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長征——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與中央紅軍長征

20世紀30年代發生的紅軍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壯舉，是中國革命鬥爭史上團結戰鬥、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但是，紅軍長征是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情況下，被迫舉行的戰略轉移。當然，第五次反「圍剿」並不是必然要失敗的，而是由於在軍事指揮上戰略戰術的錯誤而造成的必然結果。

實行冒險進攻

1933年5月，蔣介石置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機於不顧，頑固地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繼續調集部隊進攻紅軍。9月25日，蔣介石採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和「堡壘主義」新戰略，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進行第五次「圍剿」。

這次「圍剿」，他調集了50萬兵力，首先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戰略要地黎川。

黎川，位於閩贛邊界地區，東連光澤、邵武，南達建寧、泰寧，西通南豐、南城，北出金溪、資溪，戰略地位重要，由閩贛軍區部隊防守。然而，當時閩贛軍區的部隊幾乎全部被調去配合紅一方面軍東方軍作戰，而防守黎川的兵力只有一個70人的教導隊和一些地方游擊隊，力量十分薄弱。在國民黨軍進攻開始前，閩贛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蕭勁光曾向中革軍委建議，紅一方面軍主力應及早集結於黎川東北的光澤、資溪一帶，從翼側打擊進攻黎川之國民黨軍，而不應該死守黎川。毛澤東也認為，應該放棄黎川，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把國民黨軍誘到建寧、泰寧地區，集中紅軍主力，依託根據地和人民群眾的有利條件，在運動中加以各個殲滅。

但是，「左」傾教條主義領導者卻全盤否定了毛澤東為紅軍提出和制定的一整套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命令紅軍實行冒險進攻，要求紅軍死守黎川，不能喪失根據地的一寸土地。由於這時的紅一方面軍東方軍仍在圍攻福建的將樂、順昌，中央軍正在江西永豐、樂安地區作戰，一時難以趕到黎川。9月28日，黎川被國民黨軍佔領。

國民黨軍佔領黎川後，加速構築工事，鞏固黎川與資溪橋、硝石之間的聯絡，以全力完成其由吉水到黎川的「全線封鎖」。

◆1933年12月，第五次反「圍剿」進行中的周恩來和紅一方面軍的部分領導人在福建建寧合影。（左起：葉劍英、楊尚昆、彭德懷、劉伯堅、張純清、李克農、周恩來、滕代遠、袁國平）

恰在此時，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於9月下旬從上海來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博古雖是中共臨時中央的主要負責人，但他不懂軍事，就把紅軍的決策權、指揮權完全交給了李德。李德作風獨斷專行，蠻橫粗暴，在博古的積極支持下，凌駕於中國共產黨之上，成為「太上皇」。他所制訂和下達的具體作戰計劃，甚至越過紅軍總部，直接指揮前方部隊作戰。

後來，曾經擔任過李德翻譯的伍修權回憶起這段經歷時說：「李德的獨斷專行取代了軍委的集體領導。」「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憑著地圖指揮戰鬥。」紅軍的許多失利「本來都是李德的主觀主義瞎指揮造成的，可是他卻動不動就訓斥處分別人，不斷發脾氣罵人，根本聽不得反對意見」。「當時中央的錯誤領導和李德本人的專橫作風，使他成了一個地道的『太上皇』。」在這種情況下，身為紅軍總政委的周恩來的艱難處境是可想而知的。他雖還在前線，但對重大軍事行動的指揮權力已被剝奪，只能提出建議，而這些建議又往往不被採納。

這時，博古、李德等人震驚於黎川一城之失，為了恢復「赤色黎川」，命令紅軍進攻國民黨軍的堡壘陣地硝石。

硝石，位於黎川、南城之間，扼黎南大道，地位重要。早在9月29日，國民黨軍將領陳誠即命第24師由南城進至硝石，築壘固守。至10月上旬，國民黨軍第24師在硝石已構成了第一、第二線陣地，形成堅固的支撐點。紅一方面軍東方軍按照中革軍委的命令，於10月9日開始，連續攻擊硝石5日不克。10月13日，國民黨軍第9、第11、第14、第94師，由南城進抵硝石；第90、第67師等部進駐新豐街；第8縱隊一部兵力由黎川向硝石開進。東方軍已處於國民黨軍「包圍的威脅之下」，中革軍委被迫放棄進攻硝石的計劃，命令東方軍「從現在的地域南移至新橋、東山、金坑的地域」。東方軍「開腳一步就喪失了主動權」。

