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屠殺與南京暴行的研究：範式轉變與比較啟示

　　【原文出處】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 　　【原刊期號】20103 　　【原刊頁號】83～93 　　【分 類 號】K4 　　【分 類 名】中國現代史 　　【英文標題】Holocaust Historiography and Nanjing Atrocity: Paradigm Shift and New Perspective 　　【作 者】尼爾·格雷戈爾/楊夏鳴 　　【作者簡介】[英]尼爾·格雷戈爾，英國南安普敦大學人文學院（Highfield Southampton SO17 1BF U. K）；楊夏鳴，江蘇省行政學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南京 210004）。 　　【關 鍵 詞】納粹屠殺/南京暴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意識形態/殖民經歷/比較研究 　　相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侵華日軍南京暴行，納粹屠殺的研究成果更為豐富、多樣和體系化，研究範式經歷了從「極權主義」到「結構主義」，再到「魅力權威」的轉變。這一轉變將加害者從希特勒及納粹領導層擴展到整個德國社會，進而產生了顛覆性的結果，即第三帝國的犯罪不僅是大規模受害者意義上的「大」，而且還在於參與者的多；這一轉變還揭示納粹屠殺的受害者不僅僅是猶太人，還包括境內外大量的非猶太人。這一事實表明除了反猶主義外，第三帝國的系列意識形態信條，如民族主義、殖民主義等構造了眾多德國人願意參與納粹犯罪的條件。民族主義的心態和認同導致了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間共有的人性感的降低，進而導致後者的道德標準的喪失；殖民活動與種族上的「他者」的出現使優越感和輕蔑的態度盛行，這些心態提供了納粹屠殺和南京暴行比較研究的重要起點，而殖民地經歷及暴力制度文化則是比較研究的重要內容。 　　一　　直到1980年代末，在第三帝國這一宏大的歷史題材中，納粹大屠殺一直處於相對次要的地位，這一現象現在看起來是難以想像的。自那以後，有關納粹大屠殺的研究已呈現出爆炸式的發展。與此同時，隨著歷史學家將越來越多的精力用於納粹屠殺的起源、發展、影響及後果的研究，其他專業的研究者也越來越多地參與其中，提出他們的研究觀點和視角，這使得相關的研究成果更加豐富和龐大。除了傳統的被稱為「歷史」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框架的成果外，也有了專業涵蓋多樣，並得到各方承認的研究佳作，它們涉及了文學、電影、社會學、法學和考古學等諸多學科。如就納粹屠殺的記憶研究這一相關的問題領域而言，很難說它獨屬哪一個專業。在如此眾多的學科語境中研究「納粹大屠殺」，探討它的學術網路是如此的寬泛和多樣，相關成果是如此眾多，沒有一個學者能夠自信地進行完整的概述或全面地參與其討論的各個方面。　　相關學術作品的擴散與傳播是在一個更廣泛的變化的背景下發生的，即在西方世界的大部，有關納粹大屠殺的記憶重現逐步佔據了文化意識的中心。諸如《辛德勒名單》、《鋼琴師》或《生死閱讀》的電影吸引了眾多的觀眾，並在學術界之外激起了廣泛的辯論。相關的展覽和紀念成為歐洲及美國博物館業的一大特徵。那些與納粹屠殺有直接和間接關係的國家紛紛建立受害者紀念館——從小的、不起眼的、一個小村莊受迫害、遭驅逐的猶太人紀念館到宏大的、由國家贊助的、紀念全歐猶太人受害者的紀念館。與此同時，無處不在或易於接近的紀念場所，如對前納粹集中營的展示和有組織的參觀訪問，特別是越來越重的商業氣息導致一些人警告出現「大屠殺旅遊」的危險，擔心這樣的活動會取代對過去犯罪和苦難的反思。　　此外，從對強迫勞工賠償的辯論或德國正規軍隊參與對猶太人的集體屠殺的討論，到伊朗總統稱納粹屠殺為「神話」，似乎每年都有由大屠殺遺產所引起的國際事件，而且納粹屠殺似乎成為評判其他的反人類罪的無可爭議的準繩。對許多歷史學家、活動分子和其他時事評論員而言，納粹屠殺的獨一無二性是不言自明的，本質上，其他的種族屠殺或殖民屠殺與其不可相提並論；然而，對另一些人來說，上述理解並非源自學術觀點或長時間的比較研究，更多的是來自於感性認知。在這樣的氛圍中，大眾文化遮蔽了對納粹大屠殺的學術理解，換言之，所謂的納粹屠殺的獨特性本身就是「納粹屠殺虔誠」文化的一種表達，反過來，類似的斷言又強化了這一文化，而不是通過學術研究來展示其內涵。　　實際上，儘管看起來有些自相矛盾，但正是此種文化傾向強化了一些人對所謂的納粹屠殺獨特性的堅持，同時，又加劇了另外一些人對存在的其他種族屠殺和暴行的敏感性。例如，過去20年對亞美尼亞種族屠殺的研究①，對19、20世紀之交歐洲殖民列強在非洲犯下的各種屠殺罪行的研究②，以及近10年來對南京大屠殺的關注③。但總的來說，迄今為止這些屠殺和暴行往往被忽視或是被邊緣化。　　毫無疑問，儘管這些研究興起的部分原因是20世紀末再次出現驅逐、屠殺和種族滅絕的案例——前南斯拉夫和盧安達是最明顯的例子——但是對其他種族屠殺的學術興趣的出現與納粹屠殺研究本身的迅速擴張並非完全是巧合。越來越多的其他暴行的研究成果④ 為比較研究提供了機會，反過來，這對納粹屠殺的學術理解又是非常有益的。　　本文通過對1945年以來的有關納粹屠殺的學術性歷史研究的綜述，強調在此過程中出現的一些開啟新視角的研究範式以及以南京大屠殺為參照物的比較研究的路徑，並希望對不斷增加的比較研究做出一點微薄的貢獻。文章的第二部分概述了納粹屠殺的歷史研究中出現的一些突破性的進展，展示了該研究路徑的出現增加了富有成效的比較研究的可能性。第三部分根據納粹屠殺歷史研究演變的啟示，嘗試勾勒出進一步研究南京大屠殺的一些可能的視角與方向。這樣做的目的是希望這兩個研究領域的專家進一步的對話，而在此之前，由於語言上的障礙及其他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這些研究是在彼此孤立地發展。　　二　　第一種解釋第三帝國和納粹大屠殺的研究範式是「極權主義」，它在法西斯主義時代就已出現。⑤ 戰後，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應用這一範式強化了第三帝國的這一形象，實際上，納粹政權的宣傳也促進了這一形象——強有力、高度集中和有著一個無所不能的獨裁者的全能國家。這一範式同時也被用來解釋蘇聯，並暗示兩者之間存在種屬關係，是西方自由民主的孿生敵人。