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義」——《海瑞罷官新編》
「人民的名義」——《海瑞罷官新編》
最近，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以反腐劇的身份火遍大江南北，這在近幾年還是頭一遭。當然，據說這跟當局重新放寬反腐劇的審查和播出有關。於是，「人民的名義」在當局放鬆閘門為十九大獻禮之際，終於有了和人民見面的機會。需要肯定的是，這部劇受到追捧和歡迎，當然不只是跟審查有關，它再次以自己的藝術水平打動了幾千年來我國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打貪官」情節，才是最主要的因素。
有讚賞和追捧，自然也有批評和質疑，但沒曾料到的是，對這部劇的質疑，竟然都可說是和「劇名」——「人民的名義」有關。比如，一些人對於劇中人物關係的總結——不是出於同門，就是入於親友，讓人感嘆於「世界真大，圈子真小」；對於欽差大臣侯亮平背後政治勢力的挖掘；對於各種官場行事規則和學問的挖掘；對於出品方的檢察系統涉嫌抹黑公安系統的挖掘……總之，歸結起來，無一例外是在否定「人民的名義」這個主旨，而劇中也是著重表現反腐官員們與貪腐勢力利用各種政府機構的鬥智斗勇，而殊少出現人民起了什麼作用的描寫，頂多是在交代矛盾背景上充當了背景板的作用，而舞台終究是反腐精英們的。聯想到劇中的大貪小貪們在事情敗露前也一口一個「黨和人民」，「人民的名義」好像真的就只是個「名義」了。但是，上述這些問題終歸在邏輯上是可以解釋的，因為，黨和人民群眾終究是血肉聯繫的，中央堅決反腐就是執行人民的意志，因此劇情的設定完全不違背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政治邏輯。所以，導演和編劇在上述問題上，並沒有犯什麼原則錯誤。但是，一個更為可怕的錯誤，卻不但被觀眾忽略，被導演編劇忽略，甚至也被支持發行該劇的官方忽略了。
對，我們把最重要的國家權力機關人大忘了！我國憲法第二條就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第一百零一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分別選舉並且有權罷免本級人民政府的省長和副省長、市長和副市長、縣長和副縣長、區長和副區長、鄉長和副鄉長、鎮長和副鎮長。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並且有權罷免本級人民法院院長和本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然而在劇中，如此重要的國家和地方的最高權力機關，居然連出場的機會都沒有。人民在受到貪官欺壓的時候，不是通過自己的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來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力，而是求助於一個退休的，有著豐富官場人脈關係的正直老幹部，或者是不得不在不高不低的信訪窗口忍受白眼。更為關鍵的是，電視劇在描述作為正面人物的達康書記向省長位置進步的過程中，也完全沒有作為選舉機關的人大和選民什麼事，一切都取決於新來的沙書記對他的看法以及省委常委的人事結構。這種描寫不是通過暗示的形式，而是完全直白的呈現在觀眾面前。要知道，我國在對外場合，都是一再突出人大作為我國公民行使當家作主權利的證明，前不久，還對各級人大的選舉作了熱情的報道。而這部劇即使反映的是客觀事實，也很難設想以如此直白的形式直接將人大抹去吧？然而更為細思恐極的卻是，好像無論是觀眾還是官方，都沒有發現哪裡不對。以官方審查之嚴密，如果意識到這麼大的漏洞，是萬萬不可能通過上映的，而民間對此的評論，筆者試著在網上搜索了一下，也僅僅只找到一篇帖子同這一問題有關：
帖子名就很有意思，叫做：
帖子最後提到：
那麼，問題很清楚了，僅僅這一個致命傷，就足以證明本劇所呈現的反腐，真的只是以「人民的名義」，於是，對劇名的文字肯定，構成了對內容的絕對否定，使整部劇的立意頓時呈現出一抹哲學的色彩。
這一重大失誤的出現，如果不是導演和編劇的高級黑「陰謀」的話，就只能解釋為我國從上到下，對於人大「名存實亡」的集體潛意識的外化了。如果要評價文學或電視劇的藝術，難道還有比這更高的藝術嗎？因此，這部劇的存在本身就是最高的藝術，其內容倒是其次的，正如王爾德所說，藝術這面鏡子反映的首先是照鏡者本身。
那麼這部劇在內容表達上，又將官員腐敗的原因主要歸結為什麼呢？歸結為個人品質。劇中所塑造的達康書記和丁義珍、祁同偉之流，作為同樣的體制內官僚，其根本區別究竟是什麼呢？是個人品質。腐敗分子忘本也好，喪失立場和黨性也好，不能抵制誘惑也好，將一己私利置於黨和人民利益之上也好，總之根源在於其三觀不正。頂多再加上官場風氣不正（十八大後就好多了），以及各級黨組織的漠視和放任（十八大後更好多了）。然而，將個人品質當作社會問題的土壤，顯然是不足以說服任何一個智力正常的人的。只要稍加思考便能發現，各級官員腐敗和官僚主義廣泛存在的根源，難道不正在於本劇忽略掉的最大漏洞——人民無法通過人大行使真正的選舉和罷免權嗎？顯而易見，對於一個官員來說，什麼東西掌握他的命運，他就會對什麼東西負責。在一個官僚體制中，官員不是通過自下而上的普遍選舉產生，而是通過自上而下的考察和任命產生，官員把什麼放在眼裡，把什麼不放在眼裡，不就成了顯而易見的事情了嗎？與此相反，通過個人品質的高尚來保持相對的清廉和公正，難道不才是真正的絕對的偶然么？即使如劇中的李達康這樣的人，不也為了政績，在大風廠起火後仍然要堅持強拆么？所以，這裡我們還是來溫習一下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是怎麼評價官僚政治的吧：
