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 · 帕特南 | 美國的兩階家庭結構是如何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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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兩階家庭結構是如何出現的？

羅伯特 · 帕特南 | 美國當代著名政治學家、哈佛大學馬爾金公共政策講席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我們的孩子》是羅伯特 · 帕特南教授的最新作品，帕特南帶領團隊花了幾年時間，追蹤訪問了生活在美國各地的107位年輕人及其家庭，用「以點帶面」的敘述方式，展示了美國社會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日漸擴大的「階級鴻溝」，討論了窮孩子和富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全方位差距。貧富階級之間的「剪刀差」在家庭結構、父母教育方式、學校教育、鄰里社區內都有鮮明的反映。本文摘編自該書第二章「家庭結構」的「兩階家庭結構是如何出現的？」一節，由本公眾號經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授權發布。

兩階家庭結構是如何出現的？

婚姻並沒有失去它的魅力。無論出身哪個階級，絕大多數美國人都想要結婚，而且大多數美國人都對婚姻懷著一份期待，當然即便是在此處，階級差距就已經開始暴露出來：回到20世紀70年代末，生活在父母只有高中教育程度的家庭中，孩子希望結婚的比例為76%，較之於那些父母讀過大學的同齡孩子的78%的同比數據相差無幾，但到了2012年，上層階級家庭的孩子想要結婚的比例上升至86%，而下層階級家庭的孩子卻依然如故。

但問題在於，大量研究已經發現，無論教育程度高低，在其他生活條件等同的情況下，已婚人士對生活滿意程度總是要高於單身狗。那麼問題就來了，為什麼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這種基於階級的兩階家庭結構從來都沒有這般觸目驚心地存在，但到了最近三十年左右的時間裡，兩階結構卻變得如此涇渭分明呢？

經濟問題當然是故事的主旋律之一。「自70年代初開始，沒有大學文憑的男性就開始收入縮水了，」人口統計學家安德魯·切林（Andrew Cherlin）指出，「而女性如果沒有一紙大學文憑，她們的收入也是停滯不前。」自此後四十年間的美國社會，受教育程度低的下層階級越來越貧困，其所看到的經濟前景也越來越黯淡——工作不穩定，相對收入也在一路下滑，這讓他們越來越難以獲得並且維持傳統的婚姻模式。

失業率居高不下、就業不充分，經濟前景一片黯淡，所有這些都破壞著穩定的家庭關係，甚至讓年輕人從一開始就心灰意冷——無論是定性還是定量研究，這是大量研究近乎異口同聲的結論。經濟狀況不佳的女性開始自危，在這個社會經濟階層內，越來越多的女性不願意同那些無法提供經濟保障的男性結婚。正如我們在喬和達琳的案例中可以發現的，貧賤夫妻百事哀，生活中揮之不去的經濟壓力，正是導致貧窮伴侶難以長久的重要原因，即便雙方結為夫妻，他們也難以成為靠譜的終身伴侶和父母。

在第一章中，我們已經看到，經濟困境可以說是工人階級家庭崩潰的先聲：回到柯林頓港，在地方經濟崩潰之後，緊接著就是離婚率和非婚生育率雙雙飆升的十年。而且我們必須意識到，美國家庭危機的真正根源，並不是20世紀60年代的文化動亂，而是發生在80年代的工廠歇業破產。這一現象也並非僅發生在工業衰敗區（Rust Belt），而是蔓延至整個美國。

但是，文化因素也是故事至為關鍵的一部分。性別意識和性規範都已發生變化，社會價值觀不復如前，特別會影響到教育程度低的男性和教育水平高的女性的行為方式。對於位於社會底層的男性來說，婚前性行為和非婚生育的污名已經消失，奉子成婚的社會規範也隨之成為老黃曆，因此，曾在生育和婚姻之間牢不可破的關聯現在已經瓦解。而對於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而言，避孕手段便捷可靠，職業機會也唾手可得，推遲生育不僅可行，也是何樂而不為的人生規劃。

