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公開課第一講:孔子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導師

孔子公開課第一講

孔子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導師

主講人：牟鍾鑒（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教授）

主辦單位：中共山東省委宣傳部山東省文化廳

策劃發起：光明日報國學版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

教學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

承辦單位：山東省尼山書院

授課時間：2014年11月25日

授課地點：山東省圖書館大明湖分館

習近平同志近年來關於中華文化有一系列講話，從全局高度和長遠眼光闡發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跨越時空的深厚內涵、現代價值、對民族偉大復興的意義，第一次提出了文化發展戰略構想，為文化建設指明了航向。其中有兩次講話在時空點上具有特殊重要性。一次是2013年11月26日、28日在山東和曲阜的講話，另一次是2014年9月24日在北京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前次講話是在孔子故鄉講孔子儒學和中華文化，強調了「它是人類思想寶庫中的重要內容」「孔子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現在判斷是非美醜，基本上是傳統文化的價值觀」「世界上的孔子熱經久不衰」，雖然有爭辯，「精華卻為人們所共識」，又說「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中華傳統美德系統完備、博大精深」，我們要「努力實現中華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習近平同志在山東的講話，重點在指出運用傳統美德資源推進以德治國和立德樹人，特別希望推進美德山東、文明山東建設。習近平同志在北京的「9·24講話」，是在國際性的紀念孔子的莊嚴時刻，表達了對偉大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學創始人孔子的敬意，系統闡發了以儒學為主導的中華文化要義及其在民族復興、世界和平中的重要作用，可以看作是一篇中華文化宣言。

壹

孔子集五帝三代之大成，在整理闡釋五經的基礎上，創立仁禮之學，為中華民族的發展確立了仁和之道的人本主義精神方向，為社會人生提出普世道德價值標準，形成民族的文化血脈、基本性格和文化基因，故其在百家中脫穎而出，成為顯學，而後成為中華文化主導思想，形成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即中國人所說的「道」：用兩個字表述，是「仁和」；用三個詞表述，是「仁義、民本、貴和」；用四句話表述，是「天人一體，仁愛忠恕，和而不同，禮義誠信」；用五個字表述，是「仁義禮智信」；用六短句表述，是「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孔子儒學鑄造了中華精神：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剛健中正。孔子被譽為「大成至聖先師」「萬世師表」。「大成」是孟子的評價，「至聖」是司馬遷的評價，「先師」是元明清的封號。孟子說：「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司馬遷說：「《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這個定位比較準確：孔子不是神（緯書之說），也不是「王」（唐代封號），而是「大成至聖先師」，即繼往開來的思想導師。他使中華民族成為禮義之邦，成為高度文明的國家。不論朝代如何變動，不論制度如何改革，中華民族延續的基因血脈和凝聚的精神紐帶始終是儒學為主導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否則中華民族就離散了。神化孔子是不對的，醜化孔子是罪過，敬重孔子應是常態。在歷史上，凡是堅持孔子儒學確立的精神方向並能認真實施的時代，便是治世、盛世；凡是公然背離上述精神方向或者扭曲它架空它或者僵化保守不思進取的時代，便是亂世、衰世。兩千多年的社會歷史實踐，反覆地檢驗著儒學的真理性，鑒別著它的時代性與普遍性，考驗著它的創新能力，特別在近現代它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終於復甦，煥發出了新的生命。

孔子儒家不是普通一個學派，也不是西方式的宗教團體，它沒有嚴密的組織制度，不重視自身有形力量的拓展，沒有特殊的利益訴求，它是基於普遍人性的一種公共性的社會德教，致力於向社會和各領域提供基本道德規範和公共生活準則，使社會人生沿著向上向善有序的文明方向前行。孔子把堯舜時代治國理政的優良傳統如「克明俊德」「協和萬邦」「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和夏商周三代尤其周代的好傳統如「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明德慎罰」等繼承下來，用仁和之學加以提高，又經過孟子、荀子和漢儒的加工，遂形成「五常」「八德」的基本道德體系。五常：仁義禮智信，乃人生常道，人人須臾不能離。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它是五常的擴展，而以忠孝為核心。五常八德不同時期有不同解釋，但本質屬性是永恆的。表現在人生態度上，就是修己以安人，以天下為己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表現在治國理政上，就是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為政以德，民生為本，正己正人，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用賢納諫，廉潔奉公，政通人和，居安思危。表現在經濟生活上，就是見利思義，誠信為本，富民均平，重農扶商，開源節流。表現在國防軍事上，就是仁者無敵、義兵必勝，智勇雙全，足食足兵民信，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表現在國際外交上，就是協和萬邦，講信修睦，禮尚往來，近悅遠來，化干戈為玉帛。表現在文化和文藝上，就是和而不同，文以載道，盡善盡美。表現在民族宗教上，就是華夷一家，因俗而治，敬鬼神而遠之，神道設教。表現在教育上，就是有教無類，因材施教，仁智勇兼修，學思並重，啟發式教學，教學相長。表現在人與自然關係上，就是敬畏自然，天生人成，贊天地之化育，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表現在社會理想上，就是小康大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四海一家。中國百姓的基礎性信仰是敬天法祖。習近平同志把儒家「講仁愛」放在第一位，而仁愛的體現便是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曾子認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在回答子貢「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的提問時說：「其恕乎！」這就是孔子的一貫之道，其最偉大的精神是能將心比心、關愛和尊重他人，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這正是當代社會最缺乏的精神。歷史在演化，社會在變遷，孔子儒家所闡明的上述種種規範則是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精神追求。當然還有老子道家，儒道互補形成中華文化的底色。

