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延中：探索毛澤東晚年的生命焦慮

06-25

提問與回答

曾子墨：感謝蕭延中先生從一種全新的角度，給我們來講述毛澤東他對於死亡的看法，特別是還涉及到了他對死亡的這種焦慮心情和他晚年的一些政治運動之間的關係。我們還有一些網友的問題，有一個網友的名字叫做北國風光，他就想請問您說，在一個什麼樣的體制當中，才可以把他這種個人的一種心理上的因素，從整個體制的政治決策過程當中排除掉？其實這也是我想問的，在當時有沒有其他的力量來制衡他，那麼如何才能避免只因某個領導人的心理因素就會可能給國家帶來這麼大的影響？

蕭延中：這問題提得非常關鍵。孟德斯鳩有一句名言，他說「社會誕生的時候，是共和國首領創設制度，那麼，在此以後就變成由共和國的制度來塑造它的首領了」。 [45]那麼今天我們說，當一個社會處於轉型期的時候，處於一種巨大的變遷的過程中的時候，政治首領在裡邊起的作用往往都是很大的，起著很重要的作用。這也就是說，如果在這個事變、或者在這種革命運動取得成功以後，緊跟著就設計一套比較完好的政治制度，其實就會使人為的因素逐漸下降，但是這在一般的歷史的結果上，我們看，至少要耗掉一代人。也就是說，這樣的一種英雄式的人物，他的消失，對於他的制約，存在著一種慣性的過程。這種轉變在歷史上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最著名的就是華盛頓自己的讓權，這是非常著名的。因為他那個國家是一個移民國家，沒有歷史傳統，他的歷史傳統是英國的新教傳統，跟我們不一樣。我們這個國家幾千年來都是一個君主專制的體制。當革命了以後，政治領袖在裡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所以在革命成功以後政治權力就會集中到像毛澤東這樣的領袖那裡去。當然，在這麼幾十年的過程中間，也提出過對於權力的制約問題，提出過，但是都沒有成功。

我想，這個問題其實正是今天我們所要關注的理論焦點之一。生活在現在的這個世界上，我們不應該、也不可以把我們的政治期望，把我們的政治賭注，壓在幾個英明領袖的身上。因為人性所固有的局限性告訴我們，我們無法假設，也無法保證可以完全排除好心辦壞事這樣一種可能性。所以，我覺得制度建設，一種剛性的、程序化的、理性化的制度建設，是現代政治發展中不能捨棄的，應當特別予以重視。當然，政治家本身的那種政治智慧和政治魅力也是很重要的。

觀眾：蕭教授，你好，我是北京大學法學院的學生。毛澤東無疑是一個時代的精神符號。在聽您的講座呢，我總覺得您總在圍繞精神符號這樣的意識問題來對毛澤東的人生進行論證。我想問您的是，這個精神符號是不是知識分子對於當下消費社會的一種輓歌呢？謝謝。

蕭延中：這個問題本質上是一個「現代性」問題，消費社會實際上是後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現象，也就是說在這個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科學技術的成分給人類帶來的好處是大大地表現出來了，但是在這樣的一種發展的過程中，人類同時也付出了一種代價，這個代價就是道德的代價。在某種長久的意義上，這種代價不可謂不昂貴。現在人們普遍認為，這個道德的代價和這個發展獲取之間的相關性是十分值得深入研究的，需要平衡。但我認為，這個過程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不可能想像，今天的中國再回到毛澤東時代去，我們再一家四五口住十二平米的房子，冬天怕自來水管子凍了而用棉被把它包上的那樣的一種生活。你提的問題是，這種尋求道德價值的渴望是不是知識界對當下消費社會的一個輓歌？我覺得似乎還談不上。如果換一種說法，我們能不能說，人們目前對消費社會的反思和憂慮所內涵著的意思是：中華民族在將來的歷史發展中間，需要再重新尋找，或在不斷地建構出一種新的、適合自己民族的一種整體的民族精神。這個問題當然是我們當下社會意識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觀眾：蕭教授你好。您一直在研究毛澤東，對他一直非常有興趣。我想了解就是，您認為毛澤東和歷史中的哪一位人物是比較相近的？還有，如果您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五百年以後，那時的人們再看毛澤東，他會是怎麼一個看法？謝謝。

