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網——投稿選登——孤松獨立玉山崩——嵇康遇害的社會學思考

孤松獨立玉山崩——嵇康遇害的社會學思考溫新瑞（山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摘　要：嵇康遇害，廣陵絕響，「竹林七賢」集團的解體，這一切都和社會系統間的溝通問題有關。本文嘗試以社會學溝通理論為視角，結合嵇康「名士」的身份、「直道」而行的性格特徵、雙重思想認識結構等，對其死因作綜合而深刻的探討，肯定其超越個人意義之上的社會價值。關鍵詞：嵇康；名士；溝通；雙重性格；社會價值作者簡介：溫新瑞，男，1977年生，山西太原人，現為山西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文學。嵇康（公元223—262年），字叔夜，「竹林七賢」的代表人物之一，與阮籍並稱為「嵇阮」，是正始文學的傑出代表之一，其「目送歸鴻，手揮五弦」[1]（P21）尤為後人所稱道。鍾嶸在《詩品·卷中》言嵇康文「頗似魏文」[2]、「叔夜『幽憤"，斯皆五言之警策也」[3]明人陸時雍認為嵇詩不含蓄委婉，「嵇阮多才，然嵇詩一舉殆盡。」（《詩鏡總論》）[4]他詩文中「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銳的人生悲哀，構成了正始文學最基本的特點。」[5]嵇康的詩作不多，常為人稱道的是其在獄中所作的《幽憤詩》，從《幽憤詩》里「實恥訟冤，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雲能補」[1]（P23）、「採薇山阿，散發岩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1]（P24）我們知道嵇康因「義直」而救朋友，卻被奸人所害，他是氣憤難平的。不用說他在「岩岫」間自由地「永嘯長吟，頤性養壽」，就連受辱的人格也是他無法挽救的。這是嵇康的不幸，更是社會的悲哀。嵇康遇害的原因歷來眾說不一，拙文試從社會學的視角入手，結合嵇康「名士」的身份、性格特徵、雙重思想認識等，對其死因作綜合而深刻的探討，以彌補學界這一領域的空白。一、「士」的演變與嵇康的名士情懷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司馬懿通過合法手續，以謀反罪收捕曹爽兄弟及何晏、丁謐、鄧揚、畢軌、李勝、桓范等，皆誅其三族。曹爽與司馬懿的這次鬥爭，可說是曹魏滅亡、司馬氏代興的關鍵。」[6]而後景元元年（公元260年），曹髦在倉促中自率宮中兵士、僮僕等討伐司馬昭，因計劃被泄漏而失敗被殺，從此司馬氏在朝中的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司馬昭也更加肆無忌憚，朝野上下面臨著血腥的政變。在各種傳統的價值觀念遭到扭曲而變質，而又未及建立穩固的新價值觀念的情況下，「竹林七賢」對名教失去了奉儒守禮的熱情，完全投入到對個體生命的觀照中，就這樣魏晉士風以「竹林七賢」為中堅，在司馬氏的虛偽政權下展開。孔子曾最先揭示出「士志於道」（《里仁》）[7]的內涵，從而規定了「士」的基本價值觀；曾參發揮師教，說得更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泰伯》）[8]這一原始教義對後世的「士」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就是身為士者，當作正義的事業，為普天下百姓的安樂著想。《世說新語》有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任誕》）[9]「每嘆嵇生琴夏侯色，令千古他人覽之，猶為不堪，況其身乎！」（明·王世貞《藝苑卮言》）[10]名士的風範千古無人可及，余英時認為，「士」的地位處於貴族與平民之間，在社會流動十分劇烈的時代，恰成為上下升降的匯聚之所。在封建秩序解體的過程的，這是最薄弱的一個環節，階級關係首先在「士」的層面上發生最深刻的裂隙，決不是偶然的。[11]在時代最需要他的時候，嵇康卻遇害了，只剩後人的讚歎在風中回蕩。「魏晉是一個傷感的時代。魏晉名士的任情並不全是花花公子毫無心肝的肆情縱慾，而有著深厚的歷史積澱，植根於苦難重重的現實。」[12]我們知道，魏晉名士的處境是危險的，他們的責任是重大的。嵇康等七賢在當時作為「名士」的代表，他們的言行舉止不僅影響著儒界名流的效仿，而且在心靈深處時刻牽動著庄玄道友的心緒。學界認為魏晉乃文學自覺的時代，更重要的是「士」的個體自覺。「士大夫之內心自覺復可征之於對個體自我之生命與精神之珍視。」