這一範式假設第三帝國權力的運作是自上而下的，命令的發布完全是基於政權領導層的意識形態，並由國家的行政組織付諸實施。該假設的關鍵是存在廣泛的恐怖機構，它們控制著絕大部分德國人，並預防任何有意義的反抗。其具體形象的體現就是臭名昭著的集中營。在此研究範式中，絕大多數德國民眾被認為是納粹政體的被動受害者，或者是無辜的旁觀者。　　在早期敘述第三帝國歷史的文本中（絕大部分相當膚淺，很少涉及納粹大屠殺），大屠殺罪行的責任被歸咎於納粹政權上層的一小撮組織者——希特勒、希姆萊、海德里希及其他納粹精英及納粹黨衛軍內的一小撮罪犯，他們應該為集中營和死亡工廠的罪行承擔全部責任。如此敘述的辯解功能是不言自明的：在強調黨衛軍罪犯獸性品質的同時，也突顯他們與普通、「體面」、文明的德國人的差異。後者使自己相信，他們對第三帝國的罪行不負有任何責任，第三帝國的獨裁統治使得他們除了順從之外別無選擇，另外，第三帝國的絕對封閉的特徵也使他們不了解這些罪行，而這些罪行只是以他們的名義犯下的。⑥ 這代表了50年代的正統看法。　　對以此種範式來透視第三帝國的首次挑戰來自西德的年輕一代歷史學家，如漢斯·莫姆森（Hans Mommsen）和馬丁·布羅薩特（Martin Broszat），⑦ 他們在意識形態上與德國社會民主黨是盟友。他們研究範式的核心是：納粹國家是一個複雜的實體，不是一個，而是由數個權力中心組成。同時，他們認為納粹政權遠非穩固、不變，而是具有固有的不穩定特徵，隨著時間的推移，演變的進程產生了潛在的壓力，這驅使納粹政權走上了戰爭和種族屠殺之路。這一解釋出現在60年代中期，習慣上被稱為「結構主義」或是「功能主義」，有多種形式，70年代有了很大的發展，一直延續到80年代，併到達頂峰。⑧ 然而，對歷史學家理解納粹屠殺而言，在這一研究範式中，有三個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布羅薩特或莫姆森等歷史學家十分重視納粹之前的國家機構與納粹政權的互動關係。前者主要由保守的民族主義公務員佔據，後者則由激進、狂熱的納粹分子組成。他們注意到納粹黨上台時，它是通過先前的國家機構行使大部分權力，而不是通過黨衛軍的不受法律約束的恐怖組織來實現的，而且黨衛軍也是逐步崛起的。因此，他們注意到納粹的許多迫害、歧視和侵略措施是由眾多保守的機構和個人推動的，而不只是少數激進的黨衛軍犯罪分子的所作所為。相應的，歷史學家開始探討德國陸軍在推動重整軍備和擴張方面所發揮的作用。⑨ 他們考察德國司法機構在執行納粹的恐怖主義或不受法律支配的「正義」中所發揮的作用。⑩ 他們也指出了正規的文職人員在反猶太人立法方面所發揮的作用。這些研究的含意是納粹奪取政權並非依賴一夥極端分子從外部實現的，而是依賴於先前政權的保守精英與納粹黨的共識——對民主、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自由主義和對凡爾賽條約條款的憎惡。實際上自1919年起，凡爾賽條約的條款就激起了德國全境的民族主義情感。(11)　　由此產生的影響是對納粹罪行同謀者定義的擴大，人們的視線從只關注於1945年就被解散的納粹機構（如黨衛軍或納粹黨本身）轉移到許多戰後仍然存在的國家機構上，而這些機構參與了納粹的犯罪。換言之，在這一歷史研究中，出現了批判性的政治議題，即對納粹的過去和民主的今天實際上是存在著延續性的關注。然而，「結構主義」學派同時也指出由希特勒創建的新的，特別是納粹機構在第三帝國發展進程中的擴散以及這些機構與舊國家組織在各自的政府領域內為控制政策而存在的競爭。由於希特勒本能地站在更激進的納粹黨活動分子一邊，而不是黨內的民族主義同盟及政府內的合作者一邊，總的趨勢是第三帝國政權內的激進分子獲得勝利。　　其次，「結構主義」學派的另一個特徵是它的這樣一種假設，即在經過一段時間後，隨著權力落入納粹黨的激進分子手中，其對政策的影響力變得越來越大，而保守的機構，如各部的官僚機構，被邊緣化。因此，納粹政權的內部權力結構的演變與第三帝國的外交和種族政策的「累積性激進化」是存在聯繫的，這一過程將該政權推向戰爭和屠殺。(12) 最重要的是，第三帝國的領土擴張創造了殖民空間，由於沒有傳統的國家機構的存在，激進的納粹組織進入這些地區後可以不受妨礙地行動，在領土擴張和導致大屠殺的政策極端化的加速方面產生了相互強化的動力。　　再次，儘管「結構主義」學派認為隨著納粹政權的極端化，現存的政府機構及保守的在職官員被邊緣化，但並沒有探討在納粹罪行中德國社會更廣泛的共同犯罪問題。這也是值得注意的第三個問題。的確，正如《衝突中的政權和社會》一書的題目所揭示的那樣，「國家」和「社會」以衝突的狀態存在著。(13) 由於受到新出現的關注日常生活的研究方法的影響，這也是西方70年代歷史研究向社會史轉變的一個組成部分，布羅薩特等學者尋求挑戰當時仍十分強大的所謂無孔不入的「集權主義」國家的神話。他們試圖論證，人們表達不服從、持反對意見乃至對第三帝國的廣泛抵抗都存有很大的空間。在許多環境中，特別是在勞動人民和羅馬天主教的環境中，人們利用這一空間拒絕或是與納粹政權保持距離。這些學者找到許多有文件證明的個案——普通德國人表達對納粹政權的批評，對具體政策的抱怨，尋求保護不同的傳統（宗教風俗）以及不遵守既定風俗，如拒絕仿效「希特勒式的問候」等。(14)　　這一研究的目的是反擊對第三帝國時期的德國人的辯護，即德國人似乎沒有其他選擇，因此在道德層面是無罪的。然而，其效果卻極大地誇大了民間所存在的反對聲音和特立獨行的空間，原因是對資料來源的錯誤解讀。比如他們論點所依據的是納粹的監視報告，這些歷史學家在這些資料中去尋找持不同意見者，結果他們找到了。然而，在任何一份有關某一城鎮民眾情緒的監視報告中強調其中兩三件持不同意見的例子是片面的，他們忽視了其餘民眾保持沉默的意義以及反映在文件中相應的空白；他們十分願意假設由納粹監視機構挑出來的持不同意見者具有代表性，並把他們當作冰山一角。但實際情況是，這些監視報告的執筆人熱衷於發掘存在於民間的不滿，因此在描述中往往放大此類不滿。換言之，儘管在一些層面具有開拓性，但布羅薩特的《納粹時代的巴伐利亞》研究項目對德國社會在面對納粹的誘惑保持不受影響或具有的抗滲透性的程度方面提供了一個過於正面的評估。　　總體而言，到80年代中期，研究第三帝國的歷史學家分為兩個學派。第一派繼續從「極權主義」的研究範式中汲取見識和觀點，強調希特勒和納粹領導在執行納粹政策，包括對猶太人的政策方面所發揮的關鍵作用。由於他們強調納粹種族和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礎是意識形態目標，也由於他們看到納粹政策的執行實際是希特勒意圖的付諸行動，因此他們後來被稱為「意圖」學派。(15) 與此相對的是「結構主義」學派，他們傾向於更多地強調結構上的推動力，這一動力源自該政權發揮功能的特殊方式，而較少強調主要納粹黨人的作用及他們的意圖。