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辛亥革命時逼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

核心提示：據居正回憶，汪精衛有一次到南京，「孫公留與談竟夕，力主和議，我等不以為然，尋汪說話，汪已走上海矣。」汪精衛還向孫中山施加壓力，有時竟然說：「你不贊成和議，難道是捨不得總統嗎？」他還與吳稚暉等組織所謂「進德會」，力避廣東都督不就，以不當官自表清高，力主向袁世凱妥協。實際上，孫中山當時亦不能不委曲以從眾議，他不能改變與袁妥協的局面。

本文摘自《安徽史學》2003年第5期 原題為：汪精衛與辛亥革命

汪精衛是如何影響辛亥革命歷史進程和發展方向的，南方革命黨人又是如何把革命勝利果實拱手讓給袁世凱的？目前，史學界對該問題的研究相當不夠，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汪在辛亥革命時已叛變了革命，他是袁世凱在同盟會中代理人和潛伏在革命營壘中的內奸，對北方京津地區的革命活動進行了一系列的破壞，積極為袁效勞，是袁的忠實得力打手（註：劉民山：《汪精衛在辛亥革命前後的叛變活動》，《歷史教學》1985年第4期。）。另一種認為，辛亥革命時期，汪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家，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有其歷史功績，但也表現出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的革命積極性、狂熱性和搖擺性特點，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這也許是他後來蛻化變質的一個因素（註：趙矢元、田毅鵬：《辛亥革命時期的孫中山和汪精衛》，《社會科學戰線》1986年第4期。）。兩者相比，第二種觀點更符合歷史事實，但仍有不足之處。本文的探討或許可以做一點彌補。

一、與袁結合，決定利用和影響袁世凱

汪兆銘(1883-1944)，字精衛，原籍浙江山陰，因父親游幕廣東，遂僑居廣東番禺。19歲考中秀才，由廣東省選派到日本留學，入法政學校速成科，後加入同盟會，充評議會議長及（民報》主筆，宣傳革命思想，頗喜表現。1906年，隨孫中山、胡漢民等遊歷南洋各地，並建同盟會支部。1909年秋他隻身赴北京謀炸攝政王載灃，晚間秘密在什剎海小橋地方埋置炸藥，事泄被捕，被判處死刑，但載灃鑒於當時黨人勢力強盛，唯恐引起黨人更大的憤怒，遂對汪精衛減刑處以永遠監禁。此次活動為汪贏得很高聲譽，孫中山也給予較高評價，把他與吳樾、劉思復、熊成基等革命烈士相提並論，認為他們「意氣所激發，不特是敵人為之膽落，亦足使頑夫廉，懦夫有志矣。」（註：甘乃光：《孫中山全集分類索引》，第3-4頁。）汪長期跟隨孫中山，遇事常參機密，他的言行可以影響孫中山的決策。

辛亥革命時期，出於某種政治上的考慮，袁世凱和汪精衛之間存在一定的吸引力，雙方都有利用的價值。汪精衛看中袁世凱在清軍中的影響力，所以出獄後便到河南勸說袁世凱逐清，當時袁未採納。袁世凱出山任事後，他的兒子袁克定在北京等地進行活動，並以太原公子自任，「精衛亦陰結之。事聞於袁，則私見精衛，謂非常之舉，非兒輩所知，而自輸誠於民黨。」（註：邱權政、杜春和編：《辛亥革命史料選集》，第217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同時對汪表示了籠絡之意。袁世凱看中汪精衛在同盟會中的特殊聲譽和影響，看中汪在孫中山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汪精衛尚未出獄時就收到袁世凱通過陸建章轉交的贈款（註：杜春和、林斌生、邱權政編：《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上，第10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汪與羅世勛、黃復生的出獄，據說是袁世凱、張鳴歧保釋。「當時世凱在彰德，乃電使其子克定告黃復生曰：君等勿他去，宮保來京時，尚欲一見汝等也。復生、世勛聞之大驚，當促兆銘避之他處，曰：此嫌疑地，不可留也。兆銘不聽。於是黃復生兼程往滬，羅世勛則匿居天津，獨兆銘留北京以待世凱之來。世凱到京就職內閣總理大臣後，則使兆銘與楊度、汪大燮輩發起國事共濟會以搜刮諸親貴財貨。」（註：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第78頁，文海出版社印行。）從中亦可知道汪精衛不怕事的個性。

