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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見》第195期:吝嗇與貧血

《刺客聶隱娘》:導演的吝嗇與影評人的貧血

網友評論(14)2015.9.1 第195期 作者:馬小鹽

導語:在評論人馬小鹽看來,《刺客聶隱娘》所引發的評論熱潮主要呈現為兩個向度:媚雅式按摩與媚俗式打擊,充分暴露出中國電影批評界文化貧血的蒼白面孔。侯孝賢作為繼小津安二郎之後的又一位東方電影大師,本質上是一位電影詩人,而非電影戲劇家。他所使用的鏡頭語言和台詞語言都不同於通常的商業電影模式。而在一個詩歌嚴重貶值的時代,像所有詩人一樣,侯孝賢的電影也面臨著缺少觀眾的困境。《刺客聶隱娘》的藝術減法雖然做得有些過度,以損害敘事的方式葬送了敘事,但並不妨礙它是一部上乘之作。而當一些觀眾昏昏欲睡,另外一些觀眾的罵聲衝天時,這樣一部藝術電影已經背離了它的初衷,它的喚醒功能變異為催眠效應。這到底是電影的問題,還是觀眾的問題?

侯孝賢新片《刺客聶隱娘》初初上映,網路上便湧現出各種各樣的影評。有的嘲諷,有的讚譽,但大多不曾涉及侯氏影片的電影詩學。有影評家甚至因說不出《刺客聶隱娘》的美學意義,卻又不敢質疑戛納大獎的國際權威,只能旁敲側擊地大聲讚美《刺客聶隱娘》的催眠功能:侯孝賢這部影片自然音效應用得如此動人,以致觀眾在電影院里酣然入眠(大意如此)。這種智商短路,思維偷懶,媚雅無底線,將電影院演繹為育嬰搖籃,將侯氏影像藝術變異為保姆歌謠的離奇讚譽,讓人不由發問:一些中國影評人,您的專業知識都跑哪裡去了?難道都寄存在一所名叫克萊登大學的圖書館之中?

去年許鞍華影片《黃金時代》播映,大多影評人只談隱私,不談電影美學本身,便暴露了中國影評界的尷尬之境:理論赤貧,針對藝術電影的分析能力幾乎為零。很多媒體出身的中國影評人,本身便是電影理論的貧困戶。侯孝賢電影《刺客聶隱娘》的出現,無非將中國電影批評界文化貧血的蒼白面孔,再次曝光在大庭廣眾之間。

在我看來,《刺客聶隱娘》是一張測試卷,進入測驗範圍的顯然不是普通大眾,而是一些所謂的中國影評人。面對一部原創性藝術影片,中國的紅包影評家與意識形態影評家,想從兩個向度對侯孝賢影片進行評論:媚雅式按摩與媚俗式打擊,卻皆力不從心。媚雅者只能讚歎風、讚歎雲甚至讚歎背景聲樂宛若搖籃曲一般的美好催眠。媚俗者罵侯孝賢仍舊活在自己的時代,甚至進行生殖器指控,除此之外不知所云。理論貧血、美學匱乏以及對電影語言的極度陌生,使得一些所謂的電影批評人,在《刺客聶隱娘》的面前,直接跌入批評的暈厥。

法國新浪潮到台灣新電影

從前蘇聯電影導演愛森斯坦酷愛的蒙太奇觀點,到法國電影理論家巴贊的長鏡頭理論,電影語言在世界範圍內經歷了一次豐富而偉大的變革。巴贊長鏡頭理論的出現,直接推動了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法國新浪潮電影的誕生:在蒙太奇鏡頭一統天下的電影語言中,一種寫實主義的電影語言出現了,它以長鏡頭作為基本的電影語法,以求真求實,求取「現實的漸近線」(巴贊語)作為最為基礎的電影美學法則。

1987年2月,侯孝賢與楊德昌等人一起簽署了「台灣新電影」宣言。宣言聲稱:「我們相信電影有很多種可能,我們要爭取商業電影以外另一種電影的存在空間。」三十年間,簽署「台灣新電影」宣言的人,大多失散在時光之中。楊德昌於2007年仙逝,侯孝賢則成為「台灣新電影」這一墓碑式宣言的唯一守夜人。

