諶洪果：通過自治實現自由——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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諶洪果：通過自治實現自由——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啟示發布時間:2012-12-24 00:36 作者:諶洪果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347次

　　1856年，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出版。他寫信給英國的妻子說：「我這本書的思想不會討好任何人……只有自由的朋友們愛讀這本書，但其人數屈指可數。」出乎他的意料，短短三年，這部著作就在法國重印了四版，在英國、美國和德國等地也極為暢銷。一百二十年後，法國另一位研究大革命的專家弗朗索瓦·傅勒指出，《舊制度與大革命》是近代民主政治史文獻中的「可憐的長輩」，涉獵的人多，讀懂的人少。又過了將近五十年，2012年歲末，在另一個東方大陸，在準備邁向民族復興的中國，因為中央領導的推薦，托克維爾的這本經典風靡一時，洛陽紙貴。

　　我不知道托克維爾若泉下有知，對此狀況會作何感想？是欣慰，還是露出一絲無奈的微笑？但我相信，托克維爾當初對本書命運的判斷，依舊是那麼的準確——真正讀懂這本書的自由之友屈指可數。表面上，這本書在解釋革命的起因與根源，在剖析革命的激情與殘酷，在揭示革命建立的新社會與舊制度之間的延續而非斷裂，甚至在為各種反對或拒絕革命的立場提供充分的事實和理由，但實際上，托克維爾真正關心的，並不是革命本身。在民主與身份平等的革命業已成為「勢所必至、天意使然」的情況下，托克維爾念茲在茲的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由」。在他看來，自由曾使貴族階層保持了剛毅的德性，曾使法蘭西民族成為偉大並充滿激情；正是自由精神的缺失導致革命付出慘重的代價；而在革命後建立了平等社會的今天，也只有自由，才能避免社會走向新的專制和暴政，才能恢復每個個體的獨立和尊嚴，並推動一個民族走向強大和榮耀。　　在《回憶錄》中，托克維爾承認：「在思想上我傾向民主制度，但由於本能，我卻是一個貴族——這就是說，我蔑視和懼怕群眾。自由、法制、尊重權利，對這些我極端熱愛——但我並不熱愛民主。……我無比崇尚的是自由，這便是真相。」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說：「我沒有傳統，沒有黨派，除了自由與人類尊嚴的事業，我別無事業。」可見，正是這種對自由的熱愛，不斷激勵著托克維爾的政治思考。同時，也是基於對這種自由的熱愛，使他能具備敏銳的洞察，撥開歷史的迷霧和紛繁複雜的事實，看到自由對於個體、民族乃至人類的意義所在。換言之，唯有建設自由，才是出路。托克維爾的可貴在於，他把握並承認歷史發展的趨勢，力圖超越自己的身份、情感和利益來進行思考，從而具有廣闊的悲憫情懷。　　更重要的是，托克維爾對自由的思考，結合了人性和制度兩方面的建設，由此提供了一種可操作的、實實在在的民主推進的基礎。他的自由觀絲毫沒有忽視人性的基本需求這一維度，但又沒有局限於空泛的道德說教或譴責的層面；他的自由觀同時也具有強烈的制度關懷的維度，但並沒有立基於宏大的政治設計或敘事，就像當時法國的「文人政治」所體現的那樣。針對大革命前後所暴露出來的各種問題，尤其是平等激情所導致的專制集權的問題，托克維爾認識到，沒有自由就沒有幸福，但要實現自由，必須夯實公民社會的基礎，通過日積月累的、多層面多領域的公民自治與合作的實踐，達到自我教育、自我訓練、變革社會、推進文明的目標。沒有這樣的自由自治的實踐，革命就難以避免，革命就容易淪為悲劇，革命後所謂的新社會，也不過是烏托邦的夢想。　　具體而言，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就如何通過公民自治來實現自由聯合的問題，直接間接地提出了如下一些非常值得我們重視的思路：　　第一，不能以一勞永逸、畢其功於一役、尋找終極或唯一正確方案、徹底開闢新天新地等心態來構建全新的社會。正如托克維爾指出，轟轟烈烈的法國大革命事實上所成就比人們想像的遠遠要小得多。法國革命中人民本來具有兩種激情，即平等的激情和自由的激情，但為什麼最終平等的激情戰勝了自由的激情？