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向大師求的根本不是信仰

信仰缺失，媒體和輿論經常拿出來診斷當今社會「大師」頻出的病根，其實很有些似是而非。殊不知，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國家名義塑造特異功能「大師」開始，絡繹不絕的氣功「大師」、中醫「大師」們，為權力和財富的擁有者提供的服務，從來都不是什麼信仰的慰藉。[詳細]

老將軍為何爭喝張宏堡「大師」的剩茶？

可見，以信仰缺失作為「大師」討論的基礎，本身就是虛妄的。因為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還從未有一種宗教信仰真正佔據中國人的頭腦，即使在1949年之前，中國社會都是毫無疑問的世俗社會。三千年不問，只問三十年，無論如何不是一種理性的態度。

「氣功熱」時最流行的演講報告就是各種氣功大師的現場表演。毋論真假，反正大家紛紛表示：感覺到了，眉心熱了，更甚者，坐在前排的殘疾病人也扔掉拐杖站起來了。圖/CFP

2013年8月，原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杜繼文回憶起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個荒誕場景——在「大師」張宏堡的報告會上，數十位老將軍魚貫而入，擠滿最前幾排，聆聽台上人的教誨：「我就是你們的父親，你們必須像兒子對待父親一樣尊敬我。」

在「大師」離席時：老將軍們如賽跑，競相衝到台上，搶坐「大師」的椅子，爭喝杯里的剩茶。

這是《南方周末》不久前的一篇報道中的片段，這篇揭示《「大師」背後的大人物》的文章，為我們描述了一幅權力為「大師」瘋魔的圖景：

「到1980年代中期『氣功熱』走向高潮時，『大師』與幹部的結合已無處不在。作家陳放回憶他目睹的一場張宏堡發功會，到場副部長近20人，廳局級幹部約200人，處級以下幹部甚至被拒絕參與。」

想像下當時的場景，滿堂朱紫追捧氣功，可以稱作尋找「信仰」嗎？恐怕並非如此，這些高級官員中絕大多數參與過締造共和國，如果說他們的唯物主義信仰此時業已動搖，需要志怪神鬼之類的東西填補，試問舉國上下又有誰的唯物主義信仰會比他們更堅定呢？

反過來考慮這個問題，是否有普遍信仰的國家就不會出現非理性的「偽科學」、「邪教」呢？

事實絕非如此。在20世紀初的俄羅斯，東正教信仰根深蒂固，沙皇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宗教的象徵，然而，「妖僧」拉斯普金同樣以「法術」靠近了帝王家，為皇太子「治療」根本無法治癒的血友病，最終甚至干預國政。

如果說這還是因為上層路線的偶然性，當今科技最發達、宗教信仰普遍的美國，也有1000多個邪教組織，英國則有狂熱教派604個、法國173個，西班牙全國則共有200個「具有破壞性」的邪教組織。

可見，以信仰缺失作為「大師」討論的基礎，本身就是虛妄的。因為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還從未有一種宗教信仰真正佔據中國人的頭腦，即使在1949年之前，中國社會都是毫無疑問的世俗社會。三千年不問，只問三十年，無論如何不是一種理性的態度。

那麼，老幹部們究竟圖什麼？《南方周末》的文章給出了答案：養生保健。現在的王林，正是在當時被各方邀請治病，時為「人體科學工作組」發起人的伍紹祖，還為王林題字——「超於常理之外，合乎情理之中，發展人體科學，造福中國人民」。

真正在中華大地上引發全民狂熱的是之後的氣功大師們，而特異功能反而退居從屬的地位，逐漸演變為大師的「保留節目」，乃至於王林口中的「娛樂節目」，這又是為什麼呢？

1993年底，在北京妙峰山高級氣功強化培訓班上，每個學員頭上都蓋一口鍋。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信息鍋，據說，該鍋可以用來接受宇宙的大氣場，達成天人感應。

今天輪番倒掉的大師們的手藝，在30年前的名頭竟然是「科學」，想來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年輕人一定會覺得不可思議。

1983年，《人體特異功能研究》出版創刊號，頭條即錢學森的講話：《這孕育著新的科學革命嗎？》正是在這篇文章中，錢學森提出人體特異功能的更大範圍是氣功，「更廣泛的還有中醫」。

作為人體科學的著名支持者，錢學森的上述論述，無疑為人體特異功能、氣功和中醫加持了一重科學的光環，即使這些門類樹立起了無數大師，又紛紛倒掉，其概念本身，在30年前終歸是在唯物主義的核心世界觀之下存在、流傳的「術」的概念。