人類學家凱瑟琳·埃丁（Kathryn Edin）和瑪麗亞·凱弗拉斯（Maria Kefalas）已經發現：女性，無論貧窮還是富裕，都非常珍視婚姻；不僅如此，無論身處社會經濟的哪個位階，女性同樣都相信：晚婚，只有在伴侶已經取得穩定的經濟保障後才結婚，是婚姻成功的必由之路。但對於貧窮的女性而言，問題就是，經濟安全似乎永遠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而無論是否結婚，只要是女性就可以生兒育女；做母親並不當即要求充沛的經濟資源，但卻能為女性的生活提供意義。如同達琳所想，她們經常認為做母親基本上就是「陪」孩子。琳達·伯頓（Linda Burton）的一項研究關注了城市和農村地區的貧窮單親母親，基於長期的民族志證據，她得出結論，「身處這種環境中，母親所要的是浪漫，而不是婚姻，以此來暫時擺脫她們日常生活的窮苦和動蕩。」

在解釋上述兩階家庭體製為何出現時，「結構」說（強調經濟因素）和「文化」說孰輕孰重，長期以來學者們莫衷一是。最合理的回答是——兩者都重要。不僅如此，在這個問題上，原因和結果常常是交織在一起，難分難解的：貧窮導致家無寧日，而家庭的不穩定又會加重貧困；反過來說，富裕可以讓家庭更和睦，而和睦的家庭也更易生財。在前述安德魯和凱拉的家庭生活中，這種複雜的因果機制和互動全然清晰可見。

如要解開這一謎團，我們可以考察一下大蕭條——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對家庭組建和家庭生活所造成的衝擊。而來自大蕭條時期的證據也無法回答經濟因素和文化因素到底孰輕孰重。大蕭條造成了史無前例的男性失業和經濟亂象，由此也導致結婚率不斷下跌，這就顯示出在盤算婚姻大計時，經濟穩定始終都是重要因素。

（「那些男的連工作都沒有，」當時一位芝加哥的女士這麼說；「我想找個有工作的男人，」另一位女士則如是說。）不僅如此，根據1940年的一項調查，當時有150萬的已婚婦女被自己的丈夫拋棄，因此造成超過20萬的流浪兒童在全美各地遊盪。在另一項里程碑式的研究中，格倫·愛爾登追蹤了167名在大蕭條期間長大的白人兒童，他最終發現，當父親失業同時也喪失經濟收入時，父親同家庭的關係紐帶就會因之被削弱，這導致了家長控制能力在此時期的大幅下降。八十多年後，在美國社會又經歷了多次文化革命後，經濟上的艱難時世會勸阻和破壞婚姻，這仍是不爭的事實。

而另一方面，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生育率也在急劇下降，而在從1920年至1940年這段時期內，非婚生育始終維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上。在大蕭條時代，適齡男女迫於經濟壓力，連婚姻帶生育一起推遲了。「不領證，不生子」，是當時的文化規範。不同於今天，回到20世紀30年代，一個男人沒有工作，一貧如洗，就不太可能在婚姻外生下自己不管不問的孩子。而現如今，是否要做父親越來越是一種自願行為，正如瑪西亞·卡爾森（Marcia Carlson）和寶拉·英格蘭（Paula England）指出的，這就意味著「只有那些情感堅定、財務穩定的男性，才選擇擔當起父親的角色」。文化的移風易俗大大地影響到窮孩子成長於其中的家庭。

那麼公共政策和政治意識形態呢？它們的變化會不會造成破壞傳統雙親家庭的惡果？迄今為止，最常被討論的就是社會福利政策會破壞家庭，這是因為救濟金拯救貧窮的單身母親於水火，但也讓她們有了要孩子的驅動。根據有些精細的案例研究，福利救濟金會讓單身母親更願意要孩子，這一命題在統計學上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確證。但是，在過去半個世紀內，單親家庭的數量始終呈現為穩定的加速增長，而領取福利救濟的母親人數卻時漲時落，兩者之間並沒有嚴格對應起來。