就是因為平等的激情使人們處於一種焦慮的狀態，而缺乏耐心去思考自由和為自由腳踏實地。當時的文人們由此成為了國家首要的政治家。他們熱衷於普遍的人性、結構，都認為「應該用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治當代社會的複雜的傳統習慣」，而無顧必然隨著最必要的革命而來的那些危險。基於這樣的教訓，我們必須承認社會問題本身的複雜性，擺正心態，紮實地自下而上地改變我們「感情、習慣和思想」。我們不要忙著提供某種抽象的理性和原則，不要積極許諾一個完全平等的、公正的社會，而是在行動中逐漸消除那些明顯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弊端，慢慢確立我們生活中那些實踐的理性、智慧和原則。　　第二，要尊重民主平等的潮流，以「普遍的自由」來替代貴族遺夢中的那種「特權的自由」。這是托克維爾不同於孟德斯鳩、基佐和伯克等保守自由主義者的地方。托克維爾看到，在身份平等不可阻擋的社會下，如果還試圖緬懷過去特權自由的黃金時代，重新引入所謂的君主立憲、中間團體或以財產資格限制等為條件的中產階級統治，這其實是一種時代錯位，會帶來更大的不平等，引發更多的反感，從而不僅無益於自由的實現，反而可能導致喪失更多的自由。托克維爾作為逝去的貴族一代，當然對貴族階層在封建時代抵禦專制、弘揚自由的歷史功績有諸多肯定甚至留戀，但他冷靜客觀地意識到，「逝者已矣，來者可追」，新時期的人民主權原則雖然可能淪為集體的專制和多人的暴政，但也為自由的生長提供了豐富充實的土壤。他在美國考察時就注意到了鄉鎮自治和結社權對於捍衛自由尊嚴的重要性，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的附錄中，他也專門考察了朗格多克省三級會議的民主自治實踐的重要意義。　　第三，與上一點相聯繫，為了維護自由，必須在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加強公民自治與合作的建設。大革命之所以猝然爆發，之所以爆發後代價慘痛，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央集權制蠶食、擠壓、摧毀了各種各樣的公民社群和中間團體，導致國王、法官、教士、貴族、官員、第三等級、農民等各階層之間都封閉隔膜、漠不關心、矛盾重重。整個社會呈現出來的要麼是一群原子化的個人，要麼是分崩離析的集體個人主義。其結果是，人們都蜷縮在狹隘孤立當中，而缺乏獨立自由的品性，缺乏公益互助的精神。人們的人格也變得奴性，萬事都仰賴於中央政府的秩序和恩典。只有重新恢復自由，才能與社會中固有的種種弊病進行鬥爭。在早期的奠定了《舊制度與大革命》研究思路的「1789年前後法國社會政治狀況」一文中，托克維爾就明確指出，「正是在治理村莊中，貴族奠定了後來用以領導整個國家的權力基礎。」與此相對，「既然法國公民比任何地方的公民更缺乏在危機中共同行動、互相支持的精神準備，所以，一場偉大的革命就能在一瞬間徹底推翻這樣的社會。」所以，如果沒有鄉村自治、宗教精神、三級會議的民主實踐、社團合作等多種多樣的自由自治的形式，地方自由和普遍自由都將逐漸消亡，最終帶來的也就是政權的滅亡。　　第四，自由的精神意味著在自治合作中培育某種責任倫理及對他人、傳統和制度的尊重精神。托克維爾一再指出，相對於別的時代和歐洲別的國家，法國大革命前的時期都是最有序、最開明、最繁榮的時期，但「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這是為什麼呢？答案也許不能局限於要不要改革的問題，而在於在改革不可避免的情況下，是什麼樣的原因的累積，導致了改革頃刻間淪為革命？在托克維爾的分析框架里，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舊制度下由於自由自治被破壞，使得責任倫理和尊重精神喪失，一旦改革帶來釋放的機會，公眾的不滿自然加劇。由於法國各個階層的隔膜、嫉妒和仇恨，當貧困和社會矛盾等問題出現後，各方都把人民的苦難推諉給對方。上層階級雖然對底層越來越關心，但仍然充滿盲目的蔑視。所以革命爆發，飽受壓迫和不尊重的溫順的人民立刻便成為暴徒。從對傳統和制度的隨心所欲來看，國王帶頭對最古老最堅固的制度毫不尊重；政府告訴大家對私有財產的輕視態度；司法在教會人們不用尊重基本的程序，等等。沒有自下而上的自治，自上而下的那些壞的榜樣便逐漸彌散到整個社會，促發著革命的到來。　　