「官僚政治」是各種實際的幻想的網狀織物，或者說，它是「國家的幻想」；官僚政治精神是一種純粹的耶穌會精神、神學精神。官僚是國家耶穌會教士和國家神學家。官僚政治是僧侶共和國。
官僚政治就其本質而言是「作為形式主義的國家」，官僚政治就其目的而言也是這樣。於是，現實的國家的目的對官僚政治來說就成了反國家的目的。官僚政治認為它自己是國家的最終目的。既然官僚政治把自己的「形式的」目的變成了自己的內容，它就處處同「實在的」目的相衝突。因此，它不得不把形式的東西充作內容，而把內容充作形式的東西。官僚政治是一個誰也跳不出去的圈子，上層指望下層了解詳情細節，下層則指望上層了解普遍的東西。結果彼此都失算。對官僚政治來說，權威是它的知識原則，而神化權威則是它的信念。但是，在官僚政治內部，唯靈論變成了粗鄙的唯物主義，變成了消極服從的唯物主義，變成了信仰權威的唯物主義，變成了某種例行公事、成規、成見和傳統的機械論的唯物主義。就單個官僚來說，國家的目的變成了他的私人目的，變成了追逐高位，謀求發跡。（卡爾·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
再也沒有比馬克思對官僚體制的批判更加犀利和精確的了。事實很清楚，馬克思正確的指出，「官僚政治是僧侶共和國」，所以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劇中會將腐敗問題歸結為道德問題，為什麼會用老革命的高尚獻身事迹來感化現在的官員了。
既然「人民的名義」與幾千年來「為民請命」、「弔民伐罪」一樣淪為了純粹修辭學的範疇，那麼人民對於反貪劇情的熱愛又重新回歸到古老的貪官和清官的鬥爭上來了。在這個問題上，哪個典故最為光彩奪目呢？當然是以被視為千古第一清官的海瑞為主角的《海瑞罷官》了。
《人民的名義》這部劇整個劇情和矛盾的發展，是圍繞大風廠事件展開的。《海瑞罷官》講述的是徐階家族勾結貪官污吏強佔民田，清官海瑞不畏強暴，向貪官污吏鬥爭，向農民退回田地並處置貪官污吏的故事。《人民的名義》講述的則是山水集團勾結背後的各路大老虎豪奪大風廠員工股權，清官侯亮平等人向貪官污吏鬥爭，向工人退還股權並處置貪官污吏的故事。可見，相似的套路總有相似的劇情，我們甚至可以將兩部劇的主要人物和線索作一個一一對應：
可見，兩部劇最大的不同，僅僅在於後者將貪官污吏和青天大老爺的規模同時擴大了數倍而已。當然，受害人也根據「時代的進步」從農民變成了工人。
相似的藝術類型具有相似的結構和形式並不奇怪，這僅僅證明了二者歷史的藝術手法上的聯繫。但是二者之間有什麼現實的邏輯的聯繫么？有的。我們可以注意到，大風廠裡面有個護廠隊長叫做王文革。為什麼叫做這個名字？了解歷史或許可以知道，這多半是由於他正好出生於文革這一特殊時期。但僅僅只有這一個含義么？顯然也不是。在劇中，王文革態度最為激烈，最不妥協，最終手持火把沾上汽油「玩火自焚」，還造成了重大的損失。最後是靠老幹部陳岩石的力挽狂瀾，和清官達康書記的雷厲風行，才將事件最終平息下來。這個象徵意味就極其明顯了。顯而易見，王文革不僅僅是名字叫文革，他同時代表著官方對於文革暴民的標準印象：（1）受人煽動（被蔡成功煽動）；（2）非理性；（3）手段暴戾；（4）玩火自焚。而與這條文革路線相對立的，當然是陳岩石、達康書記所代表的官方正確路線。也就是說，是靠當代海瑞海青天們的秉公直行，懲治了貪官污吏，維護了黨和人民的利益。然而我們回想一下，文革又是如何開始的？恰恰是從批判《海瑞罷官》宣揚的「貪官清官論」開始的！
1966年6月，毛澤東在和胡志明的談話中有下面一段內容：
毛：我們最近這場鬥爭，是從去年十—月開始的，已經七個多月了。最初，姚文元發難。他是個青年人。討論清官等問題。你不是贊成清官嗎？你說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沒有見過。無官不貪，只有多少之別，沒有真正的清官。……
胡：我的父親當了知縣，他沒有貪。
毛：不見得，那時你還小，他貪你不知道。當知縣可了不起。
胡：當了幾個月，他就被撤職了。
毛，那是他來不及貪，當上一兩年知縣，我看他不大貪也小貪。
康生：無官不貪，官與貪是分不開的。
毛：現在我們不搞清官、貪官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
可見，兩部劇目的內在邏輯聯繫絕非筆者的臆造。這種聯繫就在於——《海瑞罷官》歷史地包含著現在，而《人民的名義》則現實地包含著歷史。
那麼，與「清官路線」相對立的「文革路線」，為什麼要批判清官主義呢？這還得來看看作為文革發軔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究竟說了些什麼。
