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觀的精神內核及其生成邏輯

作者簡介：趙義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思想政治理論學院副教授。北京 100191

內容提要：唯物史觀的精神內核內嵌於「歷史具體」中，這種歷史觀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唯心史觀以精神的歷史來取代現實的歷史，把「世界精神」當成是歷史的真正主體，其結果必將導致現實的歷史被虛無化。馬克思基於對勞動問題的探索通過思維具體實現了歷史具體，從而跨越了思辨的深淵，打開了一條通往社會現實的道路。只有深入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中，才能使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由思維抽象走向思維具體，從而實證地揭示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過渡性和暫時性，論證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

標題注釋：本文系教育部全國高校優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擇優資助計劃專項課題「以原著的問題意識與思維方法深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課教學的實踐探索」(13JDSZK003)和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哲學依據與理論創新研究」(14ZXB008)的階段性成果。

近年來，歷史觀問題在我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的影響和地位日益凸顯，這無疑與其自身的理論價值息息相關，但更值得關注的是，當代中國正處於轉型時期：一方面，社會生產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發展；另一方面，社會思潮複雜多變，其中唯心史觀不時沉渣泛起，它們或者片面誇大精神因素在社會歷史中的價值，從而弱化人民群眾的決定性作用；或者否定歷史的客觀事實，從而虛無或消解歷史的本來面目。從哲學的高度對唯心史觀的理論實質進行剖析，指出其局限所在，進而正本清源，展現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生命力和時代價值，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者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要完成這一使命，推動並引領社會思潮向著正確方向前進，這些都需要我們進一步推進對唯物史觀精神內涵的研究，目前需要深入挖掘和探索的兩個關鍵問題是：唯物史觀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整體框架中的精神內核如何把握?其發展演進的邏輯軌跡如何?本文的主旨就是對這兩個問題進行具體論述。

一、在「歷史具體」的深處追尋唯物史觀的精神內核

經典唯物史觀雖然被基礎性地概括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這兩對基本矛盾，但其精神實質則呈現在馬克思把握人類社會歷史及其現實發展的本質規定即「歷史具體」的深處。所謂歷史具體，最為簡要的界定，就是指它蘊含著兩個基本特性：具體性和歷史性。這裡的具體性，既不是簡單雜亂的經驗材料，也不是抽象同一的普遍性，而是蘊含著普遍性的具體性，或者說是多樣性的統一。相對於經驗材料而言，它具有普遍性；相對於抽象普遍性而言，它又具有具體性。這裡的歷史性，重視過程性，即強調從過程而不是從結果的視角來把握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發展；同時也重視現實性，即強調人類社會不斷發展變化的歷史不是精神的、觀念的歷史，而是建立在社會實踐基礎之上的現實的客觀歷史，正是在這一點上，它與唯心史觀從根本上區分開來。從總體上看，具體性和歷史性不是兩個相互獨立、各不相干的實體性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的統一體，是唯物史觀精神內核內在的兩個基本維度，我們只有從這兩個維度出發，才能準確和真切地把握唯物史觀的精神內核。反之，任何離開這兩個維度，或者與這兩個維度相悖的做法，都將導致唯物史觀精神實質被遮蔽。簡而言之，具體性和歷史性是唯物史觀精神內核「歷史具體」的一體兩面。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談到簡單範疇和具體範疇的關係時所指出的那樣：「簡單範疇是這樣一些關係的表現，在這些關係中，較不發展的具體可以已經實現，而那些通過較具體的範疇在精神上表現出來的較多方面的聯繫或關係還沒有產生」，「比較簡單的範疇可以表現一個比較不發展的整體的處於支配地位的關係或者一個比較發展的整體的從屬關係，這些關係在整體向著以一個比較具體的範疇表現出來的方面發展之前，在歷史上已經存在」。①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概括。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②可見，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離開了具體性和歷史性，對人類歷史的任何抽象考察都「沒有任何價值」。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科學的唯物史觀。張一兵在《回到馬克思——經濟學語境中的哲學話語》中指出，「歷史唯物主義的前提不僅僅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恰恰是一定時空聯結中的社會存在決定一定的社會意識!這才是馬克思在歷史觀念領域最終超出一切舊唯物主義的地方。」③這裡其實重點強調的就是唯物史觀的歷史具體性：「我發現，這個『一定的』規定實際成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辯證法表述中一個最重要的界定，它的話語內涵就是歷史的現實的具體的分析原則和本質規定。」④列寧也強調唯物史觀的科學性體現在三個方面：「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精神，它的整個體系要求人們對每一個原理只是(α)歷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聯繫起來，(γ)只是同具體的歷史經驗聯繫起來加以考察。」⑤由此可見，歷史性和具體性原則性地構成了唯物史觀的核心特質。

