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康：中國經濟發展的升級和體制的升級——關於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思考

　2013年新一屆政府換屆後，中國經濟升級版成為國內理論界一個關注話題。中國經濟的升級首先涉及發展活動本身的內容，如結構水平提高、生態環境改善、技術創新進步、經濟效率提升等等——這些都是題中應有之義，但我認為同時不可或缺的，還有體制升級的問題。一個國家或社會的發展方式和發展水平，首先是由一定的經濟社會條件決定的，同時，發展體制也起著很重要作用，一旦形成了某種發展體制——包括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等，成為發展活動的制度載體，就會對發展方式和發展水平產生非常重要的推動或制約的作用。

　　一、中國兩個經濟發展階段和兩種基本發展體制

　　討論中國經濟的發展升級，首先需要弄清發展階段問題。不少人把建國以後的經濟發展分為很多階段，例如有學者提出改革開放後的30多年可分為兩個階段，70年代末到正式加入WTO前為一階段，之後為另一階段。我認為如果從更加廣闊的國際視野進行考察，可以把建國以後的中國經濟發展和成長分為兩大階段。

　　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W.W.ROSTOW）根據自己對大量發展史料的研究提出，可以把一個國家走向現代經濟增長和發展分為五個階段，即傳統社會、起飛準備、經濟起飛、走向成熟和大眾高消費時代。［1］這個「五階段發展理論」曾經在考察和研究發展中國家的過程中，產生過相當廣泛的影響，當然也受到過各種批評，主要是有人質疑該模式是否能夠準確概括現代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現在看來，羅斯托的「五階段發展理論」在包容發展方式和理論概括的完整性方面確有局限性，但仍然不失為一種很有價值的分析方法和工具（況且後來能夠在這方面超過該理論的研究成果也很鮮見）。這裡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用此模式分析，可以把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成長，放入國際經驗和國際案例中進行沒有制度差別的比較。

根據羅斯托的理論，我認為建國後的中國經濟發展和成長，可以分為兩大階段：第一是傳統社會走向經濟起飛準備階段，時間為1949年到70年代末；第二是經濟起飛和走向高水平成熟社會階段，時間為改革開放到現在，兩段各有30年左右。與此相匹配的發展體制（這裡主要講經濟體制）分別為計劃經濟體制和初期階段的市場經濟體制。

　　先看第一階段，從建國後到改革開放前，這28年算不算已經完成經濟起飛呢？很多人認為該階段雖然問題很多，但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進步，從無到有建立了一個國家工業化體系框架，還有兩彈一星等等宏偉工程，說明中國經濟已經起飛。我個人不同意這個觀點。

　　羅斯托的經濟起飛有三個基本標準，一是生產性投資率水平要達到國民生產凈值的10%以上；二是製造業部門的發展水平；三是有適應現代經濟發展的制度結構。從形式上考察，建國後到改革開放前的28年，已經達到經濟起飛標準。先看投資，建國初期的投資率水平沒有比較數據，到1981年，全社會投資率為19.64%，遠遠超過10%的羅斯托標準。再看產值結構，1952年的國內生產總值679億人民幣（下同），第一、二、三產業的產值比例分別為50.5%、20.9%和23.9%，1978年的GDP為3645.2億，第一、二、三產業的產值比例分別為28.8%、47.9%和23.9%，第二產業中的工業製造業比例達到44.1%，也完全超標。［2］至於羅斯托的制度結構標準，則很難進行量化比較。

　　我認為，根據以上發展材料，還無法論斷中國經濟已經起飛。這裡有幾個非常重要的指標需要考慮，第一是三次產業對增長的實際貢獻率，直到改革開放後的1990年，第一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還是最高的，為41.7%，二、三次產業的貢獻率只有41.0%和17.3%，其中工業產值的貢獻率僅為39.7%。第二產業特別是製造業的產值貢獻率開始明顯超過第一產業，是1991年以後的事情［3］，這說明在這之前製造業對增長的實際貢獻並不突出。起飛應是一個國家現代工業體系的整體構成和主導國民經濟增長，我們顯然沒有做到這點；第二是社會就業結構，1978年的農業部門就業比例為70.5%，二、三產業分別為17.3%和12.2%，前者占絕對優勢；三是人民生活水平，1978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2億5千萬人，貧困率為30.7%［4］，假定城鎮貧困率為15%（實際高於此數），貧困人口為2600萬左右，兩者相加共約2.76億人，佔總人口比例為29%。當一個國家人口近1/3是貧困人群的時候，說這個國家經濟起飛，沒有任何意義。

