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女性在美國科技行業遭歧視，她們只能靠自己反抗

編者按：在美國科技行業，亞洲女性有著不小的影響力。儘管如此，不論是工作還是創業，歧視始終是一個問題。最近，CNN刊文討論這一話題，它採訪了幾名亞洲女性，希望該問題能引起科技產業的重視。

不久之前，Sysamone Phaphon從醫療保健行業離職，她自己創辦一家科技公司，沒多久就在創業投資選秀會上得到了投資者的青睞，那時Sysamone Phaphon覺得自己真是很幸運。

去紐約出差時，這名投資人不斷引誘Sysamone Phaphon，那時她才知道投資人幫她融資有「陰謀」，他想和Sysamone Phaphon上床。

Phaphon坦言，在科技行業，亞洲女性遭遇性騷擾太常見了，歧視成為個人職業道路的絆腳石。Phaphon是FilmHero的創始人，FilmHero是一個面向獨立電影製作人的Web App，她說：「投資選秀會上只有我是女人，我之所以成為他的目標主要因為我是亞洲人。」

（Sysamone Phaphon）

從數據看，科技行業有很多從業者是亞洲人或者亞裔美國人，在矽谷頂尖企業他們佔了41%。與亞洲男性相比，亞洲女性獲得的工作機會少很多，但與其它有色人種相比，亞洲女性所佔的數量多出不少，正因如此，有人會認為她們遭受的歧視沒有非裔美國人、拉美人那麼嚴重。

加州大學哈斯廷斯學院（UC Hastings College of the Law）法學教授Joan C. Williams在報告中指出，與其它女性相比，亞洲女性遭遇的歧視一樣嚴重，甚至更嚴重。非盈利組織Ascend Foundation對舊金山Bay Area的科技公司進行調查，發現亞裔女性在高管層所佔的比重最低，與她們在勞動力中所佔的比重完全不相稱。

Bo Ren曾在Facebook和Tumblr擔任產品經理，她說：「亞洲女性需要承受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雙重壓力。」

Ellen Pao之前在矽谷VC公司工作，她向公司發起訴訟，希望人們通過訴訟關注女性（尤其是亞洲女性）歧視問題。Ellen Pao認為自己在KPCB無法得晉陞主要是因為她是女性，她對公司不滿，因而招致打擊報復。最終Ellen Pao在訴訟中全面失利。

在回憶文章中，Pao說自己為KPCB投資人John Doerr工作，擔任「參謀長」（chief of staff）。為什麼選擇自己？Pao認為John Doerr偏愛「虎媽撫養的女性」。John Doerr手下有兩名參謀長，另一人是男性，專註於投資，Pao只能在郵件、演講方面幫幫忙，甚至還要幫他照看女兒，做其它一些無聊的事。Pao說Doerr曾經告訴她：「有些事情讓女人做更讓人感到舒服。」

Pao在文章中寫道：「有些人贏了，有些人輸了。我們講述自己的故事，站出來為自己也為彼此抗爭，這才是最重要的。」

2012年Pao發起訴訟，自此之後一些女性參與進來，她們不惜以工作為賭注，呼籲關注歧視的企業和個人站出來發聲。在矽谷，人們將她們的活動稱為「Pao效應」。

軟體工程師Tracy Chou向大型科技公司施壓，要它們每年發布員工人口統計報告，披露公司招募了多少女性員工和有色人種員工。

一些女性企業家（許多是亞洲人）更進一步，她們曝光科技投資者的性騷擾醜聞，逼迫投資人離職，讓科技產業改革。

Phaphon指出，因為有了Pao及其它女性的努力，她才有勇氣站出來講述自己的故事。Phaphon說：「只有我們大膽講出來，才能改變氛圍。」

在科技行業，亞洲女性迫於壓力往往只能做一些偏向女性的工作，上司將辦公室雜事派給她們做，比如給員工安排午餐，做一些枯燥的工作（比如修復軟體漏洞）。

有些工作對職業發展有利，女性很難得到這樣的機會，正因如此，評估員工績效時她們無法獲得公平的對待，晉陞、漲薪時往往也會被忽視。當她們要求晉陞時，隨之而來的往往是處罰。