根據後者的觀點，過分強調作為個人的希特勒，或片面強調意識形態意圖的作用都無法解釋納粹大屠殺，而屠殺是系列制度發展和政權內部壓力的產物。　　到80年代中期，這一爭論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化和相當程度的儀式化。雙方不斷地將眾所周知的觀點灌輸給對方，而彼此早已對對方的觀點充耳不聞。然而這一歷史研究的僵局最終被一批新的作品所打破，這批成果尋求利用源自馬克斯·韋伯的社會學研究成果——「魅力權威」的範式解釋第三帝國的歷史和大屠殺。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英國歷史學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他的成果《希特勒》使這一範式有了大量的讀者。其後他出版兩卷本希特勒傳獲得了標誌性的地位。(16)　　本質上，這批新的成果在兩個方面意義重大。其一，儘管承認在第三帝國內部存在多個權力中心，並承認在常常是混亂的納粹政權體系內這些中心為權力相互競爭，但克肖堅持認為希特勒權力的綜合性特徵以及其幻想般的意識形態所產生的對明確的政治目標的關注使得納粹政權具有內聚力。「結構主義」學派傾向於貶低納粹的意識形態在大屠殺方面的作用，而克肖則強調希特勒以及其意識形態的破壞作用。正如克肖及其他人所強調的那樣，納粹政權內部存在衝突以及此類衝突在使對猶太人政策激進化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很容易被誇大。畢竟，司法權與政策方面可能是有衝突的，但在由意識形態，特別是在反猶主義所決定的根本目標方面，是沒有真正的衝突的。反猶主義遠非系列模糊的議程或信仰，而是一種情感黏合劑，它將整個納粹政權聚集在一起。　　其二，克肖保留了「結構主義」學派所謂的自下而上的研究視角，認為納粹新政策是通過中下層納粹官員和激進分子「向元首靠攏」這一個進程而產生的。這一範式的邏輯是，激進的、越來越具有破壞性和嗜血成性的倡議是由精力充沛、野心勃勃且忠心耿耿的納粹分子提出的，這些人憑直覺知道希特勒想要什麼，並以「創造性地順從」的精神，爭先恐後地貫徹這些議程，他們與其說是服從命令，不如說是預計到這些命令，並根據他們本能所感到的領導人的願望行事，而來自高層的直接指導實際上是非常有限的。作為一名實用主義者，儘管希特勒偶然會控制一下恐怖和暴力，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對其手下的首創精神，他願意給予事後批准；反過來，在執行希特勒的意識形態幻想方面，他們會被激發起更為激進的行動。換言之，這個範式不是聚焦在柏林的統治精英的系列衝突，而是鼓勵我們以上層和現地之間存在一種相互強化的動力來考慮大屠殺的演進，即柏林政權定下總的基調和方向，現地的、也就是屠殺現場的政權機構創造性地行動，但知道上層是支持這些行動的。(17)　　在克肖看來，「向元首靠攏」不僅包括納粹政權體制內的中下層，而且包括通過投票支持納粹的範圍更廣的德國民眾，這實際上擴大了「自下而上」分析納粹主義的範圍，其意義是提供了一種分析框架。90年代及以後出現的眾多聚焦於多個德國社會及專業團體參與第三帝國犯罪的研究用的正是這一分析框架或研究範式。在這批後來在德國被稱為「作惡者的研究」成果中，學者關注被佔領土上的諸如士兵、警察、民事管理人員，或是「舊」帝國的醫生、護士、社會工作者和地方官員等群體，以便探討成千上萬的普通德國人如何積极參与第三帝國的謀殺犯罪及其背後的動機。(18)　　另外，隨著前東歐集團的檔案對西方學者開放，出現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它們顯示在執行屠殺犯罪的過程中，非德籍合作者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這其中包括烏克蘭人、立陶宛人以及波蘭人（當然波蘭人的情況有所不同）。這使得一些舊有的、非學術的看法不攻自破，這些觀點認為屠殺行為可以追溯到德國人天生固有的某些東西，或是可以用德國的「民族特性」來解釋。(19) 這種觀點來自於大眾文化的偏見，而非有意義的學術研究。現在已沒有一個嚴肅的學者會接受這樣的論點。　　此類研究的作用是強調了第三帝國的犯罪不僅是大規模屠殺受害者意義上的「大」，而且還在於參與者的多。大部分此類研究的重點暗示了這些兇手自願參與了美國研究第三帝國的權威羅伯特·蓋萊特利（Robert Gellately）所稱的「專制共識」的罪行。(20) 這樣，有關納粹大屠殺的最新研究成果實際上完全顛覆了戰後第一個20年的學術立場和研究範式：過去歷史學家看到的是第三帝國的少數極端分子對多數無辜民眾的暴政，而現在他們看到的卻是多數人對那些在文化上被認為與之不同的少數人的暴政，實際上，多數人正是通過對這些少數外來者和佔領之下的外國人的迫害才得以凝聚；過去歷史學家聚焦於納粹統治的強迫層面，而現在則傾向於認為這種統治是根植於共識；過去國家和社會被認為是處於「衝突」中，而現在則被認為彼此為合作者，有著共同的理想；過去歷史學家認為大多數德國人對於少數極端分子的罪行而言是消極旁觀者，而現在則認為他們是積极參与者。　　如果在過去可以爭辯說絕大多數德國人對納粹暴行一無所知，那麼這樣的觀點現在顯然已站不住腳：德國人不僅了解納粹在歐洲被佔領土上所犯下的罪行，而且在很多情況下，他們也同意此種行為。如果大屠殺的主觀故意曾經被認為限定在希特勒及其他主要納粹分子的意識形態動機的話，那麼對歐洲猶太人及數百萬其他人的屠殺現在則被描述為實現元首的「種族滅絕的想像」，而這種「想像」逐步得到數百萬德國人的認同。(21)　　三　　就納粹大屠殺研究範式轉變對南京大屠殺研究可能的啟示而言，過去20年的許多研究成果擴大了我們對誰是納粹屠殺受害者以及相關犯罪的理解。毫無疑問，猶太受害者是納粹屠殺研究所關注的中心，但是很多研究也聚焦在範圍廣泛的非猶太受害者上，他們也是由於納粹意識形態而慘遭迫害的。就那些自1933年以後在德國遭迫害和被屠殺的受害者而言，集中營的政治受害者直到最近才成為持續研究的關注對象。歷史學家尼古拉斯·瓦赫斯曼（Nikolaus Wachsmann）博士有關1939年前集中營的研究就是一例。其對第三帝國自身犯人的開拓性的研究擴大了我們在制度上和個人兩個層面對納粹恐怖的理解。(22) 其他集中營的受害者包括少數派宗教團體、同性戀者及其他形式的「社會局外人」，如「害怕工作的」或者「不正常的」因而不被第三帝國認同的「種族社團」所接受的人。(23)　　在納粹種族政策的外國和非猶太人的受害者中，主要的群體有蘇聯戰俘，其中有330萬人被納粹政權以各種方式屠殺。還有大量的強迫勞工，大約有1200萬來自歐洲佔領區的戰俘和平民被迫在惡劣的條件下，在第三帝國的田野、工廠、礦山和建築工地勞動。