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主要是改革開放以來,外國文學中的詩歌與戲劇作品的研究呈現出蓬勃發展的趨勢。與20世紀前半葉相比,新中國成立後60年來的研究成果從數量上和質量上都取得了很大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後的三十多年,外國詩歌和戲劇作品的研究在所涉及的研究國別、研究規模、研究方式、研究角度、研究深度、研究廣度等方面均較此前有著急速的變化,在一定範圍內已經能夠與國外相關研究領域產生積極的交流與對話,當然,不同時段的研究也存在不同性質的問題,值得很好地總結和反思。從1949年之後新中國的外國文學總的研究趨勢來看,外國詩歌和戲劇的研究與小說和其他類別的文學研究情況大體一致,可以分為新中國成立之後17年的初步發展時期,「文化大革命」期間10年的停滯期和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30多年的蓬勃發展時期。新中國成立後至1966年的17年,新中國的外國詩歌與戲劇研究主要是學習和借鑒蘇聯的研究理論、方法和模式,運用馬列主義的文藝觀,尤其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理論武器來指導外國詩歌和戲劇研究。這個時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也存在很大局限,研究方法總體上比較單一,文藝為政治服務成為批評和研究的主要標準。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外國詩歌和戲劇研究全面停滯。改革開放之後的20世紀80年代,外國詩歌與戲劇研究隨外國文學研究的復興開始了全面的恢復與發展,這個時期的詩歌與戲劇研究有對前一階段的反思,如對一些曾經予以否定和批判的作品進行重新評價,也有對尚未從國外引介的作品的介紹和評價,更有一些作品的研究得到了深化和擴展。西方國家的詩歌和戲劇相較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研究而言在此時得到更全面的觀照。90年代以來,隨著各種西方文藝理論的大量引入,外國詩歌和戲劇的研究呈現出活躍和繁盛的局面,研究的方法和範圍有了較大擴展,體現出一定的研究深度。與此同時,外國詩歌的研究和引介對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新詩的發展起到推動的作用,一些國外的戲劇作品也陸續登上中國的舞台。進入21世紀的十年,外國詩歌與戲劇研究呈規模化發展,論文數量激增,專著數量上漲,研究的發展勢頭迅速,研究範圍和規模都有進一步擴展,呈現出多元化、系統化和體系化的趨勢。可以說,外國詩歌和戲劇的研究這時已開始進入繁榮期。但從近年的研究發展形勢來看,與小說研究相比,詩歌與戲劇的研究仍相對較為薄弱,在運用西方文學理論分析研究作品時還有進一步深化的空間,在參與國際學術交流和對話的過程中,中國學者自己的聲音相對不足,有自身特色和獨立見解的原創性研究仍待深化,對某些經典作品的研究出現了較為嚴重的重複研究現象,在運用理論分析作品時也出現一些硬用和套用理論的情況。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既需要充分肯定60年來已經取得的成績,保持並發揚這種積極活躍的研究勢頭,同時也應清醒地意識到我們目前的研究尚存在一定不足,因此,我們仍需彌補缺失,完善自身,將今後的研究推向深入。一為比較新中國成立之前與成立之後外國詩歌和戲劇作品研究的異同,對我們今後的發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參考,在此有必要對1949年之前的譯介和研究進行簡要的回顧。據學者考證,雖然一些外國詩人和詩作的名字在17世紀就被來華的傳教士提及,但外國詩人和劇作家及其作品開始逐一踏上中國的土地並得到評介和研究則開始於20世紀初的晚清時期。當時外國詩歌與戲劇的引入主要以西方國家的作品為主。大量西方文學的引進是與晚清時期的有志之士和知識分子在思想上渴求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之意志來喚起民眾,提倡新知,實現文化與思想啟蒙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是當時中國的政治歷史現實的需要。林紓自19世紀90年代起翻譯了大量西方文學作品,首次將蘭姆姐弟的《莎士比亞故事集》譯為中文,名為《吟邊燕語》,始使莎士比亞的名字進入國人的視野。這一時期,辜鴻銘、梁啟超、馬君武、王國維、蘇曼殊等均對西方文學作品的譯介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國人始知歌德、拜倫、雪萊、華茲華斯等西方的詩作與劇作。1907年,魯迅發表了影響廣泛的《摩羅詩力說》,著重介紹並論述了普希金、萊蒙托夫、拜倫、雪萊、密茨凱維奇、裴多菲等富有民族精神和愛國思想的詩人和他們的詩作。五四運動時期,弘揚自由民主精神的作品受到廣泛重視,反映社會現實、批判社會不公的作品迅速得到譯介和傳播。在戲劇方面,莎士比亞的《哈孟雷特》(現一般譯為《哈姆萊特》)、《羅密歐與朱麗葉》,歌德的《浮士德》,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等均在20世紀初期被譯介到國內來,「浮士德」自強不息的探索精神,易卜生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對社會問題的關切都在當時引起人們的注意,獲得廣泛的影響。1918年,《新青年》雜誌推出《易卜生號》,這是我國刊物第一次出版外國作家的專號。蕭伯納的作品也在此時被引入中國。他們的社會問題劇受到極大重視。此後各類文學刊物如《少年中國》《小說月報》《文學周報》《創造季刊》等一系列刊物,均大量推出外國詩歌與戲劇作品及相關的介紹和評論文章。一些刊物繼《易卜生號》之後又推出了不少重要作家的專號或特刊,如《小說月報》的「拜倫」專號、「泰戈爾」專號等,影響相當廣泛。從當時中國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實際需要出發翻譯引介和評價研究外國的詩歌和戲劇作品,這樣的情形從20世紀初期以來一直延續至30年代之後以魯迅、茅盾、馮雪峰、瞿秋白等主張文學是革命工具的左翼文學和後來的抗戰文學。鑒於中國的歷史和政治現實,俄蘇、東歐以及弱小的受壓迫民族的文學在當時受到特別的重視,普希金、萊蒙托夫等詩人的詩作得到了大力的推崇。「普希金的聲譽日隆,以至在三四十年代,他不只是一位詩人,還成為進步文學界信奉的文藝偶像。」