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調子該唱直須唱——關於魯迅和孔子的斷想（轉載）

【按】過不幾天（9月25日），就是魯迅先生誕辰126周年了。剛好在舊書里翻出了我1991年在曲阜師範大學魯迅研究年會上的大會發言的底稿（議題好像是「魯迅與孔子」），斷斷續續地打出來，也算尊敬「初出茅廬」的自己——當時我還是一字一句寫講稿的講師。自然，那行文與思想都幼稚得可以，雖然誰都評點。但是，恰恰是魯迅說過：「中國的好作家是大抵『悔其少作』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時候，就將少年時代的作品儘力刪除，或者簡直全部燒掉。我想，這大約和現在的老成的少年，看見他嬰兒時代的出屁股，銜手指的照相一樣，自愧其幼稚，因而覺得有損於他現在的尊嚴，——於是以為倘使可以隱蔽，總還是隱蔽的好。但我對於自己的『少作』，愧則有之，悔卻從來沒有過。出屁股，銜手指的照相，當然是惹人發笑的，但自有嬰年的天真，決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況且如果少時不作，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又怎麼還知道悔呢？」（《集外集?序言》）所以，就不揣醜陋，原文照錄，同學們或許可以從中擷取一二有用的東西吧。

1.讀《當代新儒家》，發現不了解「儒學」的和很了解「儒學」的中外學者有著共同的擔心。美國學者列文森說：經歷了鴉片戰爭後西方文化的撞擊，尤其是1905年廢科舉、1911年廢皇帝、1919年「五四運動」，「儒學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的說服力和生命力正在減退，至二十世紀初己被漸漸埋葬，因此其現代命運己經定型。」而新儒家的學者景海峰先生說：「在中國現代思想脈動的歷程表上，儒學氣數直線下降，日見其微」，以至於「枝葉零落，慘敗不堪，似乎成為一堆萬劫不復的死灰。」

殊不知時下之國人，不了解魯迅恐怕更甚於不了解孔子。幾千年來，經歷了從「焚坑」到「獨尊」的礪煉，孔孟之道可以說早就被「銘刻在腦海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十年「文革」劫波度盡之後，孔老夫子更是衝出亞洲，走向世界，大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趨勢。日前到曲阜參觀「三孔」（孔府、孔廟、孔林），才知道文革後曲阜出現了「文物史上的奇蹟」：「文革」期間碎成130多塊的孔墓石碑，在後來修復孔廟之際，居然「一塊不少」的被「捧了回來」（見賈魯生《孔子與中國》）——敬重得無以復加。

而且，即便捧不回來，那流淌在國人血脈里的「集體無意識」，也是再也無法砸碎的。更不必說在「要用孔子思想統一世界」的台灣、日本、新加坡了。

2.同時，受「中體西用」的慣性影響，如今向《論語》尋求「馬克思的真理」者也大有人在。如果說當初郭沫若先生寫歷史小說《馬克思進孔廟》時分還有幾分玩笑的意思，如今的學者可是一本正經了。我們甚至可以把十幾年前的「紅寶書」和今天開本、裝禎完全相同的《論語》的詞句互相印證。

一路乘汽車趕赴山東，只見「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繼續生動活潑地輝映貧下中農的大門上。而當年的「大批判材料」如《三字經》、《名賢集》等也重新灌成磁帶，與大小歌星們同時登（櫃）台獻藝了。

回觀所謂的顯學「魯迅研究」，似乎仍然是吃「魯迅飯」的一駁人圈內的事情。而且，在周作人熱、林語堂熱、梁實秋熱盛行之後，魯迅的世界更趨平靜。

魯迅先生1918年就慨然宣布：「凡老的舊的，都己經完了！這也應該如此。雖然這一句話實在對不起一般老前輩，可是我也沒有別的法子。」可惜先生還是瀟洒得過早了一點。古譜總有辦法新詮，老調子該唱直須唱，一般人想擋也擋它不住的。

都說以孔孟之道為底色的中國傳統文化是「樂感文化」，一點沒錯。老百姓饑寒交迫的時候是當權者「治人」的快樂；社會稍稍穩定了，大家又開始「自得其樂」。孔孟之道總是有自己存活的道理。

3.傳統和現代的對立，現象上或是反抗，整體上乃是繼續。傳統一旦形成，便成了某一文化的「生存方式」，不可能被一刀兩斷。儘管魯迅口稱「不相關」，但正因為孔孟的書讀得最早，最熟，一生反孔批儒的魯迅自己也無法擺脫孔孟的「毒氣」和「鬼氣」。林毓生在《中國意識的危機》里評價說：偉大若魯迅先生也只能在中國文化的經驗範圍內活動。「在這種經驗範圍內，一個真正的歐洲格調的存在的認同危機是不可能出現的。」故此，批評魯迅「全盤西化」顯然也是盲人摸象。孔夫子身上的「亮點」諸如社會使命感、「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劇意識、借文化思想改良社會的手段等等，恰恰為魯迅所輝煌地繼承。換句話說，恰恰是反孔的魯迅偏偏成了宏揚優秀民族精神——包括孔子思想精華的傳薪人。