(24) 此類研究越來越多的與德國對東歐佔領的研究聯繫在一起，而納粹德國對東歐的佔領顯示其侵略活動根植於殖民式的野蠻征服和剝削的理念中，在實踐中這又導致了身為殖民征服對象的全體民眾的駭人聽聞的經歷，而不是過去所認為的只是其中的某些成員的體驗。　　那麼，上述研究成果對我們研究南京暴行有何啟示？比較研究顯示，這兩個事件在很多關鍵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儘管如同納粹大屠殺，南京暴行也發生在戰爭的狀況下以及發生在被佔領的背景下，但南京暴行具有殖民地的屠殺特徵而非種族滅絕的性質。其缺少希特勒《我的奮鬥》一書中所勾勒出的種族滅絕的想像以及大規模謀殺的計劃，而這使得納粹大屠殺具有了真正的種族滅絕的性質。然而，儘管這些重要的比較可能起到強調兩者之間的根本差異的作用，但是納粹大屠殺歷史研究的演變同時顯示了更具體的比較研究的可能性。因此，下面幾個問題值得研究者關注。　　首先，關於意識形態以及我們如何理解它。如果人們狹隘地理解意識形態的概念，即在某一制度鼎盛時期由政治家或領導人所表述的綱領性的意圖聲明，並由此影響著民眾的行為，那麼，顯然在日本的殖民計劃中幾乎沒有使大屠殺成為戰爭必然結果的主觀意圖。然而，如果我們廣義地理解意識形態，即將其視為系列的文化規範，或是系列廣泛存在並嵌入日常辭彙中的價值觀和信條，並被複製為在一個社會或是構成社會的群體中佔主導地位的更為廣泛存在的系列思潮，那麼將兩者進行比較研究的可能性就立刻出現。　　近年來許多有關第三帝國的研究顯示，除了納粹領導層的根深蒂固的反猶主義信條外，第三帝國的主要機構和社會的系列意識形態信念，包括民族主義、殖民主義和更為普及的種族主義構造了許多德國人願意參與納粹罪行的條件。(25) 換言之，正是對納粹屠殺中「作惡者」的研究——其關注的重點不僅在發起人，或「策劃者，而且在普通的參與者」——這一範式開啟了與南京大屠殺進行比較研究的廣闊空間。　　納粹屠殺的受害者不僅僅是猶太人的這一事實意味著歷史學家必須考慮普通德國人參與暴行的其他動機。就民族主義而言，許多研究德國對東歐佔領的學者注意到德國佔領軍的殘忍行為不僅僅來自納粹的意識形態，而是來自更古老、更傳統的對這些現在被征服的國家和民眾源自民族主義的敵意。(26) 這在德國對南斯拉夫的佔領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那裡執行大屠殺的主要人員並非來自納粹黨衛軍，而是德國的正規部隊。(27) 許多佔領軍實際上是奧地利的德國人，在1918年之前他們是奧匈帝國的臣民，他們對塞爾維亞人有著根深蒂固的成見，認為塞爾維亞人在奧匈帝國解體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們的這一態度由於德國部隊指揮官的煽動而得到進一步的強化。他們提醒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有大量的德國人在塞爾維亞被打死，並強調進行報復的必要性。特別是在德國正規軍中，對這些被佔領土的負面態度早在納粹德國出現之就已存在（至少開始於1912－1913年的巴爾幹戰爭）：所謂的易激動、背信棄義和殘忍的「巴爾幹心態」作為一種信條廣為傳播，這使得生活在那裡的居民與德國人相比成為低等文明的民族，反過來，這又允許德國人在戰爭和佔領方面應用不同的道德標準，其結果是眾所周知的。　　在許多殖民屠殺中，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民族主義的心態和認同導致了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間共有的人性感的降低，這反過來又使得加害者實施非人道的暴行時變得心安理得。毫無疑問，這一情況也適用於日本。因此，需要對日本民族主義進行更多的和系統的比較研究。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社會是如何想像中國和中國人的以及在此期間這些對中國人的描述是如何被普通日本民眾內在化的，更多相關的細節研究將增加我們對那些隨意屠殺毫無防禦能力、放下武器的士兵和平民的日本士兵的理解。(28)　　這裡特別有意思的當然是屬於日本軍隊的民族主義文化的性質。日本軍隊的各個等級是如何看待中國人的，這一「知識」是如何傳遞給普通日本士兵的？如同第三帝國時期的德國士兵那樣，日本士兵是否也每周都接受意識形態的教育？有關中國人及其他被日本殖民主義征服的民族的負面形象是否在為日本軍隊而發行的報紙或其他載體上傳播？這些細節都是未來比較研究的重要內容。與此同時，應該強調，即便是像20世紀前半葉日本這樣的軍國主義社會，軍隊及其價值觀無法脫離，或是超越整個社會，而是傾向於吸收和反映更為廣泛存在的社會心態。畢竟，相同的軍國主義價值觀當時在德國也很流行，許多德國士兵在30年代參軍前就通過學校、青年社團甚至教會而被民族主義文化所社會化。換言之，軍隊並非是向其成員傳播民族主義或軍國主義的價值觀的唯一機構。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日本民族主義的研究需要擴展到更寬泛的社會層面，而非僅僅是那些直接參与南京暴行的組織本身。　　更具體地說，納粹屠殺的土壤不僅僅是民族主義思潮，還包括更為具體的殖民文化和種族傲慢。許多相關研究聚焦於德國殖民地的出現，特別是19世紀末的殖民地，並強調，儘管與其他歐洲列強相比德國得到了相對少的殖民地，而且擁有殖民地的時間也相對短，但是殖民地的經歷以及種族上的「他者」對於德國如何看待自己及其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在方式上的轉變卻是至關重要的。(29) 儘管並非殖民地經歷的所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將德國推向殖民地暴力的方向——最明顯的是，許多德國人對非洲的感覺是強烈的異國情調及殖民地臣民總是有能力使人著迷和令人厭惡——但優越感和輕蔑的態度越來越流行。殖民的使命幾乎總是為「文明開化」之類的花言巧語所掩蓋，在這類話語中，征服帝國被描述成為被征服民族的利益而不是征服者的利益在不懈努力；德國對東方的覬覦在19世紀末變得越來越顯著，而且越來越多地與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及反猶主義（1918年後）融為一體，這又由於根深蒂固的信條，即波蘭人、俄國人及其他東歐居民為劣等民族而得到進一步的強化。所有這一切都為諸如希特勒式的更為激進的帝國模式的出現提供了土壤。它還灌輸了種族傲慢和優越感，而戰爭中涉及屠殺和其他暴行時，此類感覺又降低了許多人的道德防線。　　考慮到在20世紀初日本殖民主義的原動力，進一步比較日本人在殖民想像中的種族「他者」的位置是非常有意義的。