但因為其中過多地夾雜著超出文學藝術本身的因素,對這些被認為是進步詩人的評價也存在某些不切實際之處。外國詩歌和戲劇作品的譯介和研究也與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文學、文化和語言的變革需求密切相關。五四時期,主張革命文學的知識分子力圖從語言文字的革新入手,帶動和激發新思維和新觀念的躍動,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大力提倡白話文運動,而外國詩歌的譯介和研究對中國新詩的語言和形式建構、發展和成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這一時期,被譯介和研究的外國詩人詩作既在內容和主題方面適應了當時中國政治變革的形勢,也在詩歌的語言和形式方面適應了中國新詩發展和成熟的需要。戲劇方面,據記載,最早上演莎劇的是1902年在上海聖約翰書院。自莎士比亞、易卜生、蕭伯納等戲劇大師的作品被譯介和研究以來,他們的作品被稱作「文明戲」而備受戲劇界的推崇,直至發展成熟,成為活躍在中國戲劇舞台上的新型話劇。這些都對中國文化、文學及語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推動作用。雖然反映社會現實,激發民族自覺之情感的作品首先被譯介和研究,但實際上,作品的藝術性、美學特點和作品的語言形式並未完全受到冷落。惠特曼的詩作在內容和藝術形式方面都得到了極大的推崇,這是與當時政治和文學藝術方面的雙重需求相吻合的。雖然左翼文學更注重文學的現實作用,但現代派詩歌和戲劇作品並未受到完全排斥,以梁實秋、朱光潛、李健吾、錢鍾書等為代表的主張「自由主義文學論」的學者,大多從文學的藝術角度來審視和評介文學作品。以吳宓為代表的「學衡派」則更多地以中西比較的眼光和較為理性的眼光來審視西方的詩歌與詩學。三四十年代之後,由於新詩在語言、形式、風格等方面的革新需要,一些外國現代派詩作的譯介和研究也逐漸展開,艾略特、奧登、龐德、葉芝等現代派詩人的作品開始為中國詩人所熟悉,特別是艾略特和奧登,明顯影響了新詩的創作風格,如新月派、現代派及後來被稱作「九葉派」的一批40年代在西南聯大的年輕詩人的詩作。戲劇方面,奧尼爾、布萊希特等帶有現代主義風格的戲劇作品也有譯介和研究成果問世,併產生了一定影響。注重內容和主題的社會效益,注重語言和藝術形式對中國新文化新文學發生、發展的作用,並同時對作品進行形式和美學的探討,這三方面在當時的外國詩歌和戲劇譯介與研究中雖有所側重,但並未有所偏廢,這與新中國成立後前30年的研究形成了對照。由於20世紀上半葉中國政治與文化變革的需求,在文學藝術方面,我們譯介和研究西方文學的情況相對來說在外國文學譯介和研究方面佔有較大分量,蘇聯文學在當時是左翼文學關注的一個焦點,而東方文學的譯介和研究相對不足。在詩歌方面,只有泰戈爾的譯介和研究是一個重點。他的譯介和研究與他思想中的愛國情懷和民族獨立意識相關,也有他作品中的藝術特色帶給我們的啟迪和影響。此外,由於中國古老的佛教傳統的影響,與此相關的印度兩大史詩也在此時引入中國。可以說,20世紀上半葉外國詩歌和戲劇在中國的譯介和研究,大多是與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的自身需求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此時的研究範圍多集中在西方和蘇聯,研究的形式多為介紹、簡要的評論、對作品某方面的闡發、與中國文學或文化的比較等。雖然個別作家的作品出現了多個譯本,也有研究專著出現,但真正學術化的、系統化的研究在此時尚未全面展開。即便如此,外國詩歌與戲劇的譯介和研究對中國文化、文學、政治、社會等諸多方面產生的影響,對我們今天的外國詩歌與戲劇研究仍有啟發意義。二1949年,新中國成立。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我國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發生了重大轉變,外國文學研究從方法、思路、內容到形式、範圍、對象等等都發生了相應的改變。這種變化最初可能源於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外部環境尚不穩定,經濟上還沒有恢復,學術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各大專院校的院系又面臨全面調整等客觀因素,但更為深層的原因在於意識形態的改變使得我們的外國文學研究更多地與政治因素聯繫在一起,外國文學研究中的意識形態影響全面滲透。新中國成立後的17年中,我們主要遵從蘇聯的文藝路線和文藝觀,學習蘇聯的文藝研究經驗,借鑒蘇聯的文藝批評研究成果,運用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研究方法進行文學批評,這是當時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的主要趨勢,外國詩歌和戲劇的研究亦遵從這樣的原則。那些能夠反映社會現實的、能揭露社會的黑暗面並對之予以批判的外國詩歌和戲劇作品受到關注和肯定;反映人民疾苦、歌詠民族獨立、弘揚革命鬥志的作品得到青睞和讚揚。是否能為政治服務、為人民大眾服務,這是當時外國詩歌和戲劇作品研究的首要原則。總體來看,1957年之前,外國文學研究界的學術空氣相對略為寬鬆,「反右」運動之後,「左」傾的思想更為嚴重。1962—1964年,研究界有一個短期的躍動態勢,但很快,「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西方文學批評進入全面停滯期。由於我們在意識形態方面向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接近,與西方國家處於基本隔絕狀態,詩歌和戲劇的研究範圍和領域也發生了較大變化。首先,蘇俄以及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詩歌和戲劇作品受到更多關注。在蘇俄文學方面,傳統的經典詩人和劇作家的作品得到了進一步的譯介和研究,如普希金、契訶夫等作家的作品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就受到重視,得到更多關注。雖然契訶夫被認為是短篇小說大師,但他的戲劇作品在50年代被搬上中國的舞台,當時有報刊登載評論文章,因而,契訶夫也作為劇作家被中國觀眾所熟悉。同時,蘇聯時期的作家也備受矚目,馬雅可夫斯基的詩歌作品在這一時期產生了較大影響。他從早期的未來派詩人轉變為無產階級的歌手,其詩作因強烈的革命性和戰鬥性在50年代初期的中國得到傳播。