[13]嵇康作為當時「士」人中最為優秀者，不是偶然的，他自幼學習儒家經典，深知司馬昭以名教為虛幌的罪惡；嵇康對老莊的喜好更是無人可及，「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14]向秀曾在《思舊賦》里道出個中原委：「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後並以事見法。」[15]並且結合儒道思想開創了文士道教，「在魏晉道教發展史上，嵇康促進了道教從下層社會向中上層知識分子階層的轉移、促進了道教從民間道教向士族道教官方道教的轉化；但嵇康的道教信仰與士族道教官方道教有明顯的區別，嵇康是魏晉文士道教的開創者。」[16]霍松林先生說過「到了黑暗的現實迫使他思考了許多重大的問題之後，他反對的就不僅是司馬氏；而他的出發點，也就不再是曹魏的立場所能範圍的了。」[17]可見，嵇康的名士影響不僅來源於他的作為曹魏女婿親緣的一面，更重要的是來源於他深刻的心靈境界，名士行為，名士道教的開創及其造成的社會風氣這一重要方面。也因此，名士身份造成了嵇康遇害的第一個因素。二、儒家的君子觀念與嵇康的「直道」而行學界一般認為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釋私論》）[1]（87），是徹底否決儒家思想的。其實不然，他在《家誡》曾說：「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貳。」[1]（P124）告誡兒子說：「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廉恥，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聞義讓生，若孔文舉之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1]（127）明確地告訴家人要奉行儒家的立志觀，要做儒家所讚賞的真正君子，這裡我們要注意「口與心誓，守死無貳」的意思，不難看出，君子立志後當無所畏懼，「直道」而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申鑒·政體》）元陳繹曾評價嵇康說：「人品胸次高，自然流出」（《詩譜》）[18]嵇康的詩文如同其「稱情而直往」的玄學思想一樣，被後人稱為「過為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詩品注》）[19]何焯《文選評》曰：「四言不為《風》、《雅》所羈，直寫胸中語，此叔夜高於潘、陸也。」[20]轉引「《幽憤詩》作於因友人呂安的冤案被購陷入獄時，自述身世、志趣和耿直的性格。」[21]嵇康自己也承認自己「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與山巨源絕交書》）[1]（44）「嵇中散語趙景真說：『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往複之氣。何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言語》）[22]如此直率的言語，豈不給人難堪。孫登就告誡他說：「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23]孔子的弟子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子張》）[24]當君子行「直道」時就要小心了，不可不慎。子曰：「……直而無禮則絞」（《泰伯》）[25]作為君子名士，對人一定要以誠相待，要明白儒家禮法與君子行「直道」的關係，故子張說：「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子張》）[26]嵇康為呂安捨命相救，對鍾會的視之無禮，足以證明他具有士人的品行，君子的風範。但君子要成大事，以「直」對人時就要分清對象，如待人以誠、守約以信、行世以禮等，就是說這人是你要團結的，君子就要達到和諧的中庸境界，而不可像對敵人那樣過於直道而行，儘管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衛靈公》）[27]但「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微子》）[28]我們可以看出孔子的「立人」思想，行「直道」的原則，切不可漫無目的和原則。「龍性誰能馴」[29]的嵇康卻是集耿直性格與儒家君子「直道」品格於一身，儘管他談玄養生，但仍不免性情衝動。鮑照《擬行路難》說得好：「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30]性格孤傲而硬行直道的嵇康總是「借哲學的觀照與思考，隔遠了現實中的矛盾與痛苦。