　　建國後到改革開放前29年的經濟發展狀況，只能判斷為進入起飛階段，但沒有真正完成經濟起飛的任務。同時，中國經濟發展和成長的這個階段又很特殊，不能完全套用羅斯托的模型加以解釋。這個階段主要特徵是，國家主要依靠農業部門的資本積累，組織和推動重化工業部門大量聚集資源，現代工業基礎框架初步建成，農業部門對增長的實際推動高於製造業，農村就業人口佔據社會就業的絕對優勢，更重要的是，社會貧困率很高，人民溫飽問題沒有真正解決。

　　二、中國經濟完成起飛和正在走向大眾高消費階段

　　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前沒有最終完成「經濟起飛」的任務，原因很複雜，同原有計劃體制也有關係。實行計劃體制一個最突出特徵，就是在國家意志和高度集權下配置資源，政府通過行政計劃全面掌控生產、流通、交換和消費，在較短時間內把由國家意志選擇的發展領域搞起來（例如重化工業、軍工部門和一些重要基礎設施），但由於缺乏一個可以合理調節社會產品供求關係的機制，這樣搞起來的發展結構，很難避免是不扭曲的，效率必然很低，同時，這裡所謂的國家意志由於缺乏民意集約、集中的制度基礎，也不可能把老百姓的民生福祉放在優先發展位置。

　　從中國的實踐看，是改革開放和引入市場體制，才真正完成了經濟起飛的任務。在這裡，體制的改革和轉變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中國發展引入市場體制，從開放境外投資和對外貿易開始，把大量社會經濟活動的領域——部門的與行業的，越來越多地放給多種所有制企業來搞，讓這些領域的資源配置按照市場供求關係和價格競爭機制進行調節，這就無疑引發了一場發展的「革命」。

　　新的市場體制一下子把計劃經濟長期壓抑的各種要素活力統統激發出來，新的各種市場主體大顯身手，各級政府推動發展的能動性也空前發揮。由新體制呼喚出來的這種巨大發展能量，在原有工業化框架和公共產品設施建設的基礎上，產生了能量倍增，其所爆發的超強供給能力大大超越了人們的預想，又恰逢其時，國際經濟進行產業結構大調整，給中國產品的大量出口帶來重要機遇，發展再入佳境，中國經濟才真正起飛了。

　　中國改革開放完成經濟起飛任務後，發展繼續深化、擴展，現在已經基本完成了成熟社會的主要任務，開始向大眾高消費的初期階段發展。羅斯托關於所謂成熟社會有幾個重要定義，首先是能夠把當時的現代技術應用於大部分資源開發與生產領域，同時還有建成現代工業部門的完整體系，以及農業就業人口的大幅下降。［5］按照羅斯托的這個定義，從宏觀和整體看，中國的發展已經基本完成了成熟社會的任務，開始向著大眾高消費的入門階段發展，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門檻」。發展的國際經驗告訴我們，除了極少數國家外，拉美和亞洲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曾在此階段止步，沒有真正進入大眾高消費階段，掉入了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最終同高水平的國家現代化發展無緣。

　　如今，中國也走到了這個「門檻」前面。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經濟一下子完成了經濟起飛和成熟社會兩大發展階段的任務，但現在也明顯表現出兩重性特徵。首先是工業化、城市化高速發展，持續高速增長在20世紀90年代後尤為突出，1991-2011的20年間年均增長高達10.93%，從1978年到2012年，GDP總量按照可變美元人民幣匯率計算翻了61.4倍，達到51.9萬億元，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翻了40.2倍，為6116美元。［6］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的問題和矛盾，也越來越徹底地顯露出來：增長和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高污染、高耗能、高成本；產業技術水平和效益水平總體低下；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公平和貧富差別，以及學界始終關注的城鎮化發展偏失、地方政府債務、房地產泡沫、社會金融風險等等。中國經濟的發展升級，不可能離開這些問題和矛盾的解決。