當時《光明日報》《文匯報》等報刊登載了多篇評論文章,對他予以肯定和讚揚。智利詩人聶魯達作為智利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曾經兩次來中國,受到熱烈的歡迎。雖然由於一些客觀原因我們當時對他的研究和關於他的評論並不多,但是他的詩在中國的影響卻不容小視。其次,與蘇俄及社會主義國家作品相比,西方詩歌和戲劇作品在相對受到冷落的同時,一些經典作家的作品仍然得到了進一步的研究和譯介,如莎士比亞、莫里哀、歌德、席勒、拜倫、雪萊、惠特曼、易卜生、蕭伯納等等。這其中有關莎士比亞的評論文章相當可觀,眾多學貫中西的老一輩莎學學者都為莎士比亞作品的譯介和研究付出了辛勤的智慧和汗水,而對於其他相關詩人和劇作家的作品研究也體現出在那個環境下力爭取得的最好水平。當然,這些研究大多是圍繞對西方傳統經典作家作品的批判性接納而展開的,其中不乏認真嚴肅的探討和評論,但也夾雜因政治因素而導致的片面、主觀,甚至是意氣用事的觀點和言辭。與此同時,一些經典作家由於在思想上被認為偏離了進步的和革命的主張,消極悲觀,逃避社會現實,因而受到批判,被打入冷宮。華茲華斯是其中典型的例子。華茲華斯在法國大革命的初期同情並支持革命,而在革命的後期則反思革命的行動,轉向了自然,這在當時蘇聯的文學史中被認定是消極的、反動的,背離了革命和人民,而我們的研究沿襲蘇聯的文學觀,華茲華斯即作為「消極、反動的浪漫主義詩人」受到排斥,沒有得到真正的研究和公正的評價,直至改革開放後的80年代。第三,當時絕大多數西方現代派詩歌和戲劇作品都被冠以「資產階級的腐朽沒落文學」的帽子,被認為充滿了低俗、頹廢的思想和情調,遭到拒絕,並加以批判和摒棄。曾經影響了中國新詩成長並走向成熟的艾略特、龐德等詩人,此時大多銷聲匿跡。美國劇作家奧尼爾的作品不再有人問津,有關他的評論文章則幾乎絕跡。更多重要的現代派詩人和劇作家的研究在當時基本沒有展開,這些研究大多在改革開放之後才開始起步,比如波德萊爾的作品。1962年,情形發生了一些變化。當年4月,中央批轉《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提出「批判地吸收外國優秀的文化成果」。在此情形之下,一些被認為是頹廢的現代派作品通過內部發行的,標明「供批判用」的「黃皮書」被介紹到中國來,這實際上是為封閉的中國外國文學研究打開了一扇天窗。1962年,中國戲劇家協會出版了內部刊物《外國戲劇資料》(季刊),重點介紹歐美「先鋒戲劇」,貝克特等一些現代派劇作家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進入國人視野的。這一時期,西方文學作品的研究出現了一個小的熱潮,袁可嘉、王佐良等學者撰寫了一些有關英美現代派詩人的文章,如1962年,袁可嘉在《文學評論》上發表了《「新批評派」述評》一文,次年,他又發表《略論美英「現代派」詩歌》的評論文章,對新批評派艾略特、龐德等詩人的作品和詩學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儘管當時所謂的評論大多都有批判的聲音和濃重的政治色彩,但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這樣的研究實屬難能可貴。這一階段,全面而客觀的評論和研究受到限制,成體系的研究專著和學術化的評論文章少,大多數是介紹性的、紀念性的、述評式的、點評類的文章,刊發於一些重要的報刊,如《光明日報》《文匯報》《文藝報》《戲劇報》《翻譯通訊》等等。新中國成立後的外國文學翻譯呈現出一個較大發展的態勢,尤其是經典文學作品的翻譯,往往成規模、成體系。為這些譯本所撰寫的序和跋大多為對所譯作品的深入分析和探討,內容充實、資料豐富、理論紮實、觀點突出,成為當時作品研究的一個重要的成果來源。一些文學史中相關詩歌和戲劇作品的探討也是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此外,為配合一些作家來華,紀念已故作家的誕辰或逝世而舉辦的一些大型的文化活動在推進這些作家作品的影響力方面起到積極的作用。相關活動上的發言,以及為配合這些活動所發表的文章成為對該作家作品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955年,作為世界和平理事會的成員國之一,我國舉辦了世界文化名人的大型紀念活動,是年恰逢席勒逝世150周年,惠特曼的《草葉集》出版100周年,中國相關政府機構都組織了紀念活動。1956年舉辦了「世界文化名人易卜生紀念大會」。1959年席勒200周年誕辰,首都文藝界人士千人集會,紀念這個日子。在這些活動期間,各報刊紛紛發表紀念或評論文章,對他們的作品進行介紹和分析研究。即便在一些作家的紀念日未舉辦活動,也往往能見到一些專家學者為這個特殊的日子所做的評論該作家的文章,如海涅、蕭伯納、泰戈爾100周年誕辰之際,都有不少紀念文章面世。新中國成立後17年的文藝批評受到主流意識形態和蘇聯文藝觀的影響,主要運用社會學的、歷史的和現實主義的批評方法進行研究,以人民性和現實性為評判原則,一些有著紮實的學術功底和嚴肅認真的研究態度的學者,在這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一些作品的社會價值和現實意義得到了進一步的探討,取得了較大成效,但同時,在全面認識和了解這些作品的思想和藝術價值方面又有很大缺陷和不足。例如,在法國劇作家莫里哀的研究方面,我們的研究就存在著過多注重作品的社會價值和其現實主義色彩而忽視作品思想全面性的問題。根據陳惇對莫里哀作品研究的考察,著名學者、翻譯家李健吾先生對莫里哀的研究即是從當時法國的階級關係的角度,並根據大量的史料考證對莫里哀的戲劇展開分析的。他的研究充分肯定了莫里哀的現實主義精神,認為他開創了現實主義的喜劇手法和藝術表現傳統。李健吾先生的研究背景資料豐富而翔實,對階級關係的分析準確而透徹,並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對莫里哀的戲劇藝術進行了較為深刻的分析,應該是那個時代環境下進行嚴肅、科學而較為客觀的研究並取得了較好成效的典範。然而,莫里哀作為古典主義劇作家的代表,很多重要作品的完成受到路易十四的庇護,他的作品既有揭露和批判社會現實的一面,也有應和貴族、粉飾太平的一面,創作思想是複雜的。因而,一味強調他的現實主義色彩,並不能真實而全面地反映莫里哀的思想和作品的全部,甚至有背離他思想的一面。而這樣的一種研究思路和狀況在當時經典作家的研究中是比較普遍的現象。作家的思想往往是多面而複雜的,其思想的成長離不開他的生存環境和歷史的現實,忽視這種複雜性而一味地肯定、讚揚甚至拔高其思想和作品中的社會現實價值和人民性,並將這樣的思想神化進而符號化,忽視其思想的多面性,這就偏離了研究的客觀性而導致研究的片面和不公。