以他的社會聯繫、政治態度以及剛傲的性格，自然難以為司馬氏所容，所以終究被構陷殺害。」[31]這就形成了嵇康遇害的第二個因素。三、嵇康具有名教與自然的雙重性格雖然嵇康自幼諳熟儒家經典，但是現實的一切（宮變、戰亂、災荒等）卻促使他追求更為適性的生活，於是嵇康選擇了承續莊子的玄學來修身養性，追求自由的精神境界。劉宋時期的顏延之曾作《五君詠五首》贊嵇中散「中散不偶世，本是餐霞人。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32]。顏把嵇康幾乎都視為神仙了，他自己也承認「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與山巨源絕交書》)[1]（P45）。這裡我們能確認的是嵇康無論在理論上還是行動上都是崇庄的，李澤厚認為「魏晉思潮及玄學的精神實質是庄而非老，因為它所追求和企圖樹立的是一種富有情感而獨立自足，絕對自由而無限超越的人格本體。」[33]但是李先生認為嵇康「反儒」的看法是比較模糊的，從拙文考證來看，嵇康所謂的「反儒」有兩點：一是反對司馬氏所標榜的「名教」思想與禮法；二是儒家經典中那些與現實不符的虛偽形式。所以嵇康的「反儒」實質是我所說的這兩點，他沒有對孔子以來儒家的傳統精髓徹底否定。有時他只是抑儒揚庄，「則向之不學，未必為長夜；六經未必為太陽也，俗語云：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古無文之治，可不學而獲安，不懃而得志；則何求於六經，何欲於仁義哉？」（《難自然好學論》）[1]（P100）嵇要「非湯、武而薄周、孔」（《與山巨源絕交書》）[1]（47）主要是針對山濤說的氣憤之言，我們切不可以偏概全。綜合嵇康的思想目的，他就是要把道德的靈魂重新建築在熱情和率真之上，擺脫陳腐禮法的外形。與他同為「竹林七賢」的阮籍雖也不守世俗所謂之禮法，而內心確實深得禮意。儒家是從人際關係中來確定個體的價值，庄學則從優遊於人際關係中來豐富個體的價值。唐長孺先生說：「魏晉以來的學風是禮玄雙修，玄學家往往深通禮制，而禮學家則往往兼注三玄。」（《魏晉玄學之形成及其發展》338頁）[34]儒學修為與庄玄思想在嵇康身上的雙重體現，不僅沒有完全融合統一，而且導致嵇性格上的孤傲特點。「正始玄風，從其特質說，它是建安重感情、重個性、重慾望的思潮的理性發展。……它所要解決的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名教與自然的關係。」[35]嵇康作為正始玄風的代表，他在調和名教與自然的關係上一向是積極的，因為玄思妙解，往往能讓他從中領悟生之樂趣。「嵇琴雅奏，惟向秀擅聆」（明·顧起綸《國雅品》）[36]「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十八首》十四）[1]（P22），由於嵇康人生性格的孤傲，品位的高雅，導致了他曲高和寡的結果，聽者「惟」一，樂趣「自」得。嵇康追求返歸自然、心與道冥，物我兩忘的精神境界，也希望實現優遊容與、了無掛礙，充滿人生情趣的人間境界。所以嵇康常徘徊於入仕與出仕之間：「其進也，撫俗同坐，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真」（《晉書》卷十九）[37]但是由於他處理不當，導致了殺身之禍。嵇康是當時擅長彈琴的音樂家，他一曲《廣陵散》蕩氣迴腸，英雄灑淚，美人斷腸，而此曲乃是嵇康某日偶然被一神人傳授的，並叮囑他不可傳於別人，所以當一個叫「阮孝尼」的年輕人想跟他學《廣陵散》時，嵇康沒有答應，等他遇害時想教卻也晚了，以致此曲終成絕唱。還有，嵇康可以臨危不懼，「嵇中散臨行東市，神氣不變」（《雅量》）[38]但是卻氣憤到與山巨源絕交的地步，這雅量又何在？「超現實境界無法達到，所以他們真正的生命體驗，倒是在生命的現實價值和超現實價值之間作著痛苦的抉擇。」[39]如何處理名教與自然、儒學與庄玄的關係，一直是嵇康的困惑，也是他遇害的第三個因素。四、嵇康遇害及其與周在環境的雙向溝通嵇康堪稱是魏晉以來的真名士，他「學問淵博，文辭壯麗，人品高尚，尚奇任俠。好老莊，稍染道教習氣，故常言養生服食之事。其鄙棄禮法，正與阮籍同，然才高識遠，一時有卧龍之稱。」[40]但是，在正始年間的政治社會，到處危機重重，殺機四伏，所謂建功立業之士，往往多是爾虞我詐之徒，而像嵇康等真正關懷現實的士人們，卻只能徘徊於理想與現實政治中，希望有機會實現他們思想的事業，希望找到名教與自然協調統一的道路。如何處理現實人生與超越的境界及自身與社會環境的關係就擺在嵇康的面前。談到社會，我們就無法避開社會系統間的溝通，「魯曼認為任何一種社會所構成的自我參照系統總是包含著一系列溝通的網路，而這種溝通網路又是由以往的溝通和未來的溝通以及不斷發生的溝通所組成的。