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輝煌之路

莫言的輝煌之路

1

在《歡樂》之後，莫言創作的中篇小說《紅蝗》繼續潛入家族史的深處，通過「紅蝗」這個災難的記憶，再造高密東北鄉的家族史——食草者的歷史，而不是食肉者的歷史。也許莫言想到了教科書里那句「肉食者鄙」的教誨。官版史學、正統歷史的書寫，無論如何偽裝，無論如何地誇張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而實際上寫的還是「二十五姓」貴族的歷史，是肉食者的歷史。

從小就吃不飽穿不暖的莫言，對這種歷史顯然心知肚裡明。他雄心勃勃地要創造一個屬於草食者的歷史，所以他的《紅蝗》，就是《食草家族》的開篇。在這裡，他歌頌食草者的精神純凈，讚美食草者的大便馨香。小說里，騎著驢子像兇猛的女神一樣呼嘯而去的四老媽，在精神狀態上，仍然是屬於《紅高粱》里「我奶奶」戴鳳蓮般的氣質。莫言在這部小說里，建立了通向紅高粱的暗道，這條暗道，潛藏著他事先布下的伏兵——莫言通過對高密東北鄉過去歷史的升華，來反襯現在世界的骯髒。因此，《紅蝗》可以跟《歡樂》對比著閱讀，這兩部作品是一塊硬幣的正反面。

兩部作品都是滔滔不絕一瀉千里，莫言拚命地奔跑才能跟上小說的腳步。很多人不喜歡這兩部小說的無節制，《紅蝗》繼續走在「褻瀆」的康庄大道上，這次褻瀆的不是大地和母親，而是尊嚴。在《紅蝗》里，那些尊嚴的前輩們，四老爺、五老爺、四老媽、五老媽們，從父輩尊嚴和師道尊嚴的神壇里走下來，恢復了蠅營狗苟的凡俗肉身。

《紅蝗》發表後，同樣遭到愛乾淨的貴人們的唾棄。

從1984年秋天到1987年秋天，莫言在這三年時間裡經歷了從開掘身體里的故鄉深井源泉，到打通了泉眼噴涌而出，他體驗了從苦惱寫作到幸福寫作的愉悅。莫言異化成了一台寫作的機器，沒完沒了地寫作，一有空就寫作，任何的風吹草動，都可能撩撥他敏感的神經。

在那幾年裡，莫言每年假期都要返回老家，跟自己的家人一起生活。他生活在真正的農民中間，那些跟農民有關的事情，他都能真切地體會到。莫言在老家找不到一個有爐子的房間，高密的冬天寒冷徹骨。他只能穿著大衣，戴著帽子，套著手套寫作。拚命地寫，手不聽使喚了，字歪歪扭扭了，這阻擋不了他寫作的激情。

那種冰冷，讓寫作中的莫言感到自己像是透明的。

寫《歡樂》前，莫言到高密二中「體驗」過生活。莫言雖然一直反對體驗別人的生活，但是他沒有參加過高考，這在小說大氣氛的營造上無關大礙，但是在細節刻畫上就會出現一些虛化，對焦不準。莫言在小說里，描摹主人公齊文棟的複雜心態，那種極度的貧窮和極度的壓抑對他造成的致命的打擊，都淋漓盡致。他對高考的心理和氣氛的具體心態，避而不寫。他只是寫一個農村青年的悲劇人生，他把自己所熟悉的氣氛和困難渲染出來就足夠了。

1987年春節回家，莫言在山東的《大眾日報》里看到了一則報道，山東的蒼山縣發生了震驚全國的「蒜薹事件」。那年蒼山縣農民蒜薹大豐收，然而因為當地幹部玩忽職守、不負責任，對農民種植的蒜薹收購不力，又攔路設卡，把外地來收購蒜薹的車輛都給嚇跑，農民的蒜薹賣不出去了，大量地爛在地里。他們在走投無路之下，把蒜薹拉到縣委縣政府大門口堆著，讓這些蒜薹腐爛，然後發生了更加激烈的對抗性行為。農民沖入縣政府辦公大樓，放火焚燒，縣領導嚇得躲了起來。

這個消息，莫言是在老朋友張世家「鄉鎮黨委宿舍兼辦公室的屋子裡」看到的。

當了20年農民，又一直跟鄉村和土地聯繫密切的莫言立即痛苦地想到了自己慘死的四叔。1984年，莫言的四叔趕著牛車往縣糖廠送完甜菜返回的路上，連人帶牛被一輛給鄉黨委書記拉建築材料造房子用的無證駕駛的汽車給撞死了。

後來，對方賠償了3300元，一條人命，兩條牛命——母牛懷著小牛——就這樣輕輕鬆鬆地打發了，連面也不照一下。

這件事情，在莫言的心中激起的波瀾肯定是久久不能平靜。

莫言這位善良淳樸厚道的四叔當過生產隊長，從前他對年幼的公社小社員莫言看護有加，不僅讓他早早地加入了生產隊掙工分，而且在他勞動不得力時幫助和鼓勵他。小社員莫言因此得以告別一個人孤獨地放牧牛羊的生活，跟成年人的生活打成一片。