一些經典作家由於受到馬克思、恩格斯的喜愛而受到學界的特別關注,如歌德、席勒、雪萊、海涅等,當時的研究因而也就尤為肯定其作品中的反叛性、人民性以及對自由和理想社會的歌詠,而對其作品中表現出的其他方面的思想則較少關注。更為普遍的一種研究傾向是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的立場出發對經典作家做批判性的解讀和研究,一方面肯定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黑暗面的揭露、抨擊和批判,高揚他們反抗壓迫,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精神,另一方面認為他們作為資產階級的文學家,身上帶有本階級的認識局限,不能徹底與這一階級立場決裂,因而猶豫彷徨,悲觀失望,其社會批判價值也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對易卜生、蕭伯納、拜倫等的評價均以此為基調。應該說,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從社會歷史現實的角度出發對這些詩作和劇作中的思想作一分為二的解讀,用辯證的思維觀去分析和探討其思想中的兩面性,這體現了一種較為客觀的研究態度和研究的深度,如王佐良對蕭伯納的評價就體現了這樣的深度。但因大多數西方傳統經典作家都具有相似的社會和自身成長的背景,因而以這一方式進行研究所得出的分析結論難免走向單一,並具有一定模式化的傾向。以政治為首要標準的研究還使研究隨政治風向和外部國際關係的變化而陷入左右搖擺的境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普希金研究因為他作品中反抗專制和壓迫、呼喚自由的精神而被讚美、被抬高、被神化,他被視為英雄和戰士。1957年的反右運動之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在文學研究中得到普遍運用,加上50年代末中蘇交惡,蘇俄文學又受到質疑甚至批判,普希金的研究狀況此時便發生了一個大轉彎。普希金研究不僅裹足不前,而且,他的作品還被認為是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和資產階級人性論的代表而受到批判。這一現象充分說明了文學研究受到意識形態和政治風向的左右而失掉了其獨立價值和評判標準。莎士比亞的作品研究在此時是相當活躍的,所刊登的批評文章也相對更多。但新中國成立後前17年的莎翁作品批評無時無刻不是站在具有強烈政治意識形態色彩的批評的風口浪尖,莎氏作品批評成為了評論者政治立場的風向標,充分體現了當時文學批評政治化的種種特徵。事實上,當時一些嚴肅的學者已經意識到文學研究和批評日益意識形態化這一問題,馮至在《德國文學簡史》(1958)的「緒言」中列出文學史寫作的五個原則時指出:「『(文學研究中的社會歷史分析法)不能喧賓奪主,使文學成為歷史的註解,應該注意作者的創造性、作品的藝術性』,在當時的環境下,頗有勇氣和見識。」從實際情況來看,當時有關作品藝術性的批評尚未銷聲匿跡,時有對作品藝術特徵的介紹和研究。如季羨林就對泰戈爾詩歌藝術形式的特點進行過介紹和研究,黃佐臨等對布萊希特戲劇理論進行了探討,易卜生戲劇的藝術性和戲劇創作手法也引起批評家的關注,還有學者就惠特曼的詩歌格律問題展開討論,出現一些學術爭鳴,孫大雨就對如何認識惠特曼的詩歌形式和格律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應該說,在以文藝為政治服務為批評的首要標準的形勢下,這樣的情形實屬難能可貴。客觀地說,新中國成立後前17年中,我們的外國詩歌和戲劇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效,在某些作品的研究規模上有所擴展,成果數量上有所上升,某些方面的研究較為深入和深刻,為改革開放之後外國詩歌與戲劇的研究打下了基礎。但同時,研究的領域、模式和思路又有很大局限,禁錮了我們對作品進行更為全面客觀的評價和研究。對某些作品的研究相比前一時期反而大大減少,研究水平有所降低。這一時期,西方的文學研究發展迅速。二戰之後,新批評等形式主義批評勢頭正旺,對文本進行細讀,並展開批評和研究是當時研究的主要方式。60—70年代西方形式主義研究,結構主義研究達到高潮,但從70年代中後期開始,西方的文學研究轉向了更為廣闊的文學外部研究的領域,社會的、意識形態的、階級的、性別的、文化的批評在諸多西方文藝思潮的此起彼伏中發展興盛,政治話語下的批評同樣成為西方文學批評的一個熱點。但我們的批評體現出強烈的中國式政治意識形態批評的色彩,與西方的文學研究,以至於與整個國際話語平台中的文學研究距離明顯拉大,失掉了與國際研究界交流和對話的機遇和可能。1966年之後,「文化大革命」全面開始,此後直至1978年的三中全會,中國的外國詩歌和戲劇研究處於全面停滯時期。但一些優秀的外國詩歌作品在非官方領域得到了廣泛的流傳,如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普希金、聶魯達等詩人的詩作,他們的影響在地下仍然存在。三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迎來了中華民族偉大的歷史性轉折。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在政治意識形態領域,人們開始「撥亂反正」,打破禁忌,解放思想。1978年底召開了全國外國文學研究工作規劃會議,外國文學學會成立,標誌著我國外國文學研究全面復興,進入了歷史發展的新時期。此後30年間,外國文學研究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局面,所涉及的國別之多,研究範圍和領域之廣,研究方法之豐富,都展示出從未有過的新氣象。此前已翻譯成中文的外國文學作品得以大量出版或再版,一些新的尚未翻譯過來的作品也開始得到翻譯,這為研究工作提供了前提和保障。外國詩歌和戲劇研究在此時呈現出快速恢復和發展的繁盛局面。縱觀30年的外國詩歌和戲劇研究的特徵和總體發展趨勢,可以從研究的地域與國別、研究的範圍和領域以及研究的方法和理論等方面,大致分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與90年代中期至21世紀前十年這兩個時期進行較為概括的梳理。從研究的地域和國別來看,外國詩歌和戲劇研究可以分為西方(包括歐洲大部及北美地區)詩歌與戲劇研究、俄蘇及東歐國家詩歌與戲劇研究、拉美國家詩歌與戲劇研究和東方詩歌與戲劇研究這四個方面。