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道德觀剖析「特權」的悖逆性

我們之所以把特權與官員劃等號，是因為只有官員才能享有特權。所謂「特權」：一是指在法律、政策或其他形式規定內，由特定對象（個人或團體）所享有的特殊利益的權力；二是包括在法律或政策等正式規定外而獲得的額外利益或權力；其他個人與團體均無此待遇。前一種屬合法「待遇」，後者則是非法特權。

特權腐敗是一種體制上的腐敗，老百姓深惡痛絕。因為特權本身就破壞了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準則，即人人平等的原則。在我國特權來源於封建社會「官本位」的政治體制，它主要包括三類：一是資源配置權；二是「世襲」權，也叫「官蔭」；三是刑事豁免權，古代稱為「官當」和「八議」；下面我們逐個闡述：

一、資源配置權

在封建社會，不同官員享有不同的資源配置權，它建立在官本位的資源分配體系上。什麼級別的官員，就有相對應的資源配置權。資源配置權主要體現在衣、食、住、行、教育等方面。衣：在古代衣著上體現了官服的等級，例如明代不同官職服裝標識不一樣，從正一品到從九品都是不同的。以文官服裝綉著不同的禽，武官服裝繪了不一樣的獸為標誌；食：古代「江山社稷」掛鉤於糧食，因而不少朝代官員的奉祿體現在糧食的數量上。官職不同，官秩則體現在獲取糧食多少的區別上。如漢代的官職常常以「二千石」、「比二千石」、「一千石」、「比一千石」等來稱呼官階；住：官員等級不同住房標準則不一樣，象官邸規定非常嚴格，能有幾間房子，連廂房、正房怎麼配置都有規定；行：古代是轎子，有三十二抬大轎，八抬大轎，四抬大轎，是因不同等級官爵而設的；教育：如過去朝庭辦的一些官方學校是有一定級別官員的子孫才能上的特權學校，地方官辦的一些學校也只供地方宦官子弟就讀；

二、官員「世襲」權

官員「世襲」權也叫「官蔭」。舊時官吏有功於國或因公死亡，得蔭其子孫入官，謂之「官蔭」。例如明代，父親是正一品，兒子則可以做從五品的官，這是非常典型的特權制度。今天產生的「官二代」、「官三代」，應該多少還是受到了「官蔭」體制殘餘思想的影響。

三、刑事豁免權

刑事豁免權古代稱之為「官當」和「八議」。「官當」：是法律允許貴族官僚用官品和爵位抵擋徒流罪的一項法律制度，是封建等級特權原則在法律中的一項具體體現。即是官員犯罪後，可以用其官職去抵刑；「八議」：是中國封建刑律規定的對八種人犯罪必須交由皇帝裁決或依法減輕其處罰的特權制度。「八議」包括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親」指皇室一定範圍的親屬；「故」指皇帝的某些故舊；「賢」指朝廷認為「有大德行」的賢人君子；「能」指「有大才業」，能整軍旅、蒞政事，為帝王之輔佐、人倫之師範者；「功」指「有大功勛」者；「貴」指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勤」指「有大勤勞」者；「賓」指「承先代之後為國賓者」。這八種人犯了死罪，官府不能直接定罪判刑，而要將他的犯罪情況和特殊身分報到朝廷，由負責官員集體審議，提出意見，報請皇帝裁決；這就為後世廣為流傳的「刑不上大夫」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證，也是今天權大於法和權凌駕於法的有些人的思想根源。

以上可知，從歷史的沿革來看，我國的特權是官員獨有的。由於過去上千年的封建特權殘餘影響根深蒂固，導致一些理想信念與宗旨意識淡莫和缺失的官員存在不少特權思想，致使今天社會上廣泛存在著特權。然而，就官員的特權意識來講，別說是與當今現代文明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格格不入，就連與中國傳統文化倡導的倫理道德觀來說，它也是一悖逆產物。下面我們只限於從傳統道德觀與革命道德觀角度來談其悖逆性：

從道德形態來說，古代的千年道德傳統是一種高檔的道德，所謂高檔是從道德形態上來說。高檔就是倡導向聖賢看齊，是一種君子道德。而革命道德與君子道德有著類似之處，比如大公無私，無私奉獻，也屬於一種高檔的道德。有些內容其實可以從儒家或者從古代專制中找到根源，因為兩種道德有類似的地方。