(一)唯心史觀：基本特徵及其本質

唯物史觀的歷史具體性，實則是在變革以理性為中心的唯心史觀的基礎上確立起來的。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是其典型代表。黑格爾將考察歷史的方法區分為三種，即原始的歷史、反省的歷史和哲學的歷史。他推崇的是哲學的歷史。在他看來，所謂哲學的歷史，就是用理性這個唯一的原則來考察歷史。「『理性』是萬物的無限的內容，是萬物的精華和真相」，「它既然是它自己的生存的惟一基礎和它自己的絕對的最後的目標，同時它又是實現這個目標的有力的權力，它把這個目標不但展開在『自然宇宙』的現象中，而且也展開在『精神宇宙』世界歷史的現象中」。⑥因而，在黑格爾那裡，理性是一切事物的「本質」，它以「概念」或「範疇」的形式，運用從「正題」到「反題」再到「合題」的辯證方法對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進行純概念的邏輯推演。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對哲學的歷史考察方法的論述，充分體現了唯心論歷史觀的特點。其一，歷史是普遍的，因為理性最大的特點是普遍性。例如，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意謂」部分所舉的「這一個」的例子，這一個桌子、這一個椅子等都不具有普遍性，因此不符合理性。只有「這一個」，不區分對象，沒有時空限制，才是普遍性的。普遍性需要藉助于思維的抽象才能把握。唯心論歷史觀通常將對歷史普遍性的認識論把握等同於對歷史本身的把握，從而停留于思想領域，就如同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青年黑格爾派思想特點的描述：「據說這一切都是在純粹的思想領域中發生的。」⑦其二，歷史中的特殊性僅僅是現象，只是其理性邏輯推演的一個外在環節。「對於這個在本身為本身的、普遍的、實體的東西——其他一切萬有皆居於從屬的地位，供它的驅策，做它的工具」。⑧例如，按照黑格爾的說法，即使像凱撒這樣的英雄，理性委以他的重任一旦完成，他就猶如脫卻果實的空殼，不再有價值。由這兩個特點，我們不難看出，傳統唯心論歷史觀以普遍性取代特殊性，以觀念取代現實，以絕對取代有限，最終體現為唯心史觀的第三個特點，即歷史只是理性自我展開的歷史，而不是人類社會及其現實發展的歷史。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所指出的：「黑格爾是在經驗的、公開的歷史內部讓思辨的、隱秘的歷史發生的。人類的歷史變成了抽象精神的歷史，因而也就變成了同現實的人相脫離的人類彼岸精神的歷史。」⑨

唯物史觀以在「歷史具體」中呈現的精神內核，最終顛覆了傳統唯心史觀的上述邏輯。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歷史發展表現為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合規律性體現了歷史發展所具有的普遍性，但這種普遍性並不排斥具體特殊性，恩格斯的「合力論」科學地揭示了歷史發展中所具有的普遍性離不開無數特殊性，普遍性就生成於這些具體特殊性的交織與較量之中。譬如，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就將「現實的個人」作為歷史的前提。現實的個人不是遺世獨立的原子式個體，他們是處於特定時空中，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從事著物質生產實踐活動的有生命的個人。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他們既是歷史的劇作者，又是歷史的劇中人。

(二)歷史具體：概念辨析與實踐邏輯

唯物史觀要實現歷史具體，不僅是一個理論命題，而且實際上也是唯物史觀自身發展的實踐要求。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提出了探索人類歷史發展的科學方法，即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在馬克思的時代，比較有影響的方法是從感性具體上升到思維抽象，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但馬克思卻對之不以為然。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馬克思認為「從抽象上升到具體」才是科學的方法，他指出：「研究必須充分地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⑩然而，這僅僅是科學上敘述的初始工作，假如就此止步，那麼它所達到的抽象也是不科學的。馬克思以「生產一般」為例進行了分析：一方面，他指出「生產一般」作為從生產中提煉出的共同點，作為抽象是合理的。然而即使是這樣一個合理的抽象，它的內部也存在差異，有些抽象是貫穿人類歷史中的，有些則是僅僅適用於幾個時代，不具有貫通性。而且，之所以要將生產的種種規定抽象出來，其目的在於「不致因為有了統一(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這總是一樣的，這裡已經出現了統一)而忘記本質的差別」。(11)抽象的目的在於體現出差異性，對於生產，這種差異性與特定歷史階段的佔據主導地位的生產關係有關。

行文至此，我們需要對思維抽象和思維具體的內涵做一基本界定。所謂思維抽象，是指用概念的方式，將最簡單的規定性從感性具體，即「關於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中剝離出來，從而達到抽象規定，這種抽象規定「只能作為一個具體的、生動的既定整體的抽象的單方面的關係而存在」。(12)如果僅僅停留在這種抽象階段，最終就會陷入形而上學的唯心史觀，認為人類的歷史必然是絕對精神不斷躍遷過程，由此所提出的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只能是抽象的。馬克思對之作出判斷，「在他看來，這樣的抽象規律是不存在的……根據他的意見，恰恰相反，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它自己的規律……一旦生活經過了一定的發展時期，由一定階段進入另一階段時，它就開始受另外的規律支配。」(13)要達到更進一步的科學認識，必須從思維抽象上升到思維具體。在多種規定性中，體現出被抽象出來的規定性的多樣性。這裡所謂的思維具體，是指將在思維抽象階段被忽略的帶有特殊規定性的存在要素納入到思考範圍中來，恢復作為多樣統一的具體性，從而實現對事物多方面，多層級矛盾的整體性把握。「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14)如果說思維抽象是一個透過外在表象或現象，認識和把握事物本質和規律的過程，其結果是形成一些比較抽象的「簡單概念」，那麼思維具體就是事物的本質和規律自身的展開方式和實現形式，其結果就是形成一些「具體概念」。

從思維抽象上升到思維具體，實現了從單一規定性到「多樣性的統一」的躍遷，因此，事物變得越來越「厚實」和「豐富」，從而越來越接近於其表象和實在，這就開闢了一條通往真理的道路。如果僅僅停留于思維抽象階段，那麼社會歷史之謎只會隱蔽在思辨的雲霧之中。畢竟，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根本旨趣是在現實中改變世界，而不是在理性中解釋世界。因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15)「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於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並改變現存的事物。」(16)因此，實現歷史具體，是唯物史觀的內在必然要求。進而言之，能否實現思維抽象到思維具體的飛躍，是決定唯物史觀是否真正超越唯心史觀，並成為科學理論的標誌。在此，我們有必要聆聽馬克思的精闢論述：「這種歷史觀和唯心主義歷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範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形態，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結論：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通過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不是可以通過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或化為『怪影』、『幽靈』、『怪想』等等來消滅的，而只有通過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係，才能把它們消滅；歷史的動力以及宗教、哲學和任何其他理論的動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17)黑格爾正是在這個至關重要的分界線處，未能再進一步，而是反身跌進了概念的深淵，把「世界精神」當成了歷史的真正主體。馬克思則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通過對思維具體的把握與批判實現了歷史具體，從而跨越了思辨的深淵，打開了一條通往社會現實的道路。這條道路的入口處，就是政治經濟學批判。

