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起源與屈原無關 屈原與同性戀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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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端午節的起源，民間通常認為是紀念屈原，此外也有紀念介子推、伍子胥或曹娥女的說法。這四者都不是端午節的真正起源。聞一多在《端午考》等文章中，考訂辨析大量史料，得出結論：端午起源與龍有密切關係，很可能是古代吳越民族（一個龍圖騰氏族）舉行圖騰祭祀的節日，始於人們為生存而與水患水怪的抗爭。春秋時期，吳越之地初經開發，人們敬畏魚蟲水獸，遂斷髮文身，舟造龍形，並向水中擲以蟲食，祈福消災。這習俗漸從吳越之地溯江上延至荊楚流域，再北上至中原。

浦江清《談端五節》同樣認為端午起源與屈原無關，並稱端午節應作「端五節」，他解釋說：「端者，初也，端五便是初五，指的是五月初五。原來古人把數目看得神秘，這個日子有兩重五，顯見得奇巧不尋常的。所以五月五日，和三月三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都算是一個節。那種奇巧的日子，古人對於他們有相當的忌諱。」

浦氏進一步分析說，正因忌諱五月五日之奇巧，民間遂以毒攻毒。劃龍船鬧鑼鼓，是要炫示力量，以克服水怪；飲雄黃酒、焚蒼朮、插菖蒲，是辟瘴氣；扎艾人、艾虎、艾劍則是祛魔；粽子也是辟邪的東西，主要靠捆綁粽子的五色絲線。漢人應劭《風俗通》就說，「五月五日以五彩絲系臂，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

從端五開始，天氣漸漸炎熱，蛇蟲百物活動起來，痢疾、瘧疾、霍亂、傷寒等容易流行。古人缺乏現代醫藥知識，又恐慌疾病死亡，於是想到用草木藥物來辟毒制鬼。

由此看來，端午起源可能與圖騰崇拜有關，後來又加入了依靠草木藥物辟邪祛病的成分，並非源於紀念屈原。

不過，端午起源雖與屈原無關，在後世卻漸漸演為紀念屈原的節日。吃粽子與賽龍舟，都變成紀念屈原的專項活動。

據梁代吳均《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當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並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上，以五彩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並帶五色絲及楝樹葉，皆汨羅遺風」。

另據梁代宗懍《荊楚歲時記》：「端午……以菰葉裹黏米，謂之角黍……或雲亦為屈原，恐蛟龍奪之，以五采線纏飯投水中，遂襲雲。」

不止吃粽子，賽龍舟也從圖騰崇拜，演變為對屈原的哀悼。

《荊楚歲時記》又載：「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並命舟楫以拯之。」

《隋書·地理志》所記更詳：「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爾鼓棹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為競渡之戲。其迅楫齊馳，櫂歌亂響，喧振水陸，觀者如雲。諸郡皆然，而南郡尤甚」。

要言之，屈原與端午風俗有關，與端午起源無關。

有意思的是，每到端午，「屈原是同性戀」的話題就要被翻出來炒一次。我們只要搜下「屈原+同性戀」，就可看到此類奇談怪論充斥坊間，滿是洋洋得意的民科氣息。

需要說明的是，我在此為屈原辯誣，並非認為屈原若是同性戀就貶低了其人格或文學成就，同性戀本身不存在貶低屈原的問題，但就現存史料與文獻而言，沒有任何確鑿證據表明屈原是同性戀。

較早懷疑屈原「娘炮」的，大約是1943年，游國恩在西南聯大文史講座作題為《楚辭中的女性問題》的演講，指屈原「自比棄婦」。游氏後將演講改為論文《楚辭女性中心說》，附於1946年出版的《屈原》一書。

游國恩演講不久後，1944年，孫次舟在《中央日報》發表文章《屈原是文學弄臣的發疑》，第一次提出「屈原為同性戀者」，引起軒然大波。後人常稱聞一多為孫次舟站台，其實我們若認真讀聞一多那篇《屈原問題——敬質孫次舟先生》，就會發現，聞一多只是部分同意孫次舟指屈原為文學弄臣的說法，而從未支持屈原是同性戀的說法。