第五，自由及其自治的實踐必須制度化，常規化和自覺化，否則就是偶然的、脆弱的、任意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第十一章是一個多少顯得突兀的章節，其中論述了在專制政體下，某種奇特的自由仍然會得到保全：專制意志製造的公職工具成為抵擋中央集權的保障；政府遇到微小的反抗便不知所措、猶豫不定；貴族內心有著對行政當局的蔑視；教士、司法機構等捍衛獨立和自由而不屈從於政權；司法的說理和論證已成為政府和個人的話語習慣。顯然，這些自由的抗爭儘管是有意義的，但畢竟都是不可靠的。在書中另外的地方，托克維爾還專門分析了舊制度下法蘭西民族那可歌可泣的自由心性，但他也坦承：「那時有著比我們今天多得多的自由：但這是一種非正規的、時斷時續的自由，始終局限在階級範圍之內，始終與特殊和特權的思想連在一起，它幾乎既准許人違抗法，也准許人對抗專橫行為，卻從不能為所有公民提供最天然、最必需的各種保障。」所以，「如果說這種不正規的、病態的自由為法國人推翻專制制度準備了條件，那麼這種自由使法國人比其他任何民族也許更不適於在專制制度的遺址上，建立起和平與自由的法治國家。」換言之，正是因為這種自由缺乏堅實的自治實踐，所以處處顯得偶然和無節制，強於破壞，弱於建設。　　第六，要勇敢爭取我們的自由，要為自由而自由。托克維爾旗幟鮮明強調和捍衛了自由本身的意義。他表明，自由的價值甚至不在於把別人踩下去，而在於讓自己站起來，「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為自由而生的民族，它們所憎恨的是依附性的惡果本身。」他還表明，自由就是自由，而不是手段：「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緊緊依戀著自由，使他們依戀的是自由的誘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與自由的物質利益無關；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統治下，能無拘無束地言論、行動、呼吸的快樂。誰在自由中尋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東西，誰就只配受奴役。」所以，沒有自由的民主社會可能會變得富裕、華麗、文雅甚至輝煌，但在此類社會中是絕對見不到偉大的公民，尤其是偉大的人民的，「只要平等與專制結合在一起，心靈與精神的普遍水準便將永遠不斷地下降。」托克維爾與英國的自由主義大師約翰·密爾關係甚篤，從以上他對自由的闡發我們可以看出，托克維爾的自由觀或許更具某種振聾發聵的效果，其精神的歸宿中帶有那種貴族式的熱烈而高貴的力量。　　在寫作《舊制度與大革命》的20多年前，托克維爾前往美國，從空間的角度去考察美國的民主，試圖思考法蘭西民族的未來；20多年後，他又從時間的角度去考察法國那逝去的悲壯的年代，試圖思考一個民族何以發展到今天的原因。懷著歷史深處的憂慮，托克維爾告訴我們，「誰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國，誰就永遠無法理解法國革命」。他的這句話也許真的可以成為我們今天為什麼要讀這本書的重要理由。可是，比這更值得警醒的是要看到托克維爾從部分研究整體的關注重心所在。他說，「我不僅要搞清病人死於何病，而且要看看他當初如何可以免於一死。」我相信這句話才是我們今天讀這本書的最大借鑒所在。托克維爾其實早已給出了答案，那就是建設一個自由、開明、自治和合作的理性公民社會。　　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最好的互參讀本是多伊爾《法國大革命的起源》，要說對今天的中國有什麼警鑒之處，在我看來多伊爾的這部著作也許能提供更多的、更整全也更細節的東西。多伊爾在他的最後結論中說：「但那時沒有人會想到事情會這樣發生……法國大革命並不是由革命者創造的。大革命創造了革命者。」是的，如果沒有經由自治走向自由的民主實踐，如果沒有公民社會得以健康發育的底盤，那麼真的是什麼都可能發生，什麼都會出乎我們的意料。　　（本文以《必須夯實公民社會的基礎》為題，節選載於《華商報》2012年12月22日「評論周刊」，這裡為完整版）

來源: 作者博客 | 來源日期：2012年12月22日 | 責任編輯：西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