莫言成名作《透明的紅蘿蔔》開頭那個披敞著褂子，手裡拿著大蔥，嘴巴里嚼著拤餅的生產隊長的形象，也許就源自這位四叔。

發生在山東蒼山縣的這件蒜薹惡性事件，一下子就把莫言腦子裡暫時冬眠的記憶給激活了。

莫言花了三十四五天的時間，就把這部以蒼山縣「蒜薹事件」為背景，以四叔的慘死為故事線索的長篇小說寫了出來。

《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第一部真正意義的長篇小說。莫言在令人眼花繚亂，難以置喙地寫出了探索性極強的小說《歡樂》和《紅蝗》之後，那些超時空的變換，那些人稱的跳躍，那些幾乎是不加節制的意識流，一下子就被他的理性大壩給攔住了。

莫言小說創作的脫韁之馬，在一種神秘的力量的阻擋下，放慢了速度，小踏步跳躍前進。這種速度，讓他得以理清情緒，看清局面，冷靜下來。

蒼山縣不是莫言的家鄉，他把故事的背景搬到高密東北鄉，把高密東北鄉並不密植的蒜薹也搬過來。這樣，河湖山川，阡陌道路，就在他的腦子裡顯示出了清晰的脈絡。他的敘事感覺，就在這種明晰中得到了落實。

莫言讓小說里的方四叔趕著牛車去送蒜薹。在故鄉的熟悉的土地上，莫言再度找到了家園。這部小說有濃重的現實悲憤感，風格比較寫實。在當時那個事事追新的時代，這種小說有被忽視的危險。

莫言在這部小說里用瞎子張扣唱歌的方式，提綱挈領地把每一章的故事整體性地唱出來。張扣是瞎子，地位卑賤，他的唱詞也通俗易懂，這種方式就取得了一種強烈的反諷效果——我們可以聯想到那些被改造成革命歌曲的民間小調，還可以聯想到瞎子阿炳這位被捧為民間大師的藝人。張扣的形象，有沒有得到阿炳的啟發呢？很少人注意到小說里每一章的前面採用的瞎子張扣的唱詞。看故事的和寫評論的都不注意，感覺好像是可有可無。

我對這些唱詞卻是興味盎然。需要向莫言請教的是，這些唱詞到底是怎麼來的？全部是他自己杜撰的還是有所本？

在這裡，莫言採用了張扣的說唱和小說敘事齊頭並進的辦法。用時髦的話來說，這兩條線索一會兒是共時性，一會兒是歷時性；一會兒分道揚鑣，一會兒交叉纏繞。

如果沒有張扣的這些唱詞，這部小說就會顯得稀鬆平常。張扣最後被殘酷地殺害，使他的唱詞成為絕響，這種重要性就更能體現了。

在小說里，莫言的現實感受是直截了當的。無論是高馬在警察的圍捕下跳跑，還是他躲在水缸里逃脫追捕的細節——這是對傳統革命現實主義小說和其他文藝樣式常常能夠看到的革命者逃脫敵人追捕的戲仿。無論是方四叔的慘死，還是他女兒金菊的悲憤自盡，都充滿著強烈的干預現實的態度。這在1987年，先鋒小說已經把柔美的觸角伸向歷史的犄角旮旯里，伸向蜘蛛網的深處的時刻，顯得非常另類。

這部小說在1988年《十月》雜誌第一期上發表，作家出版社1988年4月出版。

小說發表和出版後，幾乎無聲無息。

那些圍繞《歡樂》而吵鬧不休的音符，幾乎一下子就消失了。在這個追新逐臭的時代，人人都喜新厭舊，他們忙於製造新鮮的名詞，炮製獨特的流派。尋根小說未了、先鋒粉墨登場；新歷史主義還沒有展開，新寫實主義已經開鑼。那是一個新名詞新概念高潮疊現的時代，人人嘴巴里都念念有詞，說著「新」字訣，捏著「新」牌尺，到處丈量，到處張望。符合者用之，不符合者扔之。莫言當時血氣方剛，仗著《紅高粱》帶來的虛名，按照自己的情感導向來寫作，而不懂得察言觀色見風使舵，緊緊地把握方向盤，做一個追逐文學翻新時尚的弄潮兒。他不僅遭到文學時評家的冷落，而且遭到了現實世界中官僚們和惡勢力的威協。

莫言在五年之後出文集重新修訂《天堂蒜薹之歌》時，曾經寫下了一段回顧的話：

我並不認為《天堂蒜薹之歌》是我最好的小說，但毫無疑問是我的最沉重的一本小說。因為寫了這本書，某縣的一些人託人帶話給我說，我只要敢踏上他們的地盤，他們就要……我聽了很不以為然。這本書里有我的良知，即便我為此付出點什麼，也是值得的。我一貫認為小說還是應該離政治遠些，但有時小說自己逼近了政治。寫這樣的小說的最終目的還是希望小說中描述的現象在生活中再也找不到樣板。我原先並不相信一邊寫小說一邊熱淚湧出的事，但寫這部小說時我鼻子很酸過幾次。因為小說中的人物的遭遇能讓我想到我的親人。

這部遭到文學時評家們和文學食客遺棄的小說，很不幸地又一次牆內開花牆外香。

1988年秋天，莫言還在魯迅文學院碩士班「學習外語」時，美國漢學家葛浩文來說想翻譯《天堂蒜薹之歌》。後來考慮再三，葛浩文還是先翻譯《紅高粱家族》，第二部再翻譯《天堂蒜薹之歌》。