二、思維抽象：唯物史觀的確立及對唯心史觀的批判

按照馬克思的說法，「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18)這一問題引發了馬克思的一場「世界觀危機」，並且「『物質利益』問題所引發的世界觀危機已經嚴重到這種程度，除非馬克思能夠同他先前倚靠的黑格爾哲學(或這種哲學的變體)實現徹底的決裂，否則這一問題就是他所不能解決的」。(19)這一危機促使馬克思開始擺脫黑格爾思想的束縛，從而走向一條通往唯物史觀的新道路。這條道路就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發現，揭開歷史之謎的鑰匙，不在理性或精神之中，而在物質生活關係所構築的市民社會中，「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20)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道路上，馬克思獲得的第一個重要成果，就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其中最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關於勞動，特別是異化勞動的思想。

從理論性質上看，勞動是一個具有內在張力的概念，它既可以是古典經濟學理論的重要內容，也可以是黑格爾歷史哲學抽象思辨的內在原則。馬克思正是在對古典經濟學與黑格爾勞動概念及其內涵的雙重繼承與超越的過程中，豐富和發展了勞動概念及其內涵，進而奠定了唯物史觀大廈的新地基。可以說，勞動問題在唯物史觀中佔據著無可替代的重要位置。作為唯物史觀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的勞動思想在歷經歲月的滄桑之後依然煥發著耀眼的思想光芒。這不僅因為馬克思對勞動問題進行了持之以恆、經久不息且層層推進的深入思考，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把握住了現代性的時代主題，以及勞動問題的世界歷史意義。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我們在今天更加需要把握馬克思勞動思想的時代意義，因為勞動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廣泛和深刻地改變並塑造著世界的面貌，2016年1月20日至23日，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第46屆世界經濟論壇的主題便是「掌控第四次工業革命」。論壇聚焦第四次工業革命將如何改變人類生產、分配和消費模式，以及如何應對由此帶來的挑戰。值得關注的是，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衝擊下，大量的低技能工作將被機器所替代，機器生產代替人工勞動將成為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這將不可避免地衝擊既有的勞動觀念，新的勞動方式將大大改變我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這也促使我們必須進一步從唯物史觀的高度深入思考勞動的本質規定和現實意義。

(一)勞動問題的哲學思考：以黑格爾為軸心的考察

從歷史上看，勞動是最為基本、最為原初的人類活動，但勞動進入哲學的視野，則是近代以來的事情了。黑格爾較早把勞動問題納入到哲學思維的視野。黑格爾從哲學層面吸收了古典經濟學的勞動觀點。他最初與荷爾德林一樣，嚮往古希臘共同體，試圖回到古希臘。然而他對古典經濟學的研究，不僅使他徹底克服了思想中的保守主義，而且還從勞動所具有的辯證本性中獲得靈感並建構他自己的體系。勞動使人的類本質對象化，看似冰冷的對象世界，不過是勞動者本質的外化，勞動者在對象世界的享用中，使對象世界喪失了對於勞動者的異己性，由此回歸勞動者本身。勞動的過程是否定之否定的過程。由此出發，黑格爾在思辨哲學體系的基礎上對市民社會做出了新的闡釋。勞動由此構成黑格爾歷史哲學體系的核心範疇。

在《現代性的哲學話語》中，哈貝馬斯批判黑格爾後期沒有深入挖掘其「耶拿手稿」中的交往理性，而是高揚勞動的主體性原則，因此無法解決現代性所具有的分裂矛盾。實際上，黑格爾至少有三次涉及勞動主題：「耶拿手稿」、《精神現象學》以及《法哲學原理》。在這三個不同時期的文本中，黑格爾討論了兩種意義上的勞動：一種是自然經濟狀態下的農業生產，這是一個孤獨勞動者直面異己的勞動對象，通過放棄主觀任性改造勞動對象，獲得勞動產品的過程。《精神現象學》中「自我意識」部分的「主奴辯證法」就是以這種勞動為原型的；另一種是現代工業勞動。它是一種具有發達的內部分工的勞動。這體現了黑格爾對斯密勞動思想的吸收。根據馬克思對古典資本主義發展三個階段的劃分，斯密所生活的時代正處於工場手工業階段。工場手工業的突出特點就是分工。分工產生兩個後果：「一方面工場手工業在生產過程中引進了分工，或者進一步發展了分工，另一方面它又把過去分開的手工業結合在一起。」(21)分工不僅是社會勞動的分割，同時也推進了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協作以及在社會領域中的交往。斯密在《國富論》的前三章討論了分工，忠實地反映了工場手工業分工的特點。分工源於人所具有的互通有無、互相交易的本能。通過分工，增加了社會財富的總量。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分工作為對勞動的分割推動了人與人的交往。斯密的老師弗格森曾經批判分工造成了人的才能的片面發展，斯密並不否認這點，甚至指出「在天資和天性方面，一個哲學家的天賦同一個街道搬運工的天賦的不同，遠遠不及大猛犬之於獵犬」，(22)然而他認為正是由於分工所導致的人與人之間才能的巨大差異，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否則，人類就會處於一種老死不相往來的孤獨隔離狀態。「在人中間最不同的才能對彼此都有用處；他們的各自才能的產品，通過互通有無、交易和交換的一般天性，彷彿變成了一種共同的財富」。(23)分工促使人類必須到市場上互通有無，互相交易。這種交易的過程，不僅是需要得到滿足的過程，同時也是社會關係生成的過程。

