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以「德」化民——孔子「無為而治」思想芻析(馬寄) - Qzone日誌

32以「德」化民——孔子「無為而治」思想芻析(馬寄)

摘要:本文從「無為而治」的維度重新解讀孔子的政治思想。「無為而治」不僅是老子的重要政治理念,也是孔子的重要政治理念。區別於老子「無為而治」的自化、自育,孔子的「無為而治」內涵是以「德」化民,而以「德」化民的方式是養民、化民,以「德」化民的流行是有道之世。該文希企通過對孔子「無為而治」這一政治理念抉發,以期待深化人們對孔子思想的認識和理解。

關鍵詞:無為而治;以德化民;有道之世

春秋戰國時期,王綱解紐、禮崩樂壞。面對這一現實混濁、社會無序的狀態,作為社會精英的諸子提出各自的治國理念,安民方策。學界一般都將「無為而治」作為道家的政治理念的標識,與以老莊為創始者的道家聯繫在一起,而無意間忽略、排斥先秦其他諸子「無為而治」的思想。其實諸子皆津津樂道於「無為而治」,「無為而治」為諸子共同抉擇、共同信奉,是諸子共同的政治理念,而非老莊之道家之獨具。如管子曾云:「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管子·白心》)。韓非子曾云:「虛靜無為,道之情也」(《韓非子·揚權》)。

「無為而治」是諸子的共同信念,但在諸子思想體系里,其內涵不盡相同,其旨意也相異趣。本文希冀通過闡述孔子「無為而治」的思想,以期彰顯孔子政治思想獨特意蘊。

一、「無為而治」的內涵:以「德」化民

作為一種治國理民的統治策略,「無為而治」是指上者謙遜自卑、無所妄為、因任民情、隨順民意以臻於理想社會的一種治國理念。任何統治方式,皆要論證其合法性。孔子的「無為而治」淵源於作為價值之源的「天道」。所以在孔子闡明的「無為而治」思想之前,必須先詮釋孔子的天道觀。

在古人的宇宙觀中,人與萬物一氣所化,故天人是相互感通的。人類也是宇宙成員之一,故明人事需推之於天道,天道是人事的合法性的最好證明。迄止西周末年,統治者的統治合法性來源於主宰萬物的神學意義上的帝天。當歷史發展到春秋,隨著世襲宗法社會的解體,作為社會架構的禮樂也隳墮。正是在這一社會背景下,作為最高規範意義「天」的涵義也發生了轉捩。原本神學意義「天」的主宰地位遭到了普遍質疑,其人格主宰性日趨淡化,諸子的產生就是面對人格主宰「天」的淡化而應運而生的。但諸子不是破「天」而重新確立全新的規範體系,而是以不同的途徑補「天」。換言之,諸子仍沿襲傳統的「天」,但卻偷梁換柱般轉化天的內涵;退脫、淡化了人格色彩,「天」被還原為本然原初自然義蘊;雖還原為自然義蘊,諸子於自然義蘊中解讀出諸多涵義。

「無為而治」,一般均作為道家、特別是道家創始人老子的政治理念標識,要闡明孔子的「無為而治」,就要與老子的「無為而治」聯繫起來,作一番的比較。與老子相似,孔子也反對上者肆意妄為、隨意造作,提倡上者自禁其意,「以百姓之心為心」,在這一點上,孔子與老子是同質的,有共鳴之處。在這一點上,他們的政治理念是相同的,在這一點上,我們將之稱為「無為而治」。老子、孔子皆提倡「無為而治」,但其內涵迥然有別,老子、孔子「無為而治」的內涵迥然有別正來源於老子、孔子對自然義蘊的「天」的不同解讀。

老子如是理解天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老子深觀天道,認為天道清靜自然、虛谷自守,萬物自性、自成。此自然之天道行之於政,則為「無為而治」,《老子》五十七章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這意味著老子的「無為而治」就是任民自化、任民自正。

與老子迥異,孔子如是領悟天道:「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在此文本中,有三層涵義,一是孔子一再慨嘆的「天何言哉?」在孔子的語境中,天有「能言而不言之意」。1既然「能言而不言之意」,那麼其意只能冥證。二是天雖不言其意,但可由天道的運行而可冥證之。天無意運作、無心運行,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馮友蘭先生解析此為天之「無為而治」。2三是天道雖為縹緲玄遠,但其運行也極平易,「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從天道運行的「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孔子冥證了天道的「生生流行」之德。天道不言,以「生」示其德,人可冥證之,以「天德」歸己為性,發之為德行,施之於天下,天下歸仁。