亞洲女性面臨挑戰不只存在於大型科技公司。推介項目時，投資人希望她們說話溫和一些，或者說公司應該引入一名男性聯合創始人。投資人還會將她們誤認為其它亞洲女性。

今年7月，Beatrice Kim起訴前僱主BetterWorks和當時公司的CEO Kris Duggan，她認為Kris Duggan以性暗示方式攻擊自己，而且BetterWorks營造出敵對的工作環境，用粗俗的言論對待女性。起訴之後，Duggan辭任CEO，降為總裁。

2015年，台灣產品經理Chia Hong起訴Facebook，她認為自己的意見在會議上被貶低被忽視，有人對她說，她看起來與團隊其它成員不同，講話的方式也不同，上司安排她組織聚會，為男同事送飲料。最終Chia Hong撤訴。

Tina Huang曾在Twitter擔任軟體工程師，她認為，Twitter的晉陞制度對女性不利。現在Tina Huang是科技創業公司Transposit的聯合創始人、CTO，她向Twitter發起訴訟，去年11月，她還試圖聯合其它被忽視的女性員工一起起訴。

（Tina Lee）

MotherCoders.org向有孩子的女性提供培訓，幫她們獲得科技職位。MotherCoders.org CEO、創始人Tina Lee說：「我們講述自己的故事，告訴大家亞裔美國人勤勞、溫順、精通數學、守規矩、不關心政治，在社會上我們的地位正在上升，但是總會碰到瓶頸。我們是出色的工蜂，無法成為領導者。對於API（Asian-Pacific Islander，亞太島上居民）女性來說，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Lee是科技非盈利機構的創始人，為人坦率直爽。她還說自己不符合傳統，有許多人這樣評價她。

「人們希望我這樣做，我卻那樣干。與許多我所認識的白人女性相比，我並不是特別外向，也不是很高調，但大家還是認為我不符合傳統，因為他們希望我是聽話的乖乖女，或者是暴戾的母夜叉，可我讓他們失望了。」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Susan Wu都是成功的典範，她是企業家，也是投資人，從長春藤大學畢業，向許多科技公司提供諮詢服務，包括Medium、Twitter和Square。

Susan Wu說，許多人不知道她的過去，她小時候過很很苦，家裡很窮，因為父母是精神病患者，無法照看她，只好送她去親戚家生活。Susan Wu說：「作為一名亞裔美國女性，我不是性諷刺對象、不是書獃子一樣的工程師、不是初來乍到的移民、不是虎媽，也不是好鬥的、恐龍一樣的女人。」

年初時，Wu談到了行業的性騷擾問題，她說，2010年她自己融資時被人推薦給Binary Capital投資人Justin Caldbeck。有許多女性公開指責Justin Caldbeck，說她們遭到了性騷擾，當中許多是亞洲人。

Wu感嘆道：「我在科技行業工作了25年，現在還在等待，希望某一天大家能將我作為真正的普通人看待，而不是異類。」

雖然處處碰壁，亞洲女性仍然在科技行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她們成為大型科技企業的管理者，成立自己的公司，或者建立了風投基金。這些成功為其它人照亮了道路。

每一次Gladys Kong參加科技會議，人們總是向她諮詢營銷、銷售方面的問題，技術問題就去問她的男同事。

Kong無奈地說：「我不得不穿上衣服，上面貼有工程師標誌，或者向他們證明談論的東西我很精通，事實上，開發產品我是出過力的。」

不只如此，她還是公司的領導者。Kong是移動定位、數據公司UberMedia的CEO，公司開發一套模型，告訴大家科技行業的領導者需要具備什麼素質。

高中時Kong移民到美國，當時她不是經常說英語。她花了很多時間學習數學和科學，在香港時也在學習，最終愛上了編程。後來Kong為企業孵化器Idealab工作，創辦了自己的公司，2012年加入UberMedia。

在會議上，她不是第一個發聲的人，Kong說她總是聽完所有意見之後再談自己的看法。Kong喜歡告訴年輕的亞洲女性，讓她們知道科技世界有她們的一席之地，甚至很高的層級都有機會。她說：「看看你的身邊，沒有多少亞洲女性成為楷模。如果我可以激勵大家前進，做她們想做的那，就真的很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