文章首先提到了人們對這部劇的議論，正如今天一樣：
「人們在戲裡表揚『清官』……是在教育當時的做官的，起著『大字報』的作用。」
然後提到了劇目對海瑞的塑造：
《海瑞罷官》是怎樣塑造海瑞的？在這個歷史劇里，吳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處處事事為百姓設想」，「是當時被壓抑，被欺負，被冤屈人們的救星」，他不但是明代貧苦農民的「救星」，而且是社會主義時代中國人民及其幹部學習的榜樣。
第三場戲海瑞穿便服上場了，作者安排他當面傾聽「心如油煎」的「眾鄉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詞句，傾吐對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頌他是「公正為官」、「明斷公案」、「口碑頌滿」、「美政多端」……。雖然封建社會「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無錢莫進來」，但呼冤的農民一致相信「海青天」這個官是一個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們作主！」這種烘雲托月的手法，是為了使觀眾強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農民的痛苦、它說明了《海瑞罷官》並不是如作者所說的是寫什麼「封建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而是千方百計地為我們今天的觀眾塑造一個決定農民命運的英雄。
關於衝突核心的「退田」：
戲劇衝突圍繞著「退田」展開。雖然吳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稱劇本「改以除霸為主題」，但實際上冤獄是從占田開始，「除霸」、「平冤獄」的行動也是圍繞著「退田」進行。「退田」被寫成是「幫助窮農民辦法的一種」，作為戲劇衝突最高潮的「罷官」，就是罷在「退田」這件事上。劇本通過「鄉民甲」的口特別說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戶」；要觀眾記住：戲裡寫的是貧苦農民同徐階等鄉官、貪官之間的鬥爭，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戶一邊的。「海青天」果然不負眾望，一上任就「為民作主」，他不但咒罵「高放債強佔田真真市儈」，鼓動農民去「告狀」，而且在公堂上頗有民主風度地徵求告狀的「父老們」的意見。農民要求退還被徐家和「各家鄉官」所佔土地，要求「大老爺作主」，於是海瑞一道號令，「發出榜文，限令各家鄉官，十日內把一應霸佔良民田產，如數歸還」。退田以後，尖銳的階級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眾鄉民」向海瑞叩頭道：「大老爺為民作主，江南貧民今後有好日子過了！」作者要貧民們「感恩戴德，……朝夕禮拜」，欣喜鼓舞，齊聲「同唱」對清官的讚歌：「今日里見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園，有土地何愁衣飯，好光景就在眼前！」劇本告訴人們：儘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動，地主殘酷地壓迫和剝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辦法去做，農民的「土地」、「衣飯」就統統可以解決，「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親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個人，從經濟到政治，單槍匹馬搞了一場大革命。（不能不讓人想到被下屬坑、被老婆坑、專業背鍋仍然不忘初心的達康書記）
文章對於海瑞的評價則是：
海瑞從來沒有想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同地主之間的矛盾。他只是想緩和這個矛盾。海瑞自己就說過：「以下奉上，義不可缺，為之損益調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說明了他做的是「損益調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剝削限制在不妨礙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法定範圍之內，削弱農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剝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農民服從封.建統治，遵守「禮義」，「毋作強賊」，對已產生的農民暴動，他主張雙管齊下，「用兵安民，並行不悖」。
最後，對於「貪官清官」命題的評論則是文章的核心：
