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會的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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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魯霞　　通常認為,「自由、平等、博愛」是法國大革命的旗幟,但托克維爾更為關注的是平等。平等,是托克維爾思想的軸心,是他觀察、分析法國社會的視角——法國社會正是自大革命後由身份不平等的貴族社會進入了身份平等的民主社會。貴族出身的托克維爾超拔遠矚之處在於,不僅感受到民主社會來臨的必然,而且預見了平等之後將會出現的現代性之痛,以及解痛的思路、方案。思想無疆,天才總是跑得太快——這是上世紀五十年代西方重新發現托克維爾並感嘆其價值的原因所在。由於現代化步伐的遲滯,我們接觸、重視托克維爾的著述要更晚,但也適逢其時,因為我們也正開始經受現代性之困。　　以身份平等為標誌的民主社會的到來,對社會方方面面的影響微妙而深遠,即使生活及藝術品味也未能「倖免」。托克維爾認為,身份平等之後,由於大眾的廣泛參與,精英藝術被大眾藝術所替代,高雅、深刻成為稀缺,平庸、膚淺充斥視野,民主社會大批量複製出來的石膏像實在無法與此前精雕細琢的青銅像相媲美,兩相比較,宛如贗品與真跡。所以出現這種局面,除了身份拉平、大眾的參與、市場的導向以外,托克維爾認為,關鍵還是人們的心態發生了變化:「每個人都在積極活動:有的是希望掌權,有的是希望致富。在這種熙熙攘攘、利害衝突頻仍、人們不斷追求財富的環境下,哪裡有必要的安靜供人們進行深刻構思呢?」　　對平庸乃至低俗品味的抱怨,非獨托克維爾,與其大致同時期的英國著名文人約翰·羅斯金(1819—1900)也對其時剛剛興起的大眾旅遊頗有微詞。在羅斯金眼中,旅遊原本應是少數人踽踽而行的文化巡禮,而非成群結隊急行軍似的到此一游。1843年,羅斯金因《現代畫家》一書而成名,並成為英國維多利亞時代藝術趣味的代言人,此書及其以後的多部著作,都是羅斯金文化旅遊的產物。同樣,若說《論美國的民主》是托克維爾美國文化之旅的結晶,絲毫也不為過。托克維爾的美國之旅,有著明確的學術目的,且經過精心安排,在欣賞美國自然和人文風光的同時,他近乎每天都要記下自己的所見所思,雖文字長短不一,有的竟類似於速記,至今讀來依舊妙趣橫生、耐人尋味。　　美國新人文主義領袖歐文·白璧德(1865-1933)是較托克維爾與羅斯金晚些的人物。在其《文學與美國的大學》一書中記錄了這樣一個場景:二十世紀初年的一個星期天晚上,白璧德經過新英格蘭一鄉間農舍,見全家人正在燈光下閱讀著「低級的」雜誌,白璧德不禁唏噓,因為僅在數年前,那樣的家庭在星期天讀的還是《聖經》呢。白璧德在書中還提到一位窮人,因為發現了個富礦一夜暴富,念及妻子在困苦時曾嚮往一架鋼琴,於是他建了一座城堡,在許多房子里都擺上了鋼琴。如此暴發戶般的品味,當然是曾經的貴族的笑談和不齒。　　身份平等是政治權利的平等,而非生活或藝術品味的一致。「五四」時期,曾有過貴族文學與平民文學的討論,贊成「詩是貴族的」周作人認為,「趣味不會平等,藝術不能統一」,「文藝當以平民的精神為基調,再加以貴族的洗禮,這才能夠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學」,此即所謂的「平民的貴族化」。　　在令人分心和靈魂片刻不得安寧的社會,文化的危機其實是生命、精神的危機,品味不過表象,品性才是根本。托克維爾等人在譏諷品味平庸和低俗的同時,更看重的還是品性。說詩是貴族的,不是指詩人物質生活上的特權和優越,而是精神的超越,或品行的出眾和優勝。恰恰在身份平等以後,為所欲為的個人主義和不擇手段的工具理性無時不對此精神構成威脅,托克維爾等人正是因此而深懷憂慮。　　白璧德承襲了托克維爾的思想,嘗試著對貴族社會與民主社會——兩者或可看做質量與數量的關係——進行調和。白璧德認為,「龐大的數量必須與質量相協調,否則我們將會無助地在自己積累的財富和權力中匍匐爬行,最好的情形也不過是無意義地將財富積累得越來越多而已」。白璧德所言之質量,就是一種精神或品性。他所倡導的新人文主義反對崇新抑舊之庸俗進化論,主張以個體的「內在制約」平衡無限制的外在擴張,以精神法則對抗肢體法則,把「是什麼」而不是「有什麼」作為人生之目的。此種關注個體完善的理論散發著濃重的貴族精神,也不乏中國古代的君子之風。白璧德也確實鍾情於古老的東方文化,他認為,東西方的傳統文化多有契合之處,亞里士多德和耶穌正如東方的孔子和釋迦牟尼。白璧德對東方傳統文化有著極深的造詣,在哈佛任教時,梅光迪、吳宓、胡先驌、梁實秋等一批中國學生受其親炙,可謂學衡派之師祖。　　精英主義立場總是難免反平等主義的意味,其實他們中的許多人所反對的還是品性的褪色。托克維爾談論的是平等,內心關注的還是自由。美好事物的不可得兼,是人類社會永遠之困境。平等之後如何捍衛生命的高貴和自由,至今未曾有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有些道理,東西方的聖賢也許早已道破,我們缺乏的只是傾心踐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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