畢竟南京大屠殺不是發生在殖民佔領的初期，而是在長期的殖民擴張背景下發生的——對台灣、朝鮮和東北的佔領是這一進程中最明顯的標誌。在日本的戰爭行為背景中，南京大屠殺的種族因素也不是唯一的：人們只需想一下數以百萬計的朝鮮人作為強制勞工不僅在朝鮮半島而且在日本佔領下的東北和日本本土，在駭人聽聞的惡劣條件下進行勞動就可以理解這一點。日本人在南京的行為受到更為複雜的心態所支配，在此種心態下，日本與其鄰國民眾的關係被以某種方式所設定，在實踐中，這種方式往往導致野蠻的結果。　　其次，如果民族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心態提供了比較研究的起點，以及解釋南京暴行的基本因素的話，那麼，殖民佔領實踐問題和事件背景則提供了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它們之間的聯繫就是殖民主義本身。這也是研究者需要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殖民主義不僅僅是對業已征服或計劃征服的其他民族和領土的系列描述，而是系列的實踐活動，這些活動涉及日本將其統治強加在「他者」身上，並往往具有殘忍的結果。如同大多數殖民主義一樣，日本的殖民主義也存在暴力行為，既有小規模，也有更大規模的，並以瞬間爆發和始終存在的文化支配和壓迫的兩種形式出現。相對於納粹德國對東歐的佔領，日本在亞洲大陸的殖民時間更長，因而，可能的影響也更深。這使得直接的比較略有困難。　　然而，殖民佔領涉及行為的習得，不僅僅牽涉個別聯隊，而且包括日本陸軍的全體。它早期的殖民地經歷積蓄了大量相關知識，其後的殖民冒險可以從中汲取所需。儘管在佔領初期或鎮壓台灣的殖民反抗時的暴行（如西來庵事件）或鎮壓朝鮮1919年3月運動時的暴行也許只能與南京暴行進行泛泛的比較，但是1929年日本對朝鮮學生遊行的暴力鎮壓以及1931年的軍事管制可能導致一種制度文化的出現，在這一制度文化中，殖民地空間範圍內潛在的混亂問題將會遇到極端提升的暴力回應。1931年日本侵佔東三省後，對東北義勇軍及東北抗日聯軍的「討伐」行動使人們能夠得到更具體的相關聯繫。考慮到反游擊戰在日本的「綏靖滿洲國」的行動中所佔的中心地位，了解在多大程度上日軍在南京屠殺脫下軍裝的中國士兵是受到對游擊戰的恐懼的影響是很有學術意義的。這裡沒有任何為日本人的行為開脫責任的意思，而是探討日本人在1937年的行為是如何受到早期殖民佔領經歷的影響，特別是在先前遭遇抵抗方面的影響。德國佔領東歐的文化中也有類似情況，在那裡「反游擊戰」成了包羅萬象的術語，它涵蓋了對真實的和想像的游擊隊的綏靖與謀殺；在那裡，所有合法與非法的軍事暴力的界線意識都被極大地侵蝕，並最終完全消失。　　還有，無論有多麼暴力，任何先前殖民地的鎮壓行動與發生在南京的暴行都不可同日而語。這就指向了殖民經歷與實踐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即戰爭對軍隊暴力的影響本身，而相關的德國對東歐佔領和納粹大屠殺的這個層面的問題已經得到廣泛的探討。(30) 毋庸置疑，戰時生命貶值，在軍事行動中，參與者的道德水準也大為降低。本來為正派、文明的人在戰時會從事一些在和平時代永遠也不會考慮做的事。從1941年起，東方戰線淪為野蠻狀態，遠遠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或二戰中其他戰區的經歷，甚至是中日戰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日戰爭爆發後的前5個多月的軍事行動——這些行動本身也是以暴行為標誌的，不過暴行的規模要小得多——是否起到了使日本軍隊的各個層面，包括指揮官對過分暴力的文化習以為常的作用。　　這些暴行發生在上海以及從上海到南京沿途發生激烈戰鬥的背景下；在遭遇了出乎意料的激烈抵抗後許多日本人的優越感遭受重挫，暴行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發生的。也許，最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不承認中日之間的軍事衝突為戰爭，而是「事變」，因而國際法有關戰俘的規定不適用於中國俘虜。(31) 這樣，日本領導層發出了一種信號，或者說創造了對日本士兵來說可以殘忍對待中國俘虜的寬鬆環境。在上述環境中，出現下面的情況也就不足為奇了：之前的無論多麼脆弱的對戰爭法規的遵守崩潰了，大屠殺——像所有其他的屠殺一樣，一旦出現，就按照自己的邏輯運行——發生了。　　再次，關於從1937年後的更廣泛的佔領活動，即特例與常態的問題。隨著研究第三帝國的歷史學家將其注意力從片面的關注主要屠殺中心（如奧斯威辛）轉向眾多的「小事件」發生地點，他們遂將納粹最臭名昭著的大規模謀殺行為置於更為廣泛的歐洲佔領史中。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評估他們所理解的納粹統治的「例外」因素和「正常」部分之間的平衡。換言之，對不同東歐佔領區及在其範圍內執行大屠殺的研究揭示，主要的大屠殺行為只是一個政權施加在整個被佔領土上的難以言表的暴力中最明顯、最駭人聽聞的部分而已。　　儘管南京暴行的確與日本所犯的其他暴行有所區別，主要是在規模和集中度方面，但是進一步研究日本對中國其他地區的佔領，特別是對相鄰省份的研究也許會對南京暴行發生的環境產生非常有意義的啟示。日本人是如何實施對中國城市、集鎮和村莊的佔領的？他們是如何實行統治的？他們是如何構想秩序、維持治安，以及是如何回應對秩序的威脅的？他們對不合作、敵對以及抵抗的行為是如何做出反應的？只有回答了上述問題我們才能夠對南京暴行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個例外瞬間，是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點和特殊系列環境的產物，抑或是對中國人實施的總的系列佔領實踐的必然產物做出完整的判斷。　　最後，本文對納粹大屠殺研究的綜述表明，一方面，歷史學家對誰是加害者從一開始的少數人，並與德國主流社會毫無關係，到現在的加害者人數眾多，他們來自德國的主流社會，而並非不具有代表性的邊緣地帶，因此，歷史學家僅將納粹大屠殺加害者的特徵描述為「野獸」、「惡魔」，是難以對這些現象加以解釋的——解釋納粹屠殺和南京暴行的主要挑戰在於這樣的事實，即它們是由人類所犯下的；另一方面，幾乎沒有歷史學家認為通過人性，或是民族性，即這個或那個民族具有殘忍傾向，來解釋大屠殺會對我們理解納粹屠殺和南京暴行產生真正的幫助。　　當代納粹大屠殺的學術研究在解釋加害者的動機時強調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心態。