天道「無為」而萬物生,那麼作為治道的人道也只能則天而行,「無為而治」;天道以「德」生物,人道以「德」治民。以「德治」來界定孔子的政治觀,恐是學界的共識。實際上,我們可以追問「德治」的內涵是什麼?再者,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德治」是有為還是無為。孔子曾如此喻政:「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共作拱;北辰,北極,天之中樞。北極星居其所,而眾星圍之而環繞。其以天象言政,言在上者處其位而天下歸之。上者居其位而天下得治,其因在於「為政以德」,「為政以德」是什麼意思?宋人董銖曾如是解釋:「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亦不是塊然全無作為,但修德於己而人自感化」(《朱子語類·論語五》)。李允升《四書證疑》辨析「為政以德」時云:「既曰為政,非無為也;政皆本於德,有為如無為也」,「為政以德,則本仁以育萬物,本義以正萬民,本中和以制禮樂,亦實有宰制,非漠然無為也」,李氏此一辨析「無為」與「德治」甚妥帖透闢,劉寶楠稱譽為「足以發明此注之意」。3孔子在勾畫其心目中的聖人舜的理治天下中更是直接提出了「無為而治」這一概念:「無為而治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舜是孔子推崇之人,舜世是孔子憧憬之世,然舜何以行其治?只是修德於己的「恭己」而已。朱熹的注釋也許更好地闡明了孔子的意思:「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論語集注》)由此可知,孔子的「德治」並非「以德為政」,而是「以德化人」。「以德化人」乃以上者人格楷模感化眾民,故有為猶無為。徐復觀先生也曾以「無為」評價孔子德治思想時:「不妨這樣說,孔子在政治上的無為思想,極其究,乃是要以教育代替政治,以教育解消政治的思想。這是德治最主要的內容」。4

可見,孔子所說的政,並非現代意義的政治——治事、治人,而是化人,故孔子提倡「道之以德」,反對「道之以政」(《論語·為政》)。上者修「德」於內,輝之於外,民自披靡於上的德風,而無不自謙於內,發外為善行。通過此種方式,民自然安其位,國自然無治而諧。在孔子看來,為政就是以人格楷模感化庶民之心,熏染庶民之行的過程。將為政化約為道德教育、感化,這一政治模式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政治倫理化。有人的曾有人問政於孔子,孔子答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在孔子看來,為政並非別事,只是上者以德修身,以德正己,這樣身垂示範,上行下效,社會自能臻於安康、和諧的狀態。在此,孔子將政治倫理化了。二是政治生活化。曾有人不解地問孔子為何不為政,孔子回答曰:「《尚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政」(《論語·為政》)在孔子看來,從政並非一定出仕做官,居家孝悌也是從政。在此,政治落實於人倫日用之中,已經生活化了。在孔子的心目中,政治簡略為倫理、生活,倫理、生活化的政治極平易、簡樸,所以倫理、生活化的政治如倫理、生活一般,不能有意為之,只能無意隨順,無心而為。

孔子同樣強調因任自然、隨順民情,但孔子強調以德而化民,以禮而節民,而非老子式的任民自化、自正。誠如陳鼓應先生所界定,老子為自然主義,孔子為德治主義。5假如將「無為而治」理解為指因襲自然、隨順民情,老子的自然主義無可非議歸屬於「無為而治」;但我們不可將孔子的德治主義排斥在「無為而治」之外。老子的自然主義、孔子的德治主義皆歸隸於「無為而治」。只是在因襲自然、隨順民情的具體舉措上,孔子、老子趨向不同的路向:孔子趨向德化,老子傾於自然。所以孔子的「無為而治」就是通過「德」教育、感化庶民的方式治國理民,以達於「有道之世」。「無為而治」是「有道之世」的不二途徑。

二:「無為而治」的方式:養民、化民

孔子通過「無為而治」的途徑治國理民,以實現有道之世。「無為而治」雖具有理想性,但其並非向壁虛造,而是植根於具體的現實基礎之上。《論語·為政》這段話再明顯不過地表明了孔子的為政心跡,孔子曾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可見為政有三個階梯:庶民、富民、教民,兩個階段:養民,化民。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論語·里仁》),既然小人趨利就實,那麼在上者就要因勢利導,滿足小人的腹飽身暖的基本要求。作為上者,不能尸位素餐,僅僅滿足於一己之意欲,而應以天下之民之足為足,「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孔子釋「從政」「五美」之「惠而不費」為「因民之利而利之」(《論語?堯曰》)。足民、利民的具體措施則是「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但孔子的理想不僅僅停留於此,足民、利民非「無為而治」的本旨,此僅為「無為而治」的前提和基礎,「無為而治」關涉民之生計,更關涉注民之道德、民之風尚。

《論語?陽貨》載孔子語:「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可見,「飽食」並非孔子的終結理想,只是終結理想的前提。在「飽食」之後,意欲導民之「用心」,「用心」於道德的修養,使其習禮俗,明人倫。故孔子不僅意欲養民,也意欲教民,使其趨善,人人為君子,個個為聖人,那才是真正的有道之世。孔子將德性修養看得特別重要,視「德之不修」為人之最大憂患。修己非欲己之成己,而是推己及人,欲民皆成己。由此觀之,無富乃無以養民;無教,乃無以化民;養民是化民之前提,化民是養民的歸宿。基於此,孔子反對不教而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論語?子路》)。駁斥不教而治,指出「不教而殺謂之虐」(《論語?堯曰》)。因此孔子將政治化約、等同於教化,蕭公權先生認為孔子之政治主要工作在化人,6此語標識出孔子為政的根本。

