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合內外視角來審視中國模式

　　我因為手頭在做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模式研究》，對相關的著作比較留意。「中國模式」這個話題實際上是海外提出來的，我們研究這個問題就是想通過外國人來了解自己，當然我們對自己的了解非常重要，但僅僅是自己看自己還是會有所局限，看看別人的評價，對我們更好地認識自身有好處。

　　中國改革開放發展到今天，國內外的評價出現很大的反差。國外肯定中國模式的議論不少，甚至奧巴馬在前幾天的一次講演中，也10次提到中國，基本上是將中國作為正面的榜樣。而相比之下，國內的否定性評價卻比較多。這種反差是怎麼來的？一種解釋是，外國人在外面更容易看到一些量上的數據，如外貿、經濟、消費能力等，而中國人在裡面則更容易體會中國發展的質的方面。思考中國模式的不同角度，內和外，質和量，應該結合起來；但最重要的結合，是自信心和自省力的結合。中國發展到今天，我們已經沒有理由失去信心；中國發展來日方長，我們也沒有理由放棄自省。同時，在自省的時候，也要注意把集體的自我反省與個體的自我反省結合起來。一種比較突出的現象，是我們在指出這個那個問題的時候，很少把作為個體的自己放入其中，經常是一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姿態，如果中國人，尤其是很大程度上代表全民族進行理論思考的中國學者，都普遍地缺乏個體的自我反省，那麼民族的集體反省可能會很糟糕，因為民族是由個體組成的。

　　一些西方人認為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中國將統治世界。這種觀點常常被認為是「捧殺」中國，是西方的陰謀。這種情況有，但我不主張一概而論。比方說，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據說奧巴馬很喜歡讀他的書，他在《世界是平的》和《世界又平又熱又擠》這兩本著作中，對中國有很多肯定性的意見。前幾天弗里德曼在《紐約時報》上撰文模仿維基解密的泄密文件的口氣寫了一篇文章，文中他假設中國駐美大使館向國內報告，說大使館在美國看到的形勢一片大好，因為奧巴馬政府想到的對美國有利的事情，共和黨都在反對；中國在能源、生態、產業轉型等方面的正確選擇，美國政府卻都因為利益集團的反對而做不成，而這種情況對中國很有利……實際上，弗里德曼的這篇文章是通過讚揚中國來批評美國。你可以猜測說他的最終目的或許是要讓美國戰勝中國，但他的直接意圖還是要借中國的他山之石來攻歐美的自家之玉。

　　最近在讀的英國哲學家羅素《中國問題》（1922年在英國倫敦出版，中譯本由學林出版社1996年出版）也是如此。1920年10月到1921年7月，羅素在中國訪問講學，對中國進行了深入的觀察和思考，回國後即寫作了這本書。在書中，羅素對中國有很多讚揚、建議和期待。對中國的批評也有，但他說中國人就連他們的缺點也有一大優點，那就是這些缺點只對中國人自己有害，而不會殃及其他民族。羅素特別讚揚中國人的人生態度，對幸福的理解，對時間的理解，認為中國人考慮問題很長遠，和氣，有耐心，愛和平，希望西方人學習這些優點。

　　當年羅素讚揚中國人通達、悠閑，樂天，但今天與西方人對照一下，好像已經完全倒過來了。今天的中國人已經不會過慢節奏的生活，整天只知道開發、賺錢，而這恰恰是羅素當年批評西方人的地方。我很好奇，如果羅素今天還活著的話，他更願意談論的是「中國問題」呢，還是「中國模式」？

　　羅素的這本名曰「中國問題」，但實際上更應該稱為「中國模式」的著作，他自己也承認是寫給西方人看的，也就是說，他讚揚中國人是為了提醒西方人向中國人學習。當時也在中國訪問的美國哲學家杜威曾指出，羅素雖然說了很多中國人的好話，但他真正關心的還是西方自己的問題。但有意思的是，羅素對中國的讚揚，當時就被中國的保守主義者用來肯定自己的傳統文化。這涉及一個文化評論的語境問題，西方人在自己的語境里談論其他的文化方式，如果拿到我們自己的文化語境里來，它的含義就變了。這個問題值得我們這些做中西文學和哲學研究的學者深思。

　　今天在西方語境中談論中國的，不僅有西方人，還有海外華人，他們在海外語境中發表的觀點，也會在中國語境中發揮作用，給我們以獨到的啟發。他們到過很多國家，視野比較開闊，知道中國目前存在的一些問題其他國家也有，而且和絕大部分非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毛病要小得多。我覺得這種視角很有意思，但這種視角必須與國內視角結合起來，並且最終還是要回到國內語境里，在中國自己的土壤里來思考中國發展向何處去，中國發展模式應該是什麼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