80年代初,由於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開始正常化,文化交流頻繁,西方文學作品和西方文藝理論大量引入,西方文學研究在這一時期迅速扭轉了此前普遍受到冷落的狀況,得到較為全面的觀照,西方詩歌和戲劇研究得到恢復並呈現出初步的繁榮。「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西方詩歌與戲劇研究較多偏重歐洲經典作家作品的研究,在這一領域已經具備一定的研究基礎,形成一定傳統。在新時期,歐洲經典詩歌與戲劇研究得到了更加快速的發展。但丁、莎士比亞、歌德、雪萊、拜倫、易卜生、蕭伯納等均得到進一步重視,在80年代的研究中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相較而言,歐洲國家中,英國及德國、法國、義大利等中南歐國家的傳統經典詩歌與戲劇研究更為突出,現當代詩歌與戲劇研究也得到快速發展,而北歐等國家的現當代戲劇研究成果更為顯著。改革開放之後,英美詩歌與戲劇研究在西方文學研究中佔有重要位置,成果數量激增,尤其是美國詩歌與戲劇研究相比「文化大革命」之前呈大步上升趨勢,研究成果之多、研究領域之廣均令人矚目。這一方面與英美兩國自身的文學傳統、美國在二戰之後的政治經濟領域方面的國際影響以及我國同兩國的政治文化交往相對頻繁有關;另一方面,這也與英語在世界範圍內的普及相關。進入90年代以後,除英美之外的其他英語國家詩歌與戲劇研究獲得了更多重視,研究取得了較多突破。英語文學的研究不僅涉及英美兩國及愛爾蘭和北美的加拿大,而且還擴展到澳大利亞、紐西蘭、加勒比海地區、南非以及其他一些地域的英語國家。與小說相比,這些國家的詩歌和戲劇研究相對較弱,而在詩歌與戲劇的研究中,詩歌的研究則相對更加豐富。應該看到,這些國家和地域的文學研究起步較晚,研究基礎與有著較為深厚傳統的西方經典作品研究相比較為薄弱,但進入21世紀以來,其研究有著良好的發展勢頭,詩歌研究尤其獲得了更為豐富的成果,如愛爾蘭詩歌、加拿大詩歌和澳大利亞詩歌研究近年來都有開拓性的成果出現。俄蘇及東歐國家的詩歌與戲劇研究在改革開放前有著深厚的傳統,尤其是俄蘇詩歌與戲劇研究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奠定了一定基礎,新中國成立後17年的研究又為改革開放後的研究做了鋪墊,基礎雄厚、實力強大、傳統悠久,因而,新時期30年的俄蘇詩歌與戲劇研究發展仍然迅速,成果豐碩。改革開放前的俄蘇詩歌與戲劇研究大多從政治意識形態出發,研究的視點有較大局限。且「文化大革命」前17年間的研究多受到我們與蘇聯政治關係的影響,缺乏穩定、全面而客觀的探討。改革開放之後的俄蘇詩歌與戲劇研究則擺脫了此前意識形態的影響,經典詩歌、戲劇的研究更為全面、豐富、具體、理性,現當代詩歌與戲劇的研究也相當積極、活躍。不過,與「文化大革命」前17年俄蘇詩歌與戲劇研究統領外國詩歌、戲劇研究的局面不同,此時的俄蘇詩歌與戲劇研究已經失掉了整個外國詩歌與戲劇研究中的主導地位,成為外國詩歌、戲劇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東歐各國詩歌與戲劇的研究在新時期更為豐富了。東歐各國在歷史上與整個歐洲文化有著難以分割的複雜聯繫,20世紀又與蘇聯存在著特殊的政治關係,這種複雜的政治歷史背景使得東歐文學的發展始終較為活躍,尤其是東歐各國的詩歌在世界範圍內始終具有廣泛的影響力。新中國成立之前和成立之後的17年間,我們對東歐國家的重要民族詩人進行了譯介和研究,如裴多菲、密茨凱維奇等。新時期以來,尤其是進入90年代和21世紀以來,東歐詩人詩作在國內學界引起了重視。當代東歐詩人的作品有不少被介紹到國內來並對國內的詩歌創作產生了一定影響。遺憾的是,由於語言的限制,系統而全面的研究成果仍然偏少,這也必然限制了東歐詩歌在國內的接受程度和影響力。與歐洲範圍內的西班牙語詩歌發展相關,拉美國家的詩歌研究在新時期也有較快發展。「文化大革命」之前,拉丁美洲詩人當中,只有智利詩人聶魯達為我國讀者所熟悉,有關他的研究成果也相對較多。此外,古巴詩人馬蒂的作品也曾有過少量介紹。80年代,隨著英美現代主義文學研究在國內掀起熱潮,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引起學界重視。90年代以來,拉丁美洲詩人詩作進入我國學者和讀者的視野。拉美詩人詩作近年來在世界範圍內有較大影響,多位詩人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智利詩人米斯特拉爾、聶魯達,阿根廷詩人博爾赫斯,墨西哥詩人帕斯,秘魯詩人略薩等在國內詩歌界產生了一定影響,一些詩人的作品被翻譯介紹到我國並得到了初步研究。東方詩歌與戲劇研究主要指亞洲和非洲的詩歌與戲劇研究。相對於戲劇研究而言,東方國家的詩歌研究更為積極活躍。詩歌的源頭在東方,古代東方史詩在世界文學中佔有重要地位,一些重要的史詩作品已經被翻譯成中文出版,如波斯史詩《列王記》、古巴比倫史詩《吉爾伽美什》、阿拉伯史詩《安塔拉傳奇》、印度兩大史詩等。古代波斯詩人魯達基、歐瑪爾·海亞姆、哈菲茲,黎巴嫩現代詩人紀伯倫等都對我國讀者產生較大影響。日本的俳句與我國古典詩詞有密切聯繫,也較早為我國讀者所熟知,此外,學界也有對日本和歌的研究成果。但是,東方詩歌的研究在我國外國詩歌研究中仍舊處於較薄弱的狀態,國內東方文學學者雖然對這些作品有一定研究,但研究的成果比不上翻譯。在研究方面有較大成就的是兩大印度史詩和泰戈爾的詩作。從研究的範圍來看,新時期的詩歌與戲劇研究可以分為傳統經典詩歌與戲劇研究、現當代詩歌與戲劇研究、多元化視角影響下的詩歌與戲劇研究等幾個方面。外國經典詩歌與戲劇研究在「文化大革命」前的研究中佔據主導地位,有著較為深厚的積澱。改革開放後,外國經典詩歌與戲劇研究得到更加快速的發展,研究的範圍和方式與此前相比均有較大突破,如古希臘羅馬詩歌與戲劇研究、中世紀詩歌研究等。莎士比亞的研究不再局限於探討其作品中主題思想的政治性、階級性,而擴展到對藝術形式、語言特色、哲學內涵、舞台演出、戲劇及電影改編、版本研究等等。歌德的《浮士德》研究更趨複雜、深入、豐富而多元。由於這一時期的學者可以從多種渠道獲悉西方學界對經典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了解國外學者的研究動態,一些經典作家作品的研究採用了新的觀點和方法,獲得了新的成果,對這些作家和作品的認識發生了轉向,對他們的評價也與此前有所不同。如對英國詩人濟慈的評價就從「唯美詩人」和只注重感官美的詩人這一定位轉到對他作為關心社會和人生的詩人的研究和肯定。隨著研究領域和研究思路的擴展和深入,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前沒有受到足夠重視的經典作品此時得到了挖掘和探究,如英國玄學派詩人多恩、浪漫派前期詩人布萊克以及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作家哈代等的詩歌作品研究在改革開放之前基本上是一片空白,而這一時期則成了研究的熱點。