汪精衛在武昌起義後20多天才走出監獄，最初打算運動吳祿貞起兵反清，後因吳被刺身亡而中止。隨後他與其同鄉、袁的幕僚梁士詒建立聯繫，商討聯袁倒清的可能性。汪精衛一度考慮過暗殺袁世凱，1911年11月22日，汪兆銘「忽強外交部主事魏宸組同謁世凱，宸組固留學法國時加盟同志，於謁世凱辭出後讓兆銘曰：汝欲我助世凱以殺革命同志耶？何與之綢繆為也？兆銘曰：吾將畀汝以炸彈殺世凱於外交部，故使汝先識之。宸組曰：暗殺事則非吾之所素習。兆銘曰：不能暗殺，何言革命？宸組曰：吾不革命，吾亦不助世凱殺革命同志也。」（註：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第82-83頁，文海出版社印行。）當時北方多數革命黨人主張暗殺袁世凱。魏宸組告訴張國淦：「黨人秘密集議，令彼值班日懷兩炸彈上樓，伺袁乘轎到宅門經過時，投下炸袁，以去革命障礙，當時不能拂大眾意，但本人不會擲放炸彈，就令勉強投下，決難命中，於事無濟，而生命斷送矣，言下頗凄楚。胡秉柯言此事當審量，不可孟浪，可與精衛謀之，又兩日，魏言此事經大眾討論，先以去袁留袁究竟於革命何者有利，結果袁有實力，在彰德時亦與民黨有往來，如利用袁未始不可促成革命，若去袁則北方實力無統率者，更不易征服，精衛主持尤力，遂決定利用袁，取消上次炸袁之議。」（註：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第114-115頁，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汪決定利用袁並影響袁，並不是他個人的意圖，而是大多數辛亥革命領袖們的意見，汪不過是當時「用袁倒清」計劃的積極實行者而已。當時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黎元洪等人一致認為：袁如果站到革命方面來，就以總統職位作為報酬。孫中山在許多電報、函札里都表示贊同爭取袁世凱倒戈反清，推袁為民國總統。武昌起義後不久，「袁世凱出統軍政，歐洲同志吳稚暉等，亦知其不易與。時孫先生適至英，乃請先生以電致袁，謂『能倒戈為漢滅清，當推袁為民國總統』」（註：《胡漢民自傳》，《近代史資料》1981年第2期，第5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1911年11月16日，孫中山曾致電武昌軍政府：「今聞已有上海議會之組織」，「總統自當推定黎君。聞黎有推袁之說，合宜亦善。」（註：上海《民立報》1911年11月17日。）11月9日，黃興寫信給袁世凱，把袁比作拿破崙、華盛頓，說袁能做到推倒清廷，則「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為拿破崙、華盛頓，即南北各省當亦無有不拱手聽命者。」（註：黃興：《致袁世凱書》，《近代史資料》1954年第1期，科學出版社1954年版。）

為了利用袁世凱，實現聯袁倒清的計劃，汪精衛還徵求過南方革命黨人意見，當時汪精衛曾「派人來漢密告南方同志，說袁世凱不是效忠清室的人，如南方革命黨肯舉他為第一任共和國總統，他是願意同我們一致行動的，汪囑南方同志從速表示態度，以促袁早下決心。武漢革命同志都贊同汪精衛的意見，並囑汪在北方對袁世凱多做工夫，促成其事。」（註：李書城：《辛亥革命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回憶辛亥革命》，第147頁。）可見汪爭取袁世凱反正的計劃得到了南方革命黨人的支持和贊成。

汪精衛既然決定利用袁世凱，並影響袁世凱傾向共和，便頻繁活動。他與袁克定、楊度等人積極為袁世凱謀取民國大總統。這不僅使他暗中成為袁世凱的策士，而且還決定了辛亥革命的發展方向，使這場革命越來越朝著和平的方向發展。

袁世凱最初傾向於君主立憲。袁世凱在接見參預和議的各省代表時，表示要維持君憲，態度明確，好象他要堅定不移地效忠清室，致使懵懵者認為其言可信，無法喻其弦外之音。其實，袁此時還徘徊於君主與共和之間，正視何者發展對己有利才做最後的抉擇。後來袁世凱捨去君主立憲而言民主共和，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汪精衛、魏宸組的影響。汪自被釋放後，即逗留在京，並往來京、津之間，與北方黨人聯繫，且與楊度、汪大燮等於袁內閣成立之前，發起組織國事共濟會，主張南北停戰，由國民會議協議國體。袁派其子克定與汪結交，並經常約汪長談，意在聯絡民黨，消除敵意，並進而運用之，而汪精衛亦邀魏宸組同往，乘機灌輸以共和學說，亦頗具說服力。袁世凱此時表面上仍不肯放棄君主立憲之說，而內心已逐漸傾向於民主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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