　　仔細觀察就會發現，所有上述問題和矛盾都是伴隨中國經濟發展取得巨大進步和成績而來的，是同一個發展過程的兩個方面，二者又都同現存的市場體制緊密相關。以下分析將表明，當下我們實行的市場體制，雖然在最終完成經濟起飛和成熟社會的任務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要繼續推動中國經濟全面進入大眾高消費階段，解決長期積累的發展問題和矛盾，是不適宜、不匹配、不勝任的，要繼續擴展發展成果就必須深化市場體制改革，讓中國的市場體制升級。

　　三、中國市場體制的特點和現狀

　　中國選擇市場化體制是一個巨大的發展進步，同時又是一個發展探索的過程。市場經濟是多樣化的，無論其理念基礎來自自由主義甚或國家干預主義，世界上從來就不存在所謂最優市場模式。實際上，每個市場經濟國家，最終都是按照自己的發展環境和發展條件來走自己的發展之路，中國也不例外。我們現在不是也不可能是發達國家那種市場競爭比較充分、市場規則又比較完備的市場經濟，但同時，也不是我們希望將來能夠達到的那種更高水準的市場經濟，而是一個初期階段和建立初步框架的市場體制。

　　中國現行的市場體制，是一個內涵十分複雜的混合型體制，既有普遍競爭的市場，又有干預強勢的政府；既有大量民營經濟和多種所有制並存，又有國家經濟和國有企業為體現的公有制主導。改革開放30多年，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領域越來越寬廣，市場活動為國民經濟創造財富的總量份額越來越擴大，這是一個事實，也是中國經濟保持活力、得以長期增長的一個重要條件。但同時，政府經濟活動的力量也越來越強大，主要表現是，各級政府在掌控資源配置和干預市場方面有著相當權威，還有一個規模巨大、實力雄厚，且在許多領域佔據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群。

　　從理論上講，政府經濟活動同市場經濟活動是可以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的，後者有利完善和彌補自由市場活動的不足，可以更多從長遠性、基礎性和國家戰略利益的方面夯實發展。但在實際生活中，由於利益機制和利益動因的差異，政府和政府經濟力量同市場經濟活動既有相互適應、協調的一面，又十分明顯地表現出矛盾、排斥的一面，在二者出現矛盾時，後者又往往處於比較弱勢地位。對於這種狀況下的市場體制，學界有人稱為「國家資本主義」，有人叫作「經濟權威主義」，國外也有人提出「權威資本主義」，等等。我覺得這些說法都不確切，我認為「中國特色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的概括，更容易被廣泛人眾所理解［7］和接受。

　　這種「中國特色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怎樣推動和影響經濟發展活動，本文以下從地方經濟組織力的視角進行考察。

　　四、地方政府的經濟組織力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中央政府進行戰略規劃、宏觀調節和重要項目投資，而進行地方組織實施的，則是各級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的發展動力從何而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集中搞經濟建設，本身就是動力。一個最初的發展現實是，中國的經濟規模太小，1978年的國家財政總收入只有419.36億美元，人均GDP140.26美元，在全球排名幾十位之後。［8］這種情況下，沒有一定的經濟規模，一切無從談起。由此開始，以規模衡量發展，用計算GDP來衡量規模，就成為一種普遍的認識和行動，這並非是完全不合理的。還有，改革開放後，政府管理體制從中央集權轉向區域分權，區域的發展利益凸現（特別是區域政府最關注的財政利益），這種發展利益的實現主要依靠區域政府自己的努力。同時，這裡還有一個絕對不可忽視的行政官員升遷潛規則——政績比較，這種政績比較的尺度，由於各種原因一直沿用GDP的計量方法。以上三個方面的因素合成，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就形成了地方政府的強大經濟組織力，也形成了從政府經濟組織力的競爭到區域經濟競爭的大格局，最終成為各級政府推動發展持久不竭的動力。張五常先生曾稱此為解讀中國經濟奇蹟的密碼。

