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關注】國父孫中山：一位虔誠基督徒的美好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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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1月12日是國父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在孫中山眾多政治頭銜之外，他同時還有一個虔誠基督徒的身份。不過多年來，有人試圖否認他的宗教信徒身份，如宣稱他並不相信神明的存在，是一位無神論者；也有極端者堅持他已不再是一個基督徒了，將其稱為「離教者」。事實上，作為基督徒、國父，孫中山既有堅強、聖善、偉大的一面，也有我們普通人性的有限及脆弱的一面。縱觀其坎坷和豐富多彩的一生，他既曾熱心事主，也曾受過誘惑、信仰有過低潮的考驗，還歷經過成功和無數次的艱難考驗，甚至多次失敗的殘酷打擊，背負過各種沉重而痛苦的十字架。無論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還是從宗教視野來看，他所追求的基督信仰曾深刻地影響了他的靈性生命、革命追求及思想觀念，並為他所追求的信仰做了美好的見證。

　　孫中山早年在香港領洗後，熱衷於教會事工，不遺餘力地向同胞們傳播基督福音。在倫敦被清廷住英使館秘密關押期間，他熱切向主祈禱，全心依靠上主。他曾向朋友這樣回憶其獄中的祈禱生活及獲得恩寵的改變：「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此時唯有痛心懺悔，懇切祈禱而已。一連六七日，日夜不絕祈禱，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無憂色，不期然而然，自雲此祈禱有應，蒙神施恩矣。」 顯然這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信仰感情的自然、真情流露。

　　不過也有人指出，1966年宋慶齡在致函友人時曾回憶道：「孫中山明確地告訴我，他從來不信什麼上帝，也不相信傳教士……」 這封信是在文革初期所寫，在那個年代，宋慶齡證明孫中山是一位無神論者是正常不過的。相反，若是在當時極左路線消滅宗教的時期，宋慶齡向外宣傳孫中山是一位虔誠的宗教徒倒是顯得不正常了。其實，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瘋狂年代，為無數說過違心話的一代國人來講，當時宗教信仰在人們的心中真的消失了嗎？宗教真的被消滅過了嗎？所以，今日重讀宋慶齡的書信，我們必須用歷史的眼光來審視，實事求是地來反省、反思。

　　也有些人堅持認為，雖然孫中山曾經皈依基督信仰而領洗，但在受達爾文進化論影響之後，放棄了基督信仰。如他曾質疑「創造論」，批判宗教迷信，崇尚科學，發表過「宗教不及科學」的言論，其言其行已經背叛了基督信仰，屬於「離教者」了：「…因為對於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來說，絕對不能……把宗教稱之為迷信，公然聲稱『耶穌教不合倫理』，說人是由動物進化而來的，這是對『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最起碼的信條的公然背叛，是對神的嚴重褻瀆，假如他確實信仰基督教的話，這是不可饒恕的罪。」

　　其實，為任何一個皈依者來說， 凡自願以聖三之名，並用水領受洗禮的人，都借聖洗而獲得（包括原罪和本罪在內的所有）罪過的赦免，成為新受造物、基督的肢體。在獲得新生的同時，領洗者也獲得了不可磨滅的靈性印記（神印）。換言之，不管領洗者日後是否熱心還是冷淡，甚至背叛過信仰，其領洗時獲得的神印——基督徒的身份不會因其言行好壞而被消除。

　　為基督信仰來說，除了違反聖神的罪之外，所有的罪過都可以獲得赦免。（瑪 12：31）對於那些一時迷失信仰者，包括背教者，都可以通過懺悔，重新與耶穌修和，恢復天父兒女的身份。新約中，包括耶穌首批弟子在內的很多跌倒的罪人都因悔改而獲得了主的寬恕，並獲新生，有的還成為了教會棟樑。教會史上，一些男女聖賢也曾有過黑暗的過去，但在悔過自新，與主修和後，仍然成為了基督徒的楷模。