溝通只有在溝通的系統中才能發生；沒有脫離溝通系統而存在的溝通。」[41]嵇康，自身乃是一個小的社會系統，「竹林七賢」是一個又大的社會系統，司馬氏政權卻是最大的社會系統，如何讓至少這三個系統有效地溝通，是嵇康必須面對的。而嵇康自身的思想認識就成為他處理一切關係的自我參照系統，也就是他進行溝通的前提條件。首先，面對黑暗政治作無情的諷刺與抗爭，是儒家的傳統，是名士的使命。嵇康做到了，他不僅繼承了儒家的精髓，而且革新了老莊的玄學，成為一個真名士。他生來既有遠邁不群的儀錶，《晉書》講「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42]的確如此，劉義慶說他：「風姿特秀」、「爽朗清舉」（《容止》）[43]，可是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分析，恰好看到嵇康耿直的個性。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群。」答曰：「君未見其父耳！」（《容止》）[44]嵇康父子生來都相貌非凡，被時人傳為美談。對相貌的要求，是漢魏以來「清議」、「品藻」的重要內容。嵇康還崇尚「無為」的修行，「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與山巨源絕交書》）[1]（P48）、「無為自得，體妙心玄」（《養生論》）[1]（P56）、「必生於本謂之無，而強以驗有也。強有之驗，將不盈於數也。」（《答難宅無吉凶攝生論》）[1]（P122），「默靜無文，大朴未虧。萬物熙熙，不夭不離。」（《太師箴》）[1]P123通過靜坐以致達到「坐忘」的境界，「彼我為一，不爭不讓；游心皓素，忽然坐忘。」（《卜疑》）[1]（P52），又「以恬淡為至味」（《養生論》）[1]（P69）來休養生息，「凝神復朴，棲心於玄冥之崖，含氣於莫大之涘者。則有生可郄，可存可延也。」[1]（P70）認為凡事都要以「和」來衡量，才能達到最好的標準，「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庳，弦長故徽鳴。性潔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泄幽情矣。」（《琴賦》）[1]（P43）、「托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心感於和，風俗壹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中於淫邪也。」（《聲無哀樂論》）[1]（P86）「恬和為道基」（阮侃《答嵇康詩二首》二）[45]作為朋友，阮德如對嵇康的評價還是中肯的。儘管嵇康長好《老》《庄》，談玄問道，追求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生活，但是他仍深處社會，尤其是在社會系統的中央，人們思想的焦點。王鍾陵認為：「士人的獨立人格在嵇康、阮籍的身上表現得最為突出。」[46]在「竹林七賢」的表現中，嵇阮的人格的確卓爾不群。宗白華認為「當時文俗之士所最仇疾的阮籍，行動最為任誕，蔑視禮法也最為徹底」（《論〈世說新語〉與晉人的美》）[47]如果硬要拿嵇康和阮籍作比較，那麼我認為，嵇康才是最徹底的，他也同阮籍一樣，恬靜寡慾，言詞謹慎。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德行》）[48]但嵇康仍自愧不如，「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與山巨源絕交書》）[1]（P46）阮籍從不臧否人物，為人委婉曲折，嵇康是做不到的，也是他勝過阮籍的地方，徹底的「直道」而行，他很明白自己在與別人溝通時存在的問題，就是自己耿直的性格，對偽君子的痛恨，容易招來記恨。《世說新語》有這麼一則故事：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文學》）[49]可見鍾會對嵇康這位大名士是很敬畏的，如果處理不好二人的關係，嵇康是難免遇難的。在處理社會系統關係時，人格的差異，參照的標準不同，必然阻礙了自我系統與他系統的溝通，甚至是放棄簡單化的原則，而使其走向溝通的複雜化。「竹林七賢」隱居山陽時，他們過得何等愜意，「康善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于山陽。」[50]、「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51]但是好景不長，他們在溝通上產生了障礙，因一封絕交書分裂了，而這一切主要發生在嵇康，這位「寬簡有大量」[52]的名士身上。