黑格爾用哲學的話語，表述了與斯密相同的思想。在《精神現象學》「理性」章，黑格爾用兩種語言描述了分工勞動所具有的社會性。一是以較為直白的語言表達：「個體出於自己的生理需要進行勞動，這既滿足了他自己的生理需要也滿足了他人的生理需要，同樣，也只有通過他人的勞動，個體才能滿足自己的生理需要。」(24)二是以較為晦澀的語言表述：「作品被拋到外面，成為一個持存，通過這個持存，原初本性的規定性實際上凸顯出來，與另外一些特定的本性一邊相互對抗，一邊相互貫穿，並作為一個轉瞬即逝的環節消解在這個普遍的運動裡面。」(25)這裡所謂的作品，即主體對象化的產品，個體通過作品將自己的本質外化出來。在分工的背景下，不同作品在市場流通領域相互交織，這種相互交織的作品體系被黑格爾後來稱為「需要的體系」。通過這個體系，追求利己需要滿足的個體相互否定，在這種否定中生成相互的交往關係，由此個體超越他的特殊性，獲得普遍性。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不僅更為細緻地描述了在市場交換中特殊需要向普遍需要轉換的過程，而且對分工的作用作了直接肯定：「個人的勞動通過分工而變得更加簡單，結果他在其抽象的勞動中的技能提高了，他的生產量也增加了。同時，技能和手段的這種抽象化使人們之間在滿足其需要上的依賴性和相互關係得以完成，並使之成為一種完全必然性。」(26)黑格爾在此處清楚地展現了斯密的邏輯：正是因為分工和交換，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以及人類交往關係的生成。

黑格爾推進了斯密的勞動理論，他不僅接受了斯密關於勞動作為財富源泉，因此是積極的觀點，而且也吸收了斯密關於分工與交換生成社會關係的思想。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將勞動上升到本體論的高度，即勞動對於人的生成的價值和意義。在黑格爾看來，人通過勞動將自己的能力外化出來，生產出對象化的勞動產品，發展出自己新的能力。通過對象化的勞動產品體系，個體在他人的購買和消費行為中獲得承認，在以商品體系為中介所生成的社會關係體系中獲得現實性。馬克思認可黑格爾的這些判斷，並在批判反思中繼續推進對勞動真實本質的理解：「勞動是人在外化範圍之內的或者作為外化的人的自為的生成。」(27)

(二)物質生產基礎地位之發現：對唯心史觀的批判

正是對斯密和黑格爾勞動觀的認同與批判反思，促使馬克思實現了思想的變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對待勞動的態度是複雜的。一方面，馬克思像黑格爾一樣，肯定了勞動的重要性，並指出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勞動異化了，在「筆記本Ⅰ」中，馬克思提出了廣為人知的「異化勞動」理論，並對勞動進行了批判；另一方面，由於此時唯物史觀尚未確立，致使馬克思對「異化勞動」的批判在一定意義上僅僅停留於道德批判的層面，他雖然已經注意到了勞動必須與具體特定的社會條件相聯繫，但人本主義的分析原則使他沒有能夠深入到歷史的維度中，而是由此提出了一個新的論述：「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28)問題在於，馬克思如何超脫對「異化勞動」的批判，進而科學地論述「活動」對於人的價值和意義。從「筆記本Ⅰ」中的論述看，馬克思似乎在此難以完成這個任務。然而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簡稱「穆勒評註」)和「筆記本Ⅱ」中，馬克思找到了理論的突破口，即對勞動積極價值的發現，這集中體現在交往和分工問題上。(29)交換作為最為直接、表層的領域，它最為直觀地展現了人與人在這個領域中的相互交往，以及由這種交往所編織出的社會交往關係體系。然而，交換的背後卻是勞動分工。「交換關係的前提是勞動成為直接謀生的勞動。」「活動本身的相互補充和相互交換表現為分工」。(30)馬克思此處所謂的「直接謀生的勞動」即處於分工體系中的私人勞動。在這種分工體系中，私人勞動一開始就具有潛在的社會性，只是在私有制的背景下，這種潛在的社會性需要藉助於交換的形式實現出來。從某種意義上講，分工是人類現代社會的生成器，在缺乏發達分工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條件下，除血緣、地緣和宗教的聯繫之外，人與人之間處於一種隔離狀況。「我是為自己而不是為你生產，就像你是為自己而不是為我生產一樣。我的生產的結果本身同你沒有什麼關係，就像你的生產的結果同我沒有直接的關係一樣。」(31)