時光流轉，屈原是同性戀的論調再度流行，獵奇者有之，好翻案者有之，僕人眼中無英雄者有之，但這些論調，主要建立在臆測之上，缺乏證據。

我不打算就此問題繁瑣考證，只簡約說三點。

第一，同性戀在戰國時確已盛行，並非社會禁忌，分桃、龍陽等典故也早為人熟知。古代中國對同性戀性行為較多寬容，較少制度性歧視，大概有這麼幾個原因：

一是古代中國沒有宗教傳統，不會從信仰層面將同性戀視作一種罪惡；

二是古代中國主流的儒家學說很少論述同性戀話題，也許認為它無足輕重，就是一種身體娛樂方式，不值得贊同也不值得反對；

三是中國古代同性戀性行為多發生在特權階層與弱勢階層之間。前者對後者往往只有性的支配，而沒有基於平等尊重的愛情發生。換言之，同性戀性行為在古代中國，往往只是特權階層享受的一種性福利。特權階層是規則的制定者，當然不會作繭自縛，去反對同性戀性行為。

這最後一點對屈原是否同性戀，甚為關鍵。

屈原是楚國貴族，為楚懷王左徒，地位僅次於最高官職令尹。《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說屈原「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可見屈原是當時貴族士人之領袖，所負國事甚重，不是所謂宮廷弄臣，更不是楚懷王的同性戀夥伴。

第二，屈原賦中的香草美人，只是比喻，決非愛情獨白。漢代王逸在《楚辭章句》中說：「《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梁代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中也說，「中巧者獵其艷辭……童蒙者拾其香草」，拘泥於美人香草的人，只是抖機靈的小朋友，是Naive！

其實不必王逸與劉勰說，任何一個懂詩歌的人都知道，詩歌最怕索隱與附會。那些被當作屈原同性戀鐵證的辭句，比如「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比如「眾女嫉余之娥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都很好解釋。前者就像說領袖萬歲一樣，是一種有時代局限的忠君思想，可以說屈原愚忠，卻看不出什麼基情。後者則是屈原將政敵們，那些小丑樣的腐敗官吏比作愛造謠的長舌婦，這哪有同性戀嫌疑？

第三，《離騷》篇幅最大的一段，就是追求女人，正大光明、興師動眾地追女人。從聽了女媭的一番責怪開始，他就上天入地的追求女人，不但追，而且追很多個，結果都沒追到，還要「忽反顧而流涕」。

等到「靈氛吉占」之後，又再度飄揚過海，大張旗鼓地西行。去幹什麼？還是「求女」。當然，我們不能因此就將屈原看成花痴，沒追到女人就痛苦，就要投河。熱烈追求女人，追求之後哀傷的失敗，依然是比喻，指向一種幻滅的狀態。

這就好比崔健唱的，情況太複雜了，現實太殘酷了，理想都破滅了，用《離騷》的本文則是：「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閨中與哲王是對立的關係，前者乃逃避現實的寄託，後者則是無法直面的殘酷現實。

關於屈原的奇談怪論，不止同性戀一端。我曾見一本怪書，是日本學者大宮真人寫的《屈賦與日本公元前史》，該書考證說，屈原沒有投河自殺，而是漂到日本九州一帶，在那裡寫出《離騷》、《九歌》、《九章》。這書更像小說，而非學術著作。

我少時還讀過一部書，講的是楊貴妃沒死，在馬巍坡絞了個半死，又活過來了，也是漂流到日本，在那邊進入宮廷，嫁給天皇，生了一大堆娃云云。

我厭惡這些奇談怪論，因為我讀屈原辭賦，為其優美的哀傷與理想主義的光芒深深打動。在《離騷》中，到處都是至美的句子，上天入地只有絕望的浪漫，活色生香全是高舉的孤清。而他捍衛自己理想時，是那麼孤獨那麼如怨如慕，卻又那麼堅定那麼正道直行。

（傅抱石作品《屈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

在犬儒成群、雞湯風行的今世，屈原那種「寧赴湘流」也不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的人格力量，就更加令我尊崇與感懷。

「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太史公真是屈原的千古一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