貳

先秦儒學經歷了孔、孟、荀三家的發展，至戰國後期成為諸子中的顯學。正當它可以在統一的秦朝發揮作用時，卻遇上了秦始皇，要反儒家之道而行之。秦國用商鞅變法，國富兵強，始皇執政，吞併六國，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大帝國，統一文字和度量衡，建立郡縣制和一系列法律制度，是有歷史貢獻的，「漢承秦制」，有些好的成果延續下去了。但他迷信武力，以為有強大政權軍隊，天下固若金湯，開萬世基業，便廢棄孔子之道，嚴刑酷法，刻薄寡恩，濫用民力，偶語《詩》《書》者棄市，焚儒學和百家之書，坑殺議政的儒士460人，結果傳之二世而亡國。賈誼《過秦論》指出：「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始皇不實行孔子仁義之道，而以殘暴臨民，不懂得得天下和治天下要用不同的方略，這就是深刻的歷史教訓。

漢立之初，劉邦和陸賈有一番「馬上得天下能不能馬上治之」的討論，陸賈認為「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所以不能廢棄六經。賈誼和陸賈都看到國以民為命脈，治國要禮法並重。到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尊崇儒學為國家指導思想，強調大一統，把儒家經學升為官學。《五經》之學發達，制定新的禮樂制度，貫徹於政治、教育與社會民俗。實際上是儒法並用。漢代《孝經》流行，提倡以孝治天下，又與西域交流（張騫與班超出使西域），遂出現盛世氣象。漢代的貢獻是建立了以儒家為主導的中華文化格局，確立了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董仲舒在提倡五常的同時又提出三綱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是宗法等級社會政治意識形態，不是孔孟的仁和思想，又把三綱與五常嫁接在一起，帶來儒學的過度政治化弊病，減損了它的仁愛忠恕精神。漢代末年，政治腐敗，特權世襲，名教禮法成為教條，民不聊生，人心離散，遂有黃巾起義，三國鼎立，國家分裂，出現魏晉南北朝的亂世。

魏晉南北朝，社會動蕩不寧。佛教興盛，道教壯大，玄學流行，中華文化出現多元化的趨勢，儒家主導地位受到衝擊，新的格局在不斷調整中，儒學如何與佛老相處尚未釐清，儒道佛三教既衝突又融合，處於探索之中。國家不能統一，故亂世多於治世。

隋唐時期，國家統一，多民族關係趨向和睦。一方面儒學在吸收佛老中復興，建立科舉制度並編纂《五經正義》；另一方面佛老開始吸收儒學，出現中國化的禪宗，形成文化主體性與開放性的統一、和以儒為主、佛道為輔的三教鼎立與互補的新格局，這個格局一直延續到清代末年。中國文化走向東亞與西域，出現新的盛世。唐代的貢獻是展現了儒家開放包容的品格和宏大氣象。唐太宗確立了儒學在治國理政中的主導地位，同時也發揮佛、道教安寧民心、改善民俗、穩定秩序的作用。他在《貞觀政要》中說：「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唐太宗既有武功，又懂文治。他依據孔子儒家的思想，能夠用賢納諫（如重用魏徵），修身崇儉，均田薄賦，改善民生，繁榮商業，建立學校，實行科舉，尊重華夷，鞏固邊防，溝通中印，為盛唐奠定了牢固的基礎。唐末政治腐敗，厚征巨斂，民生凋敝，外有藩鎮，內有黨爭，遂導致五代十國亂世五十餘年。

