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究竟是篡位者還是合格繼承人

朱棣對於帝國的統治是非法的，然而正是因為他是非法的，他才會想方設法、用盡一切手段來強化這得到的權力—正是因為如此，朱元璋創設的集權體制才真正發展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也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才足以證明帝國權力的篡奪者朱棣，才是朱元璋構建的集權體制的合格繼承人。設計固然巧妙，但他完全忽視了一點，即諸藩王有無個人野心、那些拿著大刀長矛的其他兒子們是不是永不眼紅莊園的持有者。現實永遠是殘酷的。洪武三十一年之前，有朱元璋這根定海神針在，燕王們只能老老實實地看門，世界風平浪靜。可是江山易主之後，新皇帝年僅22歲，並且在朱元璋純正的儒家教育下，他還是一個文雅、浪漫、充滿理想主義的書生。這就不能不使那些在各自王國里積累了豐富政治、軍事經驗，雄心萬丈的叔父藩王們心潮上涌了。建文三年十二月，朱棣第四次出師南下。這一次出師，他一如既往地發揮著自己高超的戰爭智慧，並取得了最終勝利。在此之前，朱棣的「靖難」策略是穩紮穩打，步步為營，即由北至南，一步步征服天下。但是在山東屢屢被南軍大將鐵鉉和盛庸頑固糾纏後，他發現，爭城爭池的拉鋸戰遠不如輕騎奇襲的效果好。於是，他決定繞道山東，逼近徐、淮，一路絕不打攻堅之戰，直撲南京而去。建文四年五月二十日，揚州城不戰而降。南京危矣。二十多天後，六月十三日，守金川門的谷王朱橞和李景隆，開門投降，南京淪陷，朱棣勝得一塌糊塗。取得勝利後，朱棣的日子相當難熬。《明史》載：「是日，王分命諸將守城及皇城，還駐龍江，下令撫安軍民。」朱棣死後，仁宗朱高熾御制的「長陵功德碑」也記道：「皇考慮驚乘輿，駐金川門，遣人奉章，言所不得已來朝之故。奸臣蒼黃，知罪不宥，閉皇城門不內，而脅建文君自焚。皇考聞之大驚，發眾馳救，至已不及。皇考仰天慟哭曰：『臣之來也，固將清君側之惡，用寧邦家，何不寤耶?』遂備天子禮殮葬。」結合兩處記載，除去其中的假仁假義，當時的情形極有可能是：一、南京城破後，皇城已禁閉。此時，朱棣並沒有決定立即攻城，而是將燕軍退駐金川門，並且遞書給建文帝。這樣處理，原因有二：1.他始終堅稱自己是「靖難」、「清君側」，攻克南京城，目的已經達到，此時若再繼續武力攻取皇城，就無法自圓其說了。2.相對於武力奪權，朱棣還是更加希望朱允炆自己能主動做點什麼，或者遜位或者自裁，這樣他就可以避免背上殺侄的罪名。二、朱棣願望如此，但朱允炆的答覆卻完全超出了他的想像—消失。當朱棣看見皇城內的火光時，他已明白讓朱允炆自動遜位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他還心存幻想，急忙派兵救火，以確定朱允炆的生死。然而，從碑文中異常地沒有交代朱允炆的屍首來看，朱棣並沒有找到朱允炆。但無論如何，此時，大明王朝的國都南京為朱棣所控制已確定無疑。第二天，投降的朝中文武及諸王紛紛以個人名義上表勸進，請求朱棣即位。朱棣稱自己只有周公之意，並無稱帝之心。隨後，燕軍諸將上表勸進，仍被嚴詞拒絕。六月十六日，前兩天上表勸進的兩撥人聯手勸進，懇請朱棣順應民心。朱棣考慮再三，終於「勉為其難」，答應願為天下蒼生造福。三次反反覆復程式化的推讓之後，六月十七日，朱棣的登基大典如期舉行。此時，在等待和煎熬中過了四年的他，雖然數夜未眠，卻毫無倦容，亢奮不已。在各種彩旗儀仗的引導下，在莊嚴的鐘鼎鼓樂聲中，朱棣率眾將士在文武百官的夾道拜迎下，浩浩蕩蕩地直向皇城而去。但意外發生了。根據《明史》的記載，燕王朱棣進城途中，路旁擁擠的人群中突然跑出一個叫楊榮的人，攔住朱棣的馬道：「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按照帝王即位的程序，登基之前，新君必須先祭告天地祖先，這樣，他的皇位才是注過冊的。朱棣興奮過度，竟然將如此重要的事情忘之腦後。