這部在中國大陸內部靜悄悄地開放的玫瑰，一點點地飄香，逐漸地被翻譯成了近十種語言在國外出版。莫言身上那種難得的鄉土情感，在這部小說里表現出來直面現實的勇氣，不僅是那個時代所缺乏的，也是當下罕見的。近兩年很多文壇大腕文學時評家和眾多的文學食客在推銷一種被他們稱為「底層寫作」的小說，從文學感覺、語言、結構等方面來看都很粗糙，遠遠不能望《天堂蒜薹之歌》的項背。

一名真誠的作家，在他的寫作和思考過程中，無時不刻地跟現實的生活存在著互動，這種互動，需要在撇開現實喧囂的浮油層之後，進行再度的深入思考和情感創作。莫言自己說，當他僅僅是通過閱讀《大眾日報》的關於蒼山縣的「蒜薹事件」的報道之後，立即就有自己故鄉的情感、故鄉的親人的遭遇爭先恐後地湧入他的小說里自動地對號入座，這樣一來，這個本來貌似跟他的生活無關的事件，就跟他的生活、跟他的記憶和經歷發生了化學反應。這種化學反應發生之後的小說，才是莫言後來引用徐懷中先生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時說過的「文學是作家的分泌物」式的作品。

2

現在回過頭來看那個時期，最值得注意的小說之一，有莫言的長篇小說《酒國》在內。

這部小說，據莫言自己透露，從1989年就開始創作了，斷斷續續的，找不到感覺，一直到1992年才寫完，年底才在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小說出版之後，整個文學界無聲無息，似乎已經徹底把莫言忘記了。

這時候身居國外的評論家和編輯家李陀雖然很欣賞《酒國》，但他對國內文學界的影響力已經大為削減。香港的周英雄最早在《當代作家評論》1993年第2期上發表過《酒國的虛實》的評論文章，身在國外的前詩人、學者楊小濱曾寫過一篇叫作《盛大的衰頹》的評論文章發表在《中外文學》1994年第6期上，對這部長篇小說進行分析。接著是學者張閎開始拚命地推薦這部小說，寫了《〈酒國〉散論》（《今天》1996年第1期）、《〈酒國〉的修辭分析》（《作品》1996年第1期，跟《今天》的大體相同）、《莫言小說的基本主題與文體特徵》（《當代作家評論》1999年第5期）、《感官的王國——莫言筆下的經驗形態及功能》等文章。

那個時期，我們對小說的敘事學有很深的迷戀，而莫言精雕細琢的敘事教科書式的長篇小說《酒國》正合適我們的口味。我們一度對這本書推崇備至，言必談之。後來，張閎甚至約了曹元勇和我，一起到上海師範大學的某個角落，對這部小說進行表揚性談話。我們的對話，後來整理出來，有三萬多字，不成系統，也不掌握話語權力，沒有發表，就這樣放著發霉。後來大概張閎或者曹元勇發給了莫言，莫言又放到了《檢察日報》的網站上，也在那裡發霉著。我自己並沒有這一份東西，後來也是從《檢察日報》的網站里下載的。

大概是1993年前後，格非從北京返回上海，手裡拿著一本莫言的簽名本《酒國》，向我們推薦，說這部小說不錯的。這部小說於是開始了自己的旅行，在格非的朋友圈中，在我們大家手中，傳來傳去，最後不知道傳到了誰的手中，神秘地消失了。

每一本書都有自己的命運。

這本硬封皮深藍色的《酒國》，就這樣開展了自己的漫長旅程。

當時的時代背景是，在下海風潮的勁吹下，識字分子反而變成了破落戶。一度叱吒風雲的庄之蝶，在那段時間要泡妞都比較困難，只好跟自己的保姆瞎搞。這樣的情形，既心酸又荒唐，對當時的文化界的刻畫，不可謂不深入。

莫言自己反思這段時期，雖然沒有下海，也頗在河邊小心翼翼、提心弔膽地走了幾遭。

莫言在那片自家的葵花地里打轉轉拍打蒼蠅時，顯示出了一個非常滑稽的形象出來，具有生動的寓言性。我們可以把蒼蠅比喻為莫言腦子裡的亂糟糟的念頭，這些擾人心境的濁物，讓他無法平靜，甚至都想到要去把《沙家浜》寫成武俠小說了。在那個時期，莫言就像是金庸武俠小說《笑傲江湖》里的令狐沖。他徒有花哨的劍式，卻失去了內力：

1990年這個暑假的50天，我陷入一種創作的困惑，腦子裡似乎什麼也沒有了，找不到文學的語言了。我想我真是完了，我的創作能力已經徹底沒有了。那年我在「魯院」期間還去了一趟香港，訪問香港中文大學。到了1991年春天，我去了一趟新加坡，又去了馬來西亞。在新加坡，碰到了台灣作家張大春、朱天心，大家在飯店裡講故事。張大春就向我約稿，問我能不能把說的故事每天寫個四五千字的小說寄給他，他在台灣幫我發表。我說好啊，回去試試。……在這個暑假，我寫了十六個短篇：《神嫖》《地道》《魚市》《翱翔》《夜漁》《麻風的兒子》《屠戶的女兒》《姑媽的寶刀》《糧食》和《初戀》等。……這組短篇寫完以後，我感到我恢復了寫作能力，我突然感覺到我又有了講故事的興趣和能力。當時寫的時候實際上也沒有信心，放一段時間回頭來看，覺得還不錯。在高密的環境里，短篇一天寫一個，最多兩天寫一個。寫得快，結束得快，寫了一個又一個，寫完十六個短篇，我感到自己又可以寫作了。緊接著回北京，到了春節又回來過寒假，在寒假期間寫了五個中篇。《白棉花》《戰友重逢》《紅耳朵》《懷抱鮮花的女人》……這五個中篇也是越寫越順，到了《懷抱鮮花的女人》，三五天就寫完了，這個中篇寫得非常快。……1991年就這麼過去了。……1992年《酒國》就最後完成了。