我們知道，國家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沒有什麼非階級的、超階級的國家。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待國家問題的基本觀點。從這種觀點出發，就不能不承認，封建國家是地主階級對農民實行專政的工具。封建國家的法律、法庭和執行統治權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內，只能是地主階級專政的工具，而決不可能是超階級的，決不可能是既為統治階級又為被統治階級服務的工具。……就拿「清官」同「貪官」的鬥爭來說，確實有過清官大老爺在地主階級的法庭上、根據地主階級法律的某些條文，懲辦一些「貪官」的事；也有個別農民所告的恰巧是某個「清官」所反對的派別或集團中的一員，出現個別農民在這個「清官」面前「打贏」官司的事。這種現象迷惑過不少沒有政治鬥爭經驗的農民，使他們看不清「清官」的階級面貌，看不清封建國家和封建法庭的階級本質，地主階級也經常利用這種現象來麻痹農民的覺悟，把「清官」當做掩蓋階級統治本質的工具，當做配合武裝鎮壓、對農民進行階級鬥爭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記載過地主階級派出「清官」作為緩兵之計，然後把起義農民一舉消滅的事。但是，從根本上說，不論「清官」、「好官」多麼「清」、多麼「好」，他們畢竟只能是地主階級對農民實行專政的「清官」、「好官」，而決不可能相反。
《海瑞罷官》卻向我們說：不！「清官」不是地主階級專政的工具，而是為農民階級服務的。你看，戲裡的海瑞是一個封建皇朝的欽差大臣，可是他卻代表貧苦農民利益向徐階展開劇烈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護「徐家佃戶」和所有貧苦農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現，同所有執行地主階級專政的別的官吏相對立，「清官」和「貪官」之間的矛盾竟被寫成保護農民和鎮壓農民的矛盾、退還農民土地和強佔農民土地的矛盾，絲毫看不出「清官」在鞏固地主階級專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農民都被寫得消極無為，沒有一點革命的鬥爭精神，他們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來向「海青天」告狀，哀求青天大老爺為他們申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顯然，在《海瑞罷官》的作者看來，階級鬥爭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清官」才是推動歷史的動力；人民群眾不需要自己起來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個「清官」大老爺的恩賜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這樣，戲中就把作為地主階級專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統統美化成了離開地主階級專政而獨立存在的超階級的東西，宣揚了被壓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經過任何嚴重鬥爭，不需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頭，實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貪官污吏一掃而光，就能求來「好光景」。
只要有海瑞這樣的「清官」按「王法」辦事，就能使法庭變成保護農民的場所，就能「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獄」，使農民獲得土地。
象吳晗同志那樣，把海瑞描寫成農民利益的代表，說什麼海瑞「愛護人民，一切為百姓著想」，他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而鬥爭，甚至把他說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勢力」的英雄，這是徹底歪曲了海瑞的階級面貌的。明皇朝歌頌海瑞「保民如子」，吳晗同志則說他「一切為老百姓著想」，請問兩者到底還有什麼區別呢？
無獨有偶，《人民的名義》也將老幹部陳岩石塑造得最為完美無瑕，堪稱鞠躬盡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人代表。但是，我們即使不談上面這種文革式的「極左觀點」，劇中人物身上出現的固有邏輯矛盾，卻還是不能通過這種形象塑造來解釋。
舉一個例子，劇中最具有諷刺意味的，莫過於陳岩石帶著工人們讀毛澤東的《介紹一個合作社》了。眾所周知，毛的這篇文章號召的是走集體經濟，而陳岩石當年做的卻是勸說工人改制，將國有企業變賣給私人，這才是導致大風廠事件發生的根源。但是，陳岩石和貪官污吏們的不同在於，首先，他在改制中盡量顧及工人的經濟利益，保留了員工的股權（雖然在現實歷史中，國企改制基本上根本不顧及工人的意願而強行賤賣，對於工人則是強行買斷、強行下崗，編劇當然毫無懸念的忽視這種普遍性而塑造了一個偶然）；其次，陳岩石再幫助工人重新拿回權益後，又組織他們重建大風廠，平等入股，重新創業。可見，陳岩石是全心全意為民服務的典範。
