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情解讀:紅十字會,請傾聽公共治理轉型的敲門聲

輿情解讀:紅十字會,請傾聽公共治理轉型的敲門聲

祝華新

2013年05月02日08:52來源:人民網-觀點頻道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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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蘆山地震引發的紅十字會又一輪輿論危機中,近日另一種聲音抬頭。截至4月27日,全國有115家基金會參與地震救災募捐,其中紅十字會系統收到的社會捐贈款物,佔比達53%以上。這些捐贈也並非像網友猜測的,大多來自央企或事業單位的行政性安排。在紅會總會收到的2萬多筆款物中,單位捐贈僅479筆,而手機捐款達7萬人次。因此,有媒體稱「網路輿情並不完全等同現實民意」。

的確,網民只是全體社會成員的一部分。要準確把握國情、妥善制定決策,還得兼顧那些在網上無聲的中國人的訴求和感受。但是,如果因此而無視網上對紅會幾乎一邊倒的批評質疑,也是另一種以偏概全。隨著無線上網人群的增加,比如不少農民工買不起電腦卻有手機,網民的社會學特徵與全國人口結構趨同,網民已成為社會最敏感、最犀利的表達者,網路輿情越來越具有社情民意風向標的作用。

網民的頑固性記憶,在於兩年前郭美美微博炫富的瘡疤並未真正痊癒。雖然紅會聯合北京警方、監察部等單位的調查,結論為不少網友所認可:郭美美與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沒有任何關係,其炫耀的財富與紅十字會、公眾捐款及項目資金沒有任何關係。但對於官方調查報告所揭示的這部分事實:「商業系統紅十字會部分負責人利用其雙重身份,在項目運作中存在關聯交易」;總會「在紅十字品牌的使用和保護方面,管理不嚴,措施不力」方面,未見嚴厲問責,只是撤銷商紅會了事。而郭美美背後的朋友在這場「關聯交易」及紅十字品牌「管理不嚴」中,是否真的沒有受益或者還沒來得及受益,也留下了疑竇。

紅會的輿論困境,還與政府公信力不振有關。近年來,在一些涉及利益分配的公共決策中,存在官商勾兌、與民爭利現象;在一些突發事件中,有些政府部門總有隱瞞真相的衝動。所以當政府開誠布公、奮發有為時,老百姓依然將信將疑。網友調侃:「有些人把政府當男朋友:1)你怎麼都不管我?2)要你管我?!3)你給我個解釋!4)你不要解釋,我不聽我不聽你說的都是騙人的!5)看看人家男朋友!」

因此,能不能說,紅十字的尷尬,是全社會遭遇體制轉型的一個縮影?紅會之痛,是政府公信力之痛,是官民關係之痛。雖然紅會工作人員可能從體制內得到的福利最少,屬於體制內的「弱勢群體」,但依然要為體制轉型滯後招致的民怨而埋單。

在紅會總會一條「考察」災情的微博引出14萬次轉發,滿屏都是「滾」字的時候,珠海企業家陳利浩「頂風」為紅會捐款100萬元。因為他相信,紅會作為「社會救助主渠道之一」的地位是無可替代的。紅會的2658萬名會員、215.6萬名志願者,是國內其他公益組織望塵莫及的。陳利浩在捐贈儀式上,當面向紅會華建敏會長提出批評建言。這是一種理性、建設性的態度。

本屆紅會管理團隊也表現出開明開放的姿態。華建敏會長當場對陳利浩表示,紅會官方微博「用詞完全錯誤,應正式糾正」。趙白鴿副會長對媒體發出狠話:如果兩到三年,還是不能翻轉「黑十字」印象的話,我自動請求辭職!

「中國紅十字會社會監督委員會」在網上引起關注。它是2012年12月成立的獨立第三方機構,不隸屬於紅會,成員包括白岩松、遲福林、王振耀、俞可平、袁岳等公眾人物,均不從紅會領取任何報酬。對於重查郭美美的提議,「將由社監委獨立決定,紅會無權干涉」,「如果社監委決定啟動調查,紅會須予以積極配合」。

社監委還與人民網聯手,公開徵集3名志願者,到蘆山地震災區,全程跟蹤參與、監督紅會2000萬元糧食、油、衛生用品的使用過程。

5月1日,社監委針對網友稱「在雅安地震募捐中存在攤派和強捐現象」,稱「已就此事質詢紅會,總會明確表示不準攤派」。此前社監委已對北京等地的攤派現象予以批評,並公布了舉報郵箱和手機號碼。

它甚至轉發推薦香港立法會議員質疑雅安地震捐款的視頻,沉痛表示:我們必須反思,必須捫心自問,是否對得起所有奉獻愛心的人。其實捐贈人的要求並不高,就只要八個字「公開透明,廉潔高效」。

這就是機制的張力。雖然社監委地位尚未載入紅十字會章程,但已經為這個官辦NGO架設了與民意溝通對話的橋樑,注入了變革創新的動力。它告誡網友「辱罵不能解決問題」,它扮演的角色帶有「小罵大幫忙」的成分,但所有希望社會平滑轉型的人們都會同意,對於紅會存在的制度性缺憾,既然不可能在體制外罵倒它,不妨樂見並促成它在體制內的修復和完善。

向來隨心笑罵、天馬行空的網友「五嶽散人」發帖:「我不希望紅十字會倒下,除了這個想法目前不現實之外,現在並沒有一個組織能夠填補其留下來的真空。沒有一個組織能夠像紅十字會一樣掌控著如此多的資源,以及有著如此完善、深入的組織形態。哪怕從現在開始全部放開慈善公益領域,十年之內都不會有同等量級的機構出現。解決方法:透明、去行政化。」

當務之急,一是拓寬紅會與社會對話的通道,要麼吸收知名網友、草根網友加入社監委,要麼另組一個專門的網路對話平台;二是吸收社會人士進入紅會的決策管理層。先吸納非行政序列的民間力量參與決策,開放權力結構,改善治理結構,在現階段做起來要容易得多。李克強總理要求:處理好政府與市場、與社會的關係,經濟領域要更多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社會領域要更好地利用社會的力量,包括社會組織的力量,把應該由市場和社會發揮作用的交給市場和社會。這也是改革的方向。

與5年前的汶川地震時期不同,我們已經有了一個日漸強大的網路輿論場和「微公益」社會動員平台。活躍網友薛蠻子分析:一個富人的13個億相對國家弱勢群體只是杯水車薪,而13億的每人一塊錢將匯成公民的積极參与和民意的威力,由此喚起媒體的支持和政府的積極呼應。

紅會處在政府背景的機構與民意隔閡對峙的前沿,如果成功建立起「社會協商對話」的體制機制,對於整個國家的公共治理都有率先吃螃蟹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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