這部構思於1989年9月的小說，其靈感也是莫言從報紙上看來的。報紙上一篇《我曾是個陪酒員》文章里說，一個退休的回到南方的人因為家庭成分不好，大學中文系畢業後被分配到東北某礦區當小學教師。他偶然發現自己有喝酒的能力，後來就當上了陪酒員。他酒量大，又有才，能說會道，現場就能杜撰很多的花樣繁多的勸酒詞。這樣的人才不調到宣傳部當副部長太可惜了。當上了宣傳部副部長後，他的人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漂亮的對象也找到了。

這則新聞，讓莫言浮想聯翩。他自己說在讀這篇報道時，腦子就胡思亂想，覺得他找老婆也應該是找一個酒量大的，他們天天喝酒，連馬桶里也泛出酒味。由喝酒，聯想到他自己從《紅高粱》一炮打響，走紅天下之後，每次到了各種會議上，回到高密，都參加了各種各樣的酒席：

……我與很多小官吏是朋友，也跟著他們喝了很多不花錢的酒。我深深體會到，赴這種比賽酒量的宴席決不是一件樂事，只要你還講信義、好衝動，必定要被放倒，只有那些冷麵冷心冷靜的人，才能不被灌醉。而喝醉後的難受滋味，比感冒了難熬許多。我醉酒一次，腦筋要麻木起碼一星期。但一上酒席，三杯下肚，便忘了先前的痛苦，像英雄一樣豪飲，像狗熊一樣醉倒。

莫言對於赴宴、喝酒乃至醉酒，都有很深的體會和感受，他在《酒國》里描寫省高級人民檢察院的高級檢察員丁鉤兒一到酒國市礦山招待所，就被礦長、黨委書記灌醉，被隨後到來的酒國市市委宣傳部部長金剛鑽用一口氣幹掉九杯酒的花式飲酒灌癱，靈魂出竅，貼在天花板上，看著自己的肉身被兩個身強力壯的服務員拖著出去的狼狽狀，是有生活經驗的，所以寫得活靈活現：

……現在他有勸必飲，一杯接一杯，彷彿倒進無底深淵，連半點迴音也沒有。在他們豪飲的過程中，一道道熱氣騰騰、色彩鮮艷的大菜車輪一般端上來，三位紅色服務小姐，像三團燃燒的火苗，像三個球狀閃電忽喇喇滾來滾去。他恍惚記得吃過巴掌大的紅螃蟹，掛著紅油、像擀麵杖那般粗的大對蝦，浮在綠色芹葉湯里的青蓋大鱉像身披偽裝的新型坦克，遍體金黃、眯縫著眼睛的黃燜雞，周身油響、嘴巴翕動的紅鯉魚，壘成一座玲瓏寶塔形狀的清蒸鮮貝，還有一盤栩栩如生、像剛從菜畦里拔出來的紅皮小蘿蔔……他滿嘴香膩滑粘甜酸苦辣咸，心裡百感交集，肉體的眼光在裊裊的香霧中漂游，懸在空中的意識之眼，卻看到那各種顏色、各種形狀的氣味分子，在有限的空間里無限運動，混濁成一個與餐廳空間同樣形狀的立體，當然有一些不可避免地附著在壁紙上，附著在窗帘布上，附著在沙發套上，附著在燈具上，附著在紅色姑娘們的睫毛上，附著在黨委書記和礦長油光如鑒的額頭上，附著在那一道道本來沒有形狀現在卻有了形狀的彎彎曲曲搖搖擺擺的光線上……

在《酒國》里，莫言把「吃」提升到了最高意義。

「吃」的最高等級，是吃人。在酒國市裡，最有名的菜就是那盤真真假假，似真似假的「紅燒嬰兒」。在飲食的追求上，普通官僚一舉達到了2000多年前的春秋首霸齊桓公的境界。齊桓公當年的轄地，就包括了莫言出生成長的高密。2000多年後的酒國市，雖然不叫高密東北鄉，但是鄉親們和官老爺們的一舉一動，無不具有濃重的高密東北鄉人民的特色。

在這部小說里，莫言隻字不提高密東北鄉。

經歷過三四年痛苦的調整之後，莫言在這個時期是不是對高密東北鄉的價值產生了動搖？他也許試圖通過這部小說的創作，把自己的文學疆土進行大幅度的拓展。那個時期的莫言受到了來自各方的批評，或許短暫地出現過對高密東北鄉的終極價值有動搖，試圖在《酒國》里形成突破。