是日，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朱棣正式即位，成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永樂大帝。二稱帝的興奮過後，當朱棣冷靜下來平靜地觀察周圍時，才發現自己興奮得太早了。即使沒有了朱允炆，他稱帝的阻礙仍在。這個阻礙不是其他，而是他沒有合法性—即使在楊榮的提醒下，他已經及時向天地祖宗註冊了。或許，他的這種感覺可能還早一些。六月十三日，李景隆將金川門打開，戰爭結束了。從這一刻起，朱棣就尷尬地發現，雖然自己贏得了戰爭，卻並沒有獲得歡迎、擁戴和臣服。從周圍人虛假誇張的表情里，他發現他們眼神里一閃而過的三個字—「不承認」。雖然朱棣稱帝後極力封殺言論，以致後人難窺當時的真實情景，但個別明人的雜文筆記以及民間的傳說，仍然留下了不少蛛絲馬跡。從這些點滴中，我們或許可以捕捉到以上信息。明人顧起元記述道，直到明末崇禎年間，他的家鄉仍有一個傳聞：「及燕師至日，哭聲震天，而諸臣或死或遁，幾空朝署。」《建文帝遺迹》中也記載：「當時城破後，迎降的文武官員不過百十號人，然遁去者，達四百六十三人。」數字未必精確，但可以肯定的是，與朱棣不合作的人應該不是少數。因此，與其說朱棣登基後成功了，倒不如說他的戰鬥才剛剛開始。

朱棣對於帝國的統治是非法的，然而正是因為他是非法的，他才會想方設法、用盡一切手段來強化這得到的權力—正是因為如此，朱元璋創設的集權體制才真正發展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也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才足以證明帝國權力的篡奪者朱棣，才是朱元璋構建的集權體制的合格繼承人。

其實，說白了，靖難之變不過又是一次皇族內部統治者之間爭權火拚的事故罷了，不論誰做皇帝都與老百姓不相關，那麼，大家為何要百般抵制朱棣呢？道理很簡單，倫理綱常而已。經過儒家思想數千年的滲透，倫理綱常已成為君臣之義、宗法關係、王朝繼嗣制度等人們觀念中根深蒂固的一種秩序理念。它們是整個國家的根本和大體，具有超乎道德之上的地位，是不可破壞的。然而，當朱棣憑仗武力推翻合法的建文帝，拿起帝國權杖時，整個大明王朝的讀書人及官員被推入了一個極為尷尬的境地。因為按照儒家社會弘揚的理念，朱棣不是勝利的英雄，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謀權篡位者！人們怎麼可能情願放下萬古長存的道義而服務於一個篡位者呢？這無疑是一種精神自殺！另一個原因，則可能是建文帝朱允炆的「賢德」所致。雖然在位時間很短，但朱允炆卻在任內推行了一系列大受百姓歡迎的新政，如將全國的田租減免一半、取消江南重稅、裁汰政府冗員等等，極大地減輕了百姓的負擔。同時，他還寬刑律，一改朱元璋時期「重典治國」的策略，強調今後國家的政策是「務崇禮教，赦疑獄，嘉與萬方，共享和平之福」。時人記曰：「（新政後）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之二。」這也是後人稱讚朱允炆的四年之治，紛紛將其比作「陽春」的重要原因。反觀朱棣上台前後的殘暴，他的不被人接受可以想見。因此，朱棣上台後，大多數忠於建文帝的官員紛紛選擇了棄官、隱退、逃亡，甚至殉道等方式來表達對新皇帝的不認可，這種局面一度讓朱棣措手不及。方孝孺是朱元璋開國功臣文官第一位的宋濂的得意門生，建文帝時期又是朱允炆的老師和首席顧問。因此，他在士林中的聲望極高，被天下讀書人視為楷模。基於此，最後一次出征前，朱棣的軍師姚廣孝曾深謀遠慮地叮囑朱棣：「進入南京後，方孝孺是一定不會投降的。但無論如何都不能殺他，殺了他，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朱棣頷之。南京城破後，方孝孺被捕。朱棣記著姚廣孝的話，同時想藉助方孝孺的名望，讓他為自己草擬即位詔書，從而讓整個士林對他皇帝身份的合法性予以承認。但朱棣萬萬沒想到，要實現這一簡單的想法，竟難如登天。