在「台灣新電影」與「法國新浪潮」之間,擁有的不僅僅是簡單的電影語言的血脈傳承,還有東方文化對「新電影」的浸潤。侯孝賢電影具有不可替代的原創性:他那靜默延異自成一體的電影時間,他那東方吟行詩人一般含蓄的長鏡頭,他那水墨山水般大量留白的故事情節,他那極端寫實的電影語言,都是他獻給世界電影的一份卓然獨立的美學厚禮。對世界電影史而言,侯孝賢是繼小津安二郎之後的又一位東方電影大師。他在紀錄東方人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的同時,風輕雲淡地擊破了世界的表象,展示著遮蔽在日常生活之下的血肉與詩情。當然,這血肉與詩情,需要觀眾的回味式認同,而非赤裸裸的呈現在視聽情境。

詩學之一:鏡頭語言對戲劇衝突的勝利

侯孝賢所有電影的故事情節,幾乎沒有什麼戲劇衝突,即若有戲劇衝突,亦要淡化至沒有。這種激流暗涌、不動聲色、含蓄內斂的電影風格,導致大部分習慣了好萊塢情節劇影像快餐的觀眾,在觀看侯孝賢影片時,不是忙於逃離電影院,便在電影院中昏昏欲睡。

作為第七藝術,電影本身是詩歌、繪畫、戲劇、音樂、雕塑、建築等藝術的綜合體。但因電影劇本大多脫胎於文學,人們更喜歡沿襲文學體裁來定位一位電影導演的藝術天性。在我看來,侯孝賢本質上是一位電影詩人,而非電影戲劇家。對文學而言,詩是極簡的藝術。詩集里,每一首詩歌兩邊巨大的留白,便是語言之外留給讀者的思維空間。侯孝賢電影詩學的核心,在於影像詩句的鏡頭餘韻,而非直接的戲劇衝突。在一個詩歌嚴重貶值的時代,一位電影詩人的影片,註定沒有多少電影觀眾。侯孝賢的電影困境,是所有詩人在後現代社會所要遭遇到的共同命運。

侯孝賢電影中,長鏡頭語言的無限延綿與台詞語言的無限極簡,形成電影詩性語言的南北兩極:鏡頭越長,鏡頭語言越豐富,就會促使台詞語言越少。詩人都要回歸純粹的語言,電影詩人最終要回歸於長鏡頭。長鏡頭是電影詩人的基本語言。侯孝賢這種鏡頭語言的加法,台詞語言的減法,在《刺客聶隱娘》與《最好的時光》之《自由夢》中,皆做得恰到好處。在我看來,這兩部電影,皆是鏡頭語言對傳統電影中流行的由故事情節、台詞對白等元素組成的戲劇衝突的最終勝利。

詩學之二:靜態拉伸的電影時間

所有的電影時間,大抵可以分為兩類時間:一類是剪輯建構的蒙太奇時間,另一類是鏡頭靜態拉伸而出的時間。前一種時間在極權國家宣傳片、好萊塢商業大片中隨處可見。後一種時間,則大多出現在藝術電影之中。小津安二郎的《東京物語》,便是電影時間靜態拉伸的影像典範。

侯孝賢影片中的電影時間,沿襲的便是小津安二郎的電影時間。藝術電影的影像運動,與商業電影的影像運動有著本質的區別。商業電影為了吸引消費者的眼球,刺激觀眾的荷爾蒙,完全依靠電影蒙太奇,影像運動不但頻繁而快速,還要萬花筒般七彩斑斕。

然而,大多藝術電影的影像運動是商業電影的影像運動的反抗者。這在侯孝賢影片《刺客聶隱娘》中便可見一斑:要不絕對靜止——如層紗後田季安給胡姬講述自己與窈七年少戀情的那一幕,電影的物理時間慢燃如焚香,影像人物(隱娘)的心理時間(殺還是不殺),則在薄紗起伏之間,動蕩如波浪;要不運動急速,如隱娘出手刺殺大僚,轉眼之間,命喪一瞬。無論絕對靜止,還是運動急速,皆造成影像的物理時間與觀眾的心理時間不同步,從而形成藝術影片的觀影的時間落差。

詩學之三:視聽情境的貼合與間離效應

作為一位電影詩人,侯孝賢影片,本質上是一種純視聽電影:因故事性、戲劇性的大量消減(留白),只剩下純粹的視覺語言與聽覺語言。不熟悉侯孝賢影片的觀眾,會對《刺客聶隱娘》古文對白,頗不舒服。事實上,侯孝賢所有的影片的電影台詞,皆非大眾化對白:《戲夢人生》中是台灣話,《海上花》中是上海方言,《刺客聶隱娘》中,則是古文對白。這種對白與電影敘事時代、敘事空間緊密貼合、毫無間隙的做法,我們莫如稱之為視聽情境的貼合效應。