當莫言的寫作內力因為在馬來西亞得到張大春的約稿，通過寫作了16個短篇小說獲得恢復之後，他重新找到了某種信心。這種信心甚至跟張大春他們的肯定有關。寫作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需要交流和肯定的工作。一個默默地埋頭寫作而缺乏肯定的人，內心肯定會感到焦慮的。然而，莫言仍然不敢或者說不能、不願意「正面強攻」現實，他採用寓言的方式，在小說里，一環套一環，形成了一種精緻的迴環結構。小說里有小說，莫言里有莫言。兩個莫言並肩走，安能辨他真與假？

《酒國》與《廢都》，誕生在同一個年份，《酒國》在年頭，《廢都》在年尾。一個談食，一個談色。食色，性也。這兩樣，是傳統文化中重要的問題。「食」是可以公開談論的普遍性問題，「色」是躲躲閃閃、遮遮掩掩地私下流傳的普遍性問題。聖人可以談論「食色」，普通老百姓只能學習道德綱常。一部《金瓶梅》，寫盡了人情世態，是「超級自然主義」作品，對明朝後期的社會生活情態做出了極其逼真的描寫和表達。而《廢都》作為受其啟發而創作的作品，也對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在猛烈下海大潮的衝擊之下的慾望化社會進行了栩栩如生的表現，而且簡明直接，單刀直入。這樣一來，它就具有了廣泛的受眾。《廢都》里神秘的省略標誌「□□□」，和故意吊人胃口、袒露馬腳地寫上「此處省略×××字」的說明，讓長期處於閱讀性饑渴的蒙面讀者欣喜欲狂，欲罷不能。小說的「意淫」性被《紅樓夢》的作者借賈寶玉之口一針見血地說了出來，而更多的讀者從庄之蝶的身上尋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就像余華說的那樣，很多讀者下意識地就把「母親」認同為自己共同擁有的母親。這種個體化和抽象化的情感符號的神秘轉換，在小說傳播領域，在傳播學領域，具有非常有趣的效果。前有路遙的《人生》，後有賈平凹的《廢都》，陝西的兩位作家借著千年古都里殘存的王氣，一舉壓住了蠢蠢欲動的高密農民的鴻鵠之志。

長篇小說《酒國》的創作不僅沒有給莫言帶來信心，也沒有給他帶來現金。在那個時候，莫言並沒從這部小說的投資中獲得預期的回報。他種下了龍種，收穫了跳蚤。隨後的一段時間裡，莫言幹了一段的影視。

那個時期，莫言的研究生班同學、浙江海鹽的青年牙醫余華從「魯院」畢業之後，正式成了一個北漂，在北京的一幫兄弟們的齊心協力下，整出了一些類似《霜葉紅於二月花》的不上不下、不雅不俗的電視連續劇，掙到了一些小錢，維持著一定的生活水準。

莫言的影視創作沒有持續多久。這種單純的掙錢行為，不能給他帶來多大的快樂。莫言說，雖然搞影視賺到了一點錢，但是作為作家，他感到自己丟失了很多人的完整性。這種感覺很多作家都有過，但是很多作家都是丟失也就丟失了，不僅不感到難過，甚至會感到如釋重負。丟掉的是完整性，得到的是人民幣。

莫言不能接受這種缺失。

莫言在《酒國》里，接續上了《紅高粱》里的酒氣，從而靈感大發，洋洋洒洒。

通過這部小說的靈魂出竅的方式來進行突圍，莫言發現自己走到了一個闃無人跡的荒野郊外。在這裡，芳草萋萋，藍天白雲，河水流淌，湖泊敞亮。他信步走上河堤，任清風吹拂，聽蟲鳴蟬噪，一時思緒萬千，不能自已。高密東北鄉大度而冷漠地伸展著，在莫言的眼前、在他的腳下，從過去一直伸展到未來。這塊土地上，建築稀疏，空間廣闊，大有可為。一張白紙上可以作最美的圖畫，一塊未被徵用的土地上，可以造最美輪美奐的房子。

莫言這樣胡思亂想著，遙遙地看見一馬平川的遠處，有炊煙裊裊，有牛羊吃草，一個簡樸的教堂，高高地聳入雲霄。莫言看見了過去的高密東北鄉，也看見了未來的高密東北鄉。過去的高密東北鄉純凈透明，幸福而艱辛。未來的高密東北鄉污濁而朦朧，狂亂而迷惘。這一切，都照見在那座平靜的天主教堂之下。有痛苦，有快樂；有迷途，有皈依。

莫言像一個教徒一樣，再度皈依在高密東北鄉的大地之下。

3

莫言在一次演講時談到了長篇小說《豐乳肥臀》的緣起：

1990年秋天的一個下午，我從北京的一個地鐵口出來，當我踏著台階一步步往上攀登時，猛然地一抬頭，我看到，在地鐵的出口那裡，坐著一個顯然是從農村來的婦女。她正在給她的孩子餵奶。是兩個孩子，不是一個孩子。這兩個又黑又瘦的孩子坐在她的左右兩個膝蓋上，每人叼著一個奶頭，一邊吃奶一邊抓撓她的胸脯。我看到她的枯瘦的臉被夕陽照耀著，好像一件古老的青銅器一樣閃閃發光。我感到她的臉像受難的聖母一樣莊嚴神聖。我的心中頓時涌動起一股熱潮，眼淚不可遏止地流了出來。我站在台階上，久久地注視著那個女人和她的兩個孩子。

