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崛起的問題
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融合
回到中國的歷史,我們曾經有過列國體制,西周敗亡以後,王綱解體,此後春秋戰國兩個時期,都是列國體制。春秋的數十個國家,其中「五霸」都是以大國的身份,各自主宰當時。戰國只有十
個國家左右,「七雄」輪流坐莊,彼此爭鬥,最後秦國統一天下。春秋戰國兩個漫長的時期,強國的出現,都有各自具備的條件。例如,戰國時代的齊國,具有漁鹽之利,是當時最富的國家。但逐漸其它資源,例如,銅鐵和馬匹,都是戰爭所必具,於是,佔有這些資源的國家也一個又一個地進入霸權的爭奪。戰國終了時,鑄銅、煉鐵、冶鋼都變為重要的工業,也決定了那些國家的盛衰興亡。「戰國七雄」都不斷地改革自己的內政,也以不同的制度組織自己的軍隊。他們彼此學習,到了最後,都發展成具有強大武力的官僚國家,奠定了秦漢帝國的基礎。當時整個的形勢,是後來者居上,前面一個霸權衰了,在衰亡的過程中,就讓後面的霸權有了發展的機會,終於起而代之。在孟子時代,大家已經有一個認識,天下必須定於「一」,至於誰是那個「一」,則正是列國爭奪的主要目標。
春秋戰國爭鬥的時代,也是融合的時代。東方齊國的陰陽觀念、魯國的儒家思想和生產制度,融合了三晉的管理哲學,又與楚國道家哲學互動,逐漸構成了綜合的中國思想系統。各個國家的資源互相流通,發展了一個全國的經濟網。在交通路線上,有許多大型的城市,城市生活與城市居民成為發展文化的重要場合。甚至於國家的組織,也因為互相學習,發展成類似的文官制度。因此,這個衝突的時代,卻也是交流與融合的時代。
秦國依仗武力,統一天下,他的管理方式非常嚴格。從今天考古數據看來,秦國的地方官吏,很多就是秦國軍隊的軍官在他們征服的地點,擔任地方首長。秦制車同軌、書同文,是要以整齊劃一的制度,將全中國放在一個文化體系之下。這一個專制集權的朝代,並沒有維持很久。接下去的漢代,在許多制度上繼承了秦制,可是因為新朝代的統治階層,本身都來自於民間,也來自各方,卻並沒有以一個制度凌駕全國。
漢初一百多年,其實繼續進行的是戰國時代的文化融合過程。我們甚至可以說,整個漢代,是中國文化體系全盤發展的時期。戰國到漢初,《呂氏春秋》、《淮南子》都嘗試建構包羅萬象的宇宙論。武帝時代,董仲舒糅合先秦各種思想,組織為天人、內外彼此感應的宏觀思想體系。這一個時代,不僅是一個朝代,也是一個文化體系擴張和深化的時期。有了如此寬廣宏大的氣概,中國遂能不斷吸納佛家、中亞啟示性信仰,以至近世的西潮,蔚為博大而複雜的中華文化。從漢代以後,中國的朝代,基本上都沒有脫離漢代規模,中國帝國不是秦式的、而是漢式的天下國家。其中的構成成分,有不同的族群和文化,而各地和中央的關係,也不完全是政治上的統屬,更多的是文化的涵化。在天下國家之內,有核心與外圍,各地、各族群彼此關係,有不同的型態,也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權。其理想的境界,乃是近悅遠來,來者不拒。漢代發展的察舉制度,將地方人才不斷地吸收,進入中央,同時,來自地方的官員,將地方的信息,不斷地帶入中央。這一個信息回饋系統,是天下國家可以不仗武力,而保持大國眾民的原因。
泛希臘時代的文化融合
我們看看西方的歷史。希臘半島上城邦的競爭,也有若干「大國」,成為霸主,而最後統一希臘的卻是希臘最邊陲的馬其頓。亞歷山大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希臘帝國,西方到地中海的東岸和北非,東方到今天的中東地帶,往南幾乎進入印度。在希臘各邦競爭的時代,大國的崛起也和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五霸」、「七雄」一樣,有興有亡、有盛有衰。從表面上看來,亞歷山大的統一是完全武力達成。但是,亞歷山大英年早逝,他死後卻開啟了泛希臘文化(Hellenicperiod)的時代。雖然帝國崩解為若干大國,希臘文化的影響,卻是瀰漫各處,將地中海的大部分周邊地區和埃及兩河的中東地區,都籠罩在一個希臘文化的基礎上。這一個時期,也是文化交流與融合時代。亞歷山大自己曾經致力於融合各個族群和地區,他將波斯軍隊納入希臘的軍隊組織之中,他鼓勵希臘人和當地族群通婚。在一個龐大的經濟交換網下,這一個大地區內出現了許多城市,城市中的居民與其它城市之間的交流,是希臘文化遍及各處的重要因素。他獎勵學術,在今天尼羅河河口的亞歷山大城,有一個當時最大的圖書館,將希臘世界的知識匯聚在一起。泛希臘文化時代,在歷史上有其意義;許多重要的史學家,例如,WilliamTarn、MichealRostovtsev、AmaldoMamigliano、PeterGreen等,都指出泛希臘時代文化融合的現象。