當然,這些經典作家的作品中有不少包含著現代主義的色彩或風格,他們作為經典被挖掘也與現代主義文學在此時得到重視密切相關,經典作品的研究範圍由此擴展了。德國詩人荷爾德林、俄國詩人丘特切夫、義大利詩人萊奧帕爾迪、愛爾蘭劇作家王爾德等都是此類在新時期獲得重新認識和重視的詩人和劇作家。同時,在「文化大革命」前因意識形態影響受到單方面高度肯定和讚揚的經典詩人和劇作家,或遭到否定甚至批判的詩人或劇作家,如普希金、雪萊,萊蒙托夫、華茲華斯等,此時大多得到了更為客觀和全面的評價,對這些作家作品的研究使經典詩作和劇作的研究具有了深度和廣度。現當代詩歌和戲劇研究在改革開放後得到了極為快速的發展。新中國成立後的17年中由於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作品被打上消極、頹廢、落後的標籤,被打入冷宮,受到抵制。這樣的情形在新時期得到了全面的改變。80年代,現代派詩歌和戲劇作品得到了學界的高度重視,研究成果急劇上升。90年代之後,現代派作品研究依然保持旺盛勢頭,且研究更為全面、客觀、細緻而深入。在詩歌研究方面,英美現代主義詩人艾略特、龐德、葉芝等的作品,法國象徵派詩人波德萊爾、瓦雷里、馬拉美等的詩作,德語詩人里爾克的作品,俄羅斯白銀時代的詩人葉賽寧、阿赫瑪托娃的作品等等,都引起學者的極大興趣和研究熱情,獲得了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對中國當代詩人的創作也產生了積極影響。如新時期發表的艾略特研究文章多達兩百餘篇,還出版了多部研究專著。艾略特研究在我國當代已蔚然成為顯學。①美國女詩人狄金森的詩作與惠特曼的詩作一起並稱為19世紀美國詩歌的兩座高峰。由於她的作品體現出不同於傳統浪漫主義詩作的獨特詩風並與20世紀現代詩歌在風格上多有相通之處,甚至被一些評論者視作現代詩歌的先驅,影響了20世紀英語詩歌的發展,有關她的研究在此時也受到極大重視。90年代中期之後,20世紀外國現當代詩歌得到了全面的觀照,尤其是20世紀中後葉的當代詩歌作品逐步進入國內學界的研究視野,這其中包括西方現代、後現代詩歌作品及各具藝術特色、帶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各國詩歌作品。美國現代派詩歌研究繼艾略特、龐德之後又進入了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斯蒂文斯、加里·斯奈德等詩人以及一系列極具實驗性的詩歌流派的研究領域,如以艾倫·金斯堡為首的垮掉派,以西爾維婭·普拉斯為首的自白派詩人的研究等。在英國和愛爾蘭,20世紀的詩歌研究從世紀上中葉的奧登走向了中後葉的菲利普·拉金、泰德·休斯和謝默思·希尼。此外,世界各國包括西歐、東歐、拉美、澳大利亞、加勒比海、非洲等地的優秀當代詩人的作品在國際文壇上引起關注,有多位詩人的作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國內學界的相關研究也開始起步。俄羅斯詩人帕斯捷爾納克、西班牙詩人洛爾迦、德語詩人保羅·策蘭、蘇裔美國詩人布羅茨基、波蘭女詩人希姆博爾斯卡、義大利詩人誇西莫多等相繼引起國內學界重視,取得一定研究成果。進入21世紀以來,現代派詩歌仍然受到重視,相關學術研究積極活躍,學術活動頻繁,有關龐德的學術研討會就召開了三次。隨著後殖民理論和文化研究理論的興起,黑人詩歌研究、少數族裔詩歌研究、流散人群詩歌的研究、女性詩歌研究等後現代文化視域中的當代詩歌研究也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成為當代外國詩歌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但相較於西方國家的詩歌作品,尤其是英美詩歌研究來說,這些國家和地域的詩歌研究大多尚未形成規模,研究成果相對不足。在戲劇研究方面,「文化大革命」前作為內部刊物出版的《外國戲劇資料》(季刊)於1979年重新出版,在新時期對西方現代派戲劇進行了大量譯介和研究,在國內外國現代派戲劇譯介和研究領域產生強烈衝擊力,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八九十年代,興起於法國的荒誕派戲劇、英美二戰後的現當代戲劇、在歐洲產生廣泛影響的表現主義戲劇、象徵主義戲劇、存在主義戲劇等等都被逐一介紹到國內來,形成了當時西方現代派戲劇研究的熱潮。美國劇作家尤金·奧尼爾、愛爾蘭劇作家貝克特、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的作品等成為研究的熱點。斯特林堡、薩特、尤奈斯庫、田納西·威廉斯、阿瑟·米勒、迪倫馬特等的劇作相繼進入研究領域,有些劇作家的作品被搬上中國的戲劇舞台。90年代中期之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當代英國劇作家哈羅德·品特、義大利劇作家達里奧·福等的作品都在我國學界獲得了較多研究成果。我國學界曾經一直關注的作為現實主義劇作家的易卜生的戲劇研究也從單純注重他作品中的現實主義成分擴展到對他的象徵主義劇作的研究。對布萊希特的戲劇研究不再局限於作品的政治主題、戲劇表現手法,而是更多地聚焦其作品的思想深度及其獨特的藝術形式,並對之進行反思和批判,研究走向了深入,取得了較多突破。對蕭伯納的研究也進一步豐富了、擴展了。在戲劇研究中,對當代戲劇有關舞台演出情況的研究,對各種經典劇作在當代的改編研究等構成了外國戲劇研究的一個特色。可以說,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外國現當代詩歌和戲劇研究的發展已經與經典詩歌和戲劇研究形成相互補充、相互交融的態勢。從研究的方式、方法來看,新時期30年的外國詩歌與戲劇研究與此前的研究相比發生了較大改變,由於西方各種批評理論的引進,研究的方法從改革開放前以主題思想研究為主要研究方式的情形發展為80年代的形式、美學研究以及90年代之後西方批評理論影響下的研究等多種研究模式。主題研究在此時期雖然並未銷聲匿跡,但所關注的問題更為複雜、更加深入,觀察的視角更為多元了。進入80年代,過去單純以政治立場和階級分析的觀點進行研究的偏頗開始得到糾正,出現了從人道主義、真善美等角度進行研究的情形,對關涉人類生存之永恆主題的探討,如生命、死亡、愛情、時間、精神與物質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現代人的生存困境等等,予以了更多、更廣泛的關注。同時,作品的美學研究和形式研究得到了極大的重視。從詩歌的語言、結構、意象、音韻等方面去解讀詩作,從人物的對話、語言、關係、作品的表現技巧和手法等去探討戲劇作品,這些成為該時期詩歌與戲劇研究中普遍關注的焦點。