千年道德傳統講究公開的等級制，不僅社會等級公開，道德等級也是公開的，道德兩分，尊崇君子，對君子的道德要求比一般人高得多，高標準，嚴要求。他們要精通儒家之學，通過科舉考試做官，認為自己處於上層就理應在社會上起示範作用。比如在清朝，民眾去嫖娼政府不管，而官員去嫖娼一定要管，是不允許的，這顯示了對民眾和對官員的要求是不同的。這裡也隱含著學問、道德水準與官位掛鉤的特點，即官本位文化價值體系中的誰官大誰的學問與道德水準就高，有與其掛鉤的內在要求。

現代革命道德觀則是體現的平等價值道德觀，要求社會不同群體的人都應該在自身範圍內遵循相同的道德觀。就象黨員群體應遵循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理念，即黨的宗旨理念可看成黨員群體的核心價值道德觀。而非黨公民則應要求其遵循愛國愛家、愛崗敬業、幫助他人等基礎道德觀。

在西方文化柏拉圖的《理想國》中，斯巴達人有著某種共產主義制度，而共產的是上層少數人，他們不允許有私有財產，但是有權位，也有名譽，能得到社會尊重。斯巴達人的武士也掌握著國家權力，但是絕對不能有自己的財產，這是一種機制。在傳統社會，貴族行為理應高尚，有高標準和嚴要求。

在中國的皇權社會，一般君主是不注重所謂「個人」財產的，因為他的理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就是他理念中的江山社稷之「大公」，即天下都罩在皇權之下。所以皇權社會對君王的「倫理道德」要求最高，因為「天子」要為人師表於普天下之臣民的。這就從對儲君太子的培養中包括「太子太師」、「太子太傅」等一整套完備師資班子中皆可略見一斑，窺視出其重視程度為天下最高等級。「君為臣綱」則是皇權社會的高檔「倫理道德」。但他下面的皇親國戚及各級官員特別是那些封疆大吏們的價值觀就產生變異了，他們有的人在挖空心思從江山社稷中築得一個個屬於自己的「圍城」，最終是這一個個「圍城」蛀空了「江山社稷」。最後這些「圍城」也隨著「江山社稷」的坍塌而被埋葬，因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到了共產黨時代，黨章明確規定黨代表著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本身無私利。這種理念一部分是出自毛澤東把人民奉為「上帝」（毛在愚公移山中說人民是上帝）的基本思路，「上帝」是被人尊捧的，而黨的「上帝」自然在她心中處於至高無上的位置。因而「普天之下人民為大；四海之濱民生為先」便成了共產黨的「座佑銘」（至少在公開正規場所是這樣要求的）。這在歷屆黨的最高層都達成了認識上的高度統一，形成了要求全體黨員都須遵守的「倫理道德」。但到了下面有的就走樣了，有些黨員幹部如同舊時期的皇親國戚與達官顯貴，想方設法要在人民的江山上建立自己的「圍城」，而各種各樣的特權，其中表現最突出的就是曾經僅供官員特享的「雙軌制」，還有「一人陞官，雞犬升天」的種種理念與行為等等，都是搭建私利「圍城」的重要的表現形式。

然而在貫穿現代革命道德時期，雖然革命道德倡導所有人都應該無私奉獻，但由於其中一些手握公權力的人，卻因價值觀的扭曲使道德觀發生了褪變，慢慢演變成一種隱蔽的等級制，而且它不是像過去傳統道德觀那樣「上嚴下寬」，而是倒掛成「上寬下嚴」的形態，形成一種很不穩定的「倒三角形」的幾何型狀。面向所有人的平等要求，最終變成了倡導者要求大眾實踐的道德，而一些官員們自己則可以置之度外。

例如，不少官員在會上高談闊論，暢談革命理想與奉獻精神，會後自己卻盡幹些見不得人的「雞鳴狗盜」之勾當。特別具諷刺意味的是，近年來有不少高官正在會上高調大談廉政反腐，殊不知接受組織調查的雙規「鞭子」就在門口侍候著。

