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孔子的復活

（原作者：張緒山）一、孔子身後的榮辱沉浮孔子生前是頗自負的，稱「天生德於予」，「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以文王、周公的託命人自居，為復興「周禮」而奔走呼號。然而，終其一生可謂壯志未酬，宏圖未展，除去魯國司寇位置上的短暫風光，幾乎沒有值得誇耀的政治閱歷。去官之後，懷揣經國濟世的政治理想，顛簸於列國之間，有時幾乎餓扁肚子，其體膚之苦可以想見；然而，更大的痛苦恐怕還在於精神上：他以絕大的希望汲汲於兜售他那套治國方略，而屢屢受拒於諸國君主，直落得「惶惶如喪家之犬」。他政壇失意而轉心於教化人才，雖有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但對弟子們能否不折不扣地遵從其「道」，並無充分的信心，故有「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歟」的悵然之嘆。然而，孔子生前始料未及的是，他所創立而由其徒子徒孫發展的學說，竟然被漢帝國政府接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成為全國民眾唯一的指導思想。中國歷史上的皇帝，即使雄才大略如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雖自稱「奉天承運」，文治武功超過前人，但都不敢以道統自任，自立思想流派。隨著皇權專制制度的高歌猛進，孔子的學說竟成了帝王們用來鉗制人們思想的最得力的工具，須臾不可缺少了。於是，孔子的身價也水漲船高般地升騰起來，除了木製或泥塑的替身以「萬世師表」的教師爺身份端坐於文廟，接受醉心功名的書生們供奉的冷豬肉外，還受到各朝皇帝們的推崇。唐代時進爵「文宣王」，宋代時進至「至聖文宣王」，元代來自漠北的蠻族皇帝奪取了漢家皇帝老兒的人肉宴席後，為了顯示道統純正，競顯得比漢家皇帝更加尊孔，給孔子奉上一頂「大成至聖文宣王」的顯赫高帽，讓孔子最終當起了冠冕堂皇、帝王氣派儼然的「素王」來。然而，自從習慣於以孔子學說教化蠻夷的「中央帝國」，被船堅炮利的近代西方「蠻夷」徹底擊敗後，儒家思想便開始受到前所未有的懷疑。蔡元培、魯迅、胡適、陳獨秀等一班不尊祖法、膽大包天、離經叛道的留洋學生們，藉助西洋人的「異端邪說」，大興問罪之師，口誅筆伐起來，「孔家店」不僅失去了往昔的耀眼光環與神聖之貌，而且成為新文化運動清算的對象。五十多年過去之後，孔子的處境更加不妙，被與林彪捆綁在一起，作為一場聲勢浩大的「批林批孔」運動的主角之一，成了全中國人民婦孺皆知的「復辟狂」，千夫所指的「孔老二」。進入21世紀以來，在一陣陣如火如荼的讀經熱與祭孔潮之後，引人矚目的一幕出現了：20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整100年之後——的年初，一座高9.5米，重約17噸，凝聚著藝術家虔誠心和敬畏感的孔子雕像，巍峨地矗立在天安門廣場東側的國家博物館北廣場。雖說百日之後又被人悄然挪走，但以雕像形式堂而皇之地供人瞻仰，已足以向世人表明：孔子終於復活了!二、關於孔子復活的問題孔子雕像在天安門廣場東側公開亮相，使很多人處於亢奮狀態。一時間，「孔子回來了」、「孔子思想高調復興」、「傳統回歸」、「國學復興」、「道德重振」，諸如此類的讚歎聲不絕於耳。然而，我認為有一個問題需要回答。問題是：孔子學說乃至整個儒家學說是否可視之為當下公民社會建設關鍵時期的治世良方?是否有助於民主與憲政的建立?我們知道，孔子的學說乃與前現代的社會制度相適應，是傳統農本社會的產物，是為皇權專制制度服務的意識形態，其政治倫理與現代社會政治倫理的對立是公認的事實。陳獨秀說「儒術孔道，非無優點，而缺點則正多。尤與近世文明社會絕不相容者，其一貫倫理政治之綱常階級說也，此不攻破，吾國之政治、法律、社會道德，俱無由出黑暗而入光明。」又說：「孔子精華，乃在祖述儒家，組織有系統倫理學說……吾人所不滿意者，以其為不適於現代社會之倫理學說，然猶支配今日之人心，以為文明改進之大阻力耳。」(《再答俞頌華》)李大釗明確表示：「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換言之，在現代民主制度建立以前，尊孔讀經意味著固守前現代的政治倫理，使現代政治民主面臨更多的阻力。「權力為惡」既是幾千年人類面對的最大的政治問題之一，也是近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由傳統向近代轉變過程中面臨的必須解決的根本問題之一，是憲政民主繞不過去的根本問題。現代新儒家力圖實現「傳統的創造性轉變」，希望從「內聖外王」的傳統倫理中開出憲政民主的新途徑，並為此進行了許多探討，但皆因前提存在根本性錯誤而難得正鵠。