這一研究範式的流行顯示這個問題歸屬於文化問題，因此，人們可以臆測問題的解決方法，即防止歷史重演的途徑也是文化層面的，即存在於創建人類共有的普世義務，這裡的人類涵蓋所有，也包括我們過去的敵人。　　（作者附記：本文為2009年3月在南京大學舉行的一次相關主題的研討會而作，在此對與會者的真知灼見表示感謝。）　　注釋：　　① 參見Donald Bloxham, The Great Game of Genocide: Imperialism, Nationalism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Armeni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Dominic Schaller and Juergen Zimmerer(eds.), Late Ottoman Genocides: The Dissolu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Young Turkish Population and Extermination Policies, London: Routledge, 2009.　　② 最新的相關研究有Juergen Zimmerer, Joachim Zeller, Genocide in German South-West Africa: The Colonial War of 1904-1908 and Its Aftermath(London: The Merlin Press, 2008)。　　③ 以張純如的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Ⅱ(New York: Penguin Group, 1997)為代表。實際上，該書作者寫作目的之一就是因為與納粹大屠殺相比，西方世界對其知之甚少。　　④ 最明顯的例子為Mark Levene, Genocide in the Age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Meaning of Genocide(London: I. B. Tauris, 2005); Mark Levene, Genocide in the Age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the West and the Coming of Genocide(London: I. B. Tauris, 2005);另外還有N. M. Naimark, Fires of Hatred: Ethnic Cleansing in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Robert Gellately and Ben Kiernan(eds.), The Specter of Genocide: Mass Murde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Eric D. Weitz, A Century of Genocide: Utopias of Race and Natio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⑤ 有關該方法的概述參見Neil Gregor(ed.), Nazism: A Rea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相關更全面的討論參見Ian Kershaw, The Nazi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4th edition, London: Hodder Education, 2000)。　　⑥ Harold Marcuse提供了西德戰後納粹記憶的一個相當好的全面評述，參見Harold Marcuse, Legacies of Dachau: The Uses and Abuses of a Concentration Camp, 1933-200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東德和西德有關第三帝國記憶的比較研究，參見Jeffrey Herf, Divided Memory: The Nazi Past in the Two Germany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⑦ 參見Martin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Munich: DTV, 1969,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Martin Broszat, The Hitler State, London: Longman, 1981); Hans Mommsen, Beamtentum in Dritten Reich(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6)；反映Mommsen觀點的英語文本，參見Hans Mommsen,「National Socialism: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Walter Laqueuer(ed.), Fascism: A Reader"s Guide(Harmondsworth: Scalar Press, 1979, pp. 151-192)，或者參見最新成果Hans Mommsen,「Hitler"s Position in the Nazi System,」 in Hans Mommsen, From Weimar to Auschwitz(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p. 163-188)。　　⑧ 更多的例子參見Neil Gregor(ed.), Nazism: A Reader(pp. 146-182); Kershaw, The Nazi Dictatiorship(pp. 59-79)。　　