宋元明清時期，四書重於五經，形成十三經格局。三教合流達到理論層面，在融會佛道中出現新儒家即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成為主流思想，並且社會生活中禮法成為生活方式，使四朝保持禮義之邦，皆有繁榮時期。但禮強仁弱，天理強人情弱，內聖強外王弱，常常忽視民生之本，故不斷有離亂髮生。宋儒太重心性之學，於是出現反彈，興起實學思潮，強調經世致用、明體達用。北宋大儒張載有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成為志士仁人的座右銘。范仲淹《岳陽樓記》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一直在鼓舞著中華精英為國家建功立業。成吉思汗未接觸中華文化時，憑藉游牧鐵騎西征列國，建立橫跨歐亞軍事大國，表現出擴張戰爭的殘酷性、野蠻性。高道丘處機西行雪山會見大汗，用儒家「敬天愛民」和道家「清心寡欲」勸誡之，減少了殺戮。元朝採用了儒家禮義教化，推崇四書，認同華夏正統，仍有國運近百年。明清之際，顧炎武敏銳察覺到儒學精髓與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血肉聯繫，指出「亡國」與「亡天下」不同，「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亡天下就是整個民族文明的滅亡，所以「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清中期則有戴震反對道學，批判「以理殺人」。但乾嘉以來，由於文字獄大興，學人遠離經世之學而把精力轉移到考據學上，致力於經典文獻整理和文字考訂、音韻、訓詁上，雖在學術史上有重要貢獻，但脫離現實關切，不能使儒學義理與時俱新，加上科舉考試落入八股，讀經成為利祿的敲門磚，儒學的精神生命日益萎縮。

叄

清後期至辛亥革命。有禮乏仁，三綱壓倒五常，閉關鎖國，不僅抑制了社會的發展，也使儒學生命枯萎，萬馬齊喑，導致禮教吃人。國力衰敗，一敗於鴉片戰爭，二敗於甲午戰爭。中國人開始覺悟，尋求自強救國之路。康有為提倡托古改制，主張虛君共和，重提「大同」，並提倡孔教。譚嗣同以通釋仁，攻擊三綱，挽救仁學，把儒學與改革開放結合起來。改良失敗，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強調民族平等、民有民享民治、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實行王道、反對霸道，提出新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儒家革新派不滿意陳舊教條，在對外開放、中西融合形勢下努力探索使儒學再生創新的道路。

民國時期至新中國成立。社會處於大變動時期，文化的走向懸而未決，救危存亡成為當務之急。中華民族從沉睡中覺醒，發揚自強不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反抗不義和艱苦奮鬥的精神，取得抗日勝利。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獨立自主的新中國。自民國以來文化界主流思潮掀起反孔狂飆，為歐風美雨所沖刷，迷失了大方向，孔子儒學被妖魔化，面臨著一場生死考驗。共產黨人主張批判地繼承，毛澤東說：「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要認真的總結，繼承這份珍貴的遺產。」但是革命者中又有不少人把孔子儒學視為「封建文化」，把孔子儒學與封建專制主義等同起來（法家才主張君主專制而非儒家），視為革命的思想障礙，一味強調階級分析，而忽略儒家維繫中華民族生生不息血脈基因的獨特價值，過分誇大其陳舊的成分，而看不清它的精華所在，沒有認識到孔子儒學內含的基本精神已經成為全民族的心理結構。事實上，在那些為民族獨立解放而奮鬥的反孔革命者身上，仍然流淌著儒家倡導的仁人志士「以天下為己任」的熱血，只是在理性上沒有自覺意識而已。五四新文化運動思想家批判當時妨礙個性解放的舊禮教有其歷史合理性，但有簡單、粗暴、偏激的弊病，他們分不清「三綱」與「五常」的差別。孔子沒有三綱之說而有「禮之用，和為貴」，孟子更有民貴君輕之論，三綱是儒學被宗法等級政治扭曲而有的，已經過時了。我們要替孔孟辯誣。今日中國，三綱不能留，五常不能丟，八德都要有。我們要繼承「五四」，也要超越「五四」，進行否定之否定。

