結過婚的，石評梅因之而斷然拒絕，這其中，當然也有初戀失敗所帶來的恐懼。直到高君宇病逝，石評梅痛失愛人方追悔莫及，在高君宇的追悼會上寫下「碧海青天無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的輓聯，又在其墓的周圍親手植松柏十餘株，並在墓上題記：
我是寶劍，我是火花，
我願生如閃電之耀亮，
我願死如彗星之迅忽。
這是高君宇生前自題相片的幾句話，死後我替他刻在碑上。君宇，我無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淚流到你的墳頭，直到我不能來看你的時候。
——評梅
許多年後的今天，當人們回顧這段傳奇般的愛情故事，會忍不住說：「石評梅在高君宇病逝三年後，因思念過度，悲傷成疾，終也追隨他而去，年僅２６歲。遵照石評梅的生前遺願，『生前未能相依共處，願死後得並葬荒丘』，人們將她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墓旁。」這個結局既殘忍又完美，事實卻並不完全是這樣。石評梅死於突發腦膜炎。這個病因，當然也可以歸結為悲傷過度，免疫力下降。我的意思，是認為石評梅如此短暫的一生，並非依高君宇而在，或不在。哪怕她令我感動至深的《墓畔哀歌》，也是在對高君宇的刻骨銘心的思念之中寫下的，我卻更願愛她的才，愛她的柔弱卻也剛強，愛她那一句：「假如我的眼淚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綴織成繞你玉頸的圍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顆一顆紅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愛心。我願意燃燒我的肉身化成灰燼，我願放浪我的熱情怒濤洶湧，讓我再見見你的英魂。」
石評梅愛梅，惜梅。她的原名石汝璧，後改名「評梅」便是因此而來。我想，她必是喜歡陸遊的詠梅詩作的，「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因此她的性格也如梅花般高傲、孤獨，而清冷。翻看她的照片，濃如重墨的隸書一字眉，一雙小小的眼睛在圓框眼鏡下顯得更加細緻，絲毫不顯生氣。這是柔弱的石評梅，是多愁善感的石評梅。但是，不能忘卻，梅花也是「凌寒獨自開」的，是堅韌的。
石評梅在北京師大附中任職期間曾作過自我批判，她說：「我從前常常是不快活的，後來我發現了她們，我這些親愛的小妹妹，我才曉得我太自私了。」因此，立誓「一生要從事於教育」。她在高宇君病逝後也曾痛定思痛，在一篇日記里寫道：「我還是希望比較有作為一點，不僅是文藝家，並已是社會革命家呢！」她先後與好友陸晶清等人編輯出刊了《京報》副刊《婦女周刊》和北京《世界日報》副刊《薔薇周刊》，積極向魯迅等作家和社會活動家約稿，時刻關注著中國的政治命運和革命形勢，發文揭露抨擊社會的黑暗勢力，在「五卅慘案」、「三一八慘案」等運動中奔走，發出自己柔弱卻又強硬的聲音。她說：「我雖然不能接續天辛（高君宇）的工作去做，但我也應努力一番事業。你看，北京這樣的殺人，晶清（陸晶清，作家，評梅友人）是革命去了，北京只剩下我了，暑假後我一定往南邊去，讓他們認識認識我評梅，做革命事業至少我還可多搜集點資料做文章呢！」
這個時候的石評梅已經形成了自己堅定的生命價值觀，她天生的多愁善感與後來的積極進步思想交融在一起，使她的寫作和人生達到了一個頂峰。創作領域從詩歌、散文擴展到小說，於１９２７年發表了小說代表作《匹馬嘶風暴》。她的人生思考也從原來的充滿了苦悶、彷徨情緒轉向對革命事業的執著追求。可惜天妒英才，石評梅的一生在本應最燦爛的時候卻戛然而止了。
泰戈爾曾說過：「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梅花的一生卻屬於冬天。李商隱《憶梅》詩曰：「定定住天涯，依依向物華。寒梅最堪恨，長作去年花。」石評梅不作去年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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