面對朱棣的要求，方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結果朱棣大怒，命人將其磔於市。方孝孺的拒絕猶如一記重拳，將朱棣打回原形。從這一刻起，他徹底明白了，想讓進行過正統儒家教育的士人們輕易地接受自己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通過屠殺，才能使那些士人膽寒；只有通過屠殺，才能使那些觀望的人、不滿的人，迅速撲倒在他的腳下。於是，他放棄了講理，拋出一句「此朕家事」，再一次舉起了血淋淋的屠刀。於是，整個永樂元年都在血雨腥風、毫無節制的大屠殺中度過。方孝孺的「磔」刑，滅十族、殺873人，只是一個簡單的開始，朱棣要用自己的行為告訴別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正是這段煉獄般的經歷，中華民族的骨氣開始傾頹，正氣開始削弱。為滿足這位自命為永樂皇帝的自私慾望，中國的歷史、社會和人性付出了異常慘重的代價。三其實，靖難之役完全不是朱允炆一人的悲劇。當封建皇權終於發展到朱元璋時代，徹頭徹尾地蛻變為一種「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一人一姓」的極端主義君權，視全天下人為仇讎，而置自己為獨夫時，靖難之役的發生已經註定了—無論遲早。而朱允炆的悲劇，則是恰好承擔了這一切。事實上，歷史也證明，儘管就帝王的個人品質而言，朱允炆並不該被推下台，但不幸的是，朱元璋交給他的權力既非他這樣性情的人所能掌控，又太過誘人。於是，悲劇發生了，合適的舵手朱棣殺了出來。觀察明初數十年的歷史，我們會驚奇地發現，這段歷史太詭異了。朱元璋自己雖未選對集權體制下帝國的掌舵者，但這套集權體制卻準確無誤地找回了最合適自己的掌舵者。登基以後，儘管實施了大規模的屠殺、酷刑以及極其歹毒的身心摧殘，但朱棣知道，單靠這些仍然遠不足以平弭朝野上下乃至後世的非議。他要做的，是一步步從根本上徹底毀滅一切證據，讓一切對自己「非法性」的異議結束。首先是焚毀歷史，然後再偽造歷史。這是一種釜底抽薪的手段，然而卻也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卑劣的一種手段。《明史 王艮傳》載：「（朱棣稱帝後）出建文時群臣封事（即奏摺）千餘通，令縉等編閱，事涉兵農、錢穀者留之，諸言語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毀。」在這裡，朱棣狡詐地表現了一番寬容大度，將建文帝時期朝廷官員的奏摺統統燒掉，以消除那些投降者的不安，但真正的目的則是要徹底消滅一切不利於自己的言論和材料。後來的事實也證明，絕不僅僅只是銷毀奏摺這麼簡單，在他的授意下，一大批文人走狗專職「焚史」一事，千方百計、不惜一切地銷毀了建文朝的文字記錄，致使到最後，建文朝史事「千鉤百索，隻字不留」。與此同時，為防「懷疑怨謗」，他還下旨，嚴禁民間自由談論或書寫建文時期的歷史，「事發族滅」。朱棣對於帝國的統治是非法的，然而正是因為他是非法的，他才會想方設法、用盡一切手段來強化這得到的權力—正是因為如此，朱元璋創設的集權體制才真正發展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也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才足以證明帝國權力的篡奪者朱棣，才是朱元璋構建的集權體制的合格繼承人。

