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樓】鄭振鐸玄覽堂：借錢買書的書魔（下）

這則報道矛頭直指鄭振鐸，說他用殘本《大藏經》賺學校的錢，當時鄭振鐸正跟冰心等人在內蒙考察，因為發大水，鐵路中斷而無法返回，所以他並不知道這件事。鄭振鐸回京後，看到了這篇報道，當然很是生氣，於是他就寫了篇文章回擊，後來這篇文章發表在了《北洋畫報》上，而鄭振鐸似乎並沒有把此文投給《北洋畫報》，可能是此報從哪裡轉來者，現在此將鄭振鐸的這篇文章抄錄如下：

「《大藏經》為明宣德本，誠然是我由北平購到的，但並非替燕大圖書館買。當時用燕京公共汽車運回，堆在我書房的地上，無力做書架，也沒有工夫去整理，便想賣去它。當時曾向北平某君及燕大圖書館接洽。我因急於用款還賬，便以一千元售給燕大圖書館。這完全是買賣行為，根本上不會有所謂『風紀』，想不到竟會有人藉此中傷！老實話，售出後，我還懊悔了許多時候！其心境的如何惆悵，有經驗者是深能領會得到的。前年暑假，我不在北平時，君箴女士（按，鄭先生夫人）編成目錄一冊，整整的費了一個暑假的工夫。假如不是為了『窮』我是絕對地捨不得售出此書的，單為了這冊抄本目錄的艱苦編成之故，也不該售！然而終於不能不售！有心肝的人還該說什麼風涼話！兩年以來，屢次地想向燕大圖書館商量贖出，都不曾開口，一則艱於開口，二則還是為了窮。現在好了，我已決定設法收回。即使圖書館也想同樣『牟利』，我卻也不妨出高過原售價的買價去贖它！我實在對不起『編目錄的人』，我應該藉此『贖罪』！祈將此函作為更正是荷！」

介紹牌里沒有提到藏書

想當一個藏書家真不容易，這樣會被別人架在火上烤，你只要愛書，別人就會以完人來要求藏書者，尤其賣書，似乎是很不恥的一件事。其實書是買來的，正常的賣書有什麼不可以呢？就正如你多年前花了幾十萬買了一套房，現在值幾百萬了，如果你按行市賣出，就說你道德有問題，你覺得說這種話者還算人嗎！直到現在，還有人認為賣書是一件不恥的行為，我因為沒有賣，就被別人貼上了標籤，極有耐性地等待我賣書時，給我劈頭蓋臉地臭罵。其實，我從未說過自己永遠不賣書，但記者硬是要把這個他認為高大的頭銜戴在我的頭上，鄭振鐸賣佛經給燕大的事兒，我不知道這有什麼值得念叨的，就如鄭振鐸自己所說「這完全是買賣行為」，有什麼值得攻擊的呢？！我很好奇鄭振鐸售給燕京的這部《大藏經》，今天是否還保存在北大圖書館內，於是我給沈乃文先生髮了個簡訊，向其求證此事，沈先生在回我的簡訊中稱：「北大只有明《永樂北藏》，基本上是全本，但此藏是否是鄭振鐸所售，卻沒有記錄。」如此說來，鄭振鐸出售的那一部有可能就是沈老師所說的《永樂北藏》。

這個也沒提藏書

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用庚子賠款秘密地收購各種善本，當時的國民黨組織部部長朱家驊派蔣復璁繞道香港化名潛入上海，在上海找到了張元濟，同時聯絡張壽鏞、何炳松、徐森玉、鄭振鐸等人，秘密地在上海等地開始收購善本，這個組織名叫「文獻保存同志會」，此會章程的起草人就是鄭振鐸。他們從1940年1月開始大規模買書，直到1941年底上海淪陷為止。這期間，鄭振鐸負責談判與買書，完全是在做義工，徐森玉為此專門給重慶寫過一封信，這封信所講就是關於鄭振鐸完全是靠自己的錢在給公家收書，此信中有這樣一句話：

「凡車船及聯絡等費，從未動用公款一錢。」

如此狹窄的院門

鄭振鐸並不知道徐森玉寫了這封信，後來得知此事後，他主動給蔣復璁寫了封信，信中有這樣幾句話：

「弟束髮讀書，尚明義利之辨，一腔熱血，愛國不敢後人。一歲以來，弟之所以號呼，廢寢忘餐以從事於搶救文物者，純是一番為國效勞之心。若一談及報酬，則前功盡棄，大類居功邀賞矣，萬萬非弟所願聞問也。」