我國文學史上並不是嵇康第一次寫絕交書，早在漢桓帝初年的侍御史朱穆就寫有《與劉伯宗絕交書》講「北山有鵠，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鳳之所趣，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53]這應該是現有文獻查到的第一封絕交書。可嵇康卻寫了《與山巨源絕交書》、《與呂長悌絕交書》兩封，表達自己的人生志向，「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途，期於相致，時為歡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仇，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並以為別。」（《與山巨源絕交書》）[1]（P48）「今都獲罪，吾為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悵然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與足下交矣。」（《與呂長悌絕交書》）[1]（P49）尤其是魏元帝景元三年（262年）嵇康對山濤的絕交書，他不僅傷害了彼此間的感情，而且導致了竹林七賢集團的解體。嵇康的文章剛直峻切，《與山巨源絕交書》成為了他政治身份的自白書，不僅使得他自身系統與「竹林七賢」系統間的溝通複雜化，而且直接導致他與司馬氏政權系統溝通的激化，這其中不乏鍾會從中挑撥，但也是嵇康自己一手造成的。我們看一段《晉書》：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毌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遂並害之。[54]關於鍾會與嵇康的精彩問答，《世說新語·簡傲》[55]也有記載。其實鍾會對嵇康的報復，不僅來自鍾會的嫉恨，更重要的是嵇康本人忘記了自己在社會系統中的位置，也就是說他的行為阻礙了司馬氏政權大系統的穩定性。表面上，嵇康寫絕交書在先，為呂安伸冤辯解在後；背後事實確是鍾會挑撥報復，司馬昭為了穩定政局。於是，魏元帝景元三年，司馬昭以「害時亂教」的罪名將嵇康殺害。阮籍於次年被迫為鄭衝起草司馬昭的勸進書，山濤於第三年成為司馬昭西征時留守後方的心腹。嵇康絕交是嵇康的事，山濤依然在關懷他們，後來他舉薦嵇康的兒子嵇紹出仕司馬氏的晉朝就是有力的證據，「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之子紹為秘書丞。紹咨公出處，公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政事》）[56]嵇紹後來成為西晉有名的忠臣烈士，山濤是功不可沒的。無論嵇康、嵇紹、還是山濤，在封建王朝這個社會大系統里，他們的舉動都充滿雙重偶然性的，只是他們當時那樣子做了，而自己的偶然舉動也成了必然的歷史。在後人津津樂道地品評他們的成敗得失時，若他們泉下有知的話，也依然保持緘默，因為他們的思想是自覺地，無論特立獨行還是顧全大局，都是他們衷心使然。五、嵇康遇害的社會價值明王世貞說：「嵇康陵物凶終」（《兿苑卮言·卷三》）[57]只是看到了表面現象，並不了解嵇康遇害的深層原因，而且成為一種誤導，使得廣陵絕響找不到自己的社會價值。湯先生說的好，「嵇氏奔放，欣賞者天地之和美」[58]嵇康的人生哲學是「越名教而任自然」（《釋私論》）[1]（87），追求自然與名教的融合統一，儘管失敗在心愿未了時，卻仍不失為千載而下文人志士效仿的榜樣。他的思想有矛盾之處，「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巧藝》）[59]強調的就是由儒家名教向庄玄思想轉化時的兩難心境，但這種人格美終究為天地所笑納，也是他人所不及的。張海明說：「嵇康的意義，在於突出了庄玄對名教的否定與批判，最終為現實所不容」[60]其實，嵇康的死是社會系統間多方溝通的結果，如果從社會大系統的發展來看，嵇康的不幸是有價值的。從《晉書》云：「帝尋悟而恨焉」[61]和「昔晉文公殺嵇康，而嵇紹為晉忠臣」（《德行》）[62]兩條資料分析:「嵇康和鍾會的事實已經明確地告訴當朝人士，在曹魏和司馬氏兩個集團的勝負明朗化了之後，也即司馬氏政權已經鞏固了之後，對政權真正的威脅，不再會來自不參與政治的在野人士，而是來自政權內部太關心政治像自己一樣有野心的權臣了。」[63]牛先生分析的很對，其實在整個西晉王朝，只有嵇紹真正繼承了和實踐了嵇康的思想，並且表現出對晉王獨有的忠誠和立身的正派。嵇紹的忠與嵇康的死是同等重要的，社會環境可以不同，但是社會系統仍要溝通，而且最終走向簡單化的原則。嵇康的遇害，不僅有利於司馬氏政權系統的穩定，而且也為後世文人名士樹立了一種強大而充滿張力的道德規範系統。