蕭延中：如果做比較的話，其實毛澤東比較喜歡的幾個歷史人物，可以當作和他比較像的人。第一，劉邦。他幾次談到劉邦，漢高祖劉邦，雖然其文化程度並不高，但是他的《大風歌》則寫得非常有氣魄，毛澤東提過這事兒。此外就是朱元璋，明太祖朱元璋。對於朱元璋，毛澤東曾提過很多次，他是明顯地喜歡朱元璋的。還有，他對秦始皇也比較欣賞，主張給秦始皇「平反」，甚至說：「我也是秦始皇」。比如，1973年8月5日，毛澤東給江青念了他寫的《讀<封建論>呈郭老》的一首詩，詩曰：「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同年9月23日，毛澤東在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更為明確地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曆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不贊成孔夫子。因為秦始皇是第一個統一中國、統一文字，修築寬廣的道路，不搞國中有國，而是集權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幾年一換，不用世襲制度。[46]

至於有人說，毛澤東是一位中國的現代皇帝，這種說法不僅是外國人這麼說，我們中國人也有這麼說的。如果說政治制度對一個人的行為完全失靈了，產生不了任何約束作用了，在這樣的意義上說，我覺得這種評論是可以成立的。我們看多了以後就會知道，帝王的生活其實是非常地「累」的，用毛主席的話說叫做「高處不勝寒」！你以為那個位置好當的呀，不是那麼回事！所以要全面理解「現代皇帝」這麼一種說法。我的意思是說，在學術的意義上，「皇帝」是一個制度化術語，而不是一個倫理性指標。當我們提到英國女王，日本天皇時，只是在談一個制度角色的事實而已。你剛才提的這個問題，是有這麼一派的意見，這派的意見也是有根有據的，也是有理有道的。有一本外國的書，現在我們翻過來，叫做《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實際原來的題目叫《人民的皇帝毛澤東》，把「皇帝」翻譯成「領袖」，這可能是我們中國人的一種習慣。在我們今天的日常生活用語中，是不是一說某個人像皇帝，好像就是有一種對他不恭敬的意思？其實按照嚴格的學術理路來說，我覺得使用「皇帝」這樣的辭彙還談不上不恭敬吧？！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作為一種討論問題的方式，我個人覺得還是能夠接受這樣的一種討論的。我認為，檢驗對於一個人是否被尊重，似乎不在於是能否用某種名詞來稱呼一位具有巨大影響力的政治領袖，而在於我們是否正在認真地去分析他的包括正、負兩方面的行為和思想。已故美國著名歷史學家魏菲德（Frederic Wakeman, Jr.）教授在評價毛澤東時曾經說過一句很深刻的話：「如果制度被準則所取代，那麼社會便是由意志所確定的了。這就是新黑格爾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全部著作會在毛澤東的革命中引起如此強烈的意識形態共鳴的原因。」[47]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毛澤東的「意志」同時也就是他的「準則」，在一定時期中，他的個人意志甚至已演變成了整個社會的準則，二者形成了本質上的同一性，而把二者連接在一起的則是「態度」和「覺悟」這樣一些即可明確感知，但又無法清晰定義的模糊區域。我覺得這才真是值得深入關注的研究難點。

曾子墨：好，謝謝。非常感謝蕭延中先生今天再一次來到我們《世紀大講堂》給我們進行演講。他從死亡意識，從對死亡的焦慮來看毛澤東晚年所發動的這些政治運動，是一種全新的角度。從毛澤東所做的一些言論，從他晚年的這些政治決策當中，正像蕭延中先生告訴我們的這樣，他對精神永生的追求，他對肉體死亡的這種不畏懼，的確有著很大的影響。我們從這些決策當中，都可以看到它們的影子。我想任何一個政治人物，任何一個政治家，在參與公共政策的決策的過程當中，他們的個性可能都不可避免地會多多少少地產生一些影響，但是我們也衷心地希望，在未來中國所走的道路上，這樣一些個人性的因素，或者說一些偶然性的因素會變得越來越少，也但願中國以後所有的決策都能夠經過一個更加科學、更加民主，能夠讓大家全部都參與進來的理性的決策。

好，再一次感謝蕭延中先生，也感謝我們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學的老師和同學們，下周同一時間《世紀大講堂》我們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