儒家學說的起點是「人性善」，儒家訓導君王施行「仁政」，都是以「人性善」這個前提展開。但現在人們都承認，人性並非總是向善，從根本上講，人類「半是天使、半是野獸」的觀念才合乎實際。比較現代憲政民主制度對權力為惡的制度防範，儒家政治倫理缺乏以「制惡」為前提而展開的制度建設的設想，乃是至為顯然的大缺陷。儒家設想君王能以「德性」克制其慾望，是過於一廂情願的設想，因為君王乃至一切掌握權力者，都不能完全擺脫「半是野獸」的本質；尤其是皇帝，儘管他們自詡為「德善」天子，但在掌握至上權力的情況下，乃是天底下最易腐敗的分子。兩千餘年中，皇權專制君主們暴戾恣睢，為所欲為，惡政、暴政代代而有。對於這一點，後來的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宋代的大儒朱熹明確指出：「(從孔子算起)千五百年之間……堯舜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這可是實話。實際上，不僅朱熹以前的一千五百年孔子的學說未見實行，就是此後一千年間也未嘗一日得到實現。以孔子及儒家的「性善論」為依託的「天王聖明觀」與「權力神聖論」等觀念，從根本上遏制了「權力腐敗」觀念的產生，使人無法認清權力的腐敗本性，不可能確立「權力趨向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權力觀念，其結果是，以「制惡」為本質特徵的憲政民主失去了立論的邏輯前提。孔子及儒家主張「道不行，乘桴浮於海」，這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積極的人世觀念，於政治家而言，它意味放任無道之世的肆虐，而僅僅守住「獨善其身」的底線；但在芸芸眾生而言，生活於「道不行」的世道，尤其是在暴君率獸食人的亂世，則意味著毫無選擇地在水深火熱之聽天由命、任人宰割，因為沒有「乘桴浮於海」的可能。孔子主張「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雖有反對越權胡亂干政的含義，但於普通民眾而言，則意味著與國家政治的絕緣。歷代書生言政被視為大，忌，遭到嚴懲甚至誅殺，清楚地向世人表明，政治乃權力集團的獨享之物；公共場貼出的「莫談國事」的警示，以及當代人們記憶猶新的「將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區分開來」的說法，都說明政治的封閉性與壟斷性。孔子又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在確立民眾服從權威的同時，更將民眾對權威質疑與不滿的權利盡數遏制。儒家學說將民眾摒除在國家政治之外，與「主權在民」的民主理念背道而馳。比較西洋諸賢的民主學說與當今的民主理（原作者：張緒山）論，儒家學說的缺陷不言自明。我們的目標是建立現代公民社會，自然應放眼四海，對人類創造的一切文明遺產，兼收並蓄，採取魯迅所說的「拿來主義」。近代新文化運動以「民主」與「科學」相號召，發起改造中國人的思想倫理已近一個世紀，而一些所謂「文化人」仍停留在偶像崇拜階段，與皇權社會的臣民一般無二，骨子裡仍是皇權社會裡的帝王意識，豈非怪事!三、孔子的復活無力解決中國面臨的現實問題目下的中國在觀念、價值層面似乎面臨兩大要務：一是對外推廣中國軟實力，二是對內重樹道德、澄清官場腐敗；許多人強調孔子復活的意義，多半集中於這兩個方面。三十年改革開放無疑已將中國推向了世界舞台，尤其是全球經濟危機下中國經濟的表現，讓全世界見識了中國智慧。在目下的一些人看來，中國迫切需要一位形象代言人，證明這種「中國模式」或「中國特色」的真實存在，以及支撐其存在的背後力量，讓西洋人認識到，中國可以不需要他們鼓吹的普世價值，照樣可以做出不凡的成就。可惜的是，目下我族還缺少拿得出手的東西，尋來尋去，似乎只有舊貨色可以利用，於是孔子再次成為選擇的目標。問題是，在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潮流中，孔子及儒家思想真能超越現代世界潮流中的主流價值觀，助我拓展國家軟實力，展示我盛世之雄姿嗎?孔子的學說主要由三部分組成：一是現世主義的人生信仰。所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等等，展現的正是這樣的俗世理念與信仰；二是以「仁」為核心的「泛愛」道德觀；三是以等級制度為核心、以「禮制秩序」為集中體現的國家政治倫理。在兩千餘年的帝制時代，儒家的「等級觀念」與權力結合，成為維護社會穩定的利器。從學說體系上，孔子的學說由「禮」「仁」構成，孔子重視「仁」，希望通過「禮」來實現「仁」，所謂「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孔子關於「禮」的主張，目標是「正名分」，確立君臣、父子、夫婦、男女、長幼之序，尊卑、貴賤之序。