4.所謂的「全面反傳統」之於魯迅，仍然是立足於政治思想和倫理道德的基點之上。只有從這一點出發，我們或許才能夠準確把握「中國的歷史就是『吃人』的歷史」的結論，而不會輕易地把魯迅劃歸「全盤西化」行列。

匡亞明先生將孔子思想一分為三：一為封建思想餘緒，二為有人民性進步性的部分，三為超階級的思想如教育思想等。而魯迅對於孔子的大同思想，教育思想並無更多的批判，並非「橫掃千軍如卷席」，蕩滌殆盡。同時，作為文學家的魯迅和作為革命家、思想家的魯迅在不同的側面亦有不同的側重——（正如《青年必讀書》中之「青年」是統稱而非特指文學青年一樣。）在魯迅那裡，學術的、感性的、個人的與政治的、理智的、社會的顯然是兩個層面上的東西，他從前者出發，完全可以編《中國小說史略》，寫《漢文學史綱要》，校《嵇康集》，收集碑刻拓片，為好友許壽裳的兒子許世瑛開一堆舊書目，以顯示其文學家的特點。而這一切「傳統」的舉動，並不曾從根本上妨礙他在道德倫理方面徹底的反傳統立場。

5、據說20世紀不少領先的思想都是從批判黑格爾開始的，黑格爾也因此而不朽。

同理可證，只要非孔、批孔、反孔的陣營繼續存在，則孔子的存活天經地義。不能不承認，孔夫子思想中有自身的永恆因素。

偏偏黑格爾對孔子的哲學評價很一般：「他是一種道德哲學，……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一個民族裡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西塞羅留下的《政治義務論》便是一種道德的書，比孔子所有的書內容更豐富，而且更好。我們根據他的原著可以斷言：為了保持孔子的名聲，假使他的書從來不曾有過翻譯，倒是更好的事。」（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8頁）。

無奈哈佛大學杜維明先生則說孔子哲學是一種更高意義上的「生命哲學」，似乎與「我以我血薦軒轅」的魯迅是「殊途同歸」了。

無疑，魯迅是一個始終散發著生之熱氣的人，一個陳舊的社會秩序的破壞者。作為「隨感錄」的肇始者，他的宗旨是「在可詛咒的地方，擊退可詛咒的時代。」

「因為我常常覺得『惟黑暗和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作絕望的抗戰，所以很多著偏激的聲音。」

他讓青年少讀——不讀中國書，出發點正是振奮生的翅翼，以免陷入嫵媚可愛的深淵泥坑。比之魯迅，孔子哲學中更多的是在君臣父子的社會中的「生存感」，而非生命感。孝悌、忠信、恭敬、仁義……更讓人體驗到一種「聽命感」，而不是生命感。而且從聽命到宿命，毫無反抗的色彩，正所謂「生死由命，富貴在天」。

所以，在改革開放之後已步入現代的時代，安然地梳理著自己的羽毛的溫良恭儉讓，與敢哭敢笑敢打敢罵、「風波浩蕩足行吟」的踔厲風發，究竟哪一個更重要一些呢？

6、 魯迅與孔子形影不離的日子當在「文革」十年間。偏偏在那嚴肅得不敢「亂說亂動」的歲月里，兩位「聖人」身上充滿了身不由已的戲劇性。

馬克思說過，大人物均為兩度出現，先是悲劇，後是喜劇。再往後，他沒有說，在孔子和魯迅身上則是悲喜劇了。

孔子生前鬱郁不得志，「為權臣所輕蔑，為野人所嘲弄」，「累累若喪家之犬」，當是悲劇——因為他的主張當時正有益於封建社會，偏偏當權派不聽，報國無門。他死後步步登高，直至被奉若神明，不料卻被恭敬得過了頭，成了人家的敲門磚，演了好久為人利用的滑稽劇，因此搖身一變成了喜劇。可到了「史無前例」的瘋狂歲月里，孔子他老人家卻是上演了一出明悲暗喜的悲喜劇：一面是口誅筆伐打翻在地，還得「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一面卻是舉國上下遠勝於尊孔的「忠」教儀式。「早請示、晚彙報」， 「永遠健康」地頂禮膜拜。在「一句頂一萬句」的「活學活用」中，八億顆腦袋均可不必思索，完成了一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大表演。連批孔的名句都還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大家「防止」了十年的「資本主義」不曾復辟，孔子倡導的封建主義卻是堂而皇之地雄霸天下了。

是故當時批孔遠非反封，而在於批「孝子賢孫」、「批周（恩來）公」——「四人幫」才是「又何其毒也」。

7、作為現代「聖人」的魯迅「文革」間的命運與「孔聖人」也頗有類似。在世時，他遭通緝、被盯梢、明槍暗箭，腹背受敵，以至於站須「橫站」以左顧右盼。從抄古書的「待死堂」里溜出來，他老人家行則「破帽遮顏」，危若漏船載酒。為民請願卻自身難保，悲夫悲夫！解放後，先生演了正劇，「三家一主將五最一方向」，毛主席總結得十分精當。