從總體上看，黑格爾對馬克思的影響是巨大的，但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態度也是複雜的：一方面，他深受其影響甚至說，「我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32)另一方面，他又是黑格爾的最徹底的反叛者。正是通過對黑格爾的批判，馬克思創立了唯物史觀。這集中體現在勞動問題上：一方面馬克思認為黑格爾抓住了關鍵問題，對勞動所作的思考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是，他認為黑格爾僅僅抓住了勞動一般，而沒有抓住特定條件下勞動的具體性，因此只看到了勞動的積極方面，而沒有看到勞動的消極方面。「黑格爾是站在現代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的。他把勞動看做人的本質，看做人的自我確證的本質；他只看到勞動的積極的方面，沒有看到它的消極的方面。」(33)在馬克思看來，勞動的消極方面，也就是異化勞動問題更為重要。因為正是異化勞動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最具現實意義的核心問題，也正是對異化勞動問題的深入思考，推動著馬克思一步步走向唯物史觀。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初步闡述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將物質生產勞動規定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和第一個歷史活動，提出「事情是這樣的：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經驗的觀察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根據經驗來揭示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同生產的聯繫，而不應當帶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一定的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34)這同時深化了1844年所發現的勞動的二重維度，即勞動不僅是人改造自然的過程，而且還是人與人相互交往的過程，勞動過程中不僅發生著人與自然的關係，而且還發生著人與人的關係。「人們在發展其生產力時，即在生活時，也發展著一定的相互關係；這些關係的形式必然隨著這些生產力的改變和發展而改變。」(35)勞動中所蘊含的這種雙重關係，孕育出唯物史觀中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基本原理。雖然馬克思當時並沒有以完全科學的術語來表達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內在矛盾，然而正是對勞動是「許多個人的共同活動」這點的發現，馬克思、恩格斯才得以提出「交往形式」、「市民社會」等概念，並藉助於這些具有唯物史觀雛形的概念，實際地表述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這種歷史觀就在於：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些生產方式相聯繫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36)市民社會這一稱謂始終標誌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論上層建築」的基礎。(37)後來馬克思以科學的術語表述了同樣的思想：「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38)

通過對物質生產勞動基礎性歷史地位的發現，馬克思實現了對以青年黑格爾派為代表的唯心史觀的徹底批判。青年黑格爾派停留於黑格爾哲學的基地上，靠販賣黑格爾哲學的某個範疇或概念為生，哲學被視作世界存在的前提。「黑格爾用以歪曲現實衝突的那種抽象的和神秘的詞句，在這個『批判的』頭腦看來就是現實衝突。布魯諾接受了思辨的矛盾，並肯定這個矛盾的一部分而否定另一部分。在他看來，關於現實問題的詞句就是現實問題本身。」(39)青年黑格爾派將哲學獨立化，他們沒有考察哲學與現實之間的聯繫，因此他們對現實的人及其關係毫不關心，然而他們卻滿足於這種狀態。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發現，不僅以物質生產勞動取代了黑格爾的絕對理性，而且還深入地揭示了絕對理性這些觀念和詞句產生的內在機制。它是在物質生產勞動的交往活動中產生的，由於物質勞動與精神勞動的分工，一部分人專門從事精神活動，特別是在階級統治的社會，通常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擁有精神活動的特權。特定的觀念只是對特定現實的反映。例如，青年黑格爾派的意識形態性源於德國落後的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以及資產階級軟弱無力的現實。由觀念與現實的這種關係出發，馬克思、恩格斯提出全部問題只在於「從現存的現實關係出發來說明這些理論詞句」，「要真正地、實際地消滅這些詞句，從人們意識中消除這些觀念，就要靠改變了的環境而不是靠理論上的演繹來實現」。(40)哲學的獨立性假象被破除，唯心史觀立足的根基不再存在。

透過馬克思、恩格斯對唯物史觀的闡述，可以看出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根本差異，這一差異是建立在唯物史觀對唯心史觀批判和超越的基礎之上的。從歷史發展的根基來看，唯心史觀是建立在精神的基礎之上，將精神的發展當作推動歷史前進的根本動力。對此，馬克思不僅指出「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41)而且進一步將活動限定為「物質生產」，歷史的誕生地「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質生產」，(42)而不是天上迷濛的雲興霧聚之處。從歷史發展的主體來看，唯心史觀所理解的主體依然是作為理性的精神，它自始至終都無法超出觀念領域一步。可以說，「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黑格爾倒退了，他跌進了概念的神話。因為在他那裡，起主體作用的不是人和人類，而是達到抽象頂峰的邏輯概念。在歷史領域中，黑格爾把『世界精神』說成是歷史的真正主體。」(43)唯物史觀所理解的歷史發展的主體則是現實的個人，這裡所說的個人，乃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活動著」(44)的個人。這樣的個人，無疑與作為歷史主體的精神根本不同，現實的個人所創造的歷史乃是現實的歷史，精神的展開所構造的歷史只能是精神的歷史。唯心史觀試圖以精神的歷史來取代現實的歷史，其結果必將導致現實的歷史被虛無化，精神的作用被無限誇大。唯物史觀的一個至為重要的貢獻就在於把現實的歷史從絕對精神的陰影王國中拯救出來，使其重新沐浴到現實的陽光雨露，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亦得以彰顯。

三、思維具體：唯物史觀的展開及其對經濟學自然主義的超越

《德意志意識形態》在唯物史觀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歷來受到學界的重點關注。正是在這一重要文本中，馬克思、恩格斯闡述了唯物史觀，初步實現了哲學的革命，從理論上破除了黑格爾主義的迷霧。但是，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此時的唯物史觀並沒有能夠達到具體狀態。除語詞的表述不夠科學和準確外，其局限性主要表現在此階段的唯物史觀在一定意義上還停留在抽象表述階段。

前文已經提到，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將「現實的個人」作為歷史的現實前提，並由此生髮出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內容，這為「生產力」在人類社會發展中重要地位的確立開闢了方向。與之密切相關的另一個概念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45)「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雖然強調的是個人的肉體存在，但它所蘊涵的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為走向歷史具體的唯物史觀同樣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一)生產關係理論：從思維抽象轉向思維具體