又如，拿「雙軌制」來說，那些貌視滿腹經倫、滿口仁義道德握有實權的官員，在20多年前就「教化」民眾要從國家的大局出發，強調改革開放是黨制定的基本國策，要相信改革會使大家過得越來越好等正面引導。把占就業人口絕大多數的國企員工推入到了市場改革的養老社保體系中去，而自己卻背離了本應要帶頭嚴格遵守的執政黨的「倫理道德」，為了自己私利的「圍城」卻遲遲不願進他們所倡導的養老「改革圈」內，直至拖後20多年，待所有的「原因」、「理由」及狡辯用盡，加上中央下了「死命令」，才萬般無奈的「並軌」。而且通過漲薪補上了須交的個人賬戶這一塊「缺口」，反正還是只賺不賠。

官員們在制定養老「雙軌制」的標準中，其它數據都不說，單看一組原始數字就知它多沒「人性」：官員養老金最高標準定為10000元∕月；企業員工養老金最低標準則為200元∕月；同為不工作的頤養天年之人，二者差距僅高達50倍。只要是稍有點生活常識的人就知道當時200元∕月的生活標準，會讓一個城市退休老人怎樣活下去。這的確是把人給「物化」了，制定該標準的人同時把自己也「物化」了，還何談人性良知和倫理道德呢？

倫理道德有時如同一台丈量「良知」和「邪惡」的天平，不同的傾斜度，其結果截然不同。其中表明了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下面舉兩例：

一是，不知大家是否還記得過去熱播過的電視劇《走向共和》中曾有這樣一段情節描述：中日甲午戰爭之前，日本節衣縮食備戰，明治天皇睦仁每天只吃一頓飯，生活極其檢朴，用省下的飯錢及生活費積攢著去買軍艦、購武器，備戰甲午戰爭。從而激發了國民慕捐的狂潮。有一位妙齡少女因沒有錢，為捐錢就去賣少女「第一春」，並把自己賣得「第一春」的錢捐給國家。反觀清王朝：各級官員貪腐大行其道，奢糜之風橫行於世，隨處可見「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的歌舞昇平之景。慈禧太后還把海軍軍費挪作修建頤和園之用。所以，戰爭沒開打就定出了勝負。當日本取勝後，索取到中國巨額的戰爭賠款，幕寮問睦仁天皇：這些錢該怎麼辦？睦仁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與幕寮過奢華日子，而是國家的未來。他不加思索就將它們全都投入到國家辦教育中去了，以至於為日本今後走上強國之路鋪墊了基礎。雖然日本發動的是一場侵略戰爭，是不得人心的，歷史對此也作出了評判。但是，作為當時明治天皇勵經圖治的榜樣精神還是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的地方。

二是，華盛頓將軍領導美國軍人進行了8年獨立戰爭勝利後，國家百廢待興。這位披堅執銳的美利堅軍隊之父，面對自己從無到有一手創建起來的新大陸子弟兵，看著曾與自己一道同生共死的戰友們，異常平靜地說了一句話「你們該回家了」。就是這支剛剛拯救了國家的隊伍，尚未得到任何應有的犒勞，因為此時國家的財政一片空白，連軍餉都發不出，更不用說安置費、退休金了。尤其傷殘病員，亦得不到任何撫恤…如今，卻要讓他們回家。這是多麼殘酷和難以啟齒之言啊！將軍的目光掠過一排排熟悉的面孔，望著一個個曾與自己形影相隨衝鋒陷陣傷痕纍纍之身軀，替他們整整衣領，撣撣塵土，終於艱難地說：「國家希望你們能回家去，國家沒有惡意，但國家沒有錢…你們曾是英勇的戰士，從今開始，你們要學會做一名好公民…」說到這兒，將軍聲音哽咽了；他不再以命令冷峻的的口吻，而是以柔和的目光在懇求大家。全場鴉雀無聲，軍人們垂下了頭。當他們最後一次以軍人的姿態齊刷刷向後轉的時候，將軍再也忍不住了，他熱淚盈眶，趕上去緊緊擁抱部下…沒有這些人，就沒有美國的誕生，但為了新生的「美國」，他們必須默默地離去。隨後華盛頓也要離開了，他決意和自己的士兵一樣，開始「學做一個好公民。」他先把軍中行裝打成包裹，託人送回故鄉蒙梵儂莊園。然後去找好友傑弗遜，他們要商量一件大事：戰爭既已結束，將軍理應將戰時授予自己的權力歸還國家和人民，且刻不容緩，應儘快履行。這就是華盛頓為後來發展成為世界超級強國起始定立下的規矩，也為今後《獨立宣言》中的「美國精神」作出了示範的榜樣。