……1994年我的母親去世後，我就想寫一部書獻給她。我好幾次拿起筆來，但心中總是感到千頭萬緒，不知道該從哪裡動筆。這時候我想起了幾年前在地鐵出口看到的那個母親和她的兩個孩子，我知道了我該從哪裡寫起。

莫言曾經說過，他寫小說是先有題目，先有一個形象，一個生動活潑的形象，而靈感大發的。其他很多作家，則是先有一個主題，一個念頭，一個思想，然後給這個思想找材料，自己身邊沒有這些材料，就去別人的生活里尋找，去體驗別人的生活。而他們自己，不是一個塵封的罐子，就是一塊頑固的石頭。

莫言在本書的第三章學會了打開自己身體里的塞子，讓醞釀了30年的陳釀記憶，汨汨湧出，在那個時期，1985年到1988年，他變成了一個寫作的瘋魔。而1989年之後，這個塞子忽然被堵塞住了。就像莫言曾經去開挖過的膠萊河一樣，常挖常瘀積。

問題出現在哪裡？

莫言自己不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只是說發現自己的內力一下子全失了，找不到感覺了，只能在高密縣城的家裡拿著一個蒼蠅拍在葵花林地里亂轉。

莫言在《豐乳肥臀》里，採用了最為原始的現實主義順時敘事模式，追求簡潔性和易讀性。一部長達50萬字的長篇小說，跨度超過80年的時空，如果再玩弄結構形式，就會失去了小說本來想向自己的讀者呈現的思考果實。

莫言對此心知肚裡明。

在小說里，莫言一開始按照順時針的方式寫上官魯氏的苦難生涯和她不屈的意志——在短篇小說《糧食》里出現過的母親反芻的形象，在這裡以細節的方式再度出現。小說里的知青喬其莎的形象，也讓人記起短篇小說《愛情故事》里的知識青年何麗萍。此外的重合細節還可以說出很多。可以說，《豐乳肥臀》整合了莫言此前的所有人生經驗和文學經驗，是他在寫作上的階段性總結，其中所飽含的濃重的情感，也是此前的小說里所缺乏的——之後，在最後一章里，莫言忽然使出了致命的奪魄暗器，他在時間的最後開始突然的跳躍，或者說，使出一個巨大的反轉：在這一章里，莫言寫到，上官魯氏的所有孩子，都是她跟其他的男人生育的。她的丈夫上官壽喜實際上是不能生育的一個殘廢男人——在日軍入侵時被殺死了——而這個殘廢男人，卻給生殖能力豐沃的上官魯氏帶來了致命的壓力：一個不能生育的女人，在鄉村裡會遭到了最大限度的歧視和打擊。鄉村裡，女人沒有生育，不會有人想到是丈夫的原因，而把一切都怪罪到女人的頭上。上官魯氏不甘於命運的打擊，她採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加以反擊，她用自己的不貞潔嘲諷了卑鄙的命運：她跟那些外來的漢子上床，然後懷孕，生女。她甚至從令人尊敬的牧師馬洛亞那裡獲得了兩個混血的種子，生下一男一女的龍鳳胎。可惜，這兩個雜交的品種生命力孱弱，不適合在這塊嚴酷的土地上生長：上官金童是一個情感弱智，上官玉女天生看不見——看不見世界上的醜惡，使這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女子，成為了上官家族裡的一個世外仙人。這個人物，也讓人不由自主地想起《百年孤獨》里那個吃土的神奇女子雷貝卡。異域文化的一部分，就這樣消耗掉了。另一部分，在上官金童的身上，沒有找到發芽的土壤。莫言的這兩個人物的設置，似乎微妙地暗示了外來文化在現代中國的淪陷命運。

莫言採用鐵線拎豆腐的方法，結果這些豆腐都按照他的事先設想，紛紛落到地上，見風就長。它們先長成了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接著長成司馬庫、司馬糧和魯勝利等等的小人。莫言通過上官魯氏的愛，讓這些活生生的人具有了人的本質血肉。而血肉，恰恰是傳統的歷史觀念所不喜的。在那種已經變成定式的思維里，這個世界應該被梅達爾多子爵用劍劈成正反兩半。這樣，世界就簡單了。因為「美好、正義和智慧只存在於被破壞之後」。

在《豐乳肥臀》里大愛的遮蔽下，在這種簡單的串連下，傳統的觀念分崩離析。新歷史主義小說，實際上就是這樣追求還原原本本大的歷史書寫所遮蔽的活生生的細節。而觀念，就存在於具體而微的細節之中。當年的《紅高粱家族》里的那個無法歸類於傳統的正邪門派的余占鰲，是《豐乳肥臀》里司馬庫的模板。

莫言自己也說，在《豐乳肥臀》里他最喜歡的人物是司馬庫。

這是一部激動人心的小說，莫言在小說里爆發了此前幾年中已經沉默的噴涌源泉。他說，1994年在高密，他花了3個月，拚命地寫。小說寫完之後，竟然胖了10斤。

1995年，莫言把妻子和女兒都接到了北京，他們一家在北京的團圓，宣告了高密東北鄉這根臍帶的肉體斷裂。

這部小說在《大家》雜誌上發表之後，獲得《大家》紅河文學獎，繼而在作家出版社出版。

小說的凌厲風格，再加上當時可以說是一筆真正巨款的10萬元「大獎」，使得《豐乳肥臀》這本書一下子就揚了大名，也進入了很多本來不讀小說的人的視野，於是乎，激怒了很多持「一分為二」的歷史觀點的頑人。這些人在《中流》等雜誌里用非文學的模式大力抨擊《豐乳肥臀》，其手段非常政治化，給莫言和《豐乳肥臀》扣上了很多嚇人的大帽子，還寫信到莫言工作的單位告狀。