從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一方面中國人發揚自強不息、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抗擊帝國主義，進行和平建設，研發核武，自立於東方。另一方面，在社會治理上取消「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孔子儒學繼續遭到批判，地位每況愈下，精神文化日益背離孔子仁和之道和五常八德，蘇式鬥爭和對抗哲學在人民內部造成連續不斷的意識形態批判運動，社會主義日益脫離民族文化根基，向著偏左方向發展。乃至文化大革命批孔反儒達到極端，而中國社會也陷於大災難大浩劫。一些社會主義者的思維仍停留在革命黨的狀態，沒有實現向執政黨的戰略轉型，沒有意識到不能用革命運動的方式搞建設事業，而治國理政離不開吸納孔子儒學的智慧。「文革」中「造反有理」的口號被濫用。革命已經成功，「三座大山」已被推倒，還要造誰的反？於是造「黨內走資派」、學術權威的反，「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所謂「破四舊」就是要剷除民族的文化根基，割斷民族的精神命脈。這不能不造成社會大混亂、大倒退。子貢把孔子比喻為日月，無法毀傷。歷史證明，孔子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導師，他是打而不倒、批而不臭的，因為他活在中國人的心裡，文明社會需要他，他的思想已經潤於肌膚，浸入骨髓，成為一種民族性格了。

肆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拋棄蘇式階級鬥爭為綱，重視民生，實行仁政，強調和諧和正義，逐步回歸孔子儒學仁和之道。同時海納百川，吸收全人類文明成果，壯大自己，推動全球和平發展。於是成就巨大，小康在即，世所公認。孔子地位得到恢復，重新認定為偉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秘魯前總統加西亞在《儒學與全球化》一書中指出，拉丁美洲三十年前國民經濟總產值高於中國，三十年後，其經濟停滯不前，遠遠落在中國後面，因為一直處在動蕩爭鬥之中。他認為中國奇蹟背後和深層是中華傳統文化所凝結的仁愛、和諧、務實、整體、重史、責任、勤奮的民族性格在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後得到發揚的結果，整個中國團結起來致力於現代化事業。但國人文化自覺性仍然不足，文化自卑不易克服。以孔子儒學為主導的中華傳統文化在今後中國文化建設中具何種地位，觀點尚不明確統一。同時，功利主義大潮把本來很脆弱的道德沖得更加衰微，中國人已經喪魂落魄，去道德化潮流成為阻礙民族復興的攔路虎。有些人意識不到，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事業是可以統一而且必須互補的。現代化和社會轉型中矛盾層出不窮，需要傳統道德維繫社會穩定，以保證市場經濟健康發展。中國自古就有儒商傳統，近代以來出現的晉商、徽商以及海外華商，都強調以義導利、誠信不欺、回饋社會，能夠促進現代工商文明。兩岸三地和在海外華人華僑中，五常八德依然是他們為人處世的價值觀，超越了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界域，成為凝聚中華民族的精神紐帶。陳水扁在台灣搞「台獨」，其手段就是在文化上去中國化。多少年來，大陸許多人也在不斷否定自己的傳統文化，做著去中國化的蠢事，應該猛醒了。愛國主義最深層是愛中華文化，沒有文化的自覺自愛，是不可能真正愛國家的。山東正在做的鄉村儒學和社區儒學工作，就是要把民族的思想之魂與民眾身上的文化之根對接起來，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新興旺發達。

習近平同志在山東講話中說：「儒家推崇君子人格，講『君子喻於義』『君子坦蕩蕩』『君子成人之美』『君子義以為質』『故君子莫大於與人為善』等等。」這段話很重要。孔子是至聖，是萬世師表，如司馬遷所云：「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對於多數人而言，比較現實的做人目標應當如孔子所倡導的那樣，爭做新時代的君子，而不要做小人。君子是有德者，既有益於社會和他人，也使自己過得有尊嚴有意義。根據孔子論君子人格的言論，我概括為「君子六德」，即：有仁義、有涵養、有操守、有容量、有坦誠、有擔當。一要有仁義：「君子以仁存心」「君子義以為上」，即心地善良，關心別人，而且行為端正，見利思義，如孟子所說：「居仁由義。」心要有溫度，不要變冷，更不能變黑。二要有涵養：「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君子道者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即要以修身為本，知書達禮，人格健全，忠厚待人，氣質高雅，行事有度。三要有操守：「君子和而不流」「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即要堅守正道，是非分明，矢志不移，不與歪風邪氣同流合污。四要有容量：「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尊賢而容眾」「君子以厚德載物」，即要心胸寬闊，尊重他人，講究恕道，包容多樣。五要有坦誠：「君子坦蕩蕩」「君子必誠其意」，即要誠信做人，表裡如一，直道而行，光明磊落。六要有擔當：「君子以自強不息」「仁以為己任」，即要有責任心和使命感，立志遠大，勇挑重擔，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貢獻。

「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我希望尼山鐸聲重新響起，使孔孟之鄉的山東省早日成為君子之鄉。《 光明日報 》（ 2014年12月09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