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兩難：是否保持自己的國際「可流動性」？

「海歸」兩難：是否保持自己的國際「可流動性」？倍可親(backchina.com)　　是保持自己的國際「可流動性」，還是培養只能適用於本土的能力？「政治正確」的回答應該是這兩者可以同時實現，但這可能是說易行難的一相情願。　　上周提到新「海歸」們的主要機會不在仕途上，而在學術上。不過，與經濟學不同，管理學需要研究企業內部微觀層面的結構與過程；真正做好管理學研究要求對企業實際營運過程和內部環境的深入了解，事實上，「海歸」學者與國外同行相比，在這方面有著很大的優勢。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管理學與經濟學「海歸」們在回國動機上有重大區別。　　從學術上講，很難說搞「中國經濟研究」的經濟學家在國內有什麼特別優勢；在國內觀察得到的經濟學現象，在國外也能觀察到。但偏偏經濟學家們回國成風，其中的奧妙耐人尋味。　　我在不同的幾篇文章里都談到，中國管理學界對國際學術界能夠作出的最大貢獻，是用國際化的研究方法和規範，來總結中國企業過去二三十年里的經驗與教訓，並以此將中國學術界和國際學術界接軌。不論中國企業的成功和失敗在多大程度上要歸因於特殊的「中國因素」，只有用規範的方法去研究和發現，才能夠有效地把這部分知識和經驗轉成世界管理學知識的一部分，並做出中國學術界應有的貢獻，使它取得與中國的經濟地位相稱的學術地位。「海歸」管理學者在這方面任重道遠。　　從一個更為自私的角度來講，國內管理學界信息混亂，「山頭」林立、「大師」遍地，固然給評估學術成就帶來難度，但是反過來，這種情況也可能給管理學「海歸」中的「先行者」帶來很大的學術優勢。一些「名師」的聲譽建立在經不起推銷、與國際主流文獻毫無交集的偽理論體系之上。只要你付出艱苦的努力，就有可能成為真正的學術旗手。　　在我看來，「海歸」們的最大挑戰，是在學術研究上的戰略選擇問題。我把一個人的學術研究方向，及其相應的核心能力，放在一條由「國際化」到「本土化」的維度上。一個以從事學術事業為目標的「海歸」學者，在時間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必須做出一個兩難的抉擇：是讓自己的研究與國際學術界高度接軌，完全不鬆懈這方面的能力訓練，以保持自己的國際「可流動性」，還是從事與中國特色有關，對中國企業實踐有實際意義的研究，並且培養只能適用於本土的能力。一個 「政治正確」的回答應該是這兩者並無矛盾，可以同時實現。但這可能是說易行難的一相情願。　　對一個「海歸」來說，最大的一個顧慮是萬一自己在國內不適應，還能否回到國際學術界。而要保持自己的「可流動性」，唯一的辦法是保持自己學術研究的水平。這意味著他／她的研究課題不能夠太「本土化」。就算「可流動性」不是他／她的主要考慮，對一個高薪聘請的「海歸」的期望，也會驅使他／她把主要精力放在以海外主流學術刊物為目標的研究上。但是假如他／她真的這樣做了，第一，他／她可能會十分孤獨，而且在同事中成為異端；第二，他／她有可能讓自己的研究變得與中國企業的實踐毫無關係。而後一點會使得他／她回國的目的和競爭優勢受到削弱。因為要保持純粹的可流動性，不回國最好。回國的優勢就在於能夠接近中國企業，深入了解中國的企業管理者。但想要達到了解企業的目的，又需要付出很大的時間成本來培養專門化的知識與能力。這中間又要冒失去「可流動性」 的風險。如何達到一個完美的平衡，是「海歸」學者面臨的最大難題。　　與此相關，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　　要不要遵從本土的遊戲規則？以自然科學基金申請為例，「本土規則」是申請者組織一個由博導、正教授、副教授、講師直到博士後、博士生組成的龐大梯隊。我在2002年申請項目時，對這種模式很不以為然，而且直覺如此一來，我會被「淹沒」在無數個申請者中。所以最後我組成的是由我這個助教授(講師) 和一個海外博士生(後來回國成了我的同事)組成的二人團隊，居然也申請成功。可見本土遊戲規則也不是不可改變的，否則我們回國做什麼？　　要不要發表中文論文？對保持「可流動性」而言，中文論文完全起不到作用，而又要佔用一定的時間資源。但是既然身在中國，我們在道義上有責任為以中文為媒介的學術界盡一份力。我個人認為還是應該力爭寫出一兩篇高質量、有影響的中文論文，發表在國內最好的期刊上，以證明自己，也為別人樹立榜樣(如果你是真的優秀的話)。另外，鑒於國內學術刊物的制度性缺陷，在有影響的財經報紙上介紹自己的研究，也是一個替代方案。　　要不要參與非學術活動，比如行政事務、媒體採訪？除了必需的院系服務之外，這些活動經常被國外的年輕學者視為洪水猛獸，因為它們佔用寶貴的時間資源，影響研究工作，並且最終降低獲得終身教授的幾率。但對「海歸」派而言，我相信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回國的動機。對於真正的學者，這方面的活動應該盡量減少，否則風光過後，自有後悔的時候。當然如果你志在於此，則又當別論。　　最後，要不要和領導談條件？我對這個問題毫不猶豫地作出肯定的回答。一個健康的學術人才市場，離不開討價還價。只有國內商學院接受了對等的談判，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國際性師資人才。這當然並不意味著現在國內院校的價碼，就應該提高到美國商學院的水平；中國自有其吸引力。但至少要接受談判的概念。　　其實這個問題背後還隱藏著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應該和領導、同事保持一個良好而又職業化的工作關係，還是應該把自己置於一個更加私人化的關係網路中，甚至變成院系政治的一部分？也許你會認為你的回國動機和你的個性，還有你所處的環境，已經制約了你的選擇。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問一下你自己作為一個學者的價值觀。　　最後，我想再次強調一下「海歸」的時間預期。「海歸」不等於永不「上岸」。尤其是，如果你的目的是投身於一項偉大的事業，那麼別讓這個錯誤觀念困擾你。要知道回國一輩子是一種奉獻，回國三年五載也是一種貢獻。這種經歷也許能帶給你很大的滿足和意外的收穫。(作者：系香港大學商學院助理教授許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