90年代中期以後,外國詩歌與戲劇的研究進入了更深的層面,作品中的哲學、宗教、道德等問題成為研究過程中思考和挖掘的對象,作品研究中的社會、歷史、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維度有所加強。詩學研究、藝術形式的研究等也異常活躍,常常圍繞一些美學問題、認識問題,展開學術爭鳴和討論,形成一種新的學術景觀,如圍繞莫里哀的作品是現實主義還是古典主義的,其作品中的人物是「扁平人物」還是「圓形人物」等問題學界展開了爭鳴。近年來,有不少外國詩歌與戲劇作品的研究與思想史的研究結合起來,使詩歌與戲劇作品的研究具有了一定的學術深度和廣度。80年代以來,西方20世紀文藝理論和批評方法開始進入我國,對國內的外國文學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給外國詩歌與戲劇研究帶來新的研究視點和方法。如新批評理論和形式主義批評理論的引進積極地帶動了詩歌與戲劇研究中的形式研究和美學研究,使得這一時期的研究從文學的外部走進了詩歌與戲劇作品的內部,在很大程度上扭轉了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只注重政治意識形態批評的局面。心理分析方法和神話原型批評方法等常用於深入分析和探討現當代詩歌和戲劇作品,同時,對經典詩歌與戲劇的研究也有積極的推動,如運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來研究莎士比亞的戲劇,運用神話原型批評的方法來分析艾略特的《荒原》等等例子並不鮮見。90年代之後,眾多20世紀的西方文藝理論和批評方法,如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性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新歷史主義、後殖民主義、生態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等紛紛進入國內學界的批評和研究視域,外國詩歌和戲劇的研究也開始將這些理論運用於作品的分析和研究之中。傳統的社會歷史批評方法仍在運用,有趣的是,這樣一種我們曾經慣用的方法在經過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洗禮之後又一次產生了活力。文學研究者再次將視野開放,從文學的內部研究轉向了社會、歷史、政治這個大的文學語境。一時間,在詩歌和戲劇研究領域出現了運用多種西方文藝理論和批評方法來研究某一作家或某一詩歌或戲劇流派的現象。如僅濟慈詩歌研究中就出現了運用形式、美學批評、政治意識形態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生態批評、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後殖民批評等多種批評方法和理論視角並存的情況。在這些文藝理論的強勁影響之下,研究的領域、範圍、焦點、方法等均有相當大的變化和擴展,如女性詩人相較過去受到更多重視,一些過去被視為邊緣的詩人和劇作家的作品得到重新挖掘,黑人詩歌與戲劇、少數族裔詩歌與戲劇的研究等也在理論大潮的影響下逐漸受到重視。應該說,西方文藝理論的興起極大地帶動並推進了文學作品的研究,使詩歌和戲劇的研究進入了一個廣袤而開敞的領域。但是,近年來,在理論大潮的影響下,文學文本卻越來越不受關注,以至於一些外國詩歌研究不再關注詩本身的問題。詩歌與戲劇研究需要再次回到詩和戲劇本身,這樣的呼籲不僅出現在國內的學界,在西方詩歌與戲劇研究界也發出了這樣的呼聲。因而,近年來國內學界的外國詩歌與戲劇研究一方面注重在各種理論的視域下展開探討,另一方面也開始將研究的視點拉回詩歌和戲劇文本本身,並出現了版本研究、手稿研究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在新時期,外國詩歌與戲劇中的比較研究方法也得到了廣泛運用。實際上,在20世紀初西方文學剛剛進入我國之際,學者們的譯介和研究大多採用了中西比較的方式,也正因為此,西方詩歌與戲劇在當時的引進是與中國文化轉型期的新詩建構和新型話劇的興起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新中國成立後的前17年,文學研究中的比較方法受到極大的限制,幾乎受到全面摒棄。改革開放之後,外國文學研究中的比較方法再一次得到重視,從比較的視角展開的外國詩歌與戲劇研究獲得了較豐碩的成果。這其中包括外國詩歌與戲劇和中國詩歌、詩學及戲劇與戲劇理論的比較,外國詩歌與戲劇之間的比較,外國詩歌與戲劇的影響研究等。在中外詩歌與戲劇比較中有外國詩歌與中國古典詩歌的比較,外國戲劇與中國古典戲曲的比較,外國詩歌與中國現當代詩歌的比較,外國戲劇與中國現當代戲劇、戲曲的比較等。在比較研究視域下展開的作品研究往往並不局限於某一方面,而呈現為全方位的比較研究,比如荷馬史詩中的比較研究,就包括荷馬史詩與西方文學中的其他史詩以及神話的比較,與其他西方文學經典中的相關形象的比較,現代史詩對它的傳承,如龐德的《詩章》、艾略特的《荒原》等。還包括它與中國古代史詩、少數民族史詩的比較等等。比較視域中的作品研究能將研究對象置於十分寬廣的研究語境之中,在兩種或多種文化背景下展開分析探討。但在80年代初中期,中外詩歌和戲劇的比較往往停留於作品之間的異同現象,對於其背後的深層文化機理挖掘不夠。90年代之後,這樣的情況有所改變,近年來,外國文學中的比較研究更注重探究比較對象之間不同的文化、思想及哲學觀,研究向縱深發展了。以龐德的研究為例,出現了龐德與東方文化、龐德與儒學、龐德與道家美學、龐德與中國古典詩學以及漢字、繪畫藝術、龐德與中國歷史等方面的研究,且這些研究均相當活躍。進入21世紀以來,三次龐德學術研討會分別在北京和天津召開,極大地推動了龐德研究在國內學界的發展,尤其推進了龐德思想與中國哲學、美學、文化等關係研究的深度與廣度,體現了中國學者參與國際學術研討的視野,突顯了中國學者對龐德研究的貢獻。縱觀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外國詩歌與戲劇研究,可以看到,這一領域的研究從80年代的恢復期,走過了90年代的初步繁榮期,進入21世紀之後呈現出了活躍而繁盛的局面,逐漸走向了整體化、體系化、規模化。外國詩歌與戲劇研究的隊伍儘管與小說研究的隊伍相比仍嫌薄弱,但與此前相比已有了明顯的發展壯大,專業學者的隊伍大大增強。各種外國文學的學術會議和學術組織的活動都推進了外國詩歌與戲劇的研究,在交流中為研究帶來了新的生機和活力。外國詩歌與戲劇研究在新時期展現出躍動的生命力。