從唯物史觀發展的歷程看，《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理論還沒有實現作為多樣統一的具體。生產力作為一種決定社會存在和發展的物質力量，在一定意義上奠定了唯物史觀的基礎，馬克思對物質生產領域「生產勞動」的強調，到後來《資本論》中對現代工業各種具體形式和對現代農業轉型的分析，表現了馬克思從思維抽象到思維具體上升的過程，但唯物史觀精神內核的演進邏輯，從勞動範疇的演變來看，更為典型的表現在馬克思生產關係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因此我們主要聚焦生產關係理論，詳細展示其從思維抽象轉向思維具體的演進軌跡。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生產關係理論更多的是表述為物質交往關係，它還沒有被嚴格規定為生產關係，而是具有多義性。第一是市場交換關係。正如唐正東所指出的，馬克思此時還囿於斯密的視角，從分工和個人需要出發去理解社會關係，其實質是「獨立的商品持有者之間的交換和交往關係」。(46)第二是勞動技術關係，即勞動者在物質生產過程中所發生的分工和協作關係。(47)它雖然同樣是物質生產中的社會關係，但並不等同於生產關係。第三是生產關係。生產關係的核心內涵已經基本形成，即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所決定的，物質生產過程中所發生的人與人之間的支配與被支配，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這是一種權力關係。第四是階級關係。馬克思多次論及階級對立問題。這已經超出了單純的商業交換關係，而是具有階級以及權力結構的屬性的關係。從總體上看，生產關係概念此時還沒有得以具體化，還和市場交換關係以及物質生產過程中的技術關係糾纏在一起，這就使勞動所具有的社會歷史規定性尚未被揭示出來。

隨著馬克思生產關係理論的發展，勞動範疇不斷具體化，唯物史觀越來越清晰而具體。事實上，早在1844年，馬克思就遭遇到私有財產和異化勞動問題，對於兩者的關係，馬克思當時的論述存在著含糊之處，導致後來許多研究者認為馬克思對兩者的關係是一種循環論證。其實，當時出現這種問題，主要原因在於馬克思此時還不同程度地受到思辨哲學的影響，對於具體的現實的勞動尚缺乏深入的把握。但在《評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馬克思已不是簡單從勞動的本性或勞動一般來說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人勞動，而是把勞動與一定歷史階段的生產關係、現實的私有財產等聯繫起來進行考察。(48)「談論自由的、人的、社會的勞動，談論沒有私有財產的勞動，是一種最大的誤解。」(49)與黑格爾、赫斯、李斯特等人僅僅從人的能動性和精神層面來談論勞動不同，馬克思已經初步確立了勞動與私有財產的內在關聯，以及其具體形式被私有財產所決定的觀點，這種觀點後來進一步發展為生產關係的視角。

在馬克思這一思想的發展過程中，《哲學的貧困》、《僱傭勞動與資本》以及《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是關鍵文本。在這些文本中，馬克思逐步將生產關係與勞動技術關係、交換關係區分開，提煉出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所決定的關係，並深入論證了生產力對生產關係的決定作用。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揭示了生產關係的歷史特性：「經濟學家們都把分工、信用、貨幣等資產階級生產關係說成是固定的、不變的、永恆的範疇……經濟學家們向我們解釋了生產怎樣在上述關係下進行，但是沒有說明這些關係是怎樣產生的，也就是說，沒有說明產生這些關係的歷史運動。」(50)由此他指出了生產關係運動的動力來源於生產力的發展：「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51)此外，馬克思還揭示了生產關係對交換關係的決定作用，「生產形式一有變化，交換形式也就隨之變化。因此在社會的歷史中，我們就看到產品交換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產方式來調節。」(52)

當然必須指出的是，《哲學的貧困》作為一個過渡性文本，馬克思此處所指稱的生產關係並沒有完全從社會關係中分離出來，它既包含著資本與勞動的對抗性權力關係，也包括分工協作技術關係，以及流通領域的交換關係。在《僱傭勞動和資本》中，馬克思通過對資本與勞動對抗關係的深入研究，實際地表述了生產關係的內涵及特點，即生產關係是由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所決定的，在物質生產過程中所發生的人與人之間的權力關係。(53)不僅如此，馬克思還進一步分析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指出資本並不是物，而是一種生產關係，它的前提是「除勞動能力以外一無所有的階級的存在」，實質在於「活勞動是替積累起來的勞動充當保存並增加其交換價值的手段」。(54)從馬克思對生產關係概念內涵的規定，以及對資本與勞動對抗性權力關係的揭示，我們可以看出，《僱傭勞動與資本》中的生產關係概念已經從思維抽象轉向思維具體。

(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種獨特的歷史具體

要實現從思維抽象向思維具體的轉換，關鍵在於把握住特定歷史階段的主導性生產關係。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是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時代，要回到現實歷史，就需要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分析，只有通過深入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中，才能使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由思維抽象走向思維具體。在《評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馬克思指出：「如果說亞當·斯密是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出發點，那麼它的實際出發點，它的實際學派就是『市民社會』，而對這個社會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可以在經濟學中準確地加以探討。」(55)國民經濟學對經濟現實的理論反映，並非是凝固不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馬克思時代經歷了由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到機器大工業三個發展階段。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在工場手工業時期產生的，斯密是它的理論代表。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把握到的現實就是處於這個歷史發展階段的現實，然而真正能夠體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質的，應該是機器大工業，在一定意義上，李嘉圖是它的理論代言人。因此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必然要求從斯密走向李嘉圖，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把握到現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