而就「雙軌制」而言，我們的一些官員，本應以身作則帶領群眾投入到改革的千秋功業中去，卻為了自己多於群眾數倍養老金的一己私利，於共產黨的「倫理道德」而不顧，自己遲遲不願參與改革。讓群眾又咋樣去信任改革？領頭人不講「倫理道德」，又怎能誘發出當代社會的人性「良知」呢？

現代倫理道德是面對所有的人，而且對所有人有平等的要求，都要遵守，精英不能例外，官員更是如此。精英不例外，從傳統道德角度來看反而是降低了對他們的要求，傳統道德對精英的要求比對一般人的要求要高。原因是有強大的社會壓力，你處在更高的地位，就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包含一種自我要求。現代社會應該是客觀化的，誰進入這一職位，相應要承擔更大責任，屬於一種職業倫理，也符合責權對等原則。然而我們一些精英為了自己的小利而喪失了社會責任，如清華大學楊燕綏教授領銜的社保頂層設計課題組，於國情現實而不顧，面對食品安全問題頻發，空氣霧霾籠罩，水資源污染日趨惡化等環境問題視而不見，對各地一個個癌症村的冒出漠然置之。竟「天荒夜談」地研究出2030年中國人均壽命達80歲的科研成果，從而得出國人養老金要推至65歲後才可領取的方案（這也為今天人社部以此作為延遲退休年齡的依據）。同時她還拋出退休年齡與領養老金年齡是兩回事之說法，不知是否要我們的老人退休後一個個都去喝西北風？更有甚者是最後得出建議養老「雙軌制」還予以保留，只是把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金稍加一點的結論。真是「屁股決定腦袋」，「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啊。不知此時精英們的倫理道德上哪去了？

另外，社會倫理和個人道德是有區別的。社會倫理是指人與人之間符合民俗道德文明的理念，這種倫理會隨著時代的發展產生變化，但其人性核心的理念不易改變，會受到眾人普遍接受和遵從。傳統道德觀念則強調道德高度，追求孔孟聖賢，首先應該是一種自我意識。現代知識分子等道德人物基本都應具備相當的自覺意識，對自己的行為有自我約束。形象與榜樣不是人為樹起來的，而是靠自身努力自然的形成。所以，我們的社會知識精英們不能為了苟且於蠅頭小利而失去了自身道德制高點，因小利而毀譽一世清明。二者間孰輕孰重在有良知者心中是不言而喻的。

現代倫理和傳統倫理還有一個很大的區別，現代社會是通往更為平等自由的多元化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會把精神信仰理解為安身立命的最高追求或關懷。因此，眾人精神肯定是不可能完全統一的。道德也只是在規範上可能達成的一致，規範不僅指制度，也包括個人，即作為制度的正義和個人義務的承擔。所以要求統治者不能太傷及民眾之感情，更不能太多地忽悠民眾的智商。比如，2014年暑假，河南兩名大學生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掏鳥窩，因掏的是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燕隼，而觸碰了刑律。就因為這16隻鳥，兩人分別入刑10年半和10年。而一些貪官貪得幾千萬錢財的獲刑還不及掏鳥窩的學生，不知是不是受了「官當」的庇護。更重要的是今年「兩會」上，河南高院院長還就掏鳥窩入刑之案，大談自己是依法辦案，公平公正。還不知他要把公眾的智商忽悠到何時，不知是否能用「恬不知恥」來形容。

因此，「特權」意識已融入到一部分官員的骨子裡，並將在它們鏈接到「官本位」的「價值觀」中，因而才幹得出那些有悖「人性」的事來。這些用中國千年的倫理道德觀來解讀，也就不足為奇了，這也是當今官、民從意識形態領域嚴重對立的一大重要原因。如果官員不清除自己的特權意識，那麼他們與民眾永遠不是同路人，最終肯定會遭唾棄的。

作者：清新直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