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必須從對西方的迷信中解放出來

「中德啟蒙對話」這樣的活動很難避免一種尷尬，因為被邀請參加對話的人尤其是主講人，很容易被看成不僅代表他個人，而且多多少少代表他來自的國家--中國或德國--的主流觀點，因此每個個人的發言也就成了某種「中國的」或「德國的」觀點。為此，我想特彆強調，我個人的看法在中國社會不具有任何代表性，因此我的發言僅僅只代表我個人的看法，而不能代表任何其他「中國人」的看法，更不能代表所謂「中國的」看法。

「反啟蒙」是啟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恕我直言，我對「啟蒙對話」這個題目並沒有很大的熱情，因為這個題目容易讓人想起魯迅的名言：老調子又唱起來了。我很懷疑，除了陳辭濫調以外，關於啟蒙還能談出什麼新東西？例如，這些年一談啟蒙，大家好像都必須從康德的文章「什麼是啟蒙」開始，這不免讓人厭倦。不過，為了表示對康德的尊重，讓我也從康德開始，我願引用康德《判斷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第40節的一句話：「從迷信中解放出來是謂啟蒙」（Liberation from superstition is called enlightenment）。從這個意義上講，啟蒙並非是西方現代的產物，也並非一定與西方現代性相關，相反，啟蒙就是從任何根深蒂固的迷信中解放出來。因此，要談啟蒙，首先必須問某個時代某個地方最大的迷信是什麼？

正如我所尊重的德國思想家伽達默爾（Gadamer）指出的，啟蒙在西方並非從現代才開始，相反，西方至少發生過三次大的啟蒙，第一次啟蒙是在古希臘，當時最大的迷信是神話，啟蒙表現為古希臘哲學以理性取代神話這種迷信；第二次啟蒙則是人們熟悉的西方現代的啟蒙，當時西方最大的迷信是啟示宗教與基督教聖經，啟蒙表現為以「不需上帝啟示幫助的理性」（unaided reason）來取代啟示宗教與基督教聖經的權威，實際上康德所謂「勇於使用你自己的理智」（havethe courage to use your own understanding），只有在批判啟示宗教與基督教聖經這種當時最大迷信的意義上才能理解，「你自己的理智」就是「不需要上帝啟示幫助的理性」，否則「你自己的理智」這話根本就沒有意義，康德的意思無非是說，歐洲人長期不敢使用自己的理智，是因為上帝的啟示和基督教聖經凌駕於「你自己的理智」之上；同樣，康德所謂「不需要別人的指引」（without the guidance of another）歸根結蒂是指不需要基督教聖經權威的指引，否則這句話就是荒謬的，這會導致對任何教育的否定，有任何一個學生不需要教師的指引嗎？因此有必要強調，離開了從啟示宗教和基督教聖經這種迷信的解放，西方第二次啟蒙根本就無從談起，沒有啟示宗教和基督教聖經這種迷信，西方第二次啟蒙不會發生。

西方的第三次啟蒙，則是在20世紀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奧斯威辛集中營以後發生的，這次啟蒙的表現形式或許可以稱為「反啟蒙」，因為要破除的最大迷信可以說正是「啟蒙本身的迷信」，亦即西方現代啟蒙所導致的種種現代迷信：對技術的迷信，對理性本身特別工具理性的迷信，對人掠奪自然奴役自然的權力的迷信，對宏大話語和普遍主義的迷信，以及對西方中心論的迷信，等等。特別是1960年代到1980年代期間，西方很多思想家對「現代性」和「啟蒙規劃」的深刻批判凸顯了「西方現代啟蒙」的黑暗面，從而促進了現代人從「啟蒙本身的迷信」中解放出來。

可以說，啟蒙的辯證法或啟蒙的悖論就在於，啟蒙在破除迷信的同時往往也在創造自己的新的迷信。正因為如此，「反啟蒙」必須被看成是啟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沒有「反啟蒙」，啟蒙就無法克服自己造成的新的迷信，因此，「反啟蒙」有助於啟蒙的健康發展，沒有「反啟蒙」制約的「啟蒙」必然會走向「啟蒙的走火入魔」（enlightenment gone mad）。