所謂「貴賤不愆，所謂度也……貴賤無序，何以為國」，正是其核心觀念。然而，應該明白，孔子及儒家主張的這套以「尊卑貴賤、男女有別、長幼有序」為特徵的等級制度，乃是前現代社會(即農本社會)的意識形態，是以人格不平等為其特徵的；在崇尚個人主義和人格平等的現代民主社會，民眾根本不可能青睞這種等級理念。無論我們以何種形式送去，都是人們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現代民主社會所能接受的只能是以「仁者愛人」、「泛愛眾」的「仁學」學說。然而，在已經習慣於基督教理念的現代西方社會，「自由、平等、博愛」已是整個社會婦孺皆知的基本理念。基督教的「博愛」理念強調「己所欲，施於人」，與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實為一體兩面的同源體。在「博愛」理念面前，孔子的「仁愛」思想算不得新穎的思想。對孔子代表的儒家學說，德國哲學家黑格爾(1770～1831)看法頗具代表性，他說：「孔子的教訓在萊布尼茲的時代曾轟動一時……我們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們的談話(按即『論語』——引者)，裡面所講的是一種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那裡都找得到，在那一個民族裡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這是些毫無出色之點的東西。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裡……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裡面我們不會獲得什麼特殊的東西。」(《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1959年，第119頁)中國思想家也有相似的認識。陳獨秀說：「儒教經漢、宋兩代之進化，明定綱常之條目，始成一有完全統系之倫理學說。斯乃孔教之特色，中國獨有之文明也。若夫溫良恭儉讓信義廉恥諸德，乃為世界實踐道德家所同遵，未可自矜特異，獨標一宗者也。使今猶在閉關時代，而無西洋獨立平等之人權說以相較，必無人能議孔教之非。」(《憲法與孔教》)中外學者兩兩相對，可謂英雄所見略同。可見儒家學說中區別於近代西洋政治倫理的，是其等級學說，而非其「仁學」思想；更何況，儒家「仁學」強調「愛有等差」，所謂「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在本質上已經遜色於基督教「博愛」精神所強調的人類「平等之愛」。近代西方文明優越於傳統中華文明者，實在民主與科學兩端。近代世界之社會改造大潮流表現出三個顯著特徵，即：經濟層面上，實現以商品經濟為核心的開放性的市場經濟；政治制度上，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民主制度；思想文化上，建立科學思維。我國近三十年改革開放最大成就，是擺脫了此前三十年烏托邦理想對市場經濟的敵視觀念，確立了對開放的市場經濟必要性的正確認識，並初步建立起市場經濟體系。在這個層面上，我族已取得顯著成就並為世界各國所公認。然而，在民主政治制度建設和科學思維層面，則仍然處在任重道遠的奮鬥階段。可以斷言，除非我們建立起完備的現代民主制度；高度發達的科學思維倫理，則任何「送出去」的東西的「軟實力」都會大打折扣。三十年改革開放，給中國社會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變化中，負面的後果就是慾望橫流。有的人甚至斷稱，從道德層面說，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在一班所謂的「國學家」看來，這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病局，都是禮崩樂壞造成的結果，只有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攜其治國方案重回華夏大地，才能力挽狂瀾，拯救被資本主義拜金熱摧毀的傳統道德，重現我族高尚的道德靈魂。所謂「儒學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的基礎」、「儒學代表了中國未來文化的發展方向」、「儒家思想挽救滑坡的道德」等等觀點，以及近年來日漸高漲的讀經熱和祭孔潮，都是基於這種思維。以道德挽救道德，一直是我族的傳統思維定式。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話出自儒家弟子之口，自然不難理解，因為他們的政治設計就是以道德力量來匡正社會，懲惡揚善。