⑨ 參見Klaus-Jürgen Müller, The Army,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Germany 1933-1945,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⑩ Lothar Gruchmann, Justiz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0: Anpassung und Unterwerfung in der ra Gürtner, Munich: Oldenbourg, 1990.　　(11) 對魏瑪共和國歷史最佳的描述，參見Hans Mommsen, The Rise and Fall of Weimar Democracy(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8)；最新的有關納粹發跡的論述，參見Richard J.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London: Allen Lane, 2003)。　　(12) 「累積性激進化」措辭最早是由Hans Mommsen在其論文「Der Nationalsozialismus: kumulative Radikalisierung und Selbstzerstrung des Regimes」中提出來的，參見Meyers, Enzyklopdisches Lexikon(Mannheim: Lexikon-Verlag, 1976)。　　(13) Martin Broszat et al(eds.), Bayern in der NS-Zeit, 6 Volumes, Munich: Oldenbourg, 1977-1983, Volume 2: Herrschaft und Gesellschaft im Konflikt(1979).　　(14) 除了《納粹時代的巴伐利亞》各卷外，參見Detlev Peukert and Jürgen Reulecke(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Beitrge zur Geschichte des Alltags unterm Nationalsozialismus(Wuppertal: Peter Hammer Verlag, 1986)。　　(15) 其他對該著作的全面評述和批評，參見Tim Mason,「Intention and Explanation: A Current Controversy abo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ional Socialism,」 reprinted in: Tim Mason, Nazism, Fasc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12-230)。　　(16) Ian Kershaw, Hitler, London: Longman, 1991; Ian Kershaw, Hitler: Hubris, London: Allen Lane, 1998; Ian Kershaw, Hitler: Nemesis, London: Allen Lane, 2000.　　(17) 以這一範式對納粹大屠殺進行地區性研究的很好的例子，參見Dieter Pohl, Nationalsozialistische Judenverfolgung in Ostgalizien 1941-1944: Organisation and Durchführung eines staatlichen Massenverbrechens(Munich: Oldenbourg, 1996) and Christian Gerlach, Kalkulierte Mord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s-und Vernichtungspolitik in Weiβruβland 1941 bis 1944(Hamburg: Hamburger Edition, 1999)；相關的英語論文，參見Ulrich Herbert(ed.), National Socialist Extermination Policies: Contemporary German Perspectives and Controversies(Oxford: Berghahn Books, 1999)。　　(18) 在一篇更詳細的論文中，Neil Gregor總結了最新的相關研究，參見Nell Gregor,「Nazism-A Political Religion? Rethinking the Voluntarism Turn,」 in Neil Gregor(ed.), Nazism, War and Genocide: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Exeter: Exeter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21)。對最新的研究，Gerhard Paul提供了極好的綜述，參見Gerhard Paul(ed.), Die Tter der Shoah: Fanatische Nationalsozialisten oder ganz normale Deutsche?(Gttingen: Wallstein Verlag, 2002)另外參見Wolf Kaiser(ed.), Tter im Vernichtungskrieg: Der berfall auf die Sowjetunion und der Vlkermord an den Juden(Berlin: Propylaen, 2002)。　　(19) 參見Andrew Ezergailis, The Holocaust in Latvia, 1941-1944,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1996; Martin Dean, Collaboration in the Holocaust: Crimes of the Local Police in Belorussia and Ukraine 1941-1944,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9; Radu Ioanid, The Holocaust in Rumania, Chicago: Ivan R. Dee Inc., 1999; Vincas Bartusevicius, Joachim Tauber and Wolfram Wette(eds.), Holocaust in Litauen: Krieg, Judenmorde und Kollaboration im Jahre 1941, Cologne: Bhlau, 2003.　　