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30年 進入深化攻堅階段

中國改革開放30年 進入深化攻堅階段

作者：王鎮江發表評論(0)支持(1)反對(0)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但也面臨著環境污染、資源短缺、收入差距拉大、內外雙失衡等一系列問題。

　　1月12日，以「中國改革三十年：評價與展望」為主題的第十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舉行。成思危、厲以寧、吳敬璉、茅於軾、樊綱、林毅夫、周其仁、陳志武、錢穎一、張維迎等十位經濟學家就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及下一步發展的動力作了深入探討。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在會上指出，中國改革進入深化和攻堅的階段，下一步需要處理好法治與人治、效率與公平、政府與市場、集權與分權四方面的關係。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中國經濟現在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處於「兩頭冒尖」的境地，中國經濟要獲得持續發展，必須改變原來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而要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根本改變，首先需要消除舊體制「四大遺產」的障礙。

　　「現在是進入了一個叫全面完善法制的市場經濟體系的階段，關鍵的關鍵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吳敬璉稱。

　　改革進入深化和攻堅的階段

　　成思危在總結了30年改革開放的成績及特點的基礎上指出，「改革現在可以說進入了深化和攻堅的階段」。接下來需要處理好四個矛盾：

　　第一個是法治和人治的矛盾。成思危指出，儘管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方略，但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可能還需要做長期的努力。「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是要依憲治國」，依法治國要靠全民的力量和覺悟，離不開新聞媒體輿論的監督。

　　第二個是公平和效率的關係。他認為鄧小平同志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上是把公平和效率結合起來了，一方面要用市場經濟的手段去追求經濟發展的效益和效果，另一方面，要堅持和完善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保障社會的公平和公正，特別是保障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千萬注意不要用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公平和效率都是我們應該處理好的。」

　　第三個是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係。成思危強調政府的宏觀調控不能違反市場經濟的三個基本規律：價值規律、供求規律和競爭規律。限價或者補貼等行政干預的方法都只是權宜之計，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要儘可能少用或不用。應該通過鼓勵競爭實現技術的進步，而不應該保護不合理的壟斷。

　　第四是要處理好集權和分權的關係。「很多問題要仔細想一想，都是由於集權分權的處理上引導了地方政府的行為，地方政府為什麼追求GDP，當然政績是一個方面，但是財政收入也是一方面。」成思危說。

　　「關鍵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吳敬璉引用狄更斯<雙城記>開篇里的話「這是最好的時期，也是最壞的時期；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形象地指出，我國正處於這種「兩頭冒尖」的境況。

　　他指出現在最突出的是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就是資源短缺和環境惡化的問題日益突出；另外一個是社會環境，其中最嚴重的，是腐敗問題和貧富差距的擴大。

　　從經濟的深層結構看，就是內外兩方面的失衡。內部失衡主要的表現就是GDP在投資和消費結構上的失衡，主要的問題就是過度的投資和消費不足，外部失衡主要表現為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的雙順差。

　　而內外失衡的深層次根源在於增長模式的缺陷。採取投資驅動的舊工業化的增長模式一定會造成內部失衡，出口導向政策沒有及時調整和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進行得太慢又導致了外部失衡。內外失衡以至於宏觀經濟的表現就是貨幣的過量供應、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的威脅。

　　吳敬璉指出，要解決目前面臨的這些困難和挑戰，從根本上說就是要轉變發展的模式，但目前主要的障礙在於舊體制的障礙沒有完全得到消除：

　　第一，各級政府依然掌握著一些重要資源(如土地資源和信貸資源)的配置權力，這使得這些資源實際上並不是由市場配置的，而是由行政機關配置。

　　其次，各級政府仍把GDP的增長作為政績的主要標誌。

　　其三，政府的財政狀況，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和物質生產增長的速度緊密相連。收入主要靠物質生產部門的增值稅，支出則嚴重下移，尤其是向縣級以下壓卸責任。

　　最後一條是要素市場的市場化的程度很低。要素價格的嚴重扭曲鼓勵了浪費資源、浪費投資。

　　吳敬璉認為30年改革開放有三方面不夠理想：社會保障體制的建立太遲緩、產權制度改革沒有到位、法治建設太慢。為此，要消除舊體制遺留的障礙，堅定推進改革開放，建立起一個規範的法治的市場體系，讓市場充分發揮它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關鍵的關鍵是政府自身的改革」，需要打破壟斷，消除微觀干預；健全法制，約束權力。

　　下一步改革的動力

　　30年前，面臨　「不發展就會被開除球籍」的壓力，中國的改革在曲折中一路推進。30年後，中國已經沒有過去的壓力，而新的壓力來自在改革過程中形成的一些既得利益集團。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改革動力在哪裡？

　　其一是危機感。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表示，危機可以催生改革，危機感也可以催生改革；此外，歷史的教訓也會催生改革。「繁榮時期，如何改革？這裡面最根本的原因是，仍然來自於競爭，特別是開放」。不要忘記現在我們面臨著非常大的潛在競爭對手，他們來自印度、越南和其他發展中地區，不僅在爭奪我們沿海的投資資源，相對來講內地也會受到影響。

　　經濟學家張維迎也認為現在應該居安思危，再等幾年，「我不認為我們還有那麼強的資源來支持我們現在想做的一些事情」。

　　其二是繼續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秘書長樊綱通過對中國經濟增長要素分析發現，中國過去30年的增長「確實不僅僅是要素投入的結果」，市場化、城市化、基礎設施建設、外貿效應等改革開放因素也是重要原因。「中國的改革仍然處在初級階段，深化改革開放仍然可以釋放出大量的增長活力。」他指出。

　　此外，經濟學家陳志武提出，全球化導致的市場範圍擴大、交易成本減小，以及金融證券技術對生產力在「長度」上延伸作用，也是重要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