當然，隨著魯迅過上了安生日子，吃魯迅飯的人也日見其多，「魯學」也有了初步成果。可「文革」風起，魯迅與孔子成了一紙之兩面，與孔子不同，魯迅演的是明喜暗悲的悲喜劇：一邊是魯迅語錄和紅寶書一併流行，「橫眉冷對」之木刻像貼滿大街小巷。一邊是「痛打落水狗」的呼喊聲中，無數幹部群眾或自相殘殺，或慘遭迫害，連「三月的租界」中的狄克也成了「文革要員」，與魯迅肩並肩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了。想想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凄涼晚景，魯迅先生泉下有知，又不知當如何憤怒於自己再次成了被人利用的「敲門磚」。無奈業已作古，人言兩亡。只好任人謬托知己、左塗右抹……

是否可以說：「文革」間的批孔和揚魯，均與民族文化毫無干係，孔子與魯迅一為靶，一為矢，都不過是「工具」而已。

8、杜維明先生又曰：「在孔子時代，有兩種求學方式：一種是為了做官，為了謀生，另一種則是為了完成自己的人格。從儒學的立場看，前一種求學是虛脫的，不實在的，後一種才是實在的，能夠安身立命的，即所謂『為己之學』」。（《當代新儒家》P207）

如此一來，孔夫子又近乎老莊了，——都是在為保全自己的人格，守住自己的本性而學而活著。無奈莊子的活法是採用了的遊戲人間的方式，向世界拋出了一付假面，孔子則是認認真真地按照官場的或自己的意願求學做事。

如此一來，儒道不僅是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里講的「互補」，而且可以合而為一了。只是倘若此說成立，則孔子「內聖」了就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大可不必老想著當官，費九牛二虎之力去周遊列國。

事實上，「求仁」和「行道」本身便意味著順從權勢和社會而不是恪守自己的人格。正如王富仁先生分析的：「孔子的個性必須努力體現在個諸侯國的當權者的個性里，因為他的倫理學的價值是體現在政治之中的。」——因此與蘇格拉底的個性表現 「是兩種人格」。（《以西方文化為重建中國現代文化的主要參照系——魯迅與中外文化論綱之二》）

當然，魯迅也是「入世」的，可他對於「求仁行道」的上層路線絕不感興趣，他始終理智地剖析著社會和世人，保持著「精神界的戰士」的警惕性。儘管幾句雜感足以喪命，可他仍然要罵段祺瑞執政府；儘管蔣介石曾正式「招安」——只要魯迅不罵他，銀元照領，出國也可；而魯迅卻絲毫不為所動——他正是這樣完成了自己——是當權者無奈他的個性（當然這樣要付出沉重的甚至生命的代價），而不是把個性「努力體現在個諸侯國的當權者的個性里」。

9、據《光明日報》載：「曲阜市根據保存的檔案史籍進行挖掘，完成了《簫韶》樂舞的整理創作，樂舞陣容150人，音樂使用樂器達60多種。在今年9月26日開始的山東省文化節上，這失傳兩千多年的《簫韶》樂舞，將以其凝重悠揚的古典雅樂，優美的舞蹈，圓潤的哲理歌唱呈現在人們面前。」

鬼使神差，筆者記起了魯迅的那篇《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據魯迅引證，1934年8月，使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樂在上海已經演奏過一回，當時古今樂器一併融入後是40餘種，並「聆其節奏不同凡響，令人悠然起敬」，——可見「失傳兩千多年」之不準確。

又據資料記載，1982年8月28日，美國舊金山公園音樂廣場中「古韶樂四平八穩地邁著方步，走進環形樂壇，樂壇正中，懸掛起一幅孔子行教圖。他老人家笑容可掬，像對待自己的炎黃子孫那樣，用慈祥的眼注視著案前那群白皮膚、藍眼珠的異邦人。他們中間有里根總統的特使，有前總統福特，國會議員威爾遜，有前上將司令官魏德邁……。」（《納妾現象曝光》P182）

此事距今僅有八九年，可見「失傳兩千多年」之就更不準確。

10、分久必合。也許有一天，擁魯和尊孔能在更高的意義上合流，可那時當是魯迅那些犀利的文字與吮血、賣友、說謊、吃人的時弊一同滅亡之日。

而且，尊孔也不必排外，擁魯亦毋需「懼內」。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可見海外亦非虎踞龍盤的禁地。魯迅心憂於「風雨如磐暗故園」，東渡日本尋求醫國良方，也可以算「浮於海」的身體力行。

徐復觀先生曰：「憂患意識」肇始於儒家。那麼，魯迅毫無疑問是汲取了儒家的「骨中骨、鈣中鈣」。

「我的祖先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國印」，那「中國印」的印泥就是儒家思想。

魯迅說孔夫子的思想是為統治者著想的，待到人民大眾成了名副其實的「統治者」，民主化到了魯迅所期望的程度，孔魯的合流將是振奮人心的——我們期待著那一天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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