但是，「左」傾教條主義領導者仍然無視國民黨軍在硝石、資溪橋地區集結重兵的實際情況，仍然命令紅一方面軍深入國民黨軍堡壘地域間隙中去消滅敵軍，並提出：「如果原則上拒絕進攻這種堡壘，那就是拒絕戰鬥。」據此，紅一方面軍從9月下旬至11月中旬，為恢復「赤色黎川」，御國民黨軍於根據地之外，連續尋戰近兩個月，先後進行了硝石、資溪橋、滸灣、八角亭、雲蓋山、大雄關等多次戰鬥，不但未能恢復黎川，阻止國民黨軍的進攻，反使部隊遭受很大損失，完全陷於被動的境地。實踐證明：在兵力、火力占絕對優勢的國民黨軍進攻面前，紅軍應該按照毛澤東一貫倡導的思想，依託根據地和人民群眾的有利條件，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實行戰略退卻，以保存軍力，準備反攻。「若不退後一步，則必危及軍力的保存」。

拒絕與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合作

1933年11月20日，正當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作戰陷入被動之時，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將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聯合國民黨內李濟深等一部分反對蔣介石的勢力，在福州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與蔣介石統治集團決裂，掉轉槍口向蔣介石開火。這是國民黨營壘中的一次分裂，在歷次反「圍剿」鬥爭中是沒有的，對紅軍的反「圍剿」作戰十分有利。

毛澤東敏銳地抓住這一有利時機，立即向中共臨時中央建議：以紅軍主力「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後來，毛澤東曾風趣地說，他這個建議就是和國民黨軍「換防」，國民黨軍要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來，紅軍就讓給他，紅軍到江浙一帶去打游擊，重新開闢新的根據地。當然，國民黨軍是不會同意的，必定回防其根本重地，紅軍就由戰略防禦變成戰略進攻，國民黨軍則變成戰略防禦了，不但國民黨軍的碉堡主義將失去其作用，而且紅軍還可以發揮特長，在運動中大量殲滅國民黨軍的有生力量，打破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必定能夠恢復。

毛澤東的這一建議是極有見地的。它不僅能夠有力地支援第十九路軍，解福建政府之圍，推動全國抗日反蔣形勢的發展，而且可以調動國民黨軍主力回援其根本重地，進而打破其第五次「圍剿」。

◆紅軍錯失和十九路軍合作良機。圖為十九路軍將領在福州召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的合影。

這一點，就連國民黨軍的有識之士也是認識到了的。他們認為毛澤東的主張「是在閩變發生之時，全般情勢已有重大變化，為了利用此種情勢，改變原來的作戰方針，由戰略守勢，改為戰略進攻，其進攻目標，指向國軍必救之地。如匪果真照此行動，誘使國軍調離江西的可能性，不能說全無」。如果紅軍與第十九路軍合作，「戰力至少可增一倍，在無碉堡地區採取運動戰，作戰線指向蘇、浙要地，可能吸引國軍調離江西，而減輕對贛南圍剿的壓力」。

但是，博古、李德等人拒絕採納毛澤東的這一正確建議。他們既怕紅軍轉向國民黨統治區而丟失中央革命根據地，不敢舉行本來有利的向國民黨軍後方的進攻，又忽視了日本軍國主義入侵已經引起中國各階級政治態度的變化和國民黨營壘的分裂，仍然堅持其中間派別是所謂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的信條，繼續採取一切鬥爭、否認聯合的「左」傾政策，不願與第十九路軍建立真正的合作。他們「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軍事上同時利用十九路軍事變是粉碎五次『圍剿』的重要關鍵之一」。這樣，紅軍不僅喪失了粉碎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的良機，而且日趨陷入不利的境地。

實行消極防禦

1934年1月下旬，蔣介石鎮壓了福建事變後，重新調整軍事部署，以入閩「討伐」第十九路軍的主力為基礎，編為「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東路軍，委任蔣鼎文為總司令，衛立煌為前線總指揮，下轄第2、第5路軍和總預備隊，共16個師另1個旅、2個團。顧祝同仍任北路軍總司令，陳誠為前線總指揮兼第3路軍總指揮，下轄第1、第3、第6、第20、第26路軍和總預備隊，共25個師另2個旅、1個支隊和3個團。蔣介石調整部署之後，命令東、北兩路軍重新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起進攻。1月25日，陳誠秉承蔣介石的命令，率領北路軍第3路軍主力，在飛機和大炮掩護下，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起新的攻擊。

