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四先生

06-25

西方之於一個泱泱東方大國來說並不遙遠，這當然是放在今天來說。鴉片戰爭時期更是經過了激烈的交鋒，也少不了文化的碰撞，但那時世界的距離還比較遠吧，所以當時的知識分子普遍在中西文化上被困擾著。誠如錢穆所言：「東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略，此一問題困住了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余之一生被困在此一問題內……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問題上。」

當時錢穆先生認為，中西方文化是兩種根本不同類型的文化，是屬於平行發展、交流甚少、互不衝突、各有偏重、各具特色的兩大文化系統。這大概是因為中國文化植根於農村，主要是黃河孕育的農耕文明，並造就了固守本土，安定守成、質樸厚重、沉著穩健、崇尚和平的文化特徵。而西方文化則屬於典型的「惟求富強」的外傾型商業文化，隨著經濟的發展，則需要更大的市場、更多的原料等，所以他們不斷的向外尋求、征服，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所以西方的文化以流動進取、崇尚進取、內部團結、富有戰鬥性、侵略性和財富觀念為特徵。（錢穆：《世界歷史與中國文化》）這也是他認為的中西文化最顯著、最本質的區別。

在《晚學盲言》先生也提出過關於中西方的對比差異。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多年的歷史，而中華文化較之其他文化又是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中華文化在不斷的發展傳承，不可避免的就有優差之分，而一種文化的傳承是建立在對之前文化的基礎上的。通過對中西文化的對比、分析，西方文化重物質而東方文化重人文。其實，每一種文化都有優點和缺點，我們一般要做的就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一方面，我們需要對以往的經典進行重新的表述，也就是要去腐生新，而另一方面，也需要向外用力，吸收借鑒好的東西。其實，中華文化也是與其他文化有過融合的，比如說與印度佛教文化的融合吸收，是以信仰和思維方面為主。此外，是與阿拉伯回教文化的互相借鑒，這個則是以文物和創新方面為主的。中華文化在這兩次融合更新中都十分的順利。但錢穆先生在書中也寫到，在與西方文化的融合，借鑒，吸收中，好像並非像之前那樣順利，在這方面的融合主要是物質文明的突飛猛進和政治制度的人性化。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結果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西方文化進去東方的時候，正是中華文化並不繁榮的時期；二是西方文明主要是以商業和武力的形式進入東方，這種方式或許會讓人反感，也不能讓人從心裡接受。

針對此情況，指出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一是要找到我國文化落後的根本，二是要虛心學習。錢穆先生對中西方文化差異的對比有他自己的理解，並且又一定道理，通過錢穆寫的文章，我們也更深入、更詳細的了解了中西方文化的差異。

他也承認，在那個兩三百年內，是西方文化主宰和支配的世界，但也指出西方文化內部也存在偏向唯物、偏向爭鬥這兩大弊病。錢穆本人十分注重文化、道義，他覺得西方則過於強調物質經濟，且崇尚權力超過道義。並借兩次世界大戰認為，西方應該對自己的文化有新的認識，錢穆對於西方的商業文化充滿尖銳的批評與嘲諷。他認為不能就哪一個時期的文化，進行考究比較，從而衡量某一文化的意義與價值。應該說西方文化有時光輝上進，有時暗淡墜落，但在總體價值上西方處於弱勢，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這裡面有他所理解的中國文化最重人格修養和道德精神的因素（錢穆：《文化學大義》P103）。

錢穆，中國傳統的士大夫，這也可能是他如此深愛傳統文化的因素之一。在他看來中國文化是最優秀的文化，但也指出「顯為有病，並且殆矣，萬不容諱」。更深一層的指出了其兩個表現：一是積累了千年的中國文化在面對殖民壓迫的自尊自強的激情；二是當時的統治階層和只是分子對中國固有文化的自我否定和故意摧殘。（錢穆：《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錢穆先生的治學之道是嚴謹的，因為他自學成才，所以他的思想觀念中沒有絕對的西化或者中化，他治學持正，善於質疑和批判，是一個不隨流的學者。在《劉向歆父子年譜》中駁斥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對胡適學派的反對迷信崇古表示異議；疑老子出莊周後，疑《堯典》，疑《禹貢》……他也有著厚重的愛國情懷和民族觀念，擁有中庸平和的人生態度。在著的《國史大綱》最後，他提出，研究歷史的第一要務在於能在國家民族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他希望抗戰中流的精英分子能從揚土之力的史綱中汲取力量前行。後來，錢穆先生和蔣介石回台灣，為蔣介石做了很多事，但是作為一個學者，他始終只管做學問。創立新亞書院，後來和其他書院並為香港中文大學，他也提出港中大應該發揚中華文化，以中文為授課語言，第一任校長應由華人擔任。

朱學勤先生曾寫：《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那樣的書名，未及開卷，就讓人體味到儒家的生命觀照，是那樣親切自然：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則發育於師友。兩種生命皆不偏廢。