「新浪潮」領袖巴贊曾言:「電影是現實的漸進線」。在侯孝賢一系列的影片里,演員、台詞、道具、風景等等敘事要素,皆需在這條漸進線上毫釐不差的不停蜿蜒。無論是《海上花》中的上海方言,還是《刺客聶隱娘》中的古文對白,皆是侯孝賢從聽覺方面無限靠近現實、還原現實,甚至貼合現實的一種紀實電影般的詩學。

當然,侯孝賢偶爾也會在電影中試驗視聽情境的間離效應。由三段夢組成的影片《最好的時光》之《自由夢》中,便將這種視聽情境的間離效應美輪美奐的呈現在觀眾的眼前。此段影片,幾乎是用一首純影像寫就的詩歌,在向電影的默片時代致敬:背景音樂清晰可聞,男女主人公的台詞對白,卻以書法的方式,信箋般呈現在老舊的、花枝斑斕的紋理之上。這段影片里,台詞語言完全廢止,影像語言置換了所有的台詞語言,影像詩句在影片中最終獲得了全部言說的喜悅權利。

《刺客聶隱娘》:藝術減法過度對敘事的損害

一個對語言極端苛刻的詩人,最後的詩歌作品會怎麼樣?猶太詩人策蘭晚期的詩歌如是。一個對電影鏡頭要求極端嚴厲的藝術導演,最後的電影作品會怎麼樣?侯孝賢的《刺客聶隱娘》如是。在我看來,侯孝賢對《刺客聶隱娘》敘事部分有剪輯過度並導致敘事層面有著輕微斷裂之嫌。詩歌是需要留白,但也不能將一句詩,純粹抽離成一個詞。影像詩句亦然。

馬克思曾言:吝嗇鬼是愚蠢的資本家,他以珍藏金錢的方式葬送金錢。資本家是聰明的吝嗇鬼,他以拋灑金錢的方式賺錢金錢(大意如此)。讓我在這裡套用一下馬克思的名言:過度剪輯的藝術大師是一位略顯愚蠢的電影導演,他以損害敘事的方式葬送敘事。電影鏡頭的惜墨如金,使得侯孝賢電影有藝術葛朗台之嫌。

當然,《刺客聶隱娘》的藝術減法雖然做得有些過度,但並不妨礙它是一部上乘之作:無論從鏡頭語言、視聽情境的貼合效應,還是柏格森一般的電影敘事時間,皆可看出這是一部大師之作。事實上,很久了,我們難得見到這樣一部純之又純的藝術大片。

觀影后果:喚醒觀眾與抑制思維

藝術影片與宣傳影片、商業影片製作的目的截然不同:前者的目的在喚醒觀眾的思維,後兩者的目的在於抑制觀眾的大腦。這也是極權領袖酷愛電影的根本原因,希特勒、斯大林等都是狂熱的電影迷,並熱衷於電影製造,因為他們懂得,他們可以通過電影,給不喜思考的大眾,一遍遍的洗腦。

商業影片的目的,無非從喜劇或悲劇的角度討好觀眾,讓觀眾口袋裡的錢幣,長了腿一般的自動投懷送抱。面對一部需要思維、需要探討的喚醒觀眾的純藝術電影,一些觀眾昏昏欲睡,另外一些觀眾的辱罵之聲幾乎響徹雲霄。藝術電影至此已經背離了它的初衷,它的喚醒功能已經變異為催眠效應。容我在這裡對那些大聲辱罵的觀眾說一句:你們,也只配被洗腦的命運。

青鸞舞鏡,無非在尋找同類。侯孝賢的《刺客聶隱娘》,宛若一面投射在屏幕之上的大鏡,照射出各類容顏,獨獨不見青鸞前來舞鏡。或許,青鸞只在傳奇里高飛。它已遺棄了低到塵埃里的渾濁世人。正如聶隱娘在影片的結尾,尋找了她的知音,她的鏡像,隨著磨鏡少年山高水長,漸行漸遠......

馬小鹽,小說家,文化批評家,現在《延河》雜誌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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