◆《紅色中華》關於廣昌失守的報道。

在國民黨軍新的進攻面前，博古、李德等人被氣勢洶洶的國民黨軍嚇倒，由軍事冒險主義改為軍事保守主義，不但要求中央紅軍（1934年2月由紅一方面軍改稱）在重要城鎮、大居民點、交通要道、隘口等地構築碉堡，處處設防，以陣地防禦戰結合「短促突擊」頂住敵人，而且經常輕率地命令紅軍以主力對敵軍的堡壘陣地發動進攻，致使中央紅軍不斷遭到嚴重的損失。特別是廣昌保衛戰，紅軍雖然斃傷俘國民黨軍共2626人，而自身卻傷亡5093人，約佔參戰總人數的五分之一。其中紅３軍團傷亡2705人，約佔全軍團總人數的四分之一。這是紅軍歷史上最典型的陣地戰、消耗戰。它給紅軍爾後的作戰帶來了極為有害的影響。

對於廣昌保衛戰的失敗和部隊的重大傷亡，紅軍廣大指戰員強烈不滿。紅3軍團軍團長彭德懷在廣昌保衛戰一結束，即同政治委員楊尚昆見博古、李德，當面批評李德的瞎指揮。他說：「你們的作戰指揮從開始就是錯誤的」，「在敵碉堡密布下，進行短促突擊，十次就有十次失敗，幾乎沒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這次廣昌戰鬥你們看到了！這種主觀主義，是圖上作業的戰術家」。彭德懷還氣憤地痛斥李德是「崽賣爺田心不痛」。在後方的毛澤東也對廣昌保衛戰提出尖銳的批評。他說，廣昌戰役對紅軍來說，是個災難，毫無戰績。曾經支持「左」傾錯誤主張的張聞天也公開批評廣昌保衛戰：「同敵人死拼，遭受不應有的損失，是不對的」，並開始逐步認識到「左」傾教條主義的嚴重危害。

被迫決定實行戰略轉移

1934年5月，中央革命根據地經過近10個月的反「圍剿」作戰，西起龍岡，中經廣昌，東迄建寧、泰寧、歸化、永安、連城，南至筠門嶺，均被國民黨軍佔領，紅軍受到很大損失，根據地遭到嚴重破壞，部隊供應和人民群眾的生活十分困難，紅軍如果「繼續在內線作戰，取得決定的勝利已經極少可能以至最後完全沒有可能」，應該毫不遲疑地轉變戰略方針，實行戰略上的退卻，以保存有生力量，「在廣大無堡壘地區，尋求有利時機，轉入反攻，粉碎『圍剿』，創造新蘇區，以保衛老蘇區」。

當時，博古、李德等人對此問題也有所考慮，準備實行戰略轉移，並成立了博古、李德和周恩來「三人團」，負責處理一切，同時把這一設想報告了共產國際。

但是，共產國際的態度十分曖昧。6月25日，他們複電雖然表示：「為了保存活的力量」，同意轉移。但也批評博古、李德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情況估計太悲觀。他們指出：「動員新的武裝力量，這在中區並未枯竭，紅軍各部隊的抵抗力及後方環境等，亦未足使我們驚慌失措。」因此，博古、李德等人未能果敢地作出戰略轉移的決定，而是繼續命令中央紅軍主力在根據地內實行「六路分兵」，「全線抵禦」，與優勢的國民黨軍拼消耗，企圖阻止國民黨軍的推進。並派紅7軍團和紅6軍團分別從中央革命根據地和湘贛革命根據地轉移到閩浙皖贛邊區和湘中地區，開展鬥爭，創建新區，吸引國民黨軍北上和西進，以減輕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壓力，配合中央紅軍主力粉碎國民黨軍的第五次「圍剿」，企圖「用一切力量繼續捍衛中區來求得戰役上大的勝利」，完全忽視了有生力量的保存，結果為國民黨軍所制，使紅軍陷入更加被動的境地。

實踐再次證明：在敵我力量十分懸殊的情況下，單純陣地防禦結合「短促突擊」的戰術，是不能阻止國民黨軍的推進的，它「僅對於敵人有利，而對於現時工農紅軍是極端不利的」。

◆圖為長征前的紅軍隊伍。

這時，派出的紅7軍團和紅6軍團，由於兵力小，均未達到調動國民黨軍、減輕中央革命根據地壓力的目的；根據地進一步縮小，人力、物力已經匱乏，紅軍在內線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已經根本沒有可能。特別是到了9月上旬，紅軍在驛前以北的陣地淪陷後，國民黨軍「從各方面伸入到蘇區大門內來，求我決戰，實現其佔領興國、石城、汀州、會昌，與總攻瑞京的計劃」。博古、李德等人被迫放棄在根據地內部抵禦國民黨軍的計劃，決定於10月底或11月初實行戰略轉移，準備到湘西去同紅2軍團和紅6軍團會合，「先放下行李，爾後實行戰略反攻」，以粉碎國民黨軍的第五次「圍剿」，恢復中央革命根據地，並開始進行撤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準備：