在李嘉圖時代，資本主義的內在本質得以清晰展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佔據主導地位的是資本關係，它決定著其他關係。這就意味著，要談論勞動問題，離不開資本關係。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深入分析了資本生產關係中的勞動問題，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勞動具有二重性：首先，它是一般的勞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勞動者創造使用價值，並轉移舊價值；其次，它是價值增殖的過程。資本家驅使工人勞動的目的不是生產使用價值，而是要生產出遠超於生產成本所需要的價值，即剩餘價值。剩餘價值的生產，體現了資本對工人勞動的無償占有權力，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對抗性生產關係。勞動過程與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體現了馬克思在分析勞動問題時所採用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雙重視角。

馬克思勞動觀的具體化，使他克服了《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唯物史觀的抽象一般性，展現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不斷推進與唯物史觀不斷發展之間的一脈相承關係。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有關唯物史觀的基本範疇不僅在術語上日趨科學化，而且在內涵上也擺脫了舊思想的影響。如生產勞動範疇和生產關係範疇。在《資本論》第1卷第五章「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中，馬克思首先是撇開社會形式分析了生產勞動的內容規定，然而他同時強調指出「這個從簡單勞動過程的觀點得出的生產勞動的定義，對於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絕對不夠的」。(56)因為前者處于思維抽象層面，後者才進入到思維具體的層面。生產剩餘價值是資本主義生產勞動的本質，勞動的生產關係屬性不再是由一般分工協作所生成的技術性的社會關係，而是由資本主義私有制所決定的資本與勞動相互對抗的權力關係。第二，對一些問題的分析更加科學。例如，社會生產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不再是先有經驗肉體的個人，再有社會生產。相反，社會生產總是在特定社會關係之中進行的，參與生產的個人也是承載著社會關係的個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寫道：「這裡涉及的人，只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係和利益的承擔者」。「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係，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係的產物。」(57)又如，關於分工問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雖然看到了分工導致私有制，但更多是強調它的生產力屬性，缺乏對其生產關係屬性的分析。在《資本論》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場手工業」中，馬克思指出工場手工業的分工，具有資本主義的屬性，然而斯密卻忽略了工場手工業分工的生產關係屬性，僅僅將社會分工和企業內部分工視為觀察視角的不同。

立足於機器大工業，馬克思才得以真正洞察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過渡性，由此促使他不僅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且對它的來龍去脈進行探討，這主要表現在馬克思對原始積累的探討，對資本主義以前三種生產方式的研究，以及晚年更為系統的人類學研究。隨著研究視域的拓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具體性更為清晰地展現出來，正如艾倫·伍德在《民主反對資本主義》一書中指出：「馬克思主義批判的關鍵成分首先在於它堅持了資本主義的歷史特殊性，既強調了其系統邏輯的特殊性，也強調其史實的特殊性。」(58)《資本論》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側重的是邏輯上的特殊性，以科學的方式揭示出資本主義的歷史暫時性，而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研究，則彰顯了資本主義在史實上的特殊性以及未來被超越的必然性。

(三)超越經濟學自然主義：基於歷史方位的時代之思

唯物史觀的歷史具體化，使馬克思得以徹底批判和超越經濟學的自然主義。「自然主義」是被多學科廣泛使用的概念，其含義較為複雜。具有代表性的理解有兩種：一種是把人類社會與人類行為自然化，認為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一樣，遵循著同樣的運行規律，可以用同樣的方法進行研究；另一種是迷信經驗事實的純粹客觀性，對經驗現實毫無評判地予以全部接受，並視為理所當然的前提。

在闡述馬克思對經濟自然主義的批判之前，我們首先對經濟學自然主義的主要觀點作如下概括：

(1)以人的自然性作為理論的出發點。人性假設構成了斯密市民社會理論的出發點。在市場交易中，每個人出於利己主義的打算，卻實現了社會的利益。李嘉圖不僅接受了斯密的「經濟人」假設，而且他認為無論經濟領域，還是道德領域，人都受利益驅動。(2)對社會關係的非歷史性理解。斯密雖然是以關係來規定社會的，但他的主體是獨立的個體，不承載歷史性的生產關係。李嘉圖忽略了不同社會形態中生產勞動的區別，也無法把握工資、地租和利潤三者對立關係產生的歷史根源，而是將其視為人類永恆的存在狀態。(3)人類社會的自然化。重農學派將自然秩序視為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礎，認為自然秩序是一種固定不變的絕對秩序。斯密認為政府僅僅充當守夜人角色，強調社會運轉的類自然性。(4)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的應用。將自然科學方法引入到社會經濟現象的分析，使經濟學研究取得了科學性質，推動了古典經濟學自身的發展。但他們對於經驗材料和經驗歸納呈現出來的表象，缺乏對其背後歷史根源的追問，這就決定了其對現實社會的分析僅僅停留於表象，而無法深入到其歷史規定性之中。

經濟學自然主義導致其理論的非歷史性，其根源在於僅僅停留于思維抽象層面。此外，僅僅從物的角度來把握生產資料和勞動對象，導致古典經濟學不能深入把握到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的勞動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勞動的本質差別，他們用為了獲得使用價值而進行的勞動來為資本主義僱傭勞動進行辯護，最終導致他們僅僅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積極方面，而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永恆化和自然化。

馬克思通過勞動問題的探究，從兩個方面破除了經濟學的自然主義。其一，勞動作為財富的源泉，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馬克思不僅指出「勞動一般」這個抽象是在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基礎上所產生的理論抽象，而且通過對人類歷史的考察，揭示出勞動並非始終是財富的源泉。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筆記本IV中，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的分析，批判了勞動所有權理論。按照馬克思的理解，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三種共同體：亞細亞的共同體、古典古代的共同體和日耳曼的共同體。在這三種共同體形式中，第一，勞動得以進行的各種條件並非是勞動的產物，而是已經存在的自然，佔有與勞動沒有關係；第二，擁有土地財產是活動的前提，這是以個體擁有作為共同體成員的身份為前提的。馬克思通過對前資本主義的這三種共同體財產形式的分析，消解了勞動與所有權的內在聯繫，並由此揭示出，所有權的產生在人類歷史上並非始終是勞動的產物，所有權與勞動之間產生關係僅僅是私有制產生之後的產物。

