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改變歷史進程的錯誤翻譯

「誤譯」不但會影響歷史進程，也會反過來重新潤飾乃至扭曲歷史本相。馬戛爾尼使華尋求平等通商，被無名翻譯們譯作「進貢」近日有新聞曰：「中國高鐵出口『洋相』：刮雨器譯成抹布丟訂單」，可見翻譯出紕漏，多麼要命。其實，錯誤的翻譯，不單能令公司丟訂單，也能改變歷史進程。試舉幾例：1793年，英國派馬戛爾尼勛爵率使團訪華，尋求通商並建立近代意義上的外交關係。使團啟程之前，先通過東印度公司董事長Francis Baring，致信兩廣總督，將訪華一事提前告知。據英方檔案，信的開篇，是這樣寫的：「最仁慈的英王陛下聽說：貴國皇帝慶祝八十萬壽的時候，本來準備著英國住廣州的臣民推派代表前往北京奉申祝敬，但據說該代表等未能如期派出，陛下感到十分遺憾。為了對貴國皇帝樹立友誼，為了改進北京和倫敦兩個王朝的友好來往，為了增進貴我雙方臣民之間的商業關係，英王陛下特派遣……馬戛爾尼勛爵作為全權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謁見中國皇帝，深望通過他來奠定兩者之間的永久和好……」①英方這封信，有英文和拉丁文兩個版本，全都送到了署兩廣總督郭世勛手裡。郭接信後，一番折騰，譯成中文呈遞給乾隆皇帝時，其中的英文版，成了下面這個樣子：「我本國國王管有呀哺毗嘧噸嘶噶哂噯喻等三處地方，發船來廣貿易。聞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萬壽，本國未曾著人進京叩祝萬壽，我國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國王稱，懇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本國的人來廣與天朝的人貿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餉貨豐盈。今本國王命本國官員公舉輔國大臣嗎嘎爾呢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賞見此人，我國王即十分歡喜……」②拉丁文版，則被譯成了這個樣子：「我國王兼管三處地方，向有夷商來廣貿易，素沐皇恩，今聞天朝大皇帝八旬萬壽，未能遣使晉京叩祝，我國王心中惶恐不安，今我國王命親信大臣，公選妥干貢使嗎嘎爾呢前來，帶有貴重貢物進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慕順之心……」③「遺憾」變成了「惶恐不安」；平等的通商建交請求，變成了對「天朝上國」的「進貢」……馬戛爾尼勛爵跨越重洋的外交使命，尚未啟程，就已被不知名的翻譯們徹底摧毀。

清末，京師同文館內學習外語的師生嚴復夾帶私貨，將赫胥黎著作的原意，徹底倒轉知名的大翻譯家們，同樣也在用誤譯坑害歷史進程。近代思想大家嚴復，首倡「信、達、雅」翻譯三原則，卻不能以身作則。其最著名的作品《天演論》，譯自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只做到了「雅」，地道的中國文言，滿足了晚清知識界的口味，使該書得以廣泛流傳，影響了數代人的思想。至於「信」、「達」，《天演論》實乃典型的反面教材。不僅不「信」、不「達」，簡直是徹底的「誤譯」。④赫胥黎原著的本意是：生物學意義上的「達爾文主義」——優勝劣汰、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進化論」——只適用於「生物界」，而不適用於「人類社會」。「生物界」沒有道德標準，而人類有著相親相愛、互助互敬的本性，其發展模式，必然不同於「生物界」。達爾文本人的觀點，與赫胥黎完全一致。但嚴復卻在《天演論》里公然宣稱：「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不二鐵律。這樣與原著旨意截然相反的「誤譯」，可謂觸目驚心。嚴復這麼做，不是翻譯水準不夠，而是存心所為。嚴氏在英國留學期間，深受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洗腦。斯賓塞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與生物界一樣，遵循「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但生性懶散且久染鴉片癮的嚴復，不願意翻譯斯賓塞的著作，嫌其著作太厚重，翻譯出來「至少亦須十年」，轉而選擇去翻譯赫胥黎內容精簡的小冊子《進化論與倫理學》，同時扭曲原著旨意，大量摻入自己的私貨。自《天演論》出爐，「社會達爾文主義」迅速俘虜並統治整個中國知識界垂20年。直到1920年，已經搞了半輩子革命的孫中山，才幡然醒悟，擺脫嚴氏《天演論》的洗腦，重歸赫胥黎原著的真意，在《建國方略》中反省道：「（人類）之進化原則，則與物種之進化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但《天演論》在近代中國所撕裂出的傷口與歧途，已無從扭轉。⑤《天演論》之外，類似影響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的「誤譯」尚有許多。譬如，《共產黨宣言》最後那句著名的口號——「Workers of all countries，united！」（1888年英文版，經恩格斯親自校訂並加註）——顯然，更準確的譯法，應該是：「各國的勞動者，聯合起來！」而非耳熟能詳的那句：「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雖然恩格斯在188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有一個注釋，認為「無產階級是指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因而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維護生活的現代僱傭工人階級。」⑥但在中文情境里，「無產者」不單單包括依靠正經勞動謀生的「工人階級」，也包括「踏爛皮鞋的，挾爛傘子的，打閑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城鄉遊民。「誤譯」不但會影響歷史進程，也會反過來重新潤飾乃至扭曲歷史本相。譬如，蘇俄在1918-1921年間，曾實施一項糧食政策，名曰「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развёрстка」，中國的大、中學歷史教科書，普遍將其翻譯為「餘糧收集制」，顧名思義，給讀者的印象是，蘇俄當日，徵收的是農民吃、用以外的「餘糧」，是一項比較「溫和」的政策。而實際上，該政策應該被譯作「攤派征糧制」，在實際徵收的，並不是農民的「餘糧」，而是「保命糧」，所以，在該政策實施期間，農民曾「報以無數的反抗乃至起義暴動」。這種誤譯，是有意或是無意，尚無人考證。⑦至於今人將「Chiang Kai-shek」（蔣中正）譯作「常凱申」，則僅是等而下之、不學無術的笑談罷了。

嚴復和他翻譯的《天演論》。該書打著洋人赫胥黎的名頭，實際上其內容旨意完全與赫胥黎相反注釋：①（英）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P38。②③《譯出（口英）咭唎國字樣原稟》，故宮博物院：《英使馬戛爾尼來聘案》，P3-4。收錄於《掌故從編》第1輯，1930。④紀坡民：《「誤譯」和「誤讀」，把「倫理學」丟了——從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到嚴復的〈天演論〉》。⑤諶旭彬：《社會達爾文主義扭曲中國轉型之路》，轉型中國第19期。⑥俞可平：《思想解放與政治進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P185-197。⑦趙旭黎：《「餘糧收集制」是一個錯誤譯名》，北京日報2014年0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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