　　政府經濟組織力的本錢（資本、資金）從哪裡來？在受到財稅分配格局制約和缺乏規範籌融資方式的情況下，地方政府要想有較大作為，一是依靠優惠政策招商引資，二是長期持續依賴土地財政，三是大規模政府舉債。據有關研究機構估算，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化發展費用的2/3以上來自土地出讓金。據財政部門統計，僅從2008年到2011年，土地財政收入4年中分別佔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為25.12%、28.11%、37.19%和31.59%，考慮到省、區政府並無直接的土地出讓收入，市、縣兩級政府土地財政收入的比重顯然更高，估計在50%以上。［9］

　　僅靠土地財政，已經遠遠不能滿足地方政府的財政需求了。在極其複雜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中，一方面銀行主渠道的融資規範越來越趨緊，另一方面通過信託貸款、銀行理財、集資融資施工、向企業直接貸款等負債方式越來越擴展，乃至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和網路貸款信貸，也成為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一個重要灰色通道。這些融資方式既有政府的財政擔保，又有更高的投資收益率（利率），往往很有吸引力。現在地方政府的債務盤子究竟有多大？是一個誰都無法真正說清楚的問題。根據國家審計局2011年的報告，截至2010年底地方債務為10.7萬元人民幣［10］，加上2011和2012年的增量，粗算應在13萬億以上。美國一家研究機構提出「中國地方債務逼近2萬億美元大關」［11］，即使按照審計局的保守計算，債務總量也約為當年GDP的22.7%。

　　地方政府經濟組織力的一個突出成績，是大力推動城鎮化建設。中國城鎮化的推進有一個重要制度背景，就是沒有市場化的地租制度及其土地市場交易制度，政府憑藉土地國有化的法權優勢，依靠行政手段向農民征地，以很低費用獲得大量土地，再以商業價格和土地租用方式出售給工商業開發企業，在低買高賣中獲得巨大土地出讓收入，也即是政府地租收入。同南韓、印度或南美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城鎮化的發展擴張過程，幾乎沒有遇到高地租、高費用、高成本的障礙，短短30多年時間裡，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1年的51.27%，無論是速度還是規模，都是創紀錄的。應該看到，現在國內絕大多數大中城市的面貌，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代化氣象今非昔比，很多城市的繁榮程度已經完全可以同發達國家相媲美了。

　　地方政府經濟組織力的另一個突出成績，是大力推動基礎設施建設。中國搞公共產品基礎設施，也有自己的「先天政治優勢」，就是無需考慮民眾選票和社會支持率，無需考慮迎合任何利益集團的選民，在高度行政集權的決策體制下，只要政府自我認定可行，尤其是關鍵決策人物認定可行，就可以啟動任何重大公共投資項目。這種政府魄力的顯示，從最初的強勢推動城市改造，到推山填海進行新城再造，案例極多。這種巨大的投資過程，可以長期大量舉債、大量欠債而不用考慮償還問題——至少在決策官員任期內無須考慮。不可否認，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公共基礎設施體系的建設水平，已經發生了歷史性巨變，成為中國經濟的最大亮點之一，特別是高速公路、高速鐵路、現代化機場和港口體系等的建設，已站到世界經濟發展的前沿，為今後長期可持續發展奠定了非常良好的基礎。

　　然而，這樣的發展模式和發展狀況，在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中國「經濟奇蹟」的同時，也為增長的非良性循環乃至未來的經濟危險，準備了充足的條件。

　　五、中國經濟增長的非良性循環

　　中國經濟增長有持續向好的一面，也有非良性循環的一面。這裡的一個典型表現，就是各級政府的無限財政需求、無限債務規模同城市房地產與基礎設施的無限擴張，形成了相互依賴的共生結構，成為影響經濟增長和結構狀況的重要驅動。

　　城市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一樣，都具有極強的產業關聯性，上游連著鋼鐵、建材、能源等一系列產業，下游連著更廣泛領域的一大批製造行業。長期以來人們所講的中國「投資拉動型增長」，主要方面就是「城市房地產、基礎設施和政府重大項目拉動型增長」。