在學術論點上，他與當時的眾人捧西學貶西學逆而行，才成功保全了一些傳統文化的精華。他的文學功底自然不容置疑，而他現如今在歷史中的地位絕不僅僅因為他的深厚的底子。私以為從古至今，古人流傳的真正有價值的當屬思想。就像喬治奧威爾，人們一旦提起他，總愛說奧威爾不是作家，是預言家。他的超越當時那個時代的思想成了他流芳的主要原因，而在我看來，錢穆先生同樣如此。他在那個民族否定的年代肯定中華文化，並客觀分析中西文化的不同，提出中華文化與制度上的合理性與優越點，而我們在而今的重拾傳統文化的過程中，才發現他的執著與堅定。

錢穆先生是很正統的儒家，「中學」的造詣達到了一個很高的程度。《國史大綱》適合歷史的入門者讀，初讀《國史大綱》序言，文言色彩可能有些晦澀難懂，但是靜下心來，慢慢品讀便感受到老先生才氣磅礴，文筆勁悍，乃是一切史學研究者必熟記之訓誡。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提出一個觀點，不怕質疑，堅持真理的同時歡迎討論的「雅量」，對史學研究畢生抱持的溫情與敬意，是錢穆先生為人處世、學術立足的根本。

此書成於抗戰時期，多褒揚而少貶低，不像先前五四時期或西方史觀影響下的著作，一味地貶低國史。錢穆先生自己也說過：「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和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在民國時期，當時胡適，梁啟超等人主張全盤接受西方思想的政策，引入了西方的史學模式，否認中國傳統歷史研究方法，影響了一批後代文人。錢穆先生的存在，一直在向後代文人傳達傳統思想的重要性。為舊學思想保留了無數璀璨精華。五四時期，一味的否定中國文化，全盤接受西方文化，就是很不明智的。我們中國文化有五千多年的歷史，包含著許多精華。其實，隨著學術的進步，中國東方傳統歷史研究方法與西方模式的矛盾越來越少，完全可以並存。錢穆先生作為五四時代學習西方潮流中的一股逆流，是一個承前接後的文人。

當然人無完人，錢穆老師的學問也不是完美的，也有他的問題，也有許多被探討批判的地方。錢穆先生的史學思想，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尊重「文化的內在動力」的作用，也就是歷史發展的內在道路。而他思想的形成，與他未曾全盤接受西方的史學研究思想有關。正因如此，錢穆先生難以避免地存在弊端。

他態度太過峻直，有此好為大言，看他的書，著眼於小處，意趣頗豐。著眼於大處，則存在著局限性。止庵曾評價他：《中國史學名著》書中線索清晰，說是打通之作也不為過，然而其所特別標舉的「寫歷史的精神」、「寫史人的義法」或「史書背後的史情和史意」，又似乎不甚是個道理。……從前胡適曾說錢穆「未脫理學家習氣」，我不知道確切所指，大約這也算得一例。但我們不必探討錢穆老師在史學某一特定領域的貢獻，單憑思想史觀，承前啟後，著作傳世這三點，足以支撐錢穆老師的史學思想成就。引用徐博聞的一段話：「錢先生是開放型的現代學人，承認史學的多元性；但同時又擇善固執，堅持自己的路向。他畢生以抉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現代意義為治學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廣，近世罕見其匹。」十分中肯。

錢穆先生的一生，註定坎坷。父親在他七歲時去世，母親寧願自己受苦也不讓他輟學，上中學時，武昌起義，學校停辦，遂輟學。錢穆先生雖然只有高中文憑，卻一直在不斷求索。對中華的歷史文化更是愛護，他編寫的《國史大綱》就是堅持國人必須要對國史具有溫情和敬意。以至後來他創立新亞書院，並將新亞書院，崇基書院，聯合書院三校合併為香港中文大學，錢先生也堅持港中大應該發揚中國文化，以中文為授課語言，第一任校長必須是華人。正應了那句「國家不幸詩家幸」，成為一代國學大師。

放眼當今世界，早已沒有了戰火紛飛，我們擁有和平，卻不再有那種韌性。做好一件事興許不難，難的是用一輩子做好一件事。魯迅說：「不恥最後，即使慢，弛而不息，縱令落後，縱令失敗，但一定可以達到他所嚮往的目標」，在那個時期錢穆先生絕對是個勇士，因為不管經歷了什麼，他始終在那裡。

從賓四先生的經歷中，可以感受到，雖然一個人的人生過程也許挺坎坷，但是我們也不能放棄自己堅持的那一份東西，正如錢穆能堅持他的教育事業那樣，我們的人生需要有所追求，我們也需要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來充實自己的生活，豐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可能會因為一些原因被迫去打亂他原有的計劃生活，但即使是在那樣的情況下，他也能夠堅持，有所成就。那麼，作為處於現在相對安定的我們，更需要不斷的去追求一些能豐富自己人生的事情，也應該多讀一些有意義的書來豐富自己，讓它們成為我們的精神糧食。

所學尚淺，就借引其得意門生余英時先生的話，為本文之總結：錢先生是開放型的現代學人，承認史學的多元性；但同時又擇善固執，堅持自己的路向。他畢生以抉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現代意義為治學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廣，近世罕見其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