4

《豐乳肥臀》這部厚重的長篇小說的出版，如果不是影響那麼大，觀念那麼「離經叛道」，那麼莫言所遭受到的壓力說不定也沒有這麼大。這種壓力非常直截了當，來自於那種使用傳統革命現實主義來理解一切的觀念，在這種觀念里，任何關於中國當代歷史的看法，都必須嚴格按照中國革命史的既定理解來書寫。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的以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喬良的《靈旗》、張煒的《古船》等為代表的「新歷史主義」小說中，他們試圖突破這種僵化歷史觀念的困境，也給當時的小說界帶來了極大的衝擊。在《豐乳肥臀》里，莫言通過母親博大的愛，徹底融化了那種「一分為二」的世界觀，無論是土匪沙月亮、國軍司馬庫、共黨魯立人，也無論他們高喊著什麼樣的口號，他們打得多麼死去活來，上官魯氏對他們留下來的孩子都一視同仁。階級之分、敵我之分、善惡之分，在這裡全都融化了。而對於革命現實主義的衛道者來說，這就是大逆不道的。老同志們更是上躥下跳，動用、發動各種關係來給莫言找麻煩。

莫言的上級在《豐乳肥臀》受到批判時，派人來找他調查，成立了兩個工作組，一個組一章分別審查這部大毒草的問題：

……他們讓我做檢查。起初我認為我沒有什麼好檢查的，但我如果拒不檢查，我的同事們就得熬著夜「幫助」我，幫助我「轉變思想」。我的這些同事，平時都是很好的朋友，他們根本就沒空看《豐乳肥臀》，但上邊要批評，他們也沒有辦法。其中還有一個即將生產的孕婦，我實在不忍心讓這位孕婦陪著我熬夜，我看到她在不停地打哈欠，我甚至聽到了她肚子里的孩子在發牢騷，我就說：同志們，把你們幫我寫的檢查拿過來吧。我在那份給我羅列了許多罪狀的檢查上籤了一個名，然後就報到上級機關去了。第二天，我們的頭兒找我談話，說光寫檢查還不行，必需要有實際行動。我說您指的實際行動是個什麼行動？他說，你能不能給出版社寫一封信，以你個人的名義，要求出版社停止印刷這本書，已經印出來的要封存銷毀？我說要禁你們去禁，我自己不能禁我自己的書，但我們領導知道我的弱點，就再次組織我的同事們幫助我，其中當然還有那位孕婦。我這個人意志薄弱，一看到那位孕婦，我的心就軟了，我想，不就是一本書嗎？禁就禁吧，與她肚子里的小孩子相比，我的《豐乳肥臀》算什麼？於是我就給出版本書的出版社寫了一封信，請他們不要加印，印出來的也要就地銷毀。出版社一禁印，盜版書就鋪天蓋地而來，最保守的估計，盜版的《豐乳肥臀》起碼有50萬本。

這件事情，莫言事後說起來盡量用一種輕描淡寫的語氣來說，但是在中國生活過、被組織幫助過的人都能夠理解在那種情形下的極大苦悶乃至忿懣氣氛。一個人的書被加上各種罪名要禁止，有關方面還不肯自己出面，非要作者自己按照他們的要求來加以禁止。這種讓作者自己禁止自己的書的做法，也許也只有中國大陸才會出現了。然而，莫言仍然不得不這麼做。他的壓力恐怕還不僅僅來自「孕婦」——在莫言的修辭里，他有時候會避重就輕，從而把心中沉重的負擔傾斜到泥潭裡去。這種自我的釋放，在這樣一個詭異的國度，是被逼出來的基本生存韌性和智慧。

對這部傾注了自己最大的心力和情感的長篇小說巨著，莫言的痛惜是難以抑止的。他在好多場合里都一再強調這部書在自己的創作中的重要性。

莫言在跟王堯的對話里說：「我堅信將來的讀者會發現《豐乳肥臀》的藝術價值。……《豐乳肥臀》是我最為沉重的作品……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如果你要了解我，就應該看我的《豐乳肥臀》。」

在回答日本漢學家吉田富夫教授的問題時，莫言再度強調：「在我二十年的創作過程中，寫下了將近四百萬字的作品，《豐乳肥臀》集中地表達了我對歷史、鄉土、生命等古老問題的看法。……毫無疑問，《豐乳肥臀》是我的文學殿堂里的一塊最沉重的基石，一旦抽掉這塊基石，整座殿堂就會倒塌。」

很顯然，被迫自己寫信去禁止自己的作品，這是一個作家所能想像得到的最大的傷痛。

就在那之後，莫言想到，是時候離開部隊了。

1997年，莫言在參軍21年之後，轉業到了隸屬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檢察日報》社。

莫言自己總結過自己的創作歷程：

我從1981年開始發表作品，到2001年已經20年了。這20年的創作過程大致可分成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的代表作是《售棉大路》、《民間音樂》，這些作品雖然也受到了一些讚揚，但其實都是摹仿之作。但不能因為有摹仿的痕迹就徹底否定它，它還是表現了我在寫作上的一點才華，或者可以說儘管有摹仿——客氣地說是借鑒——，但還是有我自己的獨特的東西。如果沒有這個「描紅」的階段，也就沒有後來的作品。