但是，且不說按照共產黨人的常識，這種募股創業並沒有改變生產資料的私有屬性，與集體經濟沒有一點關係，也不說這種股權結構的企業在現實的資本集聚、資本兼并和產業升級浪潮中不堪一擊，最終不是血本無歸就是再次被大魚吞掉，最根本的邏輯問題在於，大風廠本來就是工人所有的啊，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改制的合理性又在哪裡呢？
對於這一點，陳老（或者說編劇）在劇中或明或暗的給出了兩條解釋。第一，陳老告訴大家，改制是因為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實現共同富裕。的確，這個口號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很誘人，總設計師也曾經承諾過，改革絕不會造成兩極分化。而不幸的是，現實正朝著和總設計師的設計相反的方向策馬狂奔，而大風廠事件本身就是對先富幫後富的最大嘲諷。也就是說，即使現在還有人相信先富幫後富，那也絕不會是大風廠的工人。
編劇似乎也意識到了這個巨大的邏輯漏洞，於是他特意安排一名女員工補充說，「現在再難也比改革開放前強多了，那時候飯都吃不上呢！」然而這句話卻成了本劇最大的弄巧成拙。且不說這句台詞加入的極其生硬和不自然，關鍵是，如果這句話說的不僅僅是大風廠持股員工這一個特例，而指的是國企工人最普遍的情況，那麼按照這種邏輯，工人在沒改制沒下崗，在有國企全套福利保障的時候吃不上飯，改制了下崗了反而吃上飯了！也就是說原來在編劇看來，下崗成了吃飯的好辦法！那麼自然而然，在現實世界中從90年代到2010年國企工人在改制中的各種激烈反抗就成了「抗拒吃飯」的荒誕行徑了。而劇中的第二條解釋是，大風廠事件本身不是改制的必然結果，是奸商勾結貪官污吏一手製造的。然而，劇中為我們展現的現實很清楚，奸商和貪官污吏之所以敢欺壓工人，難道不正是因為工人已經變成了一個極度弱勢的群體么？這些工人在劇中的作為，不是自焚就是祈求青天大老爺為民做主。然而我們如果回到歷史，如果是在改革開放前十惡不赦的文革時期，丁義珍、高小琴之流不要說霸佔工人的工廠財產，他們有可能對工人有半點囂張么？
工宣隊、工人民主工會、工人造反組織，當然是工人直接掌握的組織力量。具體到政權權力結構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歷史與現實的霄壤之別：
以上海為例，1967年上海奪權風暴之後，最初的「上海人民公社」19名委員中，工人代表就佔了4名。1970年，上海市革命委員會105名委員，工人代表達到43名。1971年成立第四屆上海市委，7名市委書記工人佔兩名；16名市委常委工人佔4名。工人造反派分別擔任了市委、市革委會書記、主任或各委、辦的負責人；王hongwen還當上了十屆中共中央副主席。上海市總工會從1970年起，派出100多人擔任上海各局、區、縣以上機關（包括市委、市革委會各組、辦）領導職務。據1974年統計，上海市工宣隊總人數即達10713人，被結合為黨的書記、委員或革委會的主任、委員的人就有4142人，其中進黨委者189人。
所以，《人民的名義》的尷尬之處就在於，編劇愈是迴避造成大風廠事件的真正根源——工人社會地位的急劇滑落，電視劇所力圖打造的種種清官童話就愈是顯得邏輯和精神錯亂。
我們實際上還可以根據上述考察列出一個簡明的時間線索：
1965年 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批判「清官救民」
1966年 文革開始，工人政治地位急劇提高
1976年 文革結束，揭批查運動、清理三種人使工人迅速在政治上邊緣化
1990年後 國企改制展開，大風廠改制的時代背景上演
2017年 《人民的名義》上映，「清官救民」再次風靡全國。
我們發現，歷史走過一個完美的圓環，伴隨著工人政治經濟地位的急劇下滑，青天大老爺又回來了！
電視劇作為一種藝術類型，當然最適合用藝術本身來加以說明，即使藝術的外在形式不同，也會自然地呈現出一種本質上可通約的神聖色彩。
1999年春晚，黃宏在小品中說：「咱工人要替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
劉禹錫有首名為《再游玄都觀》的詩寫道：
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凈盡菜花開。
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一千多年後，又一個劉郎在給下崗工人灌雞湯的著名歌曲中唱道：「看成敗，人生豪邁，只不過是從頭再來」。
的確，不管是青天大老爺的再度回歸，還是工人勝利果實的得而復失（這其實是同一個歷史過程的兩個方面），都只不過是從頭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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