化民之術一般而言有言教、身教,鑒於民之根基,孔子側重於身教。身教,即在上者以身作則、身垂行范,精進於道德修養,使己有君子人格、聖賢氣象,在下者自然仰慕於上者之風範,熏染於在上者之氣息,從而自我振作、自我完善,所以孔子如是喻「政」:「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行「政」有賴於君子,我們再看一看孔子如何界定君子,《論語》中載子路曾問於孔子何為君子,孔子曰:「修己以敬」。子路又問:「如斯而已乎?」孔子答曰:「修己以安人」。子路再問:「如斯而已乎?」孔子答曰:「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君子之任非安己之一人,而欲「安人」、「安百姓」。「安己」只是起點,經「安人」這一中介,而達終點——「安百姓」。如何從「安己」達於「安百姓」?君子治國理民非以法律制裁人,非以制度約束人,非以理說教人,而是「修己以敬」,養成君子人格、聖人風範,以其人格、風範感化、熏染人。所以上者無需多行,只需修德於己,社會就能達於上和下諧。《論語?顏淵》也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這表明只要在上者修德於己、德行高尚,在下者自能遠恥格非、從善如流。所以君子為政無別,只是修己以修人,正己以正人。在此孔子將治國理民的政治理想建基於上者的一己之德,上者的一己之德是治理天下的根本。

總而言之,孔子以「無為而治」治國理民,而養民是「無為而治」的出發點,化民是「無為而治」的途徑,民皆具德是「無為而治」的宗旨。「無為而治」的具體措施就是以利導民、以德化民,起於利,而歸於德,以利歸德,以德涵利。「無為而治」以利導民、以德化民,其雖「為」之,但乃因民之利而利之,因民之性而化之,雖為而相當於無為,故是「無為而治」。

三:「無為而治」的流行:有道之世

面對民生之多艱,道德之式微,孔子道先王之志,構「有道之世」之藍圖,以「拔亂世以歸之正」,救民於水火之中。孔子自嘆生於亂世,未逮三代之英,但心嚮往之,故其贊堯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論語·泰伯》),譽舜曰:「無為而治理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稱禹曰:「禹,吾無間然矣」(《論語·泰伯》)。在孔子的心目中,堯、舜、禹是聖王,堯、舜、禹三王之世為「有道之世」。「有道之世」的聖王們如何治理天下?無所為,而天下大治,孔子如此評價舜之治:「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舜無所為而天下大治,其奧秘何在?在「恭己」,舜在其位,非行其政,而是修其德,由此萬民自化,天下自安。孔子通過舜之例,展示了孔子的政治理念,上者在上示其德,下者在下熏其德而趨於善。天下之民熏其德,則自懷其德,自勉其行,這樣道流行於天下,無治而治,天下歸於治,「有道之世」就流行於世。

「有道之世」的實現途徑只能是「無為而治」的「德化」,而「德化」首要前提條件是有德者有其位。堯、舜、禹乃人格雋秀的聖人,故應據其王位。堯、舜、禹以其德據位,《論語·堯曰》載堯語於舜:「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又載:「舜亦以命禹」。上天何以賦予舜、禹統治天下的使命?其原因在於舜、禹有其德。堯、舜、禹有其德而有其王位,同樣堯、舜、禹也據德選賢舉能。古人也多以「任官得人」注釋「無為而治」。

有德者在其位,有其位者有其名,「有道之世」是究名責實之世。孔子在《論語·子路》云為政之首為:「必也正名乎!」,在孔子看來,「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為政》),故名實必相符,名位必相合。假如名實相混,名位相淆,則上者無安其職,下者無安其位,世必混亂,故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答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實乃強調以德安其位,從而素其位而行,則上協下順,各安其位、各就其職。究名責實是穩定之秩序,安康之社會的重要途徑。

有德者有其位,有其位者有其名。有德有位,有位有名,則德名相稱。其德其行,萬人瞻仰,天下楷模;其位其名,庶民循規蹈矩,尊名責實。子路問何為君子,孔子答:「修己以敬」,子路又問:「如斯而已乎?」孔子曰「修己以安人」。子路接著問:「如斯而已乎?」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論語·憲問》)孔子在此以「堯、舜其猶病諸」喻君子的終結境界。「天子以至於庶人亦以修身為本」,君子有道德自覺性,故以敬修己,循道而行,自我覺成;庶人無道德自覺性,自我無法覺成,其所覺成,猶待君子「覺」之、「安」之。總而言之,有德者有其位、其名,自然行其德,布其恩,宣其澤,從而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上者社會不治而安,不理而寧,天下歸仁。孔子一生追求的是「道」流行於世的有道之世。君師合一、政育合一、治教合一,堯、舜、禹德位相埒,「禮樂征伐」出其身,天下無議。其非「有道之世」,而孰是?

孔子「無為而治」思想雖是二千多年前的思想,但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如對於「以德治國」的治國方略,對於「和諧社會」的建構都有重要的借鑒作用、啟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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