郭英德先生認為嵇康遇害：「成為文人對任達之舉心嚮往之而足不敢履，或形似放達而心存名教的矛盾心態的一種象徵，成為文人既依附於權勢階層而又力圖以自外於權勢階層相標榜的一種象徵。」[64]隨著時間的推移，天地萬事萬物都在辯證地變化著，「司馬氏由景元四年嵇康被誅和鍾會之變之後，將原屬嵇康的罪狀反而變為所提倡和崇尚的東西，使重隱崇讓之風在社會和朝廷大為流行。」[65]綜合兩位的觀點，拙文認為嵇康遇害的社會價值在於隨著社會大系統的發展態勢，遇害本身的意義變化不大，但是遇害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如何讓一個系統與他系統或周在環境融合統一才是嵇康意義重大的關鍵所在，這是超越個人意義之上而具有的社會價值。參考文獻：[1]魯迅.嵇康集[A]魯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2]、[3]清·何文煥.歷代詩話（上）[C].北京:中華書局1981版第10、5頁.[4]、[10]、[18]、[36]、[57]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中、下）[C].北京:中華書局1983版第1405頁、第1080頁、第628頁、第1090頁、第994頁.[5]、[21]、[31]章培恆,駱玉明.中國文學史(上冊)[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版第330頁、第338頁、.第336頁.[6]韓國磐.魏晉南北朝史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108頁.[7]、[8]、[24]、[25]、[26]、[27]、[28]楊伯峻譯註.論語譯註[M].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版第37頁、第80頁、第205頁、第78頁、第199頁、第163頁、第192頁.[9]、[22]、[38]、[43]、[44]、[48]、[49]、[55]、[56]、[59]、[62]、南朝·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上、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版第398頁、第58頁、第196頁、第236頁、第237頁、第30頁、第115頁、第400頁、第104-105頁、第377頁、第44頁.[11]、[13]、[34]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78頁、第285頁、第376頁.[12]蕭華榮.中國古典詩學理論史[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第2版第57頁.[14]、[15]、[23]、[37]、[42]、[50]、[51]、[52]、[54]、[61]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十九)[M].北京:中華書局1974版第1374頁、第1375頁、第1370頁、第1385頁、第1369頁、第1374頁、第1372頁、第1369頁、第1373頁、第1374頁.[16]孫明君.漢魏文學與政治[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版第185頁.[17]霍松林.文藝散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版第265頁.[19]鍾嶸著,陳延傑注.詩品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版第32頁.[20]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第2版第37頁.[29]、[30]、[32]清·沈德潛選.古詩源[M].北京:中華書局1963版第228頁、第255頁、第228頁.[33]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版第185頁.[35]羅宗強.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M].北京:中華書局1996版第45頁.[39]錢志熙.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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