第一，改變了戰略指導思想，決定以保存有生力量為主，保存地域為輔。9月8日，中革軍委發出指示，要求中央紅軍在阻止國民黨軍推進時，應以「最高度的節用有生兵力及物質資財」為基本原則。9月15日，中革軍委又發出訓令，明確規定：「無論如何應該以保持自己有生力量和物質基礎為我們作戰的第一等基本原則。保持地域，不輕遺寸土予敵人，這應該放在前一原則之下來遂行的。」

第二，選定了突圍的方向，決定沿著紅6軍團西進的道路，到湘西去會合紅2軍團和紅6軍團。9月8日，中革軍委發出「補充訓令」，命令紅6軍團向湘西轉移，先「在城步、綏寧、武岡山地區」行動，「最少要於九月二十號前保持在這一地區內行動」，「以後則轉移到湘西北地域，並與紅2軍團在川貴湘邊境行動的部隊取得聯絡」，以「吸引更多湘敵於湘西北方向」。這表明，中共中央此時已選定了突圍的方向，並賦予紅6軍團探路的任務。

第三，建立健全黨政軍各級指揮機關，加強對突圍部隊的領導和指揮。9月13日，中革軍委發出指示，命令中央紅軍各軍團在10月1日前組織好後方機關，加強運輸隊的建設；在國民黨軍佔領區域的縣、區軍事部立即改為縣、區游擊司令部，縣、區軍事部長改為游擊隊司令員、隊長，縣、區委書記兼游擊隊政治委員。並規定：「如在邊區和中心區域有被敵人侵犯之可能時，則即將軍事部作上述改組」。這些措施從組織上對中央紅軍突圍西進及其突圍後如何堅持根據地的鬥爭，作了初步安排。9月19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執行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發出《關於邊區戰區工作給各縣蘇維埃的指示》，取消了經濟部、財政部、糧食部，成立了財政經濟委員會，「保衛局與裁判部合併為肅反委員會」。

第四，組建新的軍團，企圖增強部隊的作戰能力。8月25日，中革軍委發布了《關於成立第二十一師的命令》，決定：以第61、第62團和由贛江獨立團改編的第63團合編為第21師，任命周昆為師長，黃甦為政治委員，唐睿為參謀長，羅榮桓為政治部主任，全師共4300餘人。9月8日，該師正式成立。9月21日，中革軍委又決定以第21、第23師合編為紅軍第8軍團，周昆任軍團長兼第21師師長，黃甦任軍團政治委員兼第21師政治委員，唐睿任軍團參謀長兼第21師參謀長，羅榮桓任軍團政治部主任兼第21師政治部主任。紅8軍團司令部由第21師司令部代理。其任務是：以運動防禦，阻止由龍岡向古龍岡方向推進的國民黨軍第6路軍第７縱隊的前進，為中央紅軍主力準備突圍爭取時間。此外，9月15日還成立了教導師，張經武任師長，何長工任政治委員。

第五，徵集新兵，壯大紅軍力量。9月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總動員武裝部等為了補充中央紅軍各部隊，加強突圍西進的力量，發出在9月動員3萬新戰士上前線的通知。9月4日，中革軍委在《紅星》報上又發表了《為擴大紅軍的緊急動員的號令》，要求中央革命根據地「無論如何要做到在九月間動員三萬新戰士去上前線」。各級黨、政領導機關積極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迅速展開了空前緊急的兵員動員和糧食、草鞋、食鹽、棉被、軍用器材等的籌集工作，為中央紅軍實行戰略轉移補充了大量兵員和物資。

