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更多研究宋朝歷史/方德豪

中國應更多研究宋朝歷史/方德豪近年中國社會較多拿中國當今問題跟清朝比附,事實上中國政府一些體制設置和官員的思維也跟清朝官僚相當接近。不過,如今中國領導人以構建和調社會為己任,對外則強調和平發展,中國社會上下其實應該更認真地討論和研究宋朝(公元960-1279年)社會的形態。 近年中國社會較多以清朝的情況以古喻今,像一度甚受歡迎的《雍正王朝》、《大宅門》、《鐵齒銅牙紀曉嵐》、《宰相劉羅鍋》以至近期的《喬家大院》等,都以清朝作為時代背景。事實上,清朝跟當代社會在年代上較接近,歷史事件對中國人來說也較為耳熟能詳,再加上當代社會的地方制度其實不少都沿革自清朝的舊制;因此,討論清朝的歷史,每每較能在中國社會上引起共鳴。 不過,若說現屆中國領導人有意構建和諧社會、對外宣揚和平發展,中國似乎應更重視有關宋朝的歷史討論。必須強調的是,筆者提倡加強研究宋史,並非出於信而好古,而是因為宋代是中國歷史上對現代化最具影響的朝代。宋代在民國之前唯一出現過較具現代化意味改革的年代,但同時一股至今仍有影響的保守閉關的禮教思維正開始成形。以科學化的治學態度重新審視宋史,了解宋朝的得失,對於中國邁向現代化而言,可能較研究清代更有裨益。 在結束五代十國分裂局面的過程中,宋太祖趙匡胤(公元927─976年)經常冥思苦想如何防止藩鎮長期割據局面的再現,如何使宋朝能長治久安,而不致成為五代以後的第六個短命朝代,於是在北宋建國之初便大力實施"強幹弱枝"政策。巧合的是,今天的中國中央政府,一樣也面對地方諸侯坐大,中央政令不行的困局。因此,認真地審視"強幹弱枝"政策的得失,對今天中國政局的安定來說,其實具有甚大意義。 更重要的是,宋朝是中國商業十分繁榮的時期,這對一意要發展好經濟的中國政府來說,其實是具有極大參考作用。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這麼寫道:"宋朝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根源在於中國經濟的生產率顯著提高。技術的穩步發展提高了傳統工業的產量……經濟活動的迅速發展還增加了貿易量,中國首次出現了主要以商業,而不是以行政為中心的大城市……尤其是宋朝,對外貿易量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期。" 值得玩味的是,宋朝也是中國歷史上少數出現有意識的經濟改革的時期。宋朝期間,中國官員先後推出了慶曆新政與熙寧變法;其中,慶曆三年(1043年)初,農民起義猶如山雨欲來,宋仁宗在改革呼聲的推動下"遂欲更天下弊事",於這年三月罷去呂夷簡的宰相兼樞密使職事,任范仲淹為參知政事執政,范仲淹、富弼等人綜合多年來的改革意見,並加以補充發揮,於慶曆三年九月將《答手詔條陳十事》奏摺呈給宋仁宗,作為改革的基本方案。這個方案所提出的十事是:"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范仲淹認為當時改革的中心問題是整頓吏治,裁汰內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貪污、無能之人。這跟今天中國總理溫家寶的執政意圖,竟然是如斯接近! 另外,王安石的熙寧變法,其實更值得中國社會討論。熙甯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變法立制,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王安石新法按照內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為引入市場公平機制,實施均輸法、市易法和免行法;他又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實行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和農田水利法;加強軍隊的措施,有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以及建立軍器監等。 王安石又改革教育制度,改革了科舉制,整頓了各級學校,為社會培養需要的人才。在此期間,每項新法在推行後,基本上收到了預期的效果,使豪強兼并和高利貸者的活動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級官員、皇室減少了一些特權,而鄉村上戶地主和下戶自耕農則減輕了部分差役和賦稅負擔,政府加強了對直接生產者的統治,增加了財政收入。但各項新法或多或少地觸犯了中、上級官員、皇室、豪強和高利貸者的利益,最終被罷廢。這些歷史經驗,今天中國政府實應好好學習。 宋朝另一具有參考價值的重要經驗,就是地區發展平衡的問題。在宋朝時期,中國的經濟重心由黃河流域轉往長江,海上貿易興盛,中原舞台重心逐漸南移;這正是中國南北差距開始縮小的轉捩點。應該指出,宋朝地方發展主要受戰亂影響,政府是否有主觀的戰略意圖頗成疑問,但若今天中國政府意圖縮小東西差距,宋朝的經驗始終有參考價值。中國若要加快西部發展,推動絲路貿易打通西方市場,似乎是一個可行和有效的辦法。 宋朝時期,城市和商業都有蓬勃發展,正好是義大利航海家馬可勃羅在元代到達中國時,他讚不絕口的規模和繁榮景象,其實正是宋代城市發展的成果。 宋朝時期,儒教復興,今天的中國政府,也試圖發展其軟力量,在世界各地設置孔子學院,在這一點軟力量的問題上,史學家對宋代可能也有重新審視的必要。宋代開始社會發展了甚為唯心和非政治化的理學,並強調禮教對行為的約束。但因為理學輕視物質,而學習這類思想的文化成為官僚主教,似乎無助於中國推動改革。有史學家甚至認為,中國由宋代開始輕視物質文明發展,而西方卻在後來的十八世紀出現了工業革命,正是中國近代史中幾乎亡國的一個關鍵。這些教訓和經驗,也許中國史學家應有更深入的探討。 在現今流行的史觀看來,宋朝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只是,持這種觀點的人,並不能抹殺宋朝的經濟比唐朝還要活躍的事實,從某些角度看,宋代甚至是中國歷史上其中一個出現小康社會形態的時期。宋朝社會出現了大規模的農業生產水利工程,使宋的生產力水準大大提高,眾所周知,中國的四大發明中的三項:印刷術、指南針與火藥,正是在宋代出現的。持鷹派史觀的人應留意到,軍事上號稱"強大"的元帝國國祚只有89年,反而被指"積弱"的宋朝卻維持了320年之久!宋代無疑也有它保守和落後的一面,甚至是中國錯過了現代化的一個拐點;但若中國能立體地討論這時期對今天中國社會的啟示,也許中國上下對如何走上現代化的道路會有更佳的理解。 2006年6月13日亞洲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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