大致說來,他們都指出經濟交流、城市出現,具備了文化交流的條件。於是,若干不同文化的價值觀念,彼此衝擊,互相影響,形成這一廣大地區的文化發展共有的特色。在這一環境中,希臘哲人的智慧,尤其是主張言行謹飭節制的Stoicism(斯多葛學派)的觀念,加上中亞啟示宗教與救贖觀念,改變了猶太部落神與選民的密切關係,而轉化為後來基督教關懷萬民的普世信仰,成為後世西方思想的主要成分。我們可以說,泛希臘時代在西方文化上的地位,和漢代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有極大的相似處:在大帝國秩序內,將許多地方新的文化,逐漸融織成一個龐大的文化體系。
中國的崛起應理解為重組了一套融合東西的政經組織
在二十一世紀,世界經過西方文化幾百年的擴張和深化,經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全世界基本上都籠罩在一個同構型的世界經濟網和文化體系之內。今日全球化的現象,亦是大家共同理解的歷史過程。在走到全球化以前,西方列強此起彼落,各自稱雄一時。今天卻是西方以外的一些大國,譬如,中國、印度,甚至於巴西,都在經濟上具有引人注目的實力。中東地區的擾攘,確實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也因此引起一些人擔憂,例如亨廷頓和福山等人的文化衝突論,擔心世界有更多的衝突。中國的崛起,也引起許多西方人士的擔憂,生怕中國取得大國地位後,會走向大帝國的方向。假如我們以上述漢代和泛希臘時代的例子來看,列國爭雄之後融合的時期,不一定是秦帝國和波斯帝國的型態,更可能是一個融合的時期。近代歷史上,國際間的融合,已經有國聯和聯合國兩次的嘗試,這兩次實驗的結果,都不能算是十分滿意,聯合國將來會走向什麼方向,還有待大家的努力。同時,區域性的組織,例如歐盟,也開啟了另外一個新的方向,也就是在列國體制之下,經過協商,有大地區的區域性組織,解決彼此的紛爭,促進彼此的合作幫助。最近二十年來,經濟上的全球化,世界經濟體系呼之欲出,網路文化也將知識和文化產物,迅速地傳播各處,以至於今天各地的大學,學生學習和學者研究的項目,都逐漸趨於一致,這些條件,是當年漢代和泛希臘時代,並未具備的。將來世界定於一,不必是定於政治上的統一,而是文化上的高度融合。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崛起,不應當意味著,有一個新的霸權出現,壓倒其它的霸權,獨擅勝場。而應該理解為,東亞文明的一個重要部分,經過百餘年來,吸收西方文明後,自己重組了一套西和東融合的政經組織。印度的興起,也可以作如此觀。世界文化融合的過程,正在繼續進行,將來不是一個單向的西化,而是東亞、南亞,加上未來終究會整合成功的西亞文明,都將融合在一起。在未來的世界文化中,區域性的特色還是存在,可是大的項目,譬如說,科技文明下的新生產方式,和城市文化所逐漸代替了的各地方的農村文化,將全世界籠罩在一個城市網路下面。這些特點之外,在人類的價值觀方面,也必然有些新的發展。西和東不再是永遠對立,而是糾纏融合,構成多元而互相包容的價值體系。中國的崛起,就不再是一個政治和軍事強國的出現,而應當是,在世界共同文明體系中,東方體系也成為一個重要的選項。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崛起不再是對世界的威力。
這一個偉大的志業,不是任何政權單憑政治方式可以做到,卻是需要所有地區的中國人,尤其中國的知識分子,共同投入的大事業。香港是一個特殊的地方,從1842年開始,就是東方和西方相遇的地方;在這裡,中國接受西方影響,是在屈辱下開始的。這一百多年來,香港是西方文化輸入中國的窗口;一百年前,孫中山的革命就在港澳開始。今後,香港不再是在屈辱之下,而是以其特殊的地位,繼續幫助中國,深度地吸收西方文明的長處,也不斷地重新估定和闡釋中國文化的特色,以備西方咀嚼與吸收。
(本文為許倬雲先生在香港大學所做的演講)
● 許倬雲口述陳珮馨陳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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