第六，與國民黨粵軍陳濟棠部進行停戰談判，借道順利通過國民黨軍的封鎖。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為減輕中央紅軍突圍西進的阻力，利用陳濟棠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決定接受陳濟棠的建議，同其進行停戰談判。9月，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的名義致函陳濟棠，提出和談的幾項條件，並請他派代表到瑞金共同協商抗日反蔣的作戰計劃和其他事宜。隨後，中央紅軍代表潘漢年、何長工按照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的指示，同粵軍代表進行和平談判。雙方經過反覆磋商，達成了五項協議，為後來中央紅軍順利通過國民黨軍的第一道封鎖線，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第七，發布預先號令，進行突圍的政治思想動員。9月29日，中共中央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的名義在《紅色中華》報第239期上發表了《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署名社論，指出：「為了保衛蘇區，粉碎五次『圍剿』，我們在蘇區內部求得同敵人的主力決戰」。然而，為了同樣的目的，「我們有時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迫之下，不能不暫時的放棄某些蘇區與城市，縮短戰線，集結力量，求得戰術上的優勢，以爭取決戰的勝利」。這個社論，實際上是中央紅軍準備實行戰略轉移的第一個公開信號。10月8日，中共中央在給中共中央分局發出的訓令中，又進一步指出：「現在敵人佔領了石城，東西兩路的敵人正向著汀州、興國前進」。在這種形勢下，「正確的反對敵人的戰鬥與徹底粉碎敵人五次『圍剿』必須使紅軍主力突破敵人的封鎖，深入敵人的後面去進攻敵人」。這種戰鬥方式，是「克服敵人堡壘主義，以取得勝利的重要方式」，是「黨目前行動的方針」。訓令同時要求「中央分局在主力紅軍突圍以後，應該適時的在黨內幹部中進行重大的解釋工作。」

◆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形勢圖。

但是，紅軍的戰略轉移是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必然會遭到優勢的國民黨軍的有組織、有計劃地圍追堵截。因此，必須進行必要的和充分的準備，否則會陷入被動。中共中央儘管進行了一些準備，但準備不足，不充分。特別是對於撤出中央革命根據地這個關係到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只限於中共中央上層少數幾個人了解。甚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也沒有進行過討論，「關於為什麼退出中央蘇區、當前任務怎樣、到何處去等基本的任務與方向問題，始終秘而不宣」。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所下達的一系列命令、指示、通知，多以「絕對秘密」為由，嚴禁向幹部和部隊傳達。「因此，在軍事上，特別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紅軍戰士的熱情與積極性，這不能不是嚴重的錯誤。」特別是10月6日國民黨軍佔領石城後，博古、李德等人決定提前1個月實行戰略轉移。因此，許多黨政軍高級幹部對於戰略轉移沒有思想準備或者準備很不充分；部隊亦未進行必要的動員和休整，有的部隊在撤離戰場後又匆忙踏上了新的征程；新徵招的戰士尚未完全集中和進行必要的訓練，有不少新兵在轉移後，才陸續補入部隊，等等，表現了不應有的「倉猝的出動」。

當時擔任紅1軍團第1師師長的李聚奎，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深情地說：在紅軍歷次的反「圍剿」中，部隊由一個區域作戰轉移到另一個區域作戰，是常有的事，猶如家常便飯。過去部隊轉移時，軍團首長總要盡量爭取時間採取各種方式面授任務，講明情況；遇到情況緊急時，也要給師的主管幹部直接打個電話。可是這次部隊轉移，軍團司令部只是通知我們按行軍路線圖指定的方向前進。而且每天要到達的地點，是一天一通知，即第一天指定第二天要到達的地點，第二天指定第三天要到達的地點。至於紅軍主力為什麼要轉移？轉移到何處去？均不得而知。後來我們才知道，中央紅軍主力這次轉移，由於「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者強調軍事保密，不但我們當師長的被蒙在鼓裡，就連軍團首長也不了解全部意圖。

這樣，我們部隊離開興國時，不但來不及召開駐地群眾的告別會，而且有的幹部連自己在地方工作的家屬也來不及通知。這除了因為時間倉促之外，還因為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次紅軍主力離開中央蘇區會離開那麼久，離開那麼遠。

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命令紅24師和地方武裝接替中央紅軍主力的防禦任務，紅軍主力由瑞金、興國、雩都、長汀、寧化等地向集中地域開進，準備實行戰略轉移。9日，紅軍總政治部發布《關於準備長途行軍與戰鬥的政治指令》，要求「加強部隊的政治、軍事訓練，發揚部隊的攻擊精神，準備突破敵人的封鎖線，進行長途行軍與戰鬥」。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由瑞金出發，率領兩個軍委縱隊和中央紅軍第1、第3、第5、第8、第9軍團，共8.6萬餘人，開始實行戰略轉移。

至此，中央紅軍在地方武裝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援下，歷時１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圍剿」鬥爭以失敗告終。

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改變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格局，影響了其他各根據地的鬥爭，使中央紅軍戰略轉移由局部演變為全局性的戰略大轉移——開始了聞所未聞的偉大長征。（2016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