其二，勞動對生產力的巨大推動作用，為最終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準備了前提條件。一方面，勞動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機器的作用，在經歷了簡單工具、獨立機器，到機器體系以及自動化機器體系的發展後，實現了勞動資料的變革。同時機器的利用，意味著科學技術成為資本增殖的新手段。科學技術不僅推動機器生產的更新換代，而且還實現了對生產流程的規範化管理，它使「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59)另一方面，生產力的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社會化的生產力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最為根本的否定因素。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社會化的生產力並不屬於勞動，而是屬於資本。這就造成了馬克思在1844年所描述的景象：「勞動為富人生產了奇蹟般的東西，但是為工人生產了赤貧。勞動生產了宮殿，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棚舍。勞動生產了美，但是使工人變成畸形。」(60)資本主義生產勞動所具有的這種悖論式後果不僅給僱傭工人造成了生活的困難，而且也教育了他們，使他們不斷自我覺醒，從而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掘墓人。二是社會化的生產力要求生產關係適應它。這不僅僅表現在不斷爆發的經濟危機上，而且也表現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局部調整上。例如，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結構形式由私人所有制轉變為股份所有制，甚至法人所有制、國家所有制。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這種局部調整，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生產力社會化的要求，而且也成為向更高社會形態轉變的人口。

由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與唯物史觀相輔相成。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唯物史觀得以發展和完善，並不斷走向思維具體；反過來，也正是唯物史觀的不斷發展和具體化，馬克思才得以完成政治經濟學批判，併科學論證了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正如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中所指出的，德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理論「來自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它一出現，科學的、獨立的、德國的經濟學也就產生了。這種德國的經濟學本質上是建立在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礎上的」。(61)

值得深思的是，為什麼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深化與唯物史觀的發展呈現出一種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的關係?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最為根本之處在於馬克思、恩格斯從來都不是一個經院哲學家，也從來都不是一個沉迷於概念演繹的形而上學家，他們始終把為實現人類解放而奮鬥作為根本使命。因此，他們研究的目光總是聚焦於歷史具體，聚焦於那些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現實問題之上，並且緊扣時代前進的步伐，從歷史方位中把握時代課題，從時代課題中提煉時代特徵，從時代特徵中探尋解決現實問題的道路。這對於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者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它啟示我們：必須對一切脫離歷史具體、試圖無批判地推廣運用到任何對象上去的抽象的普世理論予以拒絕，必須牢牢立足於當代中國的具體實踐，密切關注億萬中國人民的夢想與追求、痛苦與期盼，敏銳捕捉改革開放的中國走向現代化、實現民族復興偉大實踐中湧現出來的新問題新觀念，並從時代特徵和時代精神的高度予以反思和提煉，才能走出一條既屬於當代中國，又具有世界意義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中國道路。這條道路既需要遵循科學社會主義的一般規律，又需要緊密結合中國的現實國情不斷具體化，從而形成根植於中國，但屬於世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這既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必由之路，也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必須承擔的歷史責任。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7期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頁。

②《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頁。

③張一兵：《回到馬克思——經濟學語境中的哲學話語》，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06頁。

④張一兵：《回到馬克思——經濟學語境中的哲學話語》，第505頁。

⑤《列寧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64頁。

⑥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8-9頁。

⑦《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本)，第7頁。

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2頁。

⑩《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頁。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頁。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頁。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頁。

(1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頁。

(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頁。

(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4頁。

(1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8頁。

(19)吳曉明：《學思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25頁。

(2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頁。

(21)《資本論》第1卷，第392頁。

(22)亞當·斯密：《國富論(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楊敬年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頁。

(23)亞當·斯密：《國富論(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第21頁。

(24)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先剛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7-218頁。

(25)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第246頁。

(26)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210頁。

(27)《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頁。

(29)「穆勒評註」中有關交換的思想，為我國學者近年來深入挖掘，並由此提出了交往異化的重要理論。但細讀該文本，我們發現，「穆勒評註」中的另外一條線索是基於分工的勞動。

(30)《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174-175頁。

(31)《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180頁。

(3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頁。

(3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5頁。

(34)《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本)，第15-16頁。

(3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頁。

(36)廣松涉編著：《文獻學語境中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彭曦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50頁。

(37)廣松涉編著：《文獻學語境中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46頁。

(3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頁。

(39)《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本)，第81頁。

(40)《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本)，第39頁。

(4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頁。

(4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51頁。

(43)《孫伯鍨哲學文存》第2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5頁。

(4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4頁。

(45)《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本)，第11頁。

(46)唐正東：《馬克思生產關係概念的內涵演變及其哲學意義》，《哲學研究》2011年第6期。

(47)參見王峰明：《馬克思生產關係概念的本質規定和歷史嬗變——與唐正東先生商榷》，《哲學研究》2014年第8期。

(48)賀翠香：《勞動·交往·實踐：論哈貝馬斯對歷史唯物論的重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96頁。

(4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4頁。

(5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8頁。

(5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22頁。

(5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16-117頁。

(53)參見王峰明：《歷史唯物主義：一種微觀透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51頁。

(5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42頁。

(5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9頁。

(56)《資本論》第1卷，第211頁注釋(7)。

(58)艾倫·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對資本主義——重建歷史唯物主義》，呂薇洲等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年，第3頁。

(5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05頁。

(6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