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 「以人為本」與西方民主人權觀念不搭界

編者按：5月26日下午，新法家網站第八次編輯例會在陶然亭公園附近舉行，以下是翟玉忠先生的發言稿。

如同狼面對羊群一樣，總欲吞之而後快。

從二十世紀初的保存國粹者和整理國故者，到二十一世紀的文化研究者和國學家，有太多人希望通過「以西釋中」的方式「以西化中」，將中國文化替換掉、掩蓋住，消解掉。

這些人打著紅旗反紅旗，以復興中國文化為幌子，千方百計地銷蝕中國文化。表面上他們道貌岸然，實際干著斷人慧根，腰斬大道的構當。這些人欺騙性強且手段無恥，佔據中國西式大學課堂和宣傳輿論陣地，無所不用其極。

越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越要有足夠的定力，堅守聖賢大道，為天地守孤學——特別是對於中國政教的核心部分！

最近，有人將中國文化觀念中的「以人為本」，同西方民主、乃至人權觀念聯繫起來，用來證明中國文化的「早熟」與「先進性」。

這種偷梁換柱的做法，不是宣傳了中國文化，而是將中國文化變成西方文化的附庸。因為在中國文化中，「以人為本」與西方民主人權觀念本不搭界，它是中國古典政治觀念的核心。

「以人為本」的觀念在商周時就已出現。但這個概念被明確闡述是在《管子》有關王霸術、平天下的內容中，表達中國外事理論的一個基本原則：先內而後外。即外事（外交）成功的前提是內部的鞏固與強大。

一

「以人為本」這個詞最早出現在《管子·霸言》中，強調中國古典政治經濟理論的核心，建立一個超越階級、黨派的中性統一政權的意義，即《尚書·洪範》中的「建中立極」。全文如下：

「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摶（同「專」）不聽。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

這裡的「以人為本」，說的是以「人之治」為本——若一個社會整體上不安定富強，何來個人的安居樂業？！在此意義上，中國的「以人為本」才抓到了政治的本質特徵。

如何做到社會治理？「人之治」？關鍵是奉行孔子在《禮記·禮運》中總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儒、道兩家在平天下，治理社會的核心思想上沒有根本區別，只有側重點的不同——儒主教育，重教化；道主政治，重法術。

中國政治數千年的核心問題一直是：如何選出道德與能力合格的「民之主」，即決策者，而不是將決策權力虛偽地賦予普通公眾——迷信公眾的「多數決」，實際上是將精英（聖賢之士）的作用給抹殺了，不僅不符合政治經濟決策的一般規律，還會造成整個決策的短視。

今天，為了迎合選民的一時的品味，西方民主機制在很大程度上陷入民粹主義的泥潭，不得不說與西方政治理論基礎的混亂有關。西方社會心理學強調在群體狀態下個人決策的危險，其政治理論卻大談人民民主決策權力，將之作為「政治正確」的基礎——這種矛盾是根本性的！

試想，若決策人的數量能代表決策的質量。那麼全民公決就是最好的社會決策機制。今天，即使在現代西方民主社會，也不會輕易進行全民公決——在高度發展的信息時代，公決成本可以變得極低的情況下仍是這樣。

受西方民主觀念的影響，今天一些人公開放棄政黨的先進性，要做跟在群眾屁股後面做「守夜人」，這實際上是放棄了精英的社會責任，「為人民服務」也將成為空談。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沒有宗教教化傳統，政教統一的社會裡。執政者除了要「作之君」，還要「作之師」。如果我們教化責任與決策責任都儘可能地放棄，結果將不堪設想。

中華道統內聖外王高度統一，修齊治平一以貫之。個人修養是為了成聖成賢，相應的，社會治理要選賢與能，以達到抱法處勢，無為而治的境界。

道者，君人南面之術也。中華大道源於中國數千年行政管理經驗，大道即治道。有中國文化研究者，受印歐民族離世修行觀念的影響，主張不管公共事務，專註內在修養，認為那才是修道，才能得道——真是不通大道！

二

中國古典政治重選舉「民之主」，重實現「人之治」，不是以忽略個人的權益為代價的。

《管子·霸言》有一則管仲與齊桓公的對話，管仲指出，若桓公想成就王霸大業，一平天下，就必須抓住根本（本事），那麼什麼是「本」呢？管子說：「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

管仲的意思是說，齊國之民（人）是根本。百姓很怕飢餓，而當前收稅很重；百姓很怕死罪，而當前刑政嚴酷；百姓很怕勞頓，而國家勞役沒有固定時間。您若能輕征賦稅，百姓就不愁飢餓；寬緩刑政，百姓就不怕死罪；勞役時間固定，百姓就不苦於勞頓了。

這告訴我們，只有將以人為本落實上具體政策中，才會有真正的個人權力、權益，否則，「以人為本」將成空中樓閣。

「以人為本」並不排斥公眾參與政治。《尚書·洪範》講決策者若有重大的疑難，首先要自己先做謀慮，然後與卿士官員商量，再與庶民商量，最後再與卜筮者商量。上面說「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而且，在決策時，要特別重視普通百姓的想法。當精英與百姓意見相左，要聽從百姓的意見。決策時庶民贊同，龜卜贊同，蓍筮贊同，君主反對，卿士反對，這時行事也會吉利。上面說：「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當然，最好是精英與民眾都贊同，「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另據《周禮·秋官司寇第五·小司寇》，小司寇有徵求百姓、百官意見的職責。其中，只有在國有大事時才諮詢公眾，所謂大事指國家有危難的時候、國家要遷都的時候、國家需選立嗣君的時候。上面說：「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總之，中國古典政治較好地處理了精英與公眾在政治生活中的關係，既沒有跌入迎合民意的民粹主義泥潭，也沒有走向中世紀西歐的君主專制，這是中國古典政治特別值得今人學習的地方。

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是中國古典政治的核心，是超越時空，內外不二的天下大道。一個國家站在某個階級（階層）的立場上治理國家，無論這個階層是工人、農民、是商人，還是官僚，都違背天下為公原則，它不利於社會團結和長治久安。

保持社會流動性，讓各個階層都有平等機會成為精英的可能，並用看得見、摸得著的德行、事功來衡量精英——這種制度設計才能真正實現「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才能保證社會的長期活力。

那是生生之大道在社會公共事務中的具體體現！

新法家宗旨：打破壟斷資本的全球霸權，建立道法文明的清靜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