第二個階段的代表作品應該是《透明的紅蘿蔔》和《爆炸》。《透明的紅蘿蔔》是我的成名作，寫於1984年冬，發表於1985年春天的《中國作家》，當時馮牧先生主編《中國作家》，為這篇作品，該刊召開過一個規模很大的討論會，連汪曾祺先生都與會說了不少讚揚的話。直到現在很多人還認為《透明的紅蘿蔔》是我最好的作品，我不這麼看。最近因為要編集子，把過去的作品重讀了一遍，我發現《透明的紅蘿蔔》有一種樸素的、原始的東西——那時說完全不懂文學誇張了一點，可以說幾乎不懂文學，在這樣的一種狀態下，我靠個人生活的累積和對藝術的直覺寫出了這樣的作品，所以它是樸素和渾然天成的。但不能因為這些理由就說它是最好的。譬如《爆炸》的沉重的痛苦，《枯河》的徹骨的悲涼，都是《透明的紅蘿蔔》里所沒有的。

第三個階段應該以《紅高粱》為始，這是我知名度最高的一部作品，在被改編成電影之前就很轟動，電影的得獎又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紅高粱》既然被那麼多人津津樂道，應該是一部好作品。

《紅蝗》《歡樂》這兩個大中篇的發表應該是我創作的第四個階段。隨著這兩部小說的發表，批評和辱罵就與我結下了不解之緣。我最近編集子時，認真地讀了它們，發現它們與《紅高粱》有不一樣的東西，現在的我，其實已經不可能再寫出這樣的作品。

然後進入了長篇小說創作的階段：《紅高粱家族》可以算作一部長篇，但在結構上乏善可陳。因為寫的時候沒想到要寫成長篇，是先寫了一個中篇，反響挺好，於是一發而不可收，一篇接一篇地如法炮製，這也有刊物編輯部的原因。固然後來把它們組合成一個長篇來出版，但作為一個長篇的結構還是不成熟的，起碼沒有原創性，當時，這樣的系列中篇拼成的長篇很多。記得《解放軍文藝》在北太平庄曾經開過一次影響很大的會，當時的「黑馬」劉曉波在會上說：如果莫言一開始就把《紅高粱》當成長篇來寫，會產生石破天驚的效果，寫成一個個的中篇，把力量稀釋了，給人重複之感。他的意見很有道理，我自己也感到很惋惜。

《天堂蒜薹之歌》是受了一個真實事件的刺激而作，完全是出於一種義憤，出於對農民的一種同情，出於對下層生活的關注。當時我感覺到自己就是一個農民，雖然生活在城市，但骨子裡還是農民。這部小說里有憤怒有情感，但在藝術上沒有什麼新東西。隨後的《十三步》比較精緻，一方面它是對知識分子生存狀態的深切關注，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另一方面，在技術上做了一些探索。直到現在《十三步》也是我的一部登峰造極的作品，至今我也沒有看到別的作家寫得比《十三步》更複雜，我把漢語裡面能夠使用的人稱或者視角都試驗了一遍。

接下來就是《酒國》。這部小說發表以後沒有什麼反響，許多評論家根本就不知道我曾經寫過這樣一本書。後來是國外的一些漢學家開始關注這本書，然後把消息反饋回來，上海的幾個年輕批評家組織了一個對談，才使這本書的影響逐漸地擴大開來。《酒國》在結構上有它的獨到之處，對多種文體進行了戲仿。

《酒國》之後我寫過一些中短篇小說，然後就是鬧得沸沸揚揚的《豐乳肥臀》。此書得了「大家文學獎」後，隨即就被辱罵淹沒。過了兩年後，才有一些批評家站出來為《豐乳肥臀》辯護。我最近又把它重新整理了一遍，固然它存在著譬如故事上的枝杈橫生、語言上鋪張浪費等問題，但我還是被自己塑造出來的人物感動。我認為《豐乳肥臀》是我迄今為止最沉重的一本書，也是感情包含最豐富的一本書。不管這本書遭受過什麼樣的命運，如果要說代表作的話，這本書就是我的代表作。

轉業之後創作的《紅樹林》最早是寫的電視劇本，為了配合投資電視劇的出版社，才把電視劇本改編成小說，這是一種半商業行為，無可奈何。《紅樹林》作為一部長篇來講後半部存在著大量的問題。

《檀香刑》是我受到正面讚譽最多的一部小說，包括一些文章里提到的民間語言、結構的特殊性等。我基本上把自己的創作道路給梳理了一遍，但你要我說最喜歡自己的那部作品，我還是說不出來。

莫言的創作力是值得尊敬的。在《檀香刑》之後，他又創作了《四十一炮》和《生死疲勞》這兩部篇幅都比較浩大的長篇小說。

他的精彩故事，還在繼續中。

2009年，莫言出版了長篇小說《蛙》。2011年，《蛙》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2012年10月11日，身在家鄉山東高密的莫言接到了來自瑞典文學院的電話，通知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莫言成為第一位中國籍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他的文學事業達至輝煌的頂峰。

（原刊載《傳記文學》2012年第11期，系廖增湖先生撰寫《莫言傳》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