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走的都城」：蒙古帝國歷代的政治中心滅亡記(3)

《元史.文宗本紀》記載至順二年（1331年）八月，大斡耳朵的所在地仍有「民戶萬七千一百六十」，陳得芝先生認為「若按每戶五、六口計」，該地人口「約有十萬口上下」，與「哈剌和林、稱海並為元代漠北三大重鎮。」李文忠部回師的路線必然經過「桑哥兒麻」及「驢駒河」。也就是說李文忠軍經過了克魯倫河與僧庫爾河匯流的那一帶地區，而大斡耳朵的所在地就在那裡。但是，明人史籍在記載李文忠軍經過那一帶地區時沒有碰到任何「重鎮」，可能當時的大斡耳朵已是屢經戰亂，成為了一片斷牆殘垣，甚至渺無人煙，故末能引起明軍的注意。四.和林和林，又叫哈剌和林。《元史》記載，成吉思汗十五年(1220年)就已經定都和林了，但《元朝秘史》、《聖武親征錄》、《史集》均沒有提到過此事，據陳得芝先生的考證，所謂的成吉思汗定都和林，「其實是成吉思汗在和林地區建立了一個新斡耳朵(但不是』首府』)」，這個斡耳朵就是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中的第四斡耳朵。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窩闊台在即位之後的第七年，開始在鄂爾渾河畔興建和林城，建築工程一直延續到蒙哥汗時期。蒙哥汗死後，他的兩個弟弟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爭立。忽必烈在開平即了位，而阿里不哥則在和林即了位，雙方大打出手，忽必烈憑藉中原豐厚的人力物力，最終取得了勝利，阿里不哥於中統元年(1264年)投降。忽必烈隨即將蒙古帝國的首都從漠北和林南遷至開平，僅在和林設置了宣慰司都元師府。後來，漠北持續發生了諸王針對大汗的叛亂。元廷多次派遣親王、大臣率軍平亂,並先後封北平王那木罕、晉王甘麻剌等鎮漠北(上文提到甘麻剌,祖孫三代均坐鎮漠北)。元廷還於大德十一年(1307年)罷和林宣慰司，改設和林行省，進一步加強了對漠北地區的控制。和林行省管轄和林路及稱海宣慰司都元師府等，皇慶元年(1312年),元廷改和林行省為嶺北行省。元末明初，元順帝的繼承者愛猷識理達臘在應昌之役慘敗後，逃往了漠北。關於愛猷識理達臘的駐地，學術界有不同的意見，日本學者和田清根據《明太祖實錄》的有關記載認為，愛猷識理達臘撤到了和林。而我國研究蒙古史的學者達力扎布則認為「對蒙古大汗來講，擁有四大斡耳朵就象徵繼承了成吉思汗的遺產，也就有了宗主的資格。所以，有元一代大汗都牢牢地控制著嶺北地區，特別是大斡耳朵所在的克魯倫河中上游至三河之源的地區。昭宗(指愛猷識理達臘)北走，也應當據守此地。」表面看來，達力扎布與和田清的觀點有一致的地方，因為成吉思汗的第四斡耳朵就在和林城一帶。可是，達力扎布根據成書於十七世紀的一些蒙古史籍否定了和田清關於愛猷識理達臘撤到和林的觀點，因為蒙古史籍《蒙古黃金史》及《蒙古黃金史綱》等書一致記載了元順帝「由古北口逃出，乃建巴爾斯和坦相對峙。」達力扎布據此認為，「巴爾斯和坦」這座位於克魯倫河畔的城是「北元比較長期的政治中心所在。」達力扎布的觀點得到了國內一批專家的響應，例如近年出版的代表官方態度的《內蒙古通史綱要》就引用了達力扎布這一新觀點.我認為達力扎布用蒙古史籍的記載來否定《明太祖實錄》的記載不太妥當。一方面，《明太祖實錄》基本上是當事人記當時事，而上述蒙古史籍大多數產生於十七世紀，比《明太祖實錄》要晚出，其可信度與《明太祖實錄》相比，肯定要打折扣。另一方面，蒙古史籍一致記載的元順帝「由古北口逃出，乃建巴爾斯和坦相對峙」的這一段話，有多處錯誤。首先，跟隨元順帝一起離開大都的劉詰，遺留下了一本《北巡私記》，裡面清楚地記載了元順帝是從居庸關逃出的，而並非象蒙古史籍所一致記載的古北口；其次,根據諸多明代的漢文史籍(例如《北巡私記》、《明實錄》等等)，元順帝離開大都之後，跑到了上都，後來又跑到了應昌，最後病死在那裡，根本就沒有到過漠北的巴爾斯和坦--就連達力扎布也承認這一點，但是他猜測跑到巴爾斯和坦的是元順帝的兒子愛猷識理達臘。儘管明軍曾經多次橫掃過克魯倫河那一帶，儘管明帝與蒙古大汗多次互派使者、互通書信，可是明代的漢文史籍對巴爾斯和坦這座城沒有任何記載，這不能不令人懷疑這座城到底是不是「北元比較長期的政治中心所在。」相反,清代的史籍記載了此城，這表明該城直到明末清初才發生了一點影響--它可能是成吉思汗之弟別里古台後裔的駐地，當時滿清正對其進行招降。蒙古史籍大多數產生於十七世紀，這不是偶然的。有人認為這些蒙古史籍其實是蒙古諸部降清的產物--蒙古貴族們向滿清獻上載有自己世系的史籍，是為了獲取政治上的利益，其內容出於政治目的任意塗改，特別是關於元末明初那一段歷史，錯漏之處非常多。就象二十世紀國際著名的漢學家伯希和所指出的那樣：「《阿勒垣.托卜赤》(即《蒙古黃金史綱》)與薩囊.徹辰的《蒙古源流》，只能追溯到十七世紀，而這些書的聲望屬於最低等的那一流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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