不過，一套二十四史讓人看到的，並不是「亂臣賊子」在《春秋》大義面前心驚膽顫、瑟瑟發抖，而是亂臣賊子為私慾驅使一往無前，前赴後繼。然而，從孔子開始，每當「禮崩樂壞」之際，往往就有人為恢復所謂「三代」完美之制奔走呼號。這已是歷史上一再出現的現象。「文革」時期盛行「鬥私批修」、「狠斗私字一剎那」、「靈魂深處鬧革命」，以現代條件下的「思想制勝」手法將儒家的「修身」傳統推向極端。目下將孔子復活視為拯救道德淪落的救命稻草，顯然是淵源有自，一以貫之。但問題是，孔子及儒家思想真有重樹道德、澄清吏治的奇妙功效嗎?治病需對症下藥。欲治當下道德敗壞、吏治腐敗之疾，須知病根何在。一個社會的良性發展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有效的勸善道德倫理以及實在的道德榜樣；一是有效而健全的高度靈敏的懲惡法制機制。這兩者相比較，後者更重要。當一個社會過度重視道德教化，而沒有切實可行的懲惡法治體系時，其結果必然是，惡性得不到遏制，道德教化淪為虛偽的說教，整個社會陷於普遍的虛偽。因此，挽救當今社會道德墮落（原作者：張緒山）和吏治的腐敗，一是要有保護善行的健全的社會機制，二是以強有力的法治措施遏制惡行。二者缺一不可。從本性上，人易於為惡，難於向善，古諺「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說的正是這個道理。從這個意義上，對權力惡行的及時懲治尤為重要，乃是道德改良、吏治澄清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揆諸當今吏治，人們看到的是令人心寒的事實。首先，名為主人的民眾在自稱「公僕」的權力控制者眼前，仍然是皇權時代卑微的「草民」。這一事實並不因為宣傳機器對所謂「主人翁」天花亂墜的廉價讚辭而有所改變。名義上的「主人翁」的這種「草民」本質，在掌權者的「下意識」的話語中不斷暴露出來，如不久前有高官氣壯如牛地直斥民眾「算個屁」；而今又有高官放言：「領導就得騎馬坐轎，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臉!」此均為官員之真實心態，不可簡單地以戲言視之。其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雖寫入憲法，但人們看到的卻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現代翻版。普通百姓小偷小摸十幾萬元，就可能被處以極刑，而高官將數千萬乃至數億國民財富攘入囊中，多數僅判處「死緩」，然後再轉入有限度地逍遙。第三，高尚的道德說教比比皆是，但善行卻得不到有力的呵護。「釣魚執法」所體現的「有罪推定」對公民的向善心是毀滅性的打擊；而法院判決中對助人者遭受訴訟時提出的「與你無關為何助人」的質問及有罪判決，使人相信人與人之間不存在善行，也不應有對他人的善行。「讓領導先走」、「讓領導先飛」等諸如此類的「讓領導先x」，已經讓整個社會真切地認識了「權力優先」的事實，在「權力優先」面前，「美德優先」、「善行優先」已經失去其本應有的道德感召力量。與此相應的是，惡行大行其道而得不到有效懲治。野蠻拆遷層出不窮、肆無忌憚；卑微民眾呼天搶地的哀求，在冷酷的權力面前竟是那樣的柔弱無力；一度盛行的「惡意上訪」的官方界定，展示的是尋常民眾必須面對的權力恐怖；「包二奶」的官員數量之多，用「過江之鯽」來形容已不過分，以權謀色已經成為一種官場風氣，似乎成為官員「事業成功」背後的應有之義。「升官發財」的舊傳統以新的形式展現出超過以往的活力。在權力居於社會中心、政(治)教(化)合一的中國社會，權力控制者的思想作為對社會風氣的演變具有決定影響。有人說官場上並非人人作惡，但我們要知道，政(治)教(化)合一的社會，部分官員的惡行就足以摧毀整個社會對美德與正義的信仰。在公平與正義被無情踐踏的社會氛圍中，即使是真正的道德高尚者都難以喚起人們對善行的信仰，更何況偽善者的言不由衷、巧言令色。兩千餘年前，孔子以復活周禮的手段挽救社會的「禮崩樂壞」，最終無功而返；此後的歷史也證明，道德呼救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道德墮落與吏治腐敗。既然孔子的說教不為那些「公僕們」所接受，又怎能指望民眾天真地接受?政治民主化與法治建設的嚴重滯後，是造成吏治腐敗、人心墮落與社會風氣惡化的關鍵；於此情勢中，不去民主制度的建設中尋求解決之道，而乞靈於兩千餘年前的孔子及儒家思想，在道德教化中繞圈子，豈非誤入歧途?(作者為清華大學教授)(責任編輯　徐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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