(20) Robert Gellately, Backing Hitler: Consent and Coercion in Nazi German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1) Omer Bartov, Germany"s War and the Holocaust: Disputed Histo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96-97.　　(22) Nikolans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Legal Terror in Nazi German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3) Robert Gellately and Nathan Stoltzfus對這一問題有一個非常好的介紹。參見Robert Gellately and Nathan Stoltzfus(eds,), Social Outsiders in Nazi German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24) 有關蘇聯戰俘的經典研究，參見Christian Streit, Keine Kameraden: Die Wehrmacht und die Sowjetischen Kriegsgefangenen(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78);有關強迫勞工，參見Ulrich 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Enforced Foreign Labor in Germany under the Third Reich(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該書最初是以德語出版的，參見Ulrich Herbert, Fremdarbeiter: Politik und Praxis des「Auslnder-einsatzes」 in der Kriegswirtschaft des Dritten Reiches(Bonn: Verlag J. H. W. Dietz Nachf., 1985)。　　(25) 有關的歷史研究的細節，參見Gregor, Nazism: A Political Religion? pp. 16-17.　　(26) 有關本論點的最新闡述，參見Elizabeth Harvey, Women and the Nazi East: Agents and Witnesses of Germanisati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7) Walter Manoschek, Serbien ist Judenfrei: Militrische Besatzungspolitik und Judenvernichtung in Serbien, 1941/42, Munich: Oldenbourg, 1993.　　(28) 儘管有關日本民族主義與南京大屠殺之間的關係尚缺少系統的研究，但一般認為，日本的民族主義，或者說對中國人的藐視是大屠殺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一點在日本老兵的日記中也得到廣泛印證（參見楊夏鳴：《南京暴行：日軍行為背後的制度安排》，《江海學刊》2007年第6期，第152頁）。　　(29) 參見Susanne Zantop, Colonial Fantasies: Conquest, Family and Nation in Precolonial Germany, 1770-1870,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Sara Friedrichsmeyer, Sara Lennox, Susanne Zantop(eds.), The Imperialist Imagination: German Colonialism and Its Legac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Geoff Eley and James Retallack(eds.), Wilhelminism and Its Legacies: German Modernity, Imperialism and the Meanings of Reform, 1890-1930,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3; Michael Perraudin and Juergen Zimmerer(eds.), German Coloni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2009.　　(30) 就德國的實例而言，探討這一問題的研究仍然是Omer Bartov的專著。參見Omer Bartov, The Eastern Front 1941-1945: German Troops and the Barbarisation of Warfar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and Hitler"s Army: Soldiers, Nazis and War in the Third Reich(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31) 當被問道，「事實上，中國事變是一場戰爭，難道不是嗎」時，武藤章回答：「實際上是，但日本政府將此看作為一次事件。」問：「所以，1939年，當你任軍務局長時，不把中國俘虜當作戰俘對待？」他回答：「是的。」（參見楊夏鳴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東京審判》，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