換句話說，在官方扶持發展的前期，有權力的支持者們並未意識到「偽科學」和科學的不同，也並沒有將其向「信仰」的方向延展。

理解了這一點，再看如上三者的共通之處就顯得清晰了，其間的發展演進也是順理成章。

人體特異功能最先被官方媒體挖掘，公認的標誌是1979年《四川日報》報道能「用耳朵認字」的12歲少年唐雨，此後全國各地紛紛冒頭的「高人」甚至驚動了黨中央，引來胡耀邦的批示。

此後，奇人張寶勝的走紅，反對「偽科學」鬥士們的反擊，都圍繞著特異功能是不是魔術雜耍的「術」的問題，糾結了十幾年。這些其實仍舊停留在精英認知和分辨的階段，或者說會是對有形的「神跡」的事實批判。

然而，真正在中華大地上引發全民狂熱的卻是之後的氣功大師們，而特異功能反而退居從屬的地位，逐漸演變為大師的「保留節目」，乃至於王林口中的「娛樂節目」，這又是為什麼呢？

自大師出現的一天開始，是否奔向邪教，只在於大師本人在何時停步。就此而言，近期被我們口誅筆伐的王林大師，本身已是懂得做人思危、思變、思退的「好大師」了。

2010年陝西西安雁塔區警方查抄傳銷窩點，抓獲126名涉嫌參與傳銷人員，多為20歲左右的年輕人，其中有10多位大學本科生。

當我們脫離對特異功能、氣功，乃至於「包治百病」的中醫理論本體的事實判斷，而將其做一個大眾傳播的題材來分析，就會發現，三者之間儘管功能指向一處——養生治病，效應和參與度上卻有著根本性的不同。

簡言之，是一個「由神到人」的邏輯鏈條。

人體特異功能本身是以類似「神跡」的方式存在的，其出現的不確定性是認知的前提，這也是能夠「意念移物」的張寶勝「大師」與敢於吹噓自己在千里之外發功撲滅大興安嶺大火的嚴新「大師」的本質區別。

正是由於其不確定性和特殊性，人體特異功能的神跡被人們吹捧，卻難以實現複製，這對於受眾的希求而言，尤其是科層等級化的中國社會而言，無法實現普惠，自然感受到饑渴。

而氣功以特異功能敲門，再進行傳功授法的手段明顯突破了「神跡」的界限，而與「六億人民皆堯舜」的固有價值觀念暗合，即只要找對方式，突破科學規律的自我實現完全可能，從而吸引「信徒」進入氣功大師設定的話語體系之中。

上文中提及的老將軍和部長們，無疑就處於這樣一個階段。

而「包治百病」的中醫大師們則有著不同的傳播邏輯，「神跡」本身的塑造並非公開的表演、相對密閉環境的心理暗示完成的，而是更大規模地借用公共傳媒的力量，宣講似是而非的理論和無法證實的治癒個案，與媒體的公信力捆綁實現由江湖騙子到中醫「大師」的蛻變。

對於上述情況的解析，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中的論述無疑具有極強的借鑒意義：

「時勢造英雄，其實英雄只是一個被動的產物，英雄的出現是必然的，但具體是誰成了英雄，則是偶然的。這個時勢造出來的英雄，他必能夠向人們供應幻覺，因此，他就能夠很容易地成為那一個群體的主人。」

如果我們將勒龐的語境由革命這樣一種群體改變命運的背景，改換為近30年來中國人對於生命、健康、命運不確定性的共同訴求的話，嚴新、張宏堡等等「大師」恰恰擔當了這個「供應幻覺」的角色，而他們的經歷，不過是已然淪為邪教教主的「同行」李洪志造神過程中的一部分罷了。

可以說，自大師出現的一天開始，是否奔向邪教，只在於大師本人在何時停步。就此而言，近期被我們口誅筆伐的王林大師，本身已是懂得做人思危、思變、思退的「好大師」了。

時下的中國人經常混淆「道」和「術」，比如將引人狂信的氣功視做「信仰」就是誤讀。在社會心理學的層面，引導人狂信某一事物，無需事物本身如何完美，而只需完善「術」的手段，手法到了，邪教可以迷人，傳銷也可惑眾。妄談信仰，暴露出的恰是國人對於現代社會科學「術」的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