　　孫中山的確曾經痛斥過宗教中的迷信成分及陋習，包括青年時期拒絕民間信仰中含有巫文化的偶像崇拜，並在20世紀初期反帝愛國運動和第一次「非基督教運動」中，曾以政治家身份詬病過教會體制，痛斥教會中某些沾染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思想者的言行。作為開國元首及政治領導人，他也確有不方便公開經常出入教堂或祈禱聚會所，每個主日參加教會團體的公開禮儀崇拜。他甚至可能也有過迷茫、失望及遠離教會的冷淡時期。不過，這些並不足以喪失他的基督徒身份，後人也無權、無法否認他的基督徒身份。

　　站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今日我們應該以公正、客觀和包容的態度來審視包括國父孫中山在內的國民及那段艱難的中華民族史，還有他對包括民間信仰和教會在內的宗教界的過激言辭、行為、態度。其實即使今日，宗教界中存在的功利主義言行和迷信色彩以及宗教極端狂熱主義思想，仍然該引起包括宗教界在內的社會各界的關注，堅決予以嚴詞拒絕、痛批，徹底滌除。

　　作為基督徒和國父，孫中山在從政後既熱愛教會，也尊重宗教團體，並與宗教界建立了友誼。他曾在1912年為南京基督教青年會捐出3000銀元作為其成立伊始的開辦經費，也曾在1919年向南京棲霞寺捐獻萬兩白銀協助其修繕。孫中山對宗教界一視同仁的關心和支持及包容胸懷值得欣賞、紀念。

　　孫中山重視宗教在道德建設方面的貢獻，認為「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並引進有益於民族和國家的宗教倫理價值觀。他最早在中國主張政教分離，宗教信仰自由。在孫中山誕生150周年之際，包括中國宗教界在內的社會各界，應當緬懷、追念、珍惜、踐行。

　　同時，作為一名熱心的基督徒，孫中山非常認同建基於基督信仰的「自由、平等、博愛」精神。在融會貫通中華傳統倫理道德中的仁和墨子的「兼愛」精神，及在基督無條件的慈悲大愛、彼此相愛與彼此服務的福音基礎上，孫中山提出了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下的「博愛」思想觀，並主張「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理念。他認為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仁」，在「救世之仁、救人之仁、救國之仁」三個幅度上均為「博愛」的具體表現。在治國理念上，他提出「博愛仁行」，視「博愛」為「人類寶筏，政治極則」，並進一步把「博愛、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理念作為座右銘，多次題字贈與同志和友人共勉，將其視為自己理想和人生追求。他將基督信仰的價值觀融進了自己救亡圖存的政治理念中，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了數千年的封建帝制，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民主、自由的希望，嘗試努力建設一個人人平等、不分貧富貴賤，沒有壓迫，沒有剝削，沒有戰爭，自由、民主，博愛，以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且為之奮鬥了終生。

　　1925年3月11日在其臨終之際，他在病榻上對同志、家人及摯友語重心長地口授了「第四份遺囑」：「我是一個基督徒，受上帝之命，來與罪惡之魔宣戰！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個基督徒。」 在特殊政治背景下一些歷史時期，無法公開宣傳，也不會受到重視的這「第四份遺囑」，實事求是地證明了孫中山是一名名符其實的基督徒。

　　其子孫科在其家書中亦證明了其父對兒女們的親切教導：「父離世前一日，自證我本基督徒，與魔鬼奮鬥，四十餘年，爾等亦當如是奮鬥，更當信仰上帝。」 顯然孫中山以言以行見證了基督福音，活出了基督信仰的真諦，無愧於一名虔誠基督徒的身份及稱呼。

　　孫中山對人生目標、對宗教信仰、對革命理念的執著追求、不懈奮鬥，為民族存亡、國家統一和繁榮富強與世界和平的巨大貢獻及其大公無私的高尚品質，是今日兩岸三地政治領導人和包括基督徒在內的全體人民及宗教界效法學習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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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關於婚姻的三個文獻》

　　該書分為三部分：１、教宗方濟各「自動諭」宗座牧函，主耶穌，寬仁的審判者，內容為論天主教法典宣布婚姻無效訴訟。2、宗座聖輪法院《主耶穌，寬仁的審判者》自動諭實施指南。3、教宗方濟各「自動諭」宗座牧函，猶如一位慈母。每本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