福利綜援領受者的人數，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不斷增加，但自1972年至1992年卻逐年減少，而在整個90年代更是急劇下跌。不僅如此，考慮到許多經歷傳統家庭解體的母親並不靠福利救濟而活，福利政策因此不可能是這次大變動的主因。甚至在福利政策於1996年緊縮之後，傳統家庭之崩潰也絲毫沒有放緩腳步。

保守派信仰「家庭價值」，他們時常鼓吹，自由主義和世俗主義是導致家庭解體於我們這個時代的罪魁禍首。但是，非婚生育和單親家庭在美國各地都廣泛存在，並非為世俗化地區或「藍色」州所特有，這些地區通常會實施更進步的社會政策，照理說，家庭碎片化會更嚴重。但真實情況看起來卻正好相反：在共和黨統治的東南地區，社會保守者心中的聖經地帶，離婚和單親家庭反而尤其普遍。

只是基於這些單純的相關性，我們尚且無法做出任何關於因果關係的推論，但上述事實也足以教導我們，切勿將工人階級家庭（白人的抑或有色人種的）的崩潰歸因為有組織宗教或任何政治意識形態的衰落。個人價值觀的變化誠然重要，但只有在與經濟低潮同時出現時，才能成為美國家庭衰落故事的線索，而政治意識形態看起來則只是局外因素。

但20世紀80年代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從向毒品宣戰（War on Drugs）、「三振出局」（three strikes）的刑事政策，到由此所導致的被監禁人數的飆升，這些都很有可能加速了家庭的瓦解。從圖2-7中就可以看到，儘管自1980年起美國的暴力犯罪一直在下降，但這些年來卻見證了監禁率的爆炸式增長。更重要的是，為這一數據飆升做貢獻的，主要是那些未受過高等教育的男青年，尤其是（但也並不僅限於）黑人男青年——其中有非常大的比例竟然都是年輕的為人父者。

數據來源：IPUMS/ACS data, as reported by McLanahan and Jacobsen, 「Diverging Destinies Revisited.」

現在，我們來對比兩組孩子的數據，第一組孩子出生於1978年（1978年組），第二組出生於1990年（1990年組），如果統計在孩子年滿14周歲時父母中間是否有人坐牢，那麼無論是黑人孩子還是白人孩子，後一組父母被監禁的風險要遠遠高於前一組，而且父母教育程度越低，則風險就越大。統計出生於1990年的孩子，若是他們的父母是高中輟學生，那麼對比同年出生，但父母為大學畢業生的孩子，則前一組孩子的父母入獄率是後一組的四倍還要多。而在1990年出生的黑人孩子中間，如果只統計父母最多讀到高中的孩子，則過半數以上的都曾經歷過父母入獄的悲劇。

這段美國監獄人口爆炸式增長的時期，也正是單親家庭在美國底層社會越來越普遍的時期。當然，相關性並不能證明存在因果關係，但是嚴打監禁（mass incarceration）將相當多年輕的為人父者帶出了窮困社區，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父親的缺席對於孩子的成長而言當然是一種悲劇，會留下難以彌補的創傷。從俄亥俄州的大衛，到俄勒岡州的喬，這樣的例子可以說比比皆是。

只要父母中間有人入獄，則不論這個孩子的其他背景，比如父母的種族、教育水平和經濟收入，我們基本可以預判他在學校的表現會是一團糟，學習成績經常一落千丈，有時甚至直接輟學。事實上，父母入獄還會有惡性的「溢出」效應，也就是說，只要班級內有同學的父親在蹲監獄，那些父母沒有入獄的孩子也會受到「感染」。雖然坐牢在少數種族中間更為普遍，入獄好比家常便飯，但只要發生在白人家庭頭上，也會對孩子造成難以避免的創痛。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可以看到，碰上一個吃牢飯的父親，是窮孩子人生中最常見的事情。