朱棣的目的達到了，他以自己超前的智慧給中國的歷史開了一扇「天窗」，將一段歷史從帝國的集體記憶中抹去，使後人無法知道當時的具體情況。但這還不是最惡劣的，最惡劣的是，他還添加進去許多假話。朱元璋的《明太祖實錄》在建文帝時期已經修過，但是朱棣上台後並不滿意。他要把所有有利於朱允炆的記述都刪減乾淨，然後再添加進去自己的輝煌形象，以顯示自己才是根正苗紅的、朱元璋欽定的帝國接班人。需要特別提出的是，當後人因為那部所謂是世界上塊頭最大的《永樂大典》而紛紛對朱棣投去崇拜和讚賞的目光時，卻不知道，這部從出生後就深鎖皇家圖書館中，只與塵土為伴，幾乎不被人們翻閱的大典，它真正的出身也是朱棣名為搜集古今文獻，實為徹底消除不利於自己的歷史資料，是企圖永遠掩蓋其篡位事實的工具。除此以外，沒有任何價值。但是於朱棣而言，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經通過種種手段牢牢地控制了「史者」的操守和氣節，然後摧殘他們，收服他們，進而通過他們操作歷史。因此，別開生面的一幕出現了，別人是創造了歷史，才擁有歷史，而只有他，不需要創造歷史，卻同樣擁有歷史。控制了歷史之後，朱棣的第二個手段則是製造白色恐怖。前面已經敘述過，上台以後，朱棣通過大規模的屠殺來消滅反對者，若僅僅出於這種需要，大家可能認為他毫無必要。但事實證明這是有必要的。朱棣的屠殺，一方面實現了從肉體上消滅和打擊反對者的實際需要，另一方面則是為製造恐怖而行使恐怖，展示一種反對他的「下場」。所以我們看到，朱棣的屠殺不僅毫無節制，而且手段極盡狠辣之能事。通過翻檢史料，我們發現，害怕世人的非議成為朱棣一生的噩夢。他不斷舉起屠刀然後砍下，但還是擔心在某個隱蔽的角落，有人會對他「念念有詞」，有人在對他進行抵制。他異常恐懼地認為若是不加控制，總有一天，這些人也許會慢慢匯聚起來，變成一股能夠正面衝擊他的力量—正如百年後王世貞所分析的「既由藩國起，以師脅僭大位，內不能毋自疑人人異心，有所寄耳目」。為防止那股力量壯大，朱棣認為自己必須先發制人。他命令兵部發布公告：「今為眾所推戴，嗣承大統……爾兵部亟出榜曉諭，令各安心樂業，勿懷疑懼，敢復有妄言惑眾，許諸人首告，犯人處死，家產給賞告人。知而不告，與犯人同罪。」這是一道表面上以高壓強使百姓安居樂業的命令，但實質卻是告訴百姓，不準「疑懼」，更不準「妄言惑眾（即背後議論）」，否則就是死罪。甚至，為了徹底防止人們對他非議，他很卑鄙地利用人的求生本能，許諾首先起來檢舉揭發別人者的罪行即可免除，而且會得到其他所有被處死者的家產作為獎勵，相反，「知而不告，與犯人同罪」。可以想見，此令一出，社會上的風氣會變成什麼樣子。除了鼓勵民間百姓相互揭發以外，朱棣的另一重要的恐怖手段則是重新起用錦衣衛，恢復其刑偵職能，並「尋增北鎮撫司，專治詔獄」。從此以後，只要是錦衣衛認為某人不法，即可直接投入詔獄定刑定罪，甚至還可以「取詔行，得毋徑法曹」，即只要皇帝同意，便可越過法律程序將人犯直接處死。永樂時期，錦衣衛人數究竟有多少，現在已不可考。但根據史料的記載，明世宗朱厚熜即位之初，為表示新君新氣象，一次性就裁汰了錦衣衛近三萬二千人。明代後期，有人痛陳其弊曰：「自錦衣鎮撫之官專理詔獄，而法司幾成虛設……羅織於告密之門，鍛煉於詔獄之手，旨從內降，大臣初不與知，為聖政累非淺。」國家的法律如同虛設，政府司法部門和工作人員被撇在一邊，皇帝一人想怎麼辦就怎麼辦，鼓勵告密、縱容刑逼，這樣的國家怎能不亂？然而，對於瘋狂地想要將所有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的帝王來說，這些手段無疑是成功的。只有百姓懼怕你，你手中的權力才能足夠大，也只有控制了一切，才能知道你手中的權力到底有多大。幾百年後，當我們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會發現歷史的進程竟是如此詭異。朱棣對於帝國的統治是非法的，然而正是因為他是非法的，他才會想方設法、用盡一切手段來強化這得到的權力—正是因為如此，朱元璋創設的集權體制才真正發展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也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才足以證明帝國權力的篡奪者朱棣，才是朱元璋構建的集權體制的合格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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