但新時期的外國詩歌與戲劇研究在逐步走向繁榮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值得我們深刻反思的問題,概括起來,有如下幾個方面:1.從研究的國別和地域來說,存在著偏重某一地域或國別的研究的情況,西方國家詩歌與戲劇的研究成果要大大超過其他國家和地域的研究,而在西方國家的研究中,英美詩歌與戲劇研究受到更多重視,北歐、東歐國家的研究相對不足。出現這樣的情況雖然存在多種客觀原因,但這樣的情況顯然不利於外國詩歌與戲劇研究的整體發展和協調發展。2.新時期的詩歌與戲劇研究極大地扭轉了此前忽視現當代詩歌與戲劇研究的狀況,對現當代詩歌與戲劇研究傾注了更多的關注,但這一時期有分量的經典作品研究相對減少,高水平的經典作品研究成果相對薄弱。3.在對詩人和戲劇家的某些重要作品做深入挖掘和探究的同時,尚缺乏對這些詩人和戲劇家的全面而整體性的研究,如對歌德的研究目前仍局限於他的《浮士德》等少數幾部經典作品,而對其他作品的研究尚未展開。許多作家作品的研究局限於現有譯本,對尚未翻譯成漢語的作品較少甚至基本沒有關注。4.在運用西方現當代文藝理論進行作品分析的過程中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硬用、套用理論的現象,作品此時往往成為理論的某種印證,而對作品文本本身的分析探討不夠深入、恰切。5.重複研究的現象比較嚴重,一些作品在不同層面就同一問題被反覆進行探討,研究缺乏新意和原創性。這種情況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高校科研機制的現狀造成的。6.在借鑒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分析研究時過多跟隨國外學者的思路走,甚至將現有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拿來,進行翻譯改寫,在提出中國學者的原創性見解方面顯得思路褊狹、力不從心,在視野和高度方面,能夠與國際學者站在同一平台上進行交流和對話的中國學者還不多。7.對一些重點研究對象缺乏長遠的思考、規劃和準備,追求短期效應、市場效應,難以沉下心來做深入細緻的研究。應該看到,新中國60年,尤其是改革開放30年的外國詩歌與戲劇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成績顯著,經驗豐富,但這中間顯現出的亟待解決的問題更應當引起研究者的重視。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需要認清形勢,肯定成績,改進現狀,完善並深化現有研究成果。期待我國今後的外國詩歌與戲劇研究能在提高我們自身的知識儲備和理論素養的基礎上,以堅持不懈、求真務實、甘於坐冷板凳的精神,紮實、穩健地將研究工作推向全面和深入。本書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中國外國文學研究60年」中的子課題「外國作品研究之考察與分析」中「外國詩歌與戲劇研究」的成果,對1949年以來國內的外國詩歌與戲劇研究情況進行了專題探討。編者全面搜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進入中國學者研究視野的作家作品,論文搜集範圍除重要的學術刊物、文學類期刊、高校學報以外,還包括影響力廣泛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文學報》《讀書》等報刊;專著以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文獻為主要依據。在廣泛收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並在徵求專家意見的前提下最終選擇了27位外國詩人的詩作(以及兩部印度史詩)和戲劇家的作品做專題考察。選擇的對象充分考慮了多方因素,包括研究對象的受關注程度、研究深度、影響力、代表性以及在60年里的研究嬗變等多種因素。在尊重現有成果事實的同時也兼顧各不同的流派和區域性。在整個60年里始終處於關注焦點的詩人詩作和戲劇家基本都收入了考察之列。在確定了專題考察篇目之後,我們邀請了相關研究專家承擔各專題考察的撰寫工作。專題的考察與分析並不求面面俱到,卻力爭做到重點突出,具有代表性,並且考察的結果應該能看出研究的演變及其影響因素。各專題考察對象大多首先簡要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之前的研究成果,然後從新中國成立後30年(下分新中國成立後前17年和「文化大革命」時期)及改革開放後30年這兩個大的時期展開,關注了不同時期的研究重點、特點以及其中發生嬗變的原因。在對每位作家的研究進行全方位綜合評述的基礎上撰寫專家也注意將中國的研究與國際上的研究加以比較,注重學術性和研究性的反思和前瞻,以期待在總結60年研究成果和經驗得失的基礎上對今後的研究提供有益的思路和借鑒。需要做出說明的是,雖然本項目獲批時間在2010年,對作品的考察時間按項目名稱「新中國60年外國文學研究」的要求本應截止在2009年。但由於各位撰寫專家完稿的時間不同,有些專家較早完稿,考察時間即截止到2009年,有些則完稿較晚,其考察顧及近兩年新的研究情況,這造成考察的截止時間出現不統一的狀況。考慮到這些新情況可能對思考今後的作品研究發展走向有一定價值,我們對這部分研究予以保留。作為社科重大項目中的一個子課題,本書的研究自始至終得到總主編申丹教授和王邦維教授的大力支持。申丹教授對作品研究中的幾乎所有文稿都進行了全面審定,提出具體的修改意見,並一一做出下一步的工作指導,對此我們感到由衷的欽佩和感謝,整個項目,她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在閱讀各位專家的專題研究稿件的過程中,我們學到了很多也收穫了很多,這裡也特別要感謝支持我們這個項目的各位專家學者,尤其是較早提交稿件為專題考察做出樣板的作者。一些專家作者不辭辛苦,對稿件做了多次修改,我們在此對他們的支持一併表示衷心的感謝。新中國成立60年以來,我國的外國詩歌和戲劇作品的研究涉及面十分廣泛,內容繁多,形式多樣。尤其是改革開放30年以來,外國詩歌和戲劇的研究更是呈現出多元多樣、極為複雜的形態,因而,要充分而全面地分析考察這方面的研究實屬一項艱難的工作。本項研究力爭將這項考察做到盡善盡美,但因為涉及面廣而難度大,且我們的能力有限,難免掛一漏萬,並存在一定的缺憾,在此懇請各位專家和讀者批評指正。
申丹 王邦維 總主編章燕 趙桂蓮 主編來源：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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