由此可見，鄭振鐸的人品遠沒有上文所提到的那樣有問題，在這種緊急關頭，為了保存國家的文獻，他不但不要任何報酬，還自己搭著各種費用，這樣的人，這樣的高尚品德，而他又是位藏書家，這讓我是何等的驕傲和自豪！他的故居當然也就是我必訪之處了，這種尋訪就不只是出於我對藏書家的敬重，而對於鄭振鐸，則有著許多的感情成份融在裡面。

入口處的門洞

鄭振鐸玄覽堂位於上海市徐匯區高郵路5弄25號。這個弄堂不是北京人所理解的衚衕，而實際上是一個大院，裡面一排一排的宿舍樓，估計住著幾百戶人家。裡面的樓，大部分都貼了肉粉色的磁磚，唯獨鄭振鐸的寓所仍然是一幢白色的筒子樓，樓高兩層，從外觀看，有點像正方形。院門在側邊不足一米寬，院內有兩個單元門，第一個單元即是鄭振鐸舊居所在，小小的院子不足百平米，然而卻種著三棵粗壯的杉樹。院門還有黑色的銹跡斑駁的大鐵門，上面貼著紅色的喜字，從喜字的顏色看，略為褪色，應該是幾個月前有結婚的人家。一樓樓梯兩側，均成了公用的廚房，從電錶的數量看，至少居住著九戶，各家的灶台上都蒙著防塵布。然而，廚房的門洞卻是圓弧形，制式跟上海常見的石庫門不同。樓梯和護欄也都是水泥的，從磨損程度看，應當是幾十年前改造過的。上到二樓敲門卻無人應。

院內有三棵大樹

到院外轉一圈，側邊是另一院落，不能看到院後的情形。而院門口的牆上，卻掛著兩塊文保介紹牌，一塊是徐匯區文化局所立，說明鄭振鐸在1942－1945年居住於此，這個時期正是鄭振鐸在上海搶救古籍的最緊張時期，然而這個介紹牌上卻寫著「現代文學家、文學史家，20~40年代，他與茅盾、葉聖陶等創辦《文學研究會》、《小學月報》、《公理日報》。抗戰時，任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主席，投身愛國救亡鬥爭。」而我最看重的鄭振鐸作為藏書家的事迹和他搶救古籍的壯舉，卻一個字也沒有提及。另一塊介紹牌是徐匯區文物管理委員會所立，雖然跟上海文化局的介紹牌都是中英文對照，然而同樣也是對鄭振鐸的藏書事迹隻字未提，我覺得這應該算是個遺憾。

電錶數量代表今日的住戶

1958年，鄭振鐸跟另外一些人乘飛機出國，因惡劣天氣飛機在蘇聯境內墜毀，其夫人高君箴和兒子鄭爾康把他的書全部捐給了北圖，當時已經有一家舊書店願意出46萬元將玄覽堂的書全部買下，但是家人還是堅持把書給了國家。由此可見，鄭家的人就如同鄭振鐸自己一樣，是按照鄭振鐸生前的心愿來進行者。前些年，在國圖召開的某次會上，我遇到了鄭振鐸的嫡孫鄭源先生，跟他聊到了舊書店關於鄭振鐸去世後的一些傳聞，他說自己對這些完全不了解，自己也未從事文獻工作。鄭源遞給我的名片上，印著他是北京某生物醫學科技公司的董事長，我望著手中的名片，真不知道說什麼好。

共用的廚房

其實，人生有時確實是塞翁失馬，因為鄭振鐸在出國訪問之前，在《光明日報》上就有人發表批判鄭振鐸的文章，說他厚古薄今等等，以他的那種真性情，確實是不容易活過後來的「文革」，因為在反右的時候，他已經成了被批判的對象，楊絳先生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學術論文在刊物上發表，並未引起注意。鍾書1956年底完成的《宋詩選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後又來了個『雙反』，隨後我們所內掀起了『拔白旗』運動，鍾書的《宋詩選注》和我的論文都是白旗，鄭振鐸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難，就不再『拔』了。」

「好人一生平安」這句話時時出現在各個煽情的場合，我已經把它用成了口頭禪，但現在我再說這句話的時候，怎麼都會覺得這像是一句反諷。

樓梯與拱門

一樓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