　　各級政府的無限財政需求，對房地產發展的要求就是儘可能多地吸納地租收入（土地出讓金），而只有高贏利和高價位的房、地產品，才能獲得高額地租，這就成為政府推動城市化發展的一個強大內在衝動，是房地產泡沫和行業投機品質的堅實政府基礎。經過30多年發展，中國既有一個財富規模了得的富豪人群，還有一個比較殷實的中等收入人群，這兩個階層手裡可以運用的資本財富，應有數萬億之多，在當下資本市場產品非常有限的情況下，僅這二者的融資規模，就足以把年產值不過10萬多億的中國房地產炒個天翻地覆［12］，其中還不算極為活躍的境外熱錢。在這種資本炒作環境極佳的房地產發展過程中，各級政府既是重要推手，又是最大收益者之一。

　　長期以來，正是這種投機性品質極強的房地產行業，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中國經濟的加速器，它既影響增長大格局的起伏波動，也影響經濟結構的變化。當城市房地產行業投資和銷售繁榮時，可以把大量產業、行業，乃至於整個社會經濟帶動起來，房地產興旺，GDP肯定上去。一旦房地產陷入銷售遲滯、投資疲軟，必定引發增長下降。我們的鋼鐵、建材等行業不斷出現產能過剩，就是因為企業常常對城市化和房地產的發展預期過高，對政府的發展規劃預期過高，周期變化沒有算準。

　　由於國內房地產的興旺繁榮不是奠定在以住房消費為主導的供求關係上，而是對投機贏利和投資獲利高度依賴，行業泡沫早已積累形成。由這種內含巨大泡沫的房地產發展拉動增長，經濟風險多多自不必說，其直接醞釀的社會政治風險更令人擔憂。試想，當大多數人越來越買不起價格高昂的住房，不少人又能通過瘋狂投資獲得越來越多資本財富的時候，貧富差別必定加劇，貧富鴻溝必定加大，由此激發的社會矛盾，誰又能保證不會對發展穩定產生最不利的結果呢？

　　中國公共產品基礎設施建設，最大風險是終極債務的黑洞和償還。如前所述，各地政府大規模投入基礎設施建設，既無政治制度阻礙，又無市場法規的財務約束和投資債務約束。從純粹商業角度看，政府融資平台的即期償還能力基本為零，所有金融機構都十分清楚，為什麼還願意和敢於大量持續貸款呢？即使有了前面所講的各種政府財政擔保，債權方也非常清楚不可能也無膽量最後把政府資產收歸己有。這裡的奧秘就在於，是政府的「政治信用」在起作用，簡單講，就是誰都不會擔心，政府因債務而垮台，而只要政府不垮，償還預期就存在，債務缺口總會慢慢彌補。

　　更有意思的問題是，為什麼長期以來人們擔心的地方政府債務雖然越來越大，矛盾越陷越深，卻並沒有把經濟拖垮呢？特別是地方政府債務具有周期性緩解現象，即某一增長時期債務特別緊張，在中央干預和各方努力後會趨於緩解，之後進入下一增長周期再度高額舉債，再度緊張，如此周期循環。這就給人一種印象，似乎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總是有解，不會有大麻煩。我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認識。

　　地方政府的債務之所以出現周期性緩解現象，重要原因就在於，中國大規模城市化和大規模工業化發展需求的空間尚存。當某一經濟增長高峰期結束後，政府積累了大量債務，在下一個新增長高峰期到來後，債務會得到部分償還，其餘債務再等新的高峰期消化，雖然新賬不斷增加，畢竟舊賬在減少，年復一年，如此循環。但是，應當看到，中國工業化已進入中後期階段，過去那種依靠粗放式發展的高速增長已不可繼續；中國城鎮化發展若按照現在每年1.5個百分點的速度，大規模城鎮化也只有15年左右的時間。在這個時間期結束之後，如果經濟結構基礎框架不變，如果發展方式不變，如果這種地方政府債務繼續翻滾、擴展，總有一天會遇到償還期的最後終結，總有秋後算總賬的時候，那時，政府的政治信用將遞減為零，債務黑洞誰都無力填補，社會金融風暴很可能全面爆發，中國經濟就真正危險了。

　　六、市場經濟體制的升級應該從哪裡著手

　　討論中國經濟發展的升級，解決當前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必須提出市場體制升級和深化市場體制改革的問題。那麼應該從哪裡著手呢？