兩階家庭的惡果

無論原因何在，兩階家庭模式已是美國社會的基本事實，對美國孩子的生活有著無可置疑的影響。現如今，在受過高等教育的上層美國社會，大多數孩子都同雙親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這樣的家庭通常都有兩份經濟收入。但在家長教育止步於高中的底層家庭中，大多數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最多只能生活在單親家庭里。

事實上，許多孩子都成長於一種混亂、多伴侶的拼盤家庭，雖然家庭成員雜多，但能打工掙錢的往往卻只有一位。大量的研究已經證明，孩子的許多不良表現都可以追根溯源至下層社會家庭所特有的模式，反過來，上層社會家庭的環境和氛圍也造就了孩子的許多優異表現。如要理解兩階家庭之間的天壤之別，只需對比一下：在安德魯和切爾西的生活中，來自父母堅定不移的支持始終都在，但凱拉和大衛的成長環境卻只是令人絕望的混亂。

太早生養或者多伴侶家庭難免要付出代價，父母當年種下的惡因，現在卻要由孩子收穫惡果——人生走向成功的可能性要因此大打折扣。如果在一個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其親生父親不在身邊，其他在標準化測試中會表現得更差，在校期間的成績也更低，而且更容易輟學。這無關種族或家庭。單親母親撫養的孩子更有可能表現出一些行為問題，比如靦腆、暴力傾向，甚至是深度焦慮或抑鬱這樣的心理問題。如果孩子在成長的某個階段只有母親的陪伴，那麼他們更有可能提前發生性行為，甚至變成年輕的單身父母，重複上一代人的輪迴。

生活在離婚或再婚家庭的孩子面對著特有的難題，首先是此類家庭的經濟資源原本就有限，現在還必須要在不止一個家庭之間平攤；其次是因為父母無法克服的感情創傷，彼此之間的距離感，凡此種種都會妨礙新家庭內的溝通和合作。而在多伴侶生養的家庭內，常見的就是更少的父母關愛、更少的親戚介入，同時卻有更多的摩擦、嫉妒和競爭，特別是如我們在凱拉生活中反覆看到的，當來自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的孩子們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時，情況會變得尤其糟糕。若是這種拼盤家庭的多對伴侶在當初生育孩子時並未步入婚姻殿堂，那麼上述所有問題更是會雪上加霜。

當然，對於成年的家長來說，家庭的破裂常常更有好處，有些時候甚至對子女們也有好處，尤其是父親有暴力傾向，虐待成癮，或者因為入獄而時常缺席。不僅如此，在探討家庭結構和孩子幸福之間的關係時，許多研究只是關注兩者之間的相關性，所以我們仍無法確定，是否確實是家庭的脆弱導致了壞的結果。

某種程度上，單親家庭和孩子糟糕表現之間的相關性只是表層的，只不過是反映了低收入和家庭失序所形成的綜合癥狀。（比如，凱拉的家庭可以說是諸事不順，因此我們很難確定喬和達琳的離婚就是其中的關鍵因素，雖然這家三口人都這麼說。）但是，晚近的研究證據比較堅實地表明，因果關係確實存在。正如家庭研究專家伊莎貝爾·索希爾（Isabel Sawhill）所言，「從個案推出一般結論是危險的。在極困難的環境內，很多單親父母也出色地完成了為人父母的角色。但普遍看來，來自單親家庭的孩子都要表現得更差，無論是在學校讀書時，還是在生活中。」

單親家庭問題叢生，最近的研究也已證明，在美國，單親家庭比例最高的地區，同時也是社會流動最緩慢無力的地區。當然，家庭結構並不是「絕對的第一推動力」。它同一系列因素交織在一起，包括種族、居住隔離、社區活力，以及學校教育等。既然如我們所見，家庭的破碎在很大程度上根源於經濟困境，那麼在某種意義上，家庭結構就可以被視為只是一種中介變數，事實上是上一代人的貧窮造成了家庭的解體，而家庭解體又造成了下一代人的貧窮。但無論如何，家庭都是事關全局的重要因素。單親父母越多，也就意味著社會流動性越低，這其中的相關性雖然不是絕對無例外的，但也是非常堅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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