現代中國必須從對西方的迷信中解放出來

下面我就從這種啟蒙辯證法的角度簡略談談我對中國啟蒙的看法。但要討論中國的啟蒙，我們同樣必須首先問，中國不同時代的最大迷信是什麼？沒有迷信，就沒有啟蒙，只有先搞清什麼是有待解放的最大迷信，才有可能真正討論啟蒙。

這裡不可能詳細討論中國文明自身的啟蒙傳統，但可以確認，中國的第一次大啟蒙是由孔子和儒家奠定的，孔子和孟子時代的最大迷信是對武力和霸權的迷信，孔子和儒家以「仁」為核心的道德理性和道德實踐取代對武力和霸權的迷信，奠定了中國的啟蒙傳統。儒家的道德理性和道德實踐並不追求形而上的絕對真理，而強調個體修養的日常道德實踐，因此儒家沒有啟示宗教那樣的絕對教義，也沒有基督教聖經那樣的絕對神聖文本，儒家的所有經典都是人間的，都是用「你自己的理智」可以把握的。正因為沒有啟示宗教的迷信，也沒有類似基督教聖經那樣的神聖文本迷信，類似西方第二次啟蒙那樣的啟蒙運動不會在中國傳統內部發生，也不需要發生，因為並沒有那樣的迷信需要解放。

中國現代的啟蒙不是在中國思想傳統內部發生的，而是外來的，是在中國文明全盤瓦解後學習西方特別是西方第二次啟蒙思想的結果。這一中國現代啟蒙過程充滿了啟蒙的辯證法或啟蒙的悖論，亦即它在破除迷信的同時也在不斷創造新的迷信。中國現代啟蒙破除了從前中國人的最大迷信，即認為中國文明是最高最好的文明這種迷信，從而轉向學習西方特別是西方第二次啟蒙的成果，但它同時創造了自己的新的迷信，即認為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國的月亮圓，因此中國文明傳統必須全盤徹底地否定。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這一現代啟蒙過程基本上缺乏「反啟蒙」來平衡，雖然1920年代前後曾有梁啟超和梁漱溟等人提出對西方第二次啟蒙的批判並曾發生「科玄論戰」這樣的啟蒙辯論，但這些人物和思想很快就被邊緣化，毫無影響。20世紀中國的思想主流始終是不斷強化對西方第二次啟蒙的全面認同，因此20世紀以來幾乎每過15年或20年就會有人提出需要「新啟蒙」，亦即認為中國走向西方第二次啟蒙仍然不夠徹底，需要更加激進的啟蒙。

更有意思的是，儘管20世紀以來中國發生的一切都是接受西方第二次啟蒙的結果，但幾乎從沒有人認為20世紀中國發生的任何錯誤與接受西方第二次啟蒙有關，而總是認為是啟蒙不夠徹底所導致。例如改革以來，幾乎從來沒有人認為毛澤東的錯誤與中國全面接受西方啟蒙有任何關係。中國思想家李澤厚也並不認為檢討現代革命問題首先需要檢討西方第二次啟蒙，反而認為現代中國的全部問題是「救亡壓倒了啟蒙」，仍然是啟蒙不夠徹底。

如果我們問，中國現在需要什麼樣的啟蒙，那麼我們首先要問中國現在最大的迷信是什麼？在我看來，答案是清楚的，中國現在最大的迷信就是對西方的迷信，特別是對西方第二次啟蒙的迷信。正是這種現代中國迷信，實際使得現代中國人幾乎不會用「自己的理智」去思考，因為他們認為必須求助「西方人的理智」，同樣，中國的思想界和輿論界至少目前做不到「不需要別人的指引」，因為大家實際認為中國人需要「西方人的指引」。這，大概就是啟蒙與迷信的辯證法在現代中國的表現，也是中國現代啟蒙的最大悖論。

我的結論因此是，現代中國人如果要「用自己的理智」而「不需要別人的指引」，就必須從對西方的迷信特別是西方第二次啟蒙的迷信中解放出來。在這一迷信解放的過程中，中國自身的啟蒙傳統，以及西方第一次啟蒙和第三次啟蒙都可能成為重要的思想資源，近年來已經有不少中國學者開始注意這些不同於西方第二次啟蒙的啟蒙傳統。

本文為作者在2011年11月17日中國國家博物館「啟蒙之對話」論壇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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