　　我認為市場體制的升級和深化改革，不能從抽象的價值理念、價值判斷出發，比如從公平、公正和民主等概念出發，而應從發展問題出發，選擇最影響進一步發展的體制問題，突出改革重點、突破改革難題。

　　第一，市場主體結構的升級，構建比較均勢的市場主體結構。目前中國市場經濟的最大問題，是市場主體結構過度傾斜，一是發展強勢的國有企業體系和相對弱勢的民營企業體系很不對稱，二是大企業的發展和中小企業的發展很不對稱，這就產生了一種市場經濟可能向高度壟斷和國家資本壟斷髮展的趨勢。在這裡，核心問題是國有資本、國有企業的理性發展。我不贊成「國退民進」的提法，「民進」沒有問題，「國退」就很難被普遍接受了。我認為改革的著力點應該是「國有企業主體功能回歸」。

　　在中國經濟完成工業化的歷史過程中，國有企業在涉及戰略發展、國家安全和基礎前沿等重要領域發揮作用，是有合理性的。但現在的問題是，由於特定功能而被政府賦予特定權力（壟斷權）的企業，把特定功能大大地商業化擴張了。一個最典型例子，就是所有國有大型企業都在搞房地產大發其財，還常常成為購買力最強的地王。這是一種中國式的「制度套利」行為。本來，國企執行某一特定經濟功能，享受壟斷權力，在稅收、融資、經營等方面被政府賦予特定優惠政策，是有行業邊界的，一旦突破這個邊界，到任意可以贏利的行業中賺錢，必然導致不平等競爭，用壟斷壓迫競爭，用壟斷驅逐競爭。這種情況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國家壟斷資本全面控制社會經濟的情況就很難避免了。由此，唯一的改革辦法就是「國有企業主體功能回歸」，把非本位職能的經營空間讓給市場，集中財力、資源搞好和優化主體功能。

　　第二，市場規則規範的升級，建立更加競爭性的市場規則規範。這個題目很大，應該按照發展需要和先急後緩的原則，集中突破當前最需破解的體制難點，加快市場化制度供給的步伐。試舉兩例。

　　一是房地產稅不能再拖了。房地產泡沫隱含著巨大的經濟風險已是不爭的事實，限購、限貸的行政調控效率不斷遞減，新一輪投機浪潮蓄勢待發，由此，房地產稅是目前最不壞的替代選擇。我的基本思路是「三階梯徵稅結構」：第一套住房免稅加優惠貸款；第二套房屬於家庭投資實行累計輕稅；購置三套房以上實行累計重稅，當前政策目標在於重征「投機稅」調節供求關係，以後根據發展狀況可再行結構調整（比如第二階梯放寬一些）。二是通過稅制改革規範地方政府投融資行為，這個事情也拖不起了。地方政府要吃飯、要發展、要作為，又沒有市場規範的投融資渠道，只能尋求「權力信用」的投融資方式，這樣巨大的債務黑洞如果任其擴張下去，崩盤危險也不會太遠了。改革的辦法一是按事權實則調整中央和地方的稅收結構，減少「跑部前進」的中央再分配比例，給地方政府合乎市場規範化的發債權力，同時嚴格財政和債務約束，例如規定地方財政資不抵債可以破產，等等。

　　第三，政府管理方式和體制的升級，加快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從主體職能視角看，從大量精力耗費於組織政治運動的政府，到改革開放後以經濟發展為主要職能的政府，是一個巨大進步，但如前所述，隨著發展和市場化改革的深化，以此為基礎的政府管理方式和體制，已經很不適應了。現在人們看到的情況是，政府在資源配置、重大項目投資和企業經營方面越來越強勢，政府干預經濟的力量越來越強大，民營的市場經濟力量也在發展，但發展力度是很不對稱的。如此下去，未來中國市場經濟的前景就很令人擔憂了。改革的辦法，就是必須加快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政府放下直接干預資源配置的大量事務，轉而集中於公共服務的大量領域，在這裡我曾多次講到，根本沒有理論認識上的問題，而是涉及權力和利益再分配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執政黨的理性、勇氣和決心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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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刊稱中國地方債務逼近2萬億美